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从纲领性文件看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演变论文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从纲领性文件看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演变论文

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
——从纲领性文件看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演变

武振华

(河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 要: 从纲领性文件的角度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可以发现该党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875年成立到一战结束,奉行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比较接近科学社会主义;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到1954年柏林会议之前,开始由社会民主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从1954年柏林会议,特别是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以后,彻底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演变,有助于我们认清该党的本质,澄清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并从中得到若干启示与警示。

关键词: 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是西欧社会民主党普遍奉行的意识形态。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两者是有差异的。纲领是一面公开的旗帜,是党员集体意志的体现,是党“已经完成的理论发展进程的反映”[1]158。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成立至今近150年发展历程中,若以魏玛共和国成立和1954年柏林会议为界,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时期,而每个时期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纲领。透过这些纲领性文件,可以发现,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发展经历了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的转变。

一、从 1875年成立到一战结束,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比较接近科学社会主义,但不意味着与之等同

从渊源上说,“社会民主主义”一词在19世纪中期已经很流行了。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到“社会民主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1849至1850年信函中多次自称属于“社会民主主义”者。恩格斯在1878年的《<反杜林论>三版序言》、1890年的《今后怎样呢?》《1893年五一节致德国工人》、1894年11月《法德农民问题》中对它都持积极的态度。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社会民主主义是比较接近科学社会主义的,但又不等同之。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在这种语境下推进社会民主主义的。这可以从其纲领性文献中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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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名为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1891年更名为现名称(1) 这里所说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指主流派,不包括后来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也不包括二战后苏占区的“德国统一社会党”。 。其起源有人追溯到1863年5月成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也有人追溯到1869年8月成立的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笔者认为,严格说来,应该从1875年5月这两党合并时算起。因为两党合并前后,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行动纲领有着明显的不同,当然也不会作为一个整体来行动。从那时到“一战”爆发,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29次会议,通过了多个报告、两个重要纲领和若干决议。从这些文献看,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民主主义。

首先,从决议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所通过的报告和决议中,如1892年威廉·李卜克内西在柏林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社会民主党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报告》和1906年9月曼海姆代表大会所作的《关于“群众性政治罢工”的决议》,明确表述了党的意识形态。前者反复强调要“社会民主主义”不要“国家社会主义”[2]139。后者指出:“为了保证党和工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绝对必须用社会民主主义思想武装工会运动。”[2]296从当时的背景看,这里所谈的“社会民主主义”是针对俾斯麦政府的“国家社会主义”而言的,与后来卡尔·李卜克内西的社会主义思想有着明显的不同。

其次,从纲领分析,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时期通过了两个重要纲领,一是1875年的《哥达纲领》,二是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其中,《哥达纲领》被公认为拉萨尔主义、庸俗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混合物,体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早期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马克思曾给予批判。而一向被认为是基本上肃清了拉萨尔主义的《爱尔福特纲领》,也不能说与科学社会主义是同义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1)关于国家的实质,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阶级性和镇压职能是其显著特点,因而,工人阶级的首要任务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对此,《爱尔福特纲领》采取了回避态度。纲领虽然批评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统治,揭露了私有制带来的种种罪恶,但并没有批评资产阶级国家。这究竟是一种策略,还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持保留态度?若从1908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纽伦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同意预算的决议》看,似乎是一种策略表达。因为该决议指出:“只要国家还掌握在有产阶级手中,它始终是阶级统治的机关和镇压无产者人民群众的工具。”[2]309然而,若从191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耶拿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群众性罢工的决议》和1914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在国会发表的《关于军事拨款的声明》看,似乎又是一种保留意见,因为前者指出争取普选权“是无产阶级争取解放斗争的先决条件之一”[2]427,后者指出解决保卫资产阶级国家所需资金[2]429。可见,《爱尔福特纲领》无论出于何种动机,都至少说明,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不持坚定的立场。事实上,在各个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潜意识中,资产阶级国家是可以被利用的。只要工人阶级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坚持不懈斗争,就可以实现其利益,没有必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关于夺取政治权力的方式,科学社会主义认为,在阶级对立的社会,暴力革命是夺取政权的基本形式,和平夺权是特殊形式。但《爱尔福特纲领》对此没有明确表述。这不是说德国社会民主党完全放弃了暴力革命,特别在“非常法”时期,还曾有“用一切手段”夺取政权的意向,只是说它作为一种“不得已”的手段而已,况且并未付诸行动。(3)关于社会变革,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夺取政权,然后剥夺“剥夺者”,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组织社会生产。对此,《爱尔福特纲领》是认同的。纲领指出,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要“实现生产资料向全体居民所有的过渡”,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1]21。这里的问题是,“社会所有制”和我们常说的“公有制”并不完全吻合。社会所有制在西方指的是全体居民共有制。至于如何实现之,纲领也没有说明。1908年纽伦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抛弃一切迎合现存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政策”[2]310,这是否是我们通常理解的“剥夺剥夺者”呢?值得商榷。当然,《爱尔福特纲领》以解放工人为出发点,以建立社会主义为目标,以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使命,以掌握政权为首要任务,体现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二、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到 1954年柏林会议之前,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由社会民主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与科学社会主义渐行渐远

“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的出现,要比“社会民主主义”晚,“二战”期间才在一些流亡在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陆续使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早提及“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的是威廉·李卜克内西。他在1888年的《论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对国会的政治立场》一文中写道:“民主社会主义深信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3]这里的“民主社会主义”与他前面讲的“社会民主主义”是一个意思,即承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革命改造,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和计划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夺取政权的手段不以暴力革命为主,也不坚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民主社会主义”不是本文所指涉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对德国产业结构、阶级结构、民众政治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适应形势的新变化,德国社会民主党从1984年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新纲领,并在1989年柏林党代会上通过,1998年莱比锡非常党代表大会上又做了补充,称作《柏林纲领》(1998年补充)。该纲领突出的特点表现在:(1)重新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和社会学说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来源。(2)对“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做了解释,并强调三者的独立性和互补性。(3)把党定位为“左翼人民党”“改革的党”。(4)把民主社会主义建立在“民主和人权”基础上,反对社会的国家化。同时,强调“民主制国家并非目的本身,它只是塑造社会的手段”[1]95。(5)把实现人的尊严作为出发点,突出了男女平等,争取“人人都有好工作”。(6)保护生态环境,防止技术滥用,维护共同安全。(7)按照“质量优于数量的原则”发展经济,改造社会福利,实施预防性社会福利政策。(8)要求在混合经济中市场和国家“各司其职”,共同发挥作用,实行“自主竞争+国家干预”的经济运行体制。(9)促进“职工参股”、公民“共决”和人道化的劳动,建立人人平等、团结互助、协调和平的社会。

2.3 唐氏综合征风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MTHFR C677T、A1298C 及MTRR A66G按不同基因型划分为C等位基因携带者和G等位基因携带者,对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AFP、β-hCG和uE3的MOM值按照低值和高值赋值,进行唐氏筛查高风险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血清中高水平β-hCG和低水平uE3、AFP及MTHFR A1298CMTHFR C677T的多态性是唐氏综合征的高危风险因素(P<0.05),而MTRR A66G的多态性可能不是唐氏综合征发生的危险因素。见表3。

选取2017年3月~2018年5月离休老干部病房收治的老年患者84例作为研究对象,将其按照护理模式分为两组,各42例。其中,对照组男30例,女12例,年龄61~89岁,平均(73.19±3.72)岁;研究组男29例,女13例,年龄61~90岁,平均(74.05±3.11)岁。两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研究经伦理委员同意。

1953年选举失败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着手对1952年《多特蒙德行动纲领》进行修改,1954年柏林会议完成了修改并通过。这次会议通过的纲领有三大显著变化:(1)在经济政策方面,不再强调一贯主张的生产资料社会化和计划经济,而是明确提出了“尽可能开展竞争,按需要实行计划”。(2)在意识形态方面,不再提阶级斗争,不再固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论述。(3)在党的建设方面,不再提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而是强调代表全民利益。党也不再由“同志”组成,而是由不同信仰的人构成。这些表述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这些思想在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得到确认和进一步完善,并从此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

二战结束最初几年里,德国社会民主党没有制定新纲领,基本上沿用的是1925年《海德堡纲领》,其原因正如1946年5月汉诺威代表会议所说:“在局势固定的迹象尚不明显之前,制定纲领是毫无意义的。”[5]136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指导思想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按照当时党内主流思想代表人物舒马赫的解释,社会主义特征依然是“经济社会化和政治上的民主化”[5]133。1949年的《杜克海姆十六条》还强调实行计划经济,剥夺大资产者。1952年《多特蒙德行动纲领》也只是提出保护市场竞争,把社会民主党定性为“建设性反对党”,其他内容没有实质性的变化。这种情况直至1954年的柏林会议才发生根本性扭转。

可见,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完整地体现了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已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

三、从 1954年柏林会议,特别是 1959年《哥德斯堡纲领》以后,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是民主社会主义,“新中间道路”实质是“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还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其实,1954年柏林会议这种转折性的变化就已出现。

1925年《海德堡纲领》是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又一个重要执政纲领。这个纲领与《格尔利茨纲领》相比,在“基本原则”部分比较接近马克思主义:(1)保留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2)没有把民主与社会主义并列为奋斗目标。(3)仍强调把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所有制,把资本主义生产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和计划经济。(4)仍强调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是反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斗争,强调通过工人阶级自觉斗争掌握政权,不再提“城乡劳动人民党”。而在“行动纲领”部分,则发展了社会民主党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一贯改革思想[1]45,特别在政治民主方面又发展了《格尔利茨纲领》中的改良政策。不过,总体来看,《海德堡纲领》还没有摆脱社会民主主义框架。况且,1934年的《布拉格宣言》(2) 193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流亡委员会起草的,1934年1月20日布拉格执委会通过,实际上是一个纲领。 甚至比《爱尔福特纲领》走得还远。这就说明,《格尔利茨纲领》在党内没有占据稳固地位,其中,改良主义的原则性东西也没有得到延续。可以说,《格尔利茨纲领》还没有展现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这与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明显不同(这个问题后面还要阐述)。1927年5月基尔代表大会上,希法亭在《社会民主党在共和国中的任务》报告中,全面论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使之与“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理论有机结合起来,构成了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理论框架。但随着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以及接踵而来的纳粹暴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其理论不攻自破了,更没有得到贯彻。况且,在基尔农业纲领中提出限制地主、贵族土地所有制,保护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劳动所有制,进行“有计划的土地改革”,从根本上变更土地所有关系,具有革命性意义。还有人拿出1928年9月全德工会联盟汉堡代表大会通过的《经济民主的方针》作依据。诚然,这个方针有社会民主党人参加制定,但毕竟不是社会民主党纲领,社会民主党与工会联盟两者虽有紧密合作但也不能互相代替。

1. 申请重新鉴定是被告人或是辩护人在对公诉人展示证据后提出的异议意见,是对其正当权利保护的正当回应,是应该受到法庭保护的。而且如果庭前会议不给于解决的话会带入到庭审阶段,这样既没有达到庭前会议为庭审解决程序性问题的目的,又耽搁了正常庭审的时间,降低了庭审的效率。

1959年的《哥德斯堡纲领》明确规定,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并且在理论基础中没有提及马克思主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社会主义不是终极目标,而是“一个持久任务”,不是实体经济形态,而是依照“自由”“公正”“团结互助”基本价值不断改革的运动。(2)建立民主制。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制才能实现”。民主包括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立法民主、司法民主、行政民主、思想自由、科研自由等。(3)民主国家不是哪一个阶级的统治工具,而是全体公民的“共同体”,应当“根据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建设国家”,“把民主思想与社会国家思想、法制思想融合在一起”[1]72,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4)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生产资料私有制,只要它不妨碍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就有资格获得保护和促进。”[1]75发展市场经济,“尽可能进行竞争”,提高经济效益,同时,监管大型私人经济,保护中小企业,发展公共企业和公共所有制,防止私人垄断,“必要时进行计划”。制定国家财产和收入分配政策,限制市场经济带来的分配不公。(5)保护农民土地私有制,促进农村合作社。(6)党不仅代表工人阶级,而且要代表社会所有阶层,从而实现了从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向人民政党的转变。党的奋斗目标不再仅仅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而是实现所有人的解放。(7)党不再反对宗教,而要与教会、宗教团体合作,并在与其他政党开展平等竞争中取得执政地位。(8)拥护现存的国家制度,“遵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保卫自由民主的基本制度,支持国防。(9)突破阶级斗争的传统观念,反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反对任何阶级专政,强调“民主社会主义根植于西欧的基督教伦理、人道主义和古典哲学”,倡导思想多元化。

可见,这个时期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泛滥,并在党的文件中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是,从通过的多个纲领看,占据统治地位的既不是原来的社会民主主义,也不完全是后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呈现出从社会民主主义到民主社会主义过渡的特征,其社会基本模式可概括为“议会民主制+社会化”。

从魏玛共和国时期到20世纪5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召开了七次重要会议,分别是1921年格尔利茨会议、1925年海德堡会议、1927年基尔会议、1945年威尼格森会议、1946年重建会议、1949年杜克海姆会议、1952年多特蒙德会议,通过了《格尔利茨纲领》《海德堡纲领》《布拉格宣言》《杜克海姆十六条》《多特蒙德行动纲领》。其中,《格尔利茨纲领》不再提整体替代资本主义,“力图通过民主改良和经济改良的手段”来实现社会主义。同时,把党定性为“城乡劳动人民的党”,把民主作为奋斗目标,把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看作“道德的要求”,并提出保卫魏玛共和国的口号。这说明,《格尔利茨纲领》渗透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想。但是,这个纲领存在的时间不长,被随后通过的《海德堡纲领》所代替。

伯恩施坦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另一位比较早使用“民主社会主义”一词的人。1899年他曾使用过“民主的社会主义改良的党”[4]。因为他的“民主社会主义”与威廉·李卜克内西的不是一回事,所以被公认为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始祖,也是本文所讲的民主社会主义。伯恩施坦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当下资本主义的分析不再适用,资本主义的发展超出了马克思主义预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卡特尔、托拉斯等垄断组织,有了“适应能力”,完全可以利用“普选权”,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实现社会主义,不需要暴力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一战爆发之前,伯恩施坦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还是少数人的观点,既不够完善,更没有在党内文献中出现。一战后,经过第二国际后期,特别是纳粹暴政时期和二战期间流亡在外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发展和完善,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立的、不同于以前社会民主党奉行的思想体系,到20世纪50年代前后,已成为党内一种强大思潮。不过,从这个时期通过的纲领性文献看,这种思潮只是不同程度上反映在党的文献中,没有成为党内主流意识形态。

埃塞俄比亚(以下简称“埃塞”)位于东非高原,国土面积110万km2,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同时也是非洲联盟总部的所在地。人口1.05亿。非洲即将启动非洲大陆自贸区,埃塞为整个非洲提供了最大的市场,同时还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阿姆哈拉语为联邦工作语言,通用英语,主要民族语言有奥罗莫语、提格雷语、锡达玛语、阿法尔语、索马里语和其他当地语言。

可见,1989年《柏林纲领》(1998年补充)和2007年《汉堡纲领》都是在《哥德斯堡纲领》基础上制定的,只不过是在策略上显示出左摆倾向。同时,也不难发现,从1989年的《柏林纲领》(1998年补充)到2007年的《汉堡纲领》,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注重社会实务,不断淡化意识形态,是一种典型的折中主义,其要旨是试图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一种折中策略:政治上,在传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采取“中间”立场,在老右派和左派之间寻找妥协;经济上,在市场竞争与国家干预、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私有制与公有制、效率与公平之间寻求适当兼顾,以笼络新中间阶层,扩大选民基础;社会上,在平等与公正、权利和责任、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寻求平衡;文化上,倡导多元、宽容、互相尊重,寻求和谐共处,增强政治认可度,以适应日益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新形势,克服“选举型”政党政治危机。这些思想和政策被施罗德概括为“新中间派”,我们常称作“新中间道路”。德国社会民主党试图用这些价值观和政策来改造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民主社会主义目标。

总之,从民主社会主义到“新中间道路”,没有实质性内容变化。 “新中间道路”实质是“现代化的民主社会主义”,其社会模式可以概括为“议会民主制度+市场经济+国家干预”。

四、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三次演变的当代意义

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演变,不仅对于深刻认识之具有重要意义,还对于正在进行改革开放的中国共产党起到启示和警示作用。

进入21世纪,德国社会民主党继续前行,只不过在策略上有些变化。2007年《汉堡纲领》重申了民主社会主义价值理念、目标、实现手段,批判了“苏维埃特征的国家社会主义”,把“民主的多样性、生态的持久性、社会融合和文化参与”作为社会民主党政策的指导思想。[6]纲领还着重阐述了如何应对全球化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和有质量的经济增长、保护生态环境、构建公正社会与和平世界等政策,这样就把社会责任、经济责任和生态责任结合起来,“将经济活力、社会公正和生态理性结合起来”,以实现“质的经济增长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过,纲领还提出,不能放任市场经济任意发展,不能使社会市场化,“不能容忍从市场经济中产生一个市场社会”[6],不能把什么都当作商品。强调“教育不是商品”“社会安全不是商品”“文化是一种公共财富”,国家必须承担公共服务责任。同时,“应当尽一切可能开展竞争,凡有必要就发挥国家的调控作用。”[6]国家虽不应该替代市场, 但它可以宏观调控市场,必要时进行干预。纲领还在建设预防性福利国家、实现所有人的平等的社会参与、维护世界安全等方面,拓展了《柏林纲领》中的政策,使之更具体、更具有操作性。在党的建设方面,纲领继续向左摆,重申了民主社会主义是一种文化运动,它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和工人运动的经验”等,重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左翼人民党”,是民主的政党,一直从事着工人解放运动和世界和平运动。

第一,有助于认清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本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什么性质的政党?列宁指出,判断一个政党性质不仅要看党员出身,还要看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而后者更为重要。[7]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指出,仅仅是社会成分还不能决定一切,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思想领导和政治领导。[8]也就是说,党的性质主要是由党的指导理论和纲领所代表的利益决定的。[9]依此可以断定,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即使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之前)就不是纯粹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德国工人运动的产物,最初是为工人阶级的解放而奋斗的,这是不容置疑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无论是理论修养、组织能力,还是发展规模、影响力,一度都走在欧洲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前列,恩格斯、列宁曾给予高度评价,这也是事实。从《哥达纲领》到《爱尔福特纲领》,实现了由拉萨尔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这也是客观的。不过,这一转变并不彻底。《哥达纲领》体现的国家观和社会改良思想并没有在《爱尔福特纲领》中消除,只不过采取了隐晦表达方式。如果还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策略规避,那么从魏玛共和国以后通过的纲领看,其用意就非常明显了。而且,恩格斯在世时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不是十分满意。这是其一。其二,德国社会民主党本质上是一个“体制内”政党,“天生”具有改良性。德国社会民主党本不是以德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对立物出现的,它的产生、发展、壮大及主要活动形式,基本上都是在德国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进行的,尽管某些时段表现出革命性言行和纲领。这就决定了它从诞生之初就有革命的一面和改良的一面。后来走向改良主义,也就不难理解了。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尽管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断向资产阶级靠拢,走向了改良主义的人民党,但与资产阶级政党还是不同的,主要是它没有放弃工人阶级利益,尤其是中下层“雇员阶层”的利益。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第二,有助于澄清对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模糊认识。在不少中文资料中,人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混为一谈,有的甚至简单地认为,两者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称谓。若就整个西欧社会民主党而言,也许勉强说得过去。单就德国社会民主党而言,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献里,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是有差异的,主要体现在对下列问题的不同回答:(1)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自身无法克服,还是内部能够调整?是整体性“替代”资本主义制度,还是不断“革新”资本主义制度?(2)坚持生产资料国有化和计划经济,还是坚持“混合所有制”、发展有“必要”控制的市场经济?(3)国家是阶级利益服务的工具,还是各阶级的“共同体”?与之相关,主张阶级斗争还是寻求阶级调和?建立工人阶级革命(包括改良)政党还是成为改良主义的人民党?(4)社会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还是一种价值理念?是奋斗目标还是持久的文化运动?(5)资产阶级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其中,是否坚持生产资料社会化和计划经济,是社会民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最后“分野”。如果把前者的社会模式概括为“议会民主制+社会化”,那么后者的社会模式就为“议会民主制+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如果说前者还属于社会主义范畴,那么后者就有争议了。如有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彰显出德国社会民主党由资产阶级的对立物变成了资产阶级的合伙人,由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榻医生”,脱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也有学者认为,民主社会主义也没有完全抛弃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放弃建立自由、民主、公正、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一直自称“行动的原则是社会民主主义”[6],只不过是进一步淡化了科学社会主义色彩。当然,两者也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不热衷于暴力革命,不提倡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多党制,崇拜合法斗争,推崇资产阶级政治民主,并期望以此推动社会变革。

资料:粤信公司从某证券公司购入KY公司2017年1月1日发行的企业债券,总面值600 000元,交易金额为620 000元。该债券票面利率8%、期限3年、每年12月31日付息、到期还本。经计算,该债券的实际利率为6.74%。2017年末该债券公允价值为625 000元;假定粤信公司改变其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于2018年1月初对该债券进行了重分类。重分类日的公允价值为630 000元。

客观地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既不同于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又不认可现实社会主义,它虽然明显向新自由主义靠拢,但又与之不同,也有别于新保守主义,因而,具有“独立”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性文件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既不能简单认为是社会民主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翻版,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

第三,有助于客观地认识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变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流意识形态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不是随心所欲的,而应该看作是一个顺应现代化的过程。所谓现代化,一般而言,是指由工业革命引起的 “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中的变化”[10],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等适应现代性的过程,其核心是工业化,其本质是合理性,其表现是顺势而变,其特征是一个内在的、长期的、全面的、趋同化的过程。在这里,主要是指对传统的体制、制度、价值观念等加以改造,使之在功能上不断适应现代性要求的过程。现代化既是一个历史范畴,又是一个价值概念;既呈现出国际性,又具有民族性。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演变完全符合这些特点。首先,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演变是内生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向民主社会主义,主要是基于德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基于工人运动的状况,基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当欧洲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德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当德国转向帝国主义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变化,特别是“二战”后,随着高新技术产业兴起,传统工业萎缩,新的中产阶层占据社会主导地位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就转向了人民党;当现实社会主义暴露了种种弊端、德国资本主义出现新特点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又开始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批判,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反思。其次,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变是长期的、渐进的。民主社会主义从19世纪70年代“苏黎世三人团”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90年代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到20世纪20年代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再到“二战”期间流亡国外精英们的不断探索,最终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经历长达70年。这期间,有理论争锋,有实践尝试,也有徘徊状态。应当说,这一转变是比较艰辛、漫长的,不是轻率的,更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一种投机行为。再次,与西欧其他政党比较,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转变适应了全球化趋势,是一个趋同化的过程。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使地方性文化成为普遍化,反之亦然。德国社会民主党从社会民主主义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迎合了“第二国际”后期、社会党国际、“第三条道路”的思潮,使之最终走到了一起。内生性、渐进性、趋同性既是世界现代化的基本特征,又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现代化的民族特点。当然,现代化还有外生性、激进性的,这主要表现在后起现代化国家。

第四,有助于从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现代化中得到启示与警示。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的三次转变有得有失,其中,积极方面表现在:其一,能够基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弊端和挫折,对社会主义价值、制度、目标、实现手段不断进行理论探索和实践探索,不恪守教条,不固守不变的模式和纲领为圭臬,始终以改革的心态,处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问题,表现出非凡的创新精神,较好地实现了国家由“统治”到“治理”的转变。其二,能够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及时调整内外政策,关注社会现实问题,重视民生,扩大利益代表范围。特别是重视社会认同,注重社会协调,以包容的胸怀较好地实现了由在野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其三,能够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与新社会运动合作,强化国际合作,注重生态保护,强调可持续发展,维护共同安全,以宽阔的视野较好实现了经济增长由量到质的转变。其四,能够针对传统福利国家的困境,发挥国家社会管理职能,改革福利政策,变消极的社会福利为积极的社会投资福利,发展“预防性福利国家”,保持了福利国家的经济活力,以敢于担当的态度,走出了一条新的福利国家现代化之路。这些都是值得借鉴的。

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演变的消极方面更值得警惕。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意识形态演变是一个顺应现代化的过程,那么这个具有德国民族特点的现代化,其教训也是极其深刻的。归纳起来主要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了眼前利益,放弃远大目标;为了拉选票,一味迁就选民,丢掉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工人阶级立场,失去了其先进性和引领性。尤其是在现代化大潮中,过分强调一体化,失去了个性,失去前进的方向。同时,追求“中间化”,搞思想多元化,淡化意识形态阶级性,从而导致“竞争性政党危机”,因而,其“成功”也只能是昙花一现,2007年《汉堡纲领》前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境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2007年《汉堡纲领》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出现预期的勃勃生机局面,只是到2018年才勉强获得与基督教民主联盟联合执政的机会。这是选举型政党留下的深刻教训,也是给予变革中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警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既要顺应现代化进程,又要掌好舵、把好向。只有站稳工人阶级立场,坚定共产主义信念,才能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永葆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

参考文献:

[1]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G]. 张世鹏,译.殷叙彝,校.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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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列宁.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46.

[8]中国共产党党章汇编[G].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2.

[9]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85.

[10]塞缪尔·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35.

From Social Democracy to Democratic Socialism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grammatic Documents

WU Zhen-hua

(School of Marxism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China )

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grammatic document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has roughly gone through three stage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in 1875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 it pursued social democracy, which was closer to scientific socialism; from the period of Weimar Republic to the Berlin Conference in 1954, it began to transit from social democracy to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gradually drifted away from scientific socialism; after Berlin Conference in 1954, especially the Godesberg Program issued in 1959, it was completely transformed into democratic socialism. Studying the ideological evolution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can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the party, clarify the vague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democracy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obtain some enlightenment and warning from it.

Key words : the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of Germany; ideology; social democracy; democratic socialism; scientific socialism

收稿日期: 2019-03-25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18年度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一般选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研究”(18JDSZK058);河南省教育厅2019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资助性计划“习近平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研究”(2019-ZZJH-364)

作者简介: 武振华(1968—),男,山东莘县人,河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政党意识形态研究。E-mail:lcwuzhenhua@163.com

DOI :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19.04.005

中图分类号: D0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8X( 2019) 04-0028-08

(责任编辑:何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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