职务消费货币化与反腐败机制的建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货币论文,职务论文,机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职务消费货币化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1、职务消费引发的危机。所谓“职务消费”就是由职务引发的消费，这是由职务的需要引起的，比如公务接待请客吃饭、公务用车、公务电话尤其是公用移动电话消费等。长期以来，我国的职务消费一直由各级财政大包大揽，巨大的物质利益，驱使一些地区、部门和行业打歪主意，搞利益部门化、权力个人化，导致“吃拿卡要”盛行，部门、行业不正之风纠而复生。在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政府组织，职务消费已占其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有的地方仅公车消费就占其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基层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筹集资金保职务消费，保职能运行，根本没有财力进行地方建设。根据有关专家统计，中国是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我国的职务消费已分别占到全部财政收入和支出比例的10%和35%以上，职务消费开支每年高达数千亿元。既损害了党和政府权威与形象，也引发了超报话费、频换手机等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可以说职务消费问题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2、解决危机的办法就是“职务消费货币化”。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职务消费即行政成本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法取消的，它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等干部职工在政务、商务活动中必要的费用支出。规范的职务消费，是保证各项工作顺利推进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我们只能在如何分配这部分消费资金上做文章，如何做到公平、公正、合法、合理，要做到以最低的行政成本获得最高的行政效率。其次，经过多年的探讨和借鉴国外经验，解决的办法，只有职务消费货币化，要么按消费的项目定额包干给部门或单位使用，要么算总账包干到个人年薪之中。
二、职务消费货币化与反腐败机制的建立
1、职务消费货币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在对不同职位的人做出薪金划分标准的同时，本身就已经考虑到了其职务消费的需求，如果定义不十分准确周全，极易使贪赃枉法者找到合理的借口，将原本不合法的行为变成了合法，反而助长歪风邪气，形成腐败的温床。如有的领导干部会认为，反正已划分了个人职务消费项目，定出了消费标准，那么，有些本来可以不花的“公款”，现在不花白不花，于是就会千方百计地把本可以省下的某些资金用足用光，造成浪费。还有的领导干部做每一件事情、布置每一项工作都要计算个人“投入成本”，看看是否值得“投入”或者必须“投入”，因而对那些不影响个人升迁、缺乏硬性考核的工作，诸如下基层调研、到一线指导工作等，就会尽可能地减少“投入”甚至是免于“投入”，更多地选择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遥控指挥，从而拉远了领导干部与基层干群的距离等等。
2、关键是要建立反腐败机制。将职务消费和物质待遇货币化，是改革的大趋势。胡锦涛总书记近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采取坚决措施，解决公款吃喝风等方面的突出问题。今年2月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提出，要“积极探索用改革的办法解决领导干部职务消费中存在的问题”。这为我们解决“职务消费问题”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除了对我们的领导干部加强思想作风教育外，问题的关键是必须尽快建立反腐败机制及完善相关配套措施。
(1)进一步精简机构和公务人员，降低职务消费基数。尽管已经进行了5次机构改革，但政府人员膨胀的问题仍然存在，我国部门的领导干部与下属人员的比例是1:0.84，高于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大多数国家。从“六五”到“九五”计划期间，我国行政管理费占全国财政支出的比例从7.85%逐步涨到15.66%。因此，应根据最近颁布的《行政许可法》等法律法规，对现有行政机构进行一次再清理，对那些行政职能明显弱化或基本可以由市场机制进行调节的部门或行业，其行政主管部门要坚决取消，根据国家对每个部门颁布的职责确定每个部门多少个岗位，每个岗位规定多少个人员，每个人员多少岗位工资和各项补贴，从而尽量减少参与职务消费的人员。
(2)实行严格的部门预算，强化、细化预算约束，控制职务消费总量。长期以来，我国的财政预算粗放而且缺乏约束，这应该说是我国职务消费问题的经济根源。严格的部门预算应该是通过科学的调查手段，测算各个岗位在完成正常的公务活动过程中的消费支出。这个调查测算过程，就是一个规范过程，即承认合理的，取消不合理的，同时，对“合理”的支出，又根据本单位的实际承受能力和科学的用度，确定一定的范围。这样一来，各种假职务消费之名，行中饱私囊之实的混乱局面就得以清理和控制。另一方面，对各种福利待遇进行核算清理，确定福利待遇的货币支出，这一核算清理，同样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新的漏洞。目前，我国正在推行部门预算，预算编制方法从基数预算法到零基预算法和绩效预算法；预算编制的范围从预算内经费到部门和单位的所有收支的综合预算；预算编制的内容从按类款项编制预算到按部门和单位编制预算。这标志着我国的预算编制在走向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3)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职务消费的约束机制，让公务人员“不敢腐败”。目前在立法方面，对公职人员职务消费虽有规定，但零星、陈旧、空白点多。有的规定很多，但只是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没有约束力。如最普遍的公款吃喝问题，很多党和政府、部门的文件都有规定，但没有起到制约作用。纪检、监察、审计等监督部门囿于体制、法制等方面的原因，看得见，不好管，无法管。建立和完善法规，首先是完善相关法律，填补法律空白，如《国家官员道德行为法典》，《政务公开法》、《国家公务员待遇和职务消费法》等；其次是将原则性规定变为明确的法律条文，不能给腐败分子以可乘之机，让他们“不敢越雷池一步”。
(4)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公务人员后顾之忧，让公务人员“不想腐败”。现在很多腐败行为发生在公务人员或领导干部退休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公务人员后顾之忧没有彻底解决。这也说明了做官与退休后的反差太大，心里难以平衡。如何消除这个反差，就是在控制在职时的灰色收入的同时，提高退休后的待遇和福利，完善公务员社会保障体系。
(5)强化新闻监督，形成公开、透明的职务消费外部环境，让公务人员感到“不能腐败”。在西方国家，新闻监督可以说无孔不入，尤其对政府官员和明星人物，除了法律规定的个人隐私以外，他们的所作所为均在新闻的监督之下，一切都暴露在老百姓的眼皮底下，这样的监督比我们的纪检、监察、审计监督更直接、更严厉，因为一旦暴光，新闻监督就转化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就必须依法处理，给人民一个合法的、满意的答复。在这样严厉的监督之下，一旦越轨，只能是严惩不贷，轻则丢官受罚，重则入狱，真正建立起“不能腐败”的外部约束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