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颠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新话语蓝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蓝图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中国文学论文,话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80年代钱理群等人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在今天看来，已经很明显不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史概念，而成为了一种话语的重构，一种意识形态的转换。北京大学三位新加坡留学生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话语的阅读与拆解使我们对于90年代的“反思”提供了重新反思的可能和契机。
（一）从真理对话到权力对话
作为我们讨论的起点，我们首先需要（暂时）认同于这样的一个命题，即：我们总是不断地在诠释我们的过去，也就是不断地在“现在”这个点上诠释和建构我们的“历史”，当我们揭示出其他人观点背后的“意识形态”、“文化霸权”、“历史局限”，当我们似乎站在一个理论的更高点批判那些被其他人所使用以审视现象的坐标为“浮动的”时候，我们应该反思“反思”自身，我们是如何揭示出其他人的“浮动坐标”，如何将自己的坐标表述成为永恒的固定的？
但当学者们果断地否定历史进化论，积极地拥抱终极真理的不可把握，宣布所有人都只能拥有部分真理，而所有这些部分真理将构成未来真理的趋向完整，并且以此确立自己理论的合法性时，他们是否落入了一种“真理进化论”？首先，“所有人都只能拥有部分真理”和“未来真理将趋向完善”本身便是以真理的姿态被表述的。
我们或许应该问，这样的“绝对真理”是如何被坚信自己不拥有真理（或只可能拥有部分真理）的学者表述出来的？
以上的论述充满了问号，这也许正是文章的意旨，文章的重点在于提出问题，包括对我们提出的问题本身是否成立的置疑，而不在提出解决方案，或者研究解决方案是否存在。然而实际上我们的论述中充满了以“真理”的面目出现的句子，因为我们正在进行的自身也是一种阐述、诠释和审视，我们无法逃避（暂时）以某一浮动、临时的坐标作为说话的依据，这样的做法又潜在地认可了该坐标的永恒性，于是我们无可避免地必须在一个悖论的环境下完成（或者是自我瓦解）我们的论述。
于是我们不讨论真理，我们不讨论各个时期被视为常识的真理的“真理性”，不去讨论真理是否能被把握，甚至不讨论那个独立于时间独立于人的终极真理是否存在，因为回答这最后一个问题便是假设了一个终极真理。我们决定完全避开“真理”这个命题而转向另外一个命题，即“权力”的命题。我们关心的是“真理”是如何被表述的，以及现象和作为现象的“真理”之间所存在的阐述关系。
我们要讨论的是：（知识）权力从谁的手中转移到了谁的手中，通过什么方式或手段转移，并且（是否）借助于什么样的一些背后权力而完成了转移。
（二）“上限（陷）”与“下限（陷）”的设定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比“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更合理的“整体”在80年代中期以瓦解后者的话语权力的姿态登场，向我们揭示的是对同一段文学史的另一种阐释可能。而这种阐释如何被合理化恐怕是一种比这个阐释如何更合理更有意思的问题。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揭示意识形态（或前一种阐释）的遮蔽性时，是不是忘了反过来考虑“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也可能存在另一种遮蔽性。
“重写文学史”最凸显的旗帜恐怕是对文学史上下限的修订——将上限划到1840年而下限则定为80年代末。
这样的划限似乎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似乎也存在着另一种潜在话语。解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划限，首先涉及两个标准问题：划限隐含的是对文学在“某一个点上”或者现在由于认为文学不会一夜间变成另一副模样而倾向主张的“某一段过渡期中”，具有某种质的转变。另外，这一转变在文学史上是具有意义的。那么就触及了两个恐怕都不能脱离当下语境的概念：“质”与“意义”。在不同时空中，这两个概念的内涵都是可以随着标准的浮动而改变的。例如，曾经最合理的“文学的本质是附属于政治的”如何在今天不再合理，其中未必就是谁比谁更接近真理的问题，而是一种“常识”如何被另一种新的“常识”叙述成意识形态话语。
因此，一旦涉及设限就似乎不能避免地陷入另一种意识形态，于是重新划限也许并不如想象中那样，让文学史摆脱了意识形态，而只是诉诸于另一种新常识——“文学史自律空间”（“把文学史还给文学”），完成了一次意识形态转移。
倘若可以对于“质”与“意义”这两个能指的所指进行盗换，显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划限的合理性是可以被“唤起”或“发掘”的。这正是合法化过程所要达到的目的。黄修己在总结三个阶段的文学史研究（新文学史时期、现代文学史时期及二十世纪文学史时期）中的两次突破时对其背后政治气候的分析也许是探讨文学“质”与“意义”的统识的转换过程的一个线索。
“第一次突破的成功，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之时，那是由旧社会转变为新社会的时候，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的时候，当然也是人们思想发生巨变之时；第二次突破的成功，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人称‘第二次解放’之时，紧随着中国大地上刮起了思想解放的飓风，出现了被称为‘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
黄修己提及的“突破”涉及的，都是一种文学史被另一种文学史所取代，而这类知识权力的转换也似乎需要某种合理化的话语契机，也就是黄修己所说的“大气候”。
如果我们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对邓小平理论所作的概括中的一段话并置，也许会发现二者的表达何其近似，当然前者针对文学，后者针对经济。
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政治经济反思与文学反思的同轨，以及对于“闭关自守”与“开放吸收”之间关系的同步。
当我们将这些现象并置之后，在我们的表述下，便出现了这样的“事实”，即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及相关文本中，上下限的重新设定，与西方形象转换之间所存在着的联系。上限由标志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1919年改成了标志西方影响进入的1840年，将整段文学史的中心由“反帝”转移到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因此，上下限的替换也就标示了，或者是完成了“西方”形象的转换。
昨日被表述为“入侵帝国”的西方今天又被表述成了“新鲜的生气”，这似乎是在保留早已合法化了的“五四”神话的象征地位的前提下，对其中“五四”的“意义”进行了一次内容的转换，使之纳入今日的政治轨道中，暗合今日改革开放政策，同时又借用了“五四”的神话框架使其理论合理化，于是问题就是再度转化为一个现代与封建的对立，而资本主义的“姗姗来迟”确实值得玩味，也就反映了1840年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意义”所在。
但是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开放政策明朗化后，过去权威的瓦解以及新权力的合法化需求默许了知识分子投入“反思”，反思的结果是将这一段文学史重述为一段与世界文学接轨的进程（在后面会进一步论述），于是新权力向世界大开门户是合理的，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这被叙述成“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一直从事的工作，结果上限改成了1840年，以标志西方的第一次进入，而下限改成了80年代末标志文学“汇入世界”以及现代化的进程完成（或者文学摆脱过去意识形态话语的进程完成，投身到“汇入世界”的意识形态中）。
如果用1949年建构的“现代文学史”的下限——1949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下限——80年代末比较就能看出划下限如何都是脱离不了对现在的意义的重审；1949年的意义在于完成文学革命进程，而80年代末的意义在于“现代化”与“汇入世界”进程的完成。于是下限划定的合理性恐怕也并不一定涉及真理成分，而仅仅可能只是一种可以被“重构”的常识，也就意味着可以不断被“建构”的命运，也就说明了为何同一段文学史总是不断为不同的“现在”而重写，只要在“现在”能找到大气候（话语契机）作为合法化依据便可以成立。
（三）话语权力结构中的吊诡与隐秘性
一、解构“进程”缪思
当任何一个人获取了阐释或者重新阐释历史的权力，并将他自己的阐释模式依附于既定的文化霸权之后，那他书写或重写历史的合法性往往能立即生效，从而建构自己的另一种新话语霸权。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话语往往是以“反思”旧话语的名义来使自身合理化的。“反思”一词本身在中国学坛中，往往有通行无阻的神威力量，当它一被利用为学术讨论的切入点或主题时，很少人会去审查“反思”本身的权力结构。80年代“反思”一词被供奉上学坛，直接借助于已经被宣判“失败”的历史资源，如文革的“非合理性”、“荒谬性”等来为自己的论述提供理据。而事实上，这种“反思”既是一种打落水狗的行为，也往往是被动的，总还是不免受制于出版状况、教育制度、文化思潮、官方的文化政策、海外学术著作的翻译状况等。但“反思”在当代中国却往往以悖论形式总结自身所涉及的学术问题。我们认为，“反思”的目的，在于引出更多，甚至是与“反思”自身对立的“反思”。而当代中国学术的“反思”行为，却往往采用大结论的叙述模式，使得此后的“反思”与先前的“反思”在同样的思维框架中进行，结束“反思”的目的，导致“反思”自身成为悖论。换言之，我们是否在以“反思”的名义拒绝“反思”？
事实上这些问题的答案自然是心照不宣，而当钱理群三人试图以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定义，作为建构新话语的开端时，他们当然不是没有考虑话语逻辑背后的复杂性或吊诡性，毕竟他们认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一种充满屈辱与痛苦的情势下走向世界文学的”。但是，这些“心照不宣”的答案似乎在很大程度上被一种高唱“现代化”的论调所掩盖。因为这种“现代化”的高论调，很可能就像“科学”与“民主”诉诸于一种道德与文明的绝对视点。换言之，80年代重写文学史话语权力建构的合法性，来自于将“现代化”这个语辞捧上学术“神坛”。
中国另一位“立志重写文学史”的学者王晓明，认为80年代以前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采取了一个“直线”、“进化”的历史叙述框架，本着一种以“革命”为基本历史命脉、“文学是越写越好的”先验论断来展开。
在这里，我们想提出几个疑问：其一，究竟为“近代、现代到当代”的文学采取一种追求“所谓现代化的叙述框架”，能与过去用“直线”、“进化”式的叙述框架，在本质意义上有多大的差异？或者说，“进化”到“进程”之间，从“文学是越写越好”到“文学是追求现代性”的论述之间，这又是不是另一种达尔文进化论修辞盗换？其二，我们也不能忘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现代的产物，而摒弃了“革命”的（历史叙述框架）时，我们是否忘记了“革命”也往往是以“现代化”为最终指归的。
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假定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是以现代性为最终指归的“进程”时，那么这里很可能包含了一种危险——那些在20世纪历史框架中的所有文学现象，不论符不符合学者们的“现代性”标准，都是为“现代性”这个终极目标服务的。
二、九十年代：另一种“更”……
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中的话语权力结构，相对80年代来说，较为复杂而繁琐得多，不仅是因为它是对知识或话语形成的审视之再审视（例如从“现代化”的全盘追求到对“现代化”的反思），也因为它在更大的程度上诉诸跨语际实践（cross language practice）， 另外它的内在隐含了知识与政治权力（或国家机器）之间更为交错与复杂的隐性关系。
王晓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可视为重写文学史运动的跨语际实践。除了收录港台学者（如叶维廉、梁秉钧等人）的研究论文，另外还包括一些海外学者（如李欧梵、王德威、刘禾、孟悦等人）的论文，这些学者大量运用了西方学术的方法论，如后殖民主义、女权主义等。
由此可见，9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在更大程度上隐含着争取话语的动因，因为它除了是自身研究的对象（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推向“世界文学的总体格局”，也试图通过“国际化”的途径，为话语自身（文学史论）建构合法性。
最后，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在90年代直接或间接地肯定了学者们对于重写文学史的做法。例如陈思和的《陈思和自选集》，就是“九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学术著作之一。肯定“重写文学史”的做法从表象上看，似乎是主流意识形态对包容“异己”的话语的策略，或者是主流意识形态试图对自身进行形象包装的一个举措，而学者们在重写文学史时，当然不愿（或从没想到）将自己视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合谋”，但换一个视角来说，“重写文学史”很可能却又“无辜”地回应了主流意识形态转换后的召唤，毕竟主流意识形态早已清楚意识到“文艺从属于政治”等已经不能像过去一样，对中国知识界产生那么有效的整合性功能。
9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反思”，似乎比80年代的重写文学史更大程度摆脱了政治权力的统摄，但我们认为，前者或许恰恰体现了知识话语与政治权力的交错复杂关系：“反思”可能导致权力的颠覆，同时又只能在（政治）权力的庇护下进行。
（四）结语：“告别”大叙述
我们对“重写文学史”的审视，并不是要否定学者们的努力与学术“进程”也并不是要提供一套理想的解决方案。只是我们不能忘记，“重写文学史”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话语实践，人们经常热衷于大的思想浪潮、大体系和大结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结果往往忽略对具体的话语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重写文学史”很可能一方面产生自己的知识，一方面又悄悄地抹去全部产生过程的历史痕迹，使知识或话语失去自己的临时性与目的性，变成某种具有稳固性、超然性或真理性的东西。
如何避免进行大叙述，如何在解构前人的话语时不建构自己的一个大叙述，或者是在看似对一个个具体现象的考察检验背后躲藏着一个“更”为隐蔽的大叙述，我想这是我们都在努力的。然而还有一点应该考虑的是，“大叙述是不好的”什么时候、为什么变成了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