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卫[1]2003年在《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济南的接管》文中指出城市是现代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活动的中心，城市接管对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将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人民共和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的现代工业(交通和矿业除外)几乎全部集中在少数城市，城市不仅有对中共建立全国政权必不可少的经济文化资源，中共建政所要依靠的产业工人阶级多数也集中在城市。因此，接管城市不仅对中共具有短期的意义，更有长远的影响。 攻占济南，是中共在关内首次占领一个人口将近百万、工商业较为发达的大城市，随后而至的接管也是对中共执政能力的一大考验。随着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逐步开展，中共从国民党手中接管的城市日渐增多，中共的工作中心正在逐渐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在这个过程中，难免发生一些过去所未遇到的问题和缺欠，如接管中的不守纪律，以农村小生产的观点看待城市，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的不重视，以至发生一些“左”倾过火的行为。这种情况对即将赢得革命胜利、建立全国政权的中共而言不容忽视，实际上也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警觉。以石家庄接管为起点，中共制定了一系列关于城市接管的政策方针，以期在工作重点转移时能够妥善地解决各种问题，不仅要接管城市，而且要管好城市；不仅要赢得军事胜利，更要赢得政治经济的全面胜利。济南的接管，就是中共实行正确的城市接管政策尤其是对大城市接管政策的一个范例，起着承先启后的重要作用。 本文主要论述中共接管济南的背景，分部门论述接管济南的具体情况，重点研究济南接管在复工和争取旧职员方面的开拓性尝试及其成功，并尝试总结济南接管中的经验教训。 由于济南接管遵循了中共中央一系列指示的精神，强调城市接管政策，强调纪律性，强调一切行动听指挥，使济南的社会秩序在政权更迭时没有出现大的混乱，接管比较顺利而有序，不仅避免了过去城市接管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为此后中共对其他大城市的接管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参照。济南接管的成功事实证明，中共不但能够占领大城市，也有能力管好大城市；不但能够获得军事的胜利，也可以迅速恢复与发展城市的经济文化事业。济南接管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对随后解放的沈阳、天津、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接管提供了示范和借鉴，使以后的接管少走了许多弯路。 纵观济南接管的全过程，在各个方面都有成功的经验，如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的接管程序等，而在复工和留用旧职员方面做得更为成功。这一方面使济南很快恢复了正常而稳定的城市生活秩序，另一方面也使中共得到了大批具有城市专门工作经验的人才。通过济南和此前一些城市的接管，中共逐步制定和发展出了一整套较为成熟的、合乎城市实际情况的接管政策，并根据以后的情况变化，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这一整套城市接管政策，对不同时间、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对象的接管，有不同的政策，充分表现了与时俱进、尊重实际的探索精神并重视接管实践的经验总结。通过这样的总结改进，中共的城市接管政策日渐成熟，接管城市一个比一个成功。在接管城市的过程中，中共还注重培养干部，积累经验，为建立新中国后的治国安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就是我们研究济南接管可以得出的结论。
白路[2]2017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新乡城市接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新乡地处华北大平原南端,北依太行山脉,南与郑州、开封相望,是豫北的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解放前,新乡是国民党在黄河以北的桥头堡和兵站基地。1949年5月7日,新乡和平解放,中国共产党入城接管,从此掀开新乡历史上新的一页。1948年10月,中原野战军发动郑州战役。为形成战场策应,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对平汉、道清铁路线上的国民党军据点和城镇连续发起进攻。至11月7日,新乡外围的原武、阳武、获嘉、汲县都获得解放,豫北的修武、焦作、武陟也相继解放,十四纵队和周边军分区部队开始对新乡形成军事合围。新乡的接管准备工作开始于1948年11月,中共新乡市委、新乡市政府和新乡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相继成立,长期负责新乡城市工作的中共新乡城市工作委员会也并入到新乡市委市政府。针对新乡的城市接管,以新乡军管会为首的接管主体机关进行了思想上、政策上、组织上、物资上的一系列准备。1949年5月7日,新乡各个接管机关随警戒部队进城,新乡的城市接管工作全面展开。从1948年11月到1949年5月,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四十军被围困达半年之久,突围无望的四十军为失败做了长时间的准备,一方面大肆分散倒卖新乡的物资,将部分国民党特务转入隐匿状态,另一方面对新乡人民进行严酷的经济剥削,致使城市经济奄奄一息。而新乡和平解放之时,困守新乡的地方武装又趁机逃散,严重危害城市接管和社会安定。新乡各接管部门在新乡军管会的领导下经过不懈努力,最终顺利完成新乡的接管工作,概括起来主要分为四个方面:第一,充分的接管准备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的城市政策和太行区的城市工作指示,新乡的接管主体不仅完善了其组织基础和物资准备,还制定了详细的接管工作草案;第二,全面接管与清查物资,依据按系统接管的原则,接管部门对新乡的国民党旧政权进行了全面接管,由于新乡物资受到国民党守军的分散破坏,新乡接管部门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了清查隐匿、收集被分散物资的运动,使得大量物资重新回到人民手中;第叁,消除不稳定因素,通过肃清敌特、处理散兵游勇和旧职员、登记国民党和叁青团等反动党团,新乡基本实现了社会安定,为城市经济的恢复和新秩序建立奠定基础;第四,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新乡的接管主体通过政策指导、帮扶性措施、复工运动等一系列举措,实现了新乡城市经济的初步恢复。在社会秩序安定、城市经济恢复的背景下,新乡城市各界人民代表会成立并代行新乡市人民代表大会权力,标志着新乡城市接管工作基本完成,新乡城市新秩序正式确立。
任冬梅[3]2010年在《解放初期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研究（1949-1953）》文中认为军事管制委员会是中国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在新解放的城市或地区建立革命的新秩序,而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有关城市、局部地区或特定系统的单位进行接管,实行军事管制而设立的机构。在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它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建国初期社会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围绕建国初期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从城市军事管制制度的确立、解放初期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历史过程、上海市军管会的运作机制、主要活动以及上海市军管会的经验教训五个方面入手,对建国初期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1949年5月27日上海市军管会宣布成立,成为该市军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随着工作重点的变化,上海市军管会的机构设置也在不断的调整以满足工作的需求。对于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运作机制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干部人事的安排、工作制度的建立以及有效地工作方式的确定叁个方面来分析。在干部人事安排方面,上海市军管会干部总体呈现两个特征：素质普遍较高、专人专用。在工作制度方面,建立请示报告制度、集体办公制度、分工负责制度、行文规范和收发文制度以及学习制度等制度。在工作方式上主要采取发布、推行相关政策法令、召开各个阶层的代表会议、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及时进行工作总结等方式开展工作。上海市军管会主政期间的主要活动包括两个方面,即完成了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接收以及城市的管理和社会改造工作。上海市军管会入城后首先着手对旧政权的接收,随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清匪特、收容散兵游勇、改造游民、打击银元投机稳定物价、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市军管会充分发挥了群众路线的作用,积极动员群众,将群众纳入到了整个接收、改造过程中,顺利的完成了对旧政权的接收和对社会的改造工作和全国其他地方的军管会相比,上海市军管会有着其特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组织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对军管会的干部配置更加合理,财政系统和文教系统的接收工作更加庞大。上海市军管会主政期间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工作中的不足也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充分做好入城准备、严格纪律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注重制度建设建立良好的行政管理体制、密切联系群众、注重立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经验都为我们当前执政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同时军管会在开展工作中也存在着不足,如外来干部、地下党同志以及旧职员之间关系的紧张、享乐主义思想入侵、领导工作缺乏健全而系统的制度和条例、党政关系不清、对上级依耐性强。
黄亦君[4]2011年在《中共对贵阳的接管与政权建设（1949-1952）》文中研究表明在解放战争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提下,一系列大中小城市开始纳入中共管制的范围,接管城市、建设城市,不但是巩固革命胜利成果的重要内容,而且是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建构国家机体的关键性问题。作为中共解放大西南的第一座省会城市,学界对“中共对贵阳的接管与政权建设”的研究颇为薄弱,已有研究多注重中共解放贵阳这一历史过程的叙述,忽视了解放城市的目的在于管理和建设。本文从“接管与政权建设”的视角入手,考察1949-1952年间中共对贵阳市的接管与政权建设工作,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人民政权,以及为适应这一新秩序而做出的一系列探索和尝试;理清中共对贵阳的城市接管和政权建设工作的基本历史脉络,围绕城市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社会改造等展开的工作,再现建国初期中共对贵阳接收与治理的历史全貌;重视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所起的作用与具体责任;考察中共在对贵阳城市的建设和重塑过程中因地制宜地制定符合贵阳城市发展的方针政策,特别是对少数民族的关怀与管理。除“引言”与“结语”外,全文由六章组成。第一章叙述中共接管贵阳的准备工作。第二章阐述中共接收贵阳的历史过程,指出贵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保证城市的正常运作、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第叁至五章介绍中共对贵阳的社会建设。在政权建设方面,建立各级人民政权机关,重新划分贵阳的行政区域,响应全国的形势开展“抗美援朝”、“叁反”、“五反”运动,巩固政权的同时保持党员干部的纯洁性。在经济建设方面,改造官僚资本企业,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国营企业,整顿金融市场,确立人民币的唯一合法地位,稳定物价,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在社会治理方面,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展开大规模剿匪;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新的民族政策,团结少数民族;整顿摊贩,救济失业工人,禁毒禁赌禁娼,取缔帮会与会道门,收容、安置和改造游民,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发展公共卫生事业,改善市民的医疗环境,预防传染病等。第六章为全文的总结。主要表达了叁层意思:其一,接管贵阳是中共领导的中国革命的重要成果,继承了以往较为丰富的城市接管与政权建设的经验,如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完整的接管程序,“边接管边建设”的工作方针等。其二,接管与建设贵阳的过程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特色。与上海等沿海重要城市相比,接管贵阳前夕中共面临的接管环境发生变化;参与接管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对银元采取的“即禁并不兑换”;在诸如剿匪、制定民族政策等具体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上更注重因地制宜,灵活运用。其叁,接管与建设中存在的不足与失误。由于城市工作经验不足,部分工作人员在工作中“存在‘左’的情绪”,法律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或受享乐主义影响,腐化思想萌芽,导致中共在接管与建设贵阳时有所失误。中共应该正确面对和处理这些失误,从中得到警示,汲取教训,为以后的城市建设提供可资之鉴。
李霞[5]2016年在《中共接管石家庄市学校研究》文中认为接管石家庄市学校在中国共产党城市接管理论与实践中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意义,它开接管城市学校教育之先,奠定新中国学校教育改造的最初之基。石家庄市解放后,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开始了对各校校产、教学管理人员、学生的接管工作。他们革故鼎新,勇于探索,以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理念接管和改造石家庄市的学校。面对进城初期的种种乱象,以及接管学校教育过程中出现的过度改造、片面政治化等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戒骄戒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及时制定出保护校产举措,并加强对教职员的精神与物质帮扶,提高学校教育经费,以纠正偏差、弥补不足。在借鉴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并结合石家庄市学校教育实际基础上,中共积极设立校长负责制、改造教职工与学生思想、改革教学内容与方法,使接管学校得到顺利改造。此外,中共通过设立党支部、扩充教师队伍、改善教职员生活条件、设立公费名额,有力推动了市区学校教育的新生。石家庄市学校教育接管的实践,积淀了“两个善于”的创新精神元素,是中共接管大中型城市教育之创例。它既是实行新民主主义城市教育的一块“试验田”,又是开创新中国人民教育的一面“模范旗”。中共接管石家庄市学校教育的成功经验,也是西柏坡精神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历史证明,学校教育要坚持人民利益至上的宗旨,注重师生的先进理念教育和专业能力培养,注重教学方法的改进和教材、教学参考资料的编写,注重教育经费的筹措和教学条件的改善,注重学校教育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
杨鹏燕[6]2013年在《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然而，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开始把目光投向城市，把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江西地理位置独特，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夺取政权、接管城市，中共中央决定派大批南下干部进入江西开展城市接管工作。为了顺利实现干部的南调，中共中央制定了一整套科学的方针政策。南下江西干部的来源非常广泛，主要来自东北地区、冀鲁豫边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部分人员。这些干部经过培养与教育，提高了自身的能力与素质，开始全面接管江西省的各个城市。在接管初期，江西省大中小城市纷纷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各城市的接管工作。南下干部是城市接管的主力军，他们的城市接管工作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包括对国民政府旧政权的接管、对教育文化机构的接管、稳定金融物价、市政建设的改造、对煤矿和瓷业的接管。在接管过程中，南下干部的接管工作非常细致，包括恢复发展生产、稳定经济秩序、剿匪、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收容游民乞丐、封闭妓院、稳定人心等工作。南下江西干部通过开展艰苦细致的工作，成功地接管了江西全省。南下江西干部的接管工作产生了巨大的积极效应。不仅形成了接管城市的新模式、彰显了南下江西干部独特的工作作风，而且还优化了江西干部队伍的结构、更新了江西的城市面貌。江西南下干部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六十多年，他们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艰苦奋斗、挥洒汗水，把自己的一生都融入了建设江西的伟大历史画卷中。
王金艳[7]2010年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文中研究指明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是与实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叁次历史性转变紧密相关的问题,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接管城市工作是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民族独立、人民当家作主新社会转变的重大步骤,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转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接管城市工作中所形成的科学理念、工作作风和管理经验为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启示。因此,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重大课题。全面系统地研究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历史进程、科学理论、政策体系、成功范例、战略地位、经验启示等问题,对于构建新的研究框架、拓展新的研究空间、弥补学术研究不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对于丰富和充实新民主主义理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论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采用历史科学、系统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文献学等研究方法,对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分析和论证。论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论文认为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叁次历史性转变紧密相关的问题,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性转变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论文创造性地构建了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体系,丰富和充实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宝库；论文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接管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新民主主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接管城市工作政策、开展接管城市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论文对接管城市工作的历史进程及其划分标准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和论证,构建起独有的研究框架。
杨海艳[8]2013年在《解放战争时期河南城市接管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一系列大、中、小城市进入了接管范围,如何有效地接管城市、管理城市,制定了一系列城市接管的政策方针,对于顺利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构建国家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解放战争时期河南城市接管研究,主要针对洛阳、开封、郑州等重要城市的接管工作进行阐述。我党在对城市进行接管的过程中,首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在军管会的领导下,根据具体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接管方式,保证了接管工作的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相统一,随后成立政权机构,新生的人民政权建立起来了,对城市进行专业化管理。河南的城市接管工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理论、政策以及经验对于目前城市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上述背景下,主要从叁个方面来探究河南在这几年间的接管工作情况：一、论述了接管的仓促展开与初期的反复：人民解放军战略反攻的展开,中原地区迅速解放,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城市接管任务陡然提到日程,接管在思想、人员准备不甚充足的条件下仓促展开,在城市解放时出现了反复性。二、阐述了接管河南城市期间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重点建立军事管制、接管政权机构、稳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经济、文教事业的接管等方面。叁、通过对中共治理城市的成效,评析河南城市接管工作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接管时期在河南城市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河南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增进了党和社会各阶层团体之间的团结；为以后河南的管理和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借鉴经验。通过贯彻执行党的关于城市接管的各项方针政策,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保持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生产等,是河南接管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河南城市在接管中采取了诸多适合城市接管的措施和政策,在各方面都有成功经验的取得,使河南迅速恢复了稳定的生活秩序,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使党获得了大量的具有城市管理经验的专门人才,这一系列的城市接管政策,对不同形式的接管,有不同的政策,表现出了与时俱进、尊重实际的探索精神的经验总结。为新河南的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郭常顺[9]2012年在《城市接管中的社会动员（1949.5-1952.12）》文中指出江西是解放军南下江南后较早解放并接管的省份。本文以“1949年5月至1952年12月江西的城市接管”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动员的角度，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手段，综合历史学、政治学的相关理论和方法来展开研究。本文将从四个方面进行探讨：第一章：论述江西城市接管的历史背景。即从国共两党入手，探讨江西解放前全省的形势，主要包括“国民政府统治下的江西经济社会”和“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两个部分，意在揭示揭示江西城市接管的必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江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方天的“应变”已是回天乏力。第二章：论述中共日益发展成熟的表现。即中共领导人成功探索出城市接管和改造之路，并在实践中得到发展，为今后成功管理城市积累经验；随后组织南下干部队伍，在民主党派和进步学生的配合下，为城市接管奠定坚实基础。江西城市接管不仅具有实施的必要性，而且具有成功的可能性。第叁章：论述江西城市接管中的社会动员过程。主要从政治动员、军事动员、经济动员、文化动员四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是政治动员，主要内容有“成立军管会和各级人民政权，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和“对不同的部门进行适当地接管”两个方面；其次是军事动员，主要内容有“支前、剿匪和镇压反革命，稳定社会秩序”和“处理散兵游勇，禁烟禁赌和抗美援朝运动，净化社会风气”两个方面；再次是经济动员，主要内容有“努力复工复业，大力发展经济”和“大力进行民主改革，整顿经济秩序”两个方面；最后是文化动员，主要是“接管旧教育机构”和“对旧政权留用者进行思想改造”两个方面。第四章：论述江西城市接管中社会动员的特点和成效。从江西的省情出发，揭示其特点，主要体现在群众基础好，便于动员；城市规模小，人口较少，便于接管和解放较早，示范意义强叁个方面，经过四年的努力，最终收到了“社会秩序日益安定；社会生产稳步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的良好成效。结语：概述江西城市接管给我们的经验。主要是以党的政策为指引，结合江西实际情况，充分发动群众；紧紧围绕中心，不断总结经验；加强思想教育，证明中国共产党不但能够“接”住城市，而且能够“管”好城市，体现出党的执政能力的不断提高。
朱晓蕊[10]2017年在《1949年前后军管会对太原学校之接收与改造》文中研究指明1949年前后,城市的接收和改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新占领区重建政权、恢复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一向重视学生运动和运动学生。作为城市接管的重要一部分——教育接管,关乎思想建设,同时与政权的巩固密不可分。中国共产党对建国前后学校的接收和改造高度重视,并在该领域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太原军管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设。军管会在接管工作开展前的一些部署包括:实行军事管制,规定入城纪律,宣传城市政策等。太原解放后,军管会开始进入学校,实行接管。针对中小学校,在了解概况之后,军管会派出接管人员,进行接收。为恢复正常教学秩序,军管会努力解决经费问题,吸引学生和教师回到学校,建立学习制度。在接管中小学的过程中,出现的校舍问题及教育资源不均匀的问题是需要引以为戒的。针对高等教育,主要是山西大学、太原工业职业学校和新建的山西公学,军管会主要是利用原有资源进行了复校。了解太原军管会对当地学校的接管情况,展现接收和改造过程中的真实细节,我们可以在还原历史的基础上,明晰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对待教育的政策。在接收和改造过程中的制度约束,确保政策可以施行的高效执行能力,以及利用各种力量发展师资的方法,对当今发展教育仍具有参考价值。
参考文献：
[1]. 论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济南的接管[D]. 谢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解放战争时期新乡城市接管研究[D]. 白路. 吉林大学. 2017
[3]. 解放初期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研究（1949-1953）[D]. 任冬梅.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4]. 中共对贵阳的接管与政权建设（1949-1952）[D]. 黄亦君. 上海大学. 2011
[5]. 中共接管石家庄市学校研究[D]. 李霞. 河北师范大学. 2016
[6]. 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D]. 杨鹏燕. 江西师范大学. 2013
[7].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接管城市工作的理论和实践[D]. 王金艳. 吉林大学. 2010
[8]. 解放战争时期河南城市接管研究[D]. 杨海艳. 郑州大学. 2013
[9]. 城市接管中的社会动员（1949.5-1952.12）[D]. 郭常顺. 江西师范大学. 2012
[10]. 1949年前后军管会对太原学校之接收与改造[D]. 朱晓蕊. 山西大学.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