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中介机制及归属需要的调节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觉论文,幸福感论文,调节作用论文,机制论文,中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城市转移。在转移过程中，一些未成年子女跟随农民工进入务工城市生活，成为了中国社会中一类不可忽视的弱势儿童群体——“流动儿童”(范兴华，方晓义，刘扬，蔺秀云，袁晓娇，2012)。根据《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流动儿童是指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其年龄主要处于7～15周岁之间。本研究关注的流动儿童主要是我国大城市中的农民工子女。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目前有流动人口2.61亿，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了81.0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1)。而且，随着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的增加，作为农民工子女的流动儿童在其中的比例逐渐增长。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的调查数据，在流动儿童群体中，仅14岁及以下的流动儿童已达4300多万，占流动人口总量的20.8％(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0)。流动儿童随父母从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进入城市，由于城乡文化背景、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以及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其与城市儿童相比在家庭环境、人际网络、教育发展等资源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申继亮，2009)，从而对其心理适应带来各种挑战。如何保障流动儿童的健康发展已成为多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研究问题。
长期以来，国内外关于中国城市流动儿童的研究主要立足于缺陷模型(the deficit model)的视角，认为流动儿童在不利处境中或多或少存在一定的发展问题，因此该领域的研究更多关注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消极方面，例如孤独感、抑郁、社交焦虑、问题行为等(方晓义，范兴华，刘杨，2008；蔺秀云，方晓义，刘杨，兰菁，2009；邹泓，刘艳，李晓巍，2008)，注重对其心理适应问题的诊断与干预。近年来，随着积极发展观(positive development)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良好的心理发展不仅意味着没有心理适应问题，更重要的是具有一种积极发展的心理状态；而且，即使在不利的处境条件下，个体自身仍具备健康发展的潜力或优势，因此不应该只针对问题去管理，而是要注重对个体的积极心理状态及其形成过程或作用机制进行探讨(Roth & Brooks-Gunn,2003)。在个体积极发展的诸多指标中，幸福感是体现个体心理发展积极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也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水平的重要方面。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个体根据自定的标准对生活质量进行整体性评估而产生的体验，由认知和情感两种成分组成(Diener,2008)。同时，根据评估的指向对象的不同，幸福感可以分为个体幸福感(personal well-being)以及群体或集体幸福感(collective well-being)：个体幸福感反映了个体对自己生活境况的总体评价；群体幸福感则反映了个体对自己所属群体的积极评价程度，主要指个体的群体价值感，从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有利于完整地反映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全貌(刘霞，2008；邢淑芬，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Branscombe,Schmitt,& Harvey,1999; 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 Tom,2006)。作为中国的弱势儿童群体之一，流动儿童的幸福感状况及其促进机制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然而，从已有研究来看，有关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其产生机制的探讨非常有限。目前，仅有少量研究考察了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基本状况，发现无论是打工子弟学校还是公立学校的流动儿童，均比城市儿童具有较低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且流动儿童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农村一般儿童(申继亮，2009；王瑞敏，邹泓，2010)。这提示，处境的改变不仅导致流动儿童消极心理问题的增加，也对其积极心理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流动儿童的幸福感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在影响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诸多因素中，受歧视体验是一个备受关注的危险性指标(刘霞，赵景欣，师保国，2011)。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对儿童权利问题的日益重视，流动儿童的受歧视问题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热点。在现实生活中，歧视是影响个体心理发展的重要压力环境，但由于歧视行为大多以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其测量需要同时判断歧视者的行为动机和被歧视者的心理伤害，很难从第三者的角度进行客观测量，因此研究者将重点转向通过被歧视者的自我报告来反映其所处的歧视压力环境，即歧视知觉。在内涵上，歧视知觉主要指个体知觉到由于自己所属的群体成员身份(如户口身份、种族等)而受到有区别的或不公正的对待(Major,Quinton,& McCoy,2002; Pascoe & Richman,2009; Tom,2006)。已有研究发现，个体对歧视的知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客观现实，只有当被告之遭受歧视的可能性是100％或90％时，人们才会做出歧视知觉的判断(Ruggiero & Taylor,1995)。对于流动儿童而言，户籍的限制使他们经常在入学、升学、社交等方面遇到各种不公平的对待。研究发现，75.5％的流动儿童报告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曾受到过歧视(方晓义等，2008)；歧视知觉成为影响其心理发展的突出因素(申继亮，2009)；较高的歧视知觉不仅会降低流动儿童的价值感，也会增加其社交焦虑、孤独感、抑郁等负性情绪体验(刘霞，申继亮，2009，2010；蔺秀云等，2009)，使其变得退缩、不自信，甚至对周围人、对社会产生敌意。然而，这些研究主要关注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消极适应结果的影响，有关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的幸福感等积极适应结果之间的内在关系及其作用机制仍有待于考察，这对于深入认识歧视压力环境下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完整过程具有重要价值。
近30年来，研究者从多个角度考察了歧视知觉对弱势群体成员幸福感的影响及其机制，提供了一些存在争议的结论(Carvallo & Pelham,2006; Major et al.,2002; Seaton,2009,2010; Seaton,Caldwell,Sellers,& Jackson,2010; Tom,2006)。最初，研究者主要对歧视知觉的消极作用进行关注，如Lazarus(1984)在其压力应对理论中提出，歧视是影响弱势群体成员的重要压力来源，这种知觉到的危险信息会使个体处于一种应激状况并带来消极影响；社会比较理论中的相对剥夺理论认为(Mummendey,Kessler,Klink,& Mielke,1999)，个体主要通过与他人比较来评价其地位和处境，弱势群体成员经常体验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感觉，这种被剥夺感不仅使他们丧失掉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机会，还会对其心理发展带来损害；来自实证研究的结果也发现，歧视知觉的增加会逐渐降低弱势群体成员的幸福感，并导致较多的负性问题(Pascoe & Richman,2009)。然而，随着心理韧性等方面研究的兴起，很多研究者发现歧视知觉的增加不一定导致幸福感的显著降低，被歧视者在面临不利情境时仍具有内在的心理防御系统，说明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机制很难用单一的消极作用途径进行解释(Major et al.,2002; Tom,2006)。为此，Branscombe等(1999)在梳理大量研究文献后指出，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多种加工过程，这些加工过程在途径和方向上存在差异，从而使得各自的影响效应相互抵消，因此，揭示二者之间的关系机制必须要对变量之间的作用途径和作用方向进行细化区分。基于这一思路，研究者从社会认同理论的角度提出了关于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整合关系的双重加工理论——拒绝认同模型(rejection-identification model,Branscombe et al.,1999)。该理论认为，歧视知觉主要是对外群体的拒绝性态度或行为等方面的知觉，这种对外群体拒绝的感知不仅会直接降低个体的幸福感，也会通过提升个体的内群体认同，从而带来间接性的积极影响，即歧视知觉对幸福感同时存在直接的消极影响和间接性的积极影响(见图1)。后来，Leondardelli和Tormala(2003)对该理论进行了拓展和丰富，认为群体地位感也是影响歧视知觉作用发挥的重要中介变量：作为对外群体排斥或拒绝的感知，歧视知觉会直接降低个体的群体地位感，进而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这说明中介机制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两种效应，进一步揭示了歧视知觉与个体心理适应内在关系的复杂性(见图2)。不过遗憾的是，Leonardelli和Tormala(2003)只对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进行了考察，未能同时对内群体认同的中介作用进行实证检验。
图1 拒绝认同模型(Branscombe et al.,1999)
图2 拓展后的模型(Leonardelli & Tormala,2003)
通过纳入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两个中介变量，拒绝认同的修正模型为深入理解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的内在关系模式奠定了理论基础。目前，该模型已在种族、性别和老年歧视等实证研究中得到支持，从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角度探讨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等适应结果的关系也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Garstka,Schmitt,Branscombe,& Hummert,2004; Mesch,Turjeman,& Fishman,2008; Tom,2006)。但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群体资格无法改变的弱势群体，例如黑人儿童、女性、老年人等。对于流动儿童而言，其群体成员资格是所属的流动人口身份，存在很大的可变性，这种不同属性的群体资格可能会影响歧视知觉的作用机制。而且，国内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流动儿童的群体身份认同存在一定的特殊性(袁晓娇，方晓义，刘杨，蔺秀云，邓林园，2010)，受户籍身份的影响，他们认为自己是外地人或农村人；但由于长期生活在城市，他们对“农村人”的认同感又较为薄弱。这种内群体认同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因此，有必要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对拒绝认同模型进一步验证，这有助于深入揭示群体成员资格对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对于丰富和完善已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在对以往文献进行分析后发现，无论是最初的拒绝认同模型还是修正后的模型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从而限制了对歧视知觉作用机制的深入认识。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已有研究只是分别验证了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未考虑到两个中介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二者可能并非相互独立的。有研究发现，对内群体的认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其群体地位感(刘霞，2008；邢淑芬等，2011)，因此有必要增加内群体认同对群体地位感的影响路径(见图3中a路径)。第二，以往研究主要孤立地关注歧视知觉与个体幸福感或群体幸福感的关系，没有考虑到个体和群体幸福感之间的相互联系(Branscombe et al.,1999; Seaton et al.,2010; Tom,2006)。根据社会认同理论的社会建构观，个体幸福感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受其所属群体身份的驱动，离不开个体所属的社会群体，即个体幸福感的形成可能会受到群体幸福感的影响(Tom,2006)。因此，有必要增加群体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路径(见图3中b路径)，以从整体上揭示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关系机制。第三，对于内群体认同的考察，以往研究主要聚焦于整体水平或单一角度，未能区分情感认同(对所在群体的情感接受与认同程度)和认知认同(对所在群体的认识和了解程度)两个方面，导致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刘霞(2008)从整体水平上考察流动儿童的内群体认同发现，歧视知觉与内群体认同存在显著负相关；范兴华等(2012)通过老家认同(从认知认同角度)考察流动儿童的内群体认同却发现，老家认同与歧视知觉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为了进一步理解和解释这种差异，更深入地揭示群体认同的中介效应，有必要对内群体情感认同和认知认同的作用进行区分。
图3 本研究中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关系的理论假设模型
此外，Leonardelli和Tormala(2003)在对拒绝认同模型进行修正的同时还指出，探讨和澄清中介效应的影响条件是揭示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关系机制的关键问题，不同条件下中介效应的作用强度或方向可能存在差异。在影响歧视知觉作用过程的诸多因素中，个体对群体的在意程度，即个体对群体的归属需要，可能会对拒绝认同模型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归属需要是与他人保持频繁、积极和稳定关系的内在驱力，是一种被团体接纳或者感觉被团体接纳、寻求认同的需要，通过加入一定团体及被团体接纳而获得满足(李霞，朱晓颖，李文虎，2010；Williams & Sommer,1997)。Carvallo和Pelham(2006)发现，归属需要不同，个体在歧视知觉的加工过程上会存在差异，归属需要是影响歧视知觉的产生及其作用过程的重要因素。高归属需要的个体具有较高的人际敏感性，对内群体成员的关注度较高，对外群体成员的情绪状态也较为敏感，更容易受到外界歧视的消极影响(Pickett,Gardner,& Knowles,2004)；而且，归属需要的程度不同，个体的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也存在显著差异(申继亮，2009)。这提示，归属需要可能是影响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关系机制的重要条件，不同归属需要下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可能存在差异。鉴于此，本研究将在拒绝认同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归属需要这一变量，采用分组结构方程分析的方法(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从调节变量(归属需要)和中介变量(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不同归属需要下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关系，即归属需要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作用，对完善后的拒绝认同模型(图3假设模型)进行检验。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探讨歧视知觉与城市流动儿童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关系以及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并进一步考察不同归属需要下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差异。本研究假设，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均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降低群体地位感、提高内群体认同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产生间接性影响；归属需要对歧视知觉与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关系机制存在调节作用，不同归属需要下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效应存在差异。
2 方法
2.1 被试
采用整班联系、自愿参加的方式，从北京市8所学校五年级至初二年级共55个教学班选取1551名流动儿童作为被试。流动儿童的选取标准为：父母没有任何一方去世；父母没有离异；儿童自身没有残疾；父母为农民工，户口在农村老家；非北京出生。所有被试的年龄分布在10～15周岁之间。其中，小学流动儿童918人(59.2％)，初中流动儿童633人(40.8％)；打工子弟学校流动儿童957名(61.7％)，公立学校流动儿童594名(38.3％)；流动男孩871人(56.2％)，流动女孩680人(43.8％)。
2.2 研究工具
2.2.1 歧视知觉
采用刘霞和申继亮(2010)编制的个体歧视知觉问卷(Perceived Personal Discrimination Scale)，用以考察流动儿童在与城里人交往过程中知觉到的被歧视程度，歧视来源是具有北京户口的当地人。该问卷由流动儿童经历的典型歧视事件组成，共计20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由被试判断这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频率，得分越高表明被试知觉到的歧视现象越多。该问卷已经在国内多个研究中得到使用(邢淑芬等，2011；范兴华等，2012)，具有较好的信效度。以应用较广泛的个体歧视意识问卷为效标指标(刘霞，2008)，二者之间相关为0.59，p＜0.01，效标效度良好。本研究中该问卷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86。
2.2.2 个体幸福感
包括积极/消极情感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量表两个工具：(1)积极/消极情感量表。用于考察流动儿童的积极和消极情感，由陈文锋和张建新(2004)修订，包括14个项目，采用4级评分，从1“没有”到4“经常有”，要求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每项条目进行评定，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情感体验上越积极或消极。本研究中，积极和消极情感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6和0.73。(2)生活满意度量表。由Huebner(1991)编制，已在国内流动儿童群体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侯娟，邹泓，李晓巍，2009)。共有7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要求被试对其整体生活的满意程度做出评价，得分越高表示总体生活满意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68。
2.2.3 群体幸福感
参照前人的研究(Branscombe et al.,1999; 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 Luhtanen & Crocker,1992)，采用成员身份自尊(Member Collective Self-Esteem)和内在群体自尊(Private Collective Self-Esteem)两个指标进行考察。两个分量表已在相关研究中得到验证，在不同被试群体中均具有良好的信效度(Tom,2006；申继亮，2009)。其中，成员身份自尊用于测量个体对自己在所属群体中的重要性的评价程度，内在群体自尊用于测量个体对所属群体重要性的评价程度。每个分量表包括4个项目，采用6级评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6“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成员身份自尊和内在群体自尊越强。该量表已经在国内流动儿童群体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彭丽娟，陈旭，罗书伟，2011)。本研究中，成员身份自尊分量表和内在群体自尊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0和0.71。
2.2.4 内群体认同
采用群体认同量表青少年版进行考察(Phinney,1992)，包括情感认同和认知认同两个方面。该量表被广泛应用于考察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青少年的内群体认同状况，目前已在国内流动儿童群体中使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邢淑芬等，2011；申继亮，2009)。共包括12个项目，6级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6“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被试在情感或认知方面对所属的群体越认同。本研究中，情感认同和认知认同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分别为0.71和0.65。
2.2.5 群体地位感
参考以往相关研究(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 Tom,2006)，采用公众群体自尊(Public Collective Self-Esteem)作为测查指标(Luhtanen & Crocker,1992)，用以考察自己感受到的他人对自己群体的积极评价程度。该量表已在流动儿童群体中使用，具有较高的信效度(刘霞，2008；刘霞，申继亮，2009)。共包括4个项目，采用6级评分，从1“完全不同意”到6“完全同意”，得分越高表示个体的内群体地位感越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65。
2.2.6 归属需要
采用归属需要量表(Need to Belong Scale)考察被试与他人发展满意关系的需要程度(Leary,Kelly,Cottrell,& Schreindorfer,2001)，以评估流动儿童对社会拒绝或遭遇孤立的在意程度。该量表已被应用于多种文化背景下，得到许多研究者的认可和使用(李霞等，2010)，共包括10个项目，5级评分，从1“完全不符合”到5“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说明流动儿童的归属需要程度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系数为0.68。
2.3 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
采用自我报告法收集数据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效应，因此，根据相关研究的建议(周浩，龙立荣，2004)，重点从程序方面进行控制，具体包括：(1)选用信效度较高的成熟量表作为测量工具，以尽可能减少由于问卷法的局限性给研究结果带来的不利影响；(2)采用匿名方式进行测查，由主试在施测时按照座位顺序分发和收集问卷，施测完成后再进行编号，不需要被试填写姓名，以保护反应者的匿名性；(3)对测量进行时间上的分离，内容相似的问卷分开进行施测；(4)对不同问卷的指导语、计分方式等进行适当的变换；(5)部分条目使用反向题；(6)使用两套问卷以平衡变量在施测过程中的呈现顺序。数据收集完成后，进一步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共有18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14.32，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明显。
2.4 研究程序
本研究主试均由具有施测经验的发展心理学研究生担任。在施测之前，对所有主试进行指导语、问卷内容以及施测注意事项的培训。以班级为单位进行群体施测，每班由2～3名主试负责，由被试独立完成填写，当场收回问卷。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歧视知觉、内群体认同等变量的考察需要被试能够识别自己所在的群体，因此，施测前首先请被试完成一道题目，即“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属于一些群体，人们会用不同的词语来描述这些群体，下面列出了两个群体，请选出你所在的群体：①外地人：户口在农村老家的大人和孩子；②当地人：户口在北京当地的大人和孩子”。对于选择第二个选项的被试，未纳入数据录入和管理。本研究采用SPSS 18.0和Amos 17.0进行数据分析处理。
3 结果
3.1 初步的统计分析
不同群体流动儿童幸福感各观测指标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见表1。以学校类型(打工子弟学校VS.公立学校)、性别(女生VS.男生)、学段(初中VS.小学)为分组变量，分别对个体幸福感和群体幸福感进行MANOVA分析。结果显示，在个体幸福感方面，学校类型×学段(Wilks' λ＝0.99，F＝5.13，p＜0.05)的交互作用显著，学校类型(Wilks' λ＝0.94，F＝26.57，p＜0.01)、学段(Wilks' λ＝0.94，F＝25.53，p＜0.01)和性别(Wilks' λ＝0.99，F＝2.82，p＜0.02)的主效应显著。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学校类型×学段在积极情感(F(1，1321)＝7.08，p＜0.01)、消极情感(F(1，321)＝4.17，p＜0.05)和生活满意度(F(1，321)＝5.14，p＜0.05)上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公立学校小学生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初中生(MD分别为0.17和0.27，ps＜0.01)、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MD分别为0.32和0.55，ps＜0.01)和小学生(MD分别为0.35和0.41，ps＜0.01)，其消极情感得分则显著低于公立学校的初中生(MD＝0.40，ps＜0.01)、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MD＝0.42，ps＜0.01)和小学生(MD＝0.26，ps＜0.01)；公立学校初中生的积极情感和生活满意度得分也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MD分别为0.15和0.28，ps＜0.05)和小学生(MD分别为0.18和0.14，ps＜0.05)；公立学校和打工子弟学校初中生的消极情感得分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生(MD分别为0.14和0.16，ps＜0.05)。性别仅在生活满意度(F(1，1321)＝5.54，p＜0.01)上主效应显著，流动男生的得分显著高于流动女生(MD＝0.13，p＜0.05)。
在群体幸福感方面，学校类型×学段(Wilks' λ＝0.99，F＝10.16，p＜0.01)的交互作用显著，学校类型(Wilks' λ＝0.99，F＝10.79，p＜0.01)、学段(Wilks' λ＝0.98，F＝12.31，p＜0.01)和性别(Wilks' λ＝0.99，F＝8.46，p＜0.01)的主效应显著。进一步的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学校类型×学段在群体成员身份自尊(F(1，1407)＝11.78，p＜0.01)和内在群体自尊(F(1，1407)＝18.53，p＜0.01)上的交互作用均显著，公立学校小学生的得分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初中生(MD分别为0.416和0.53，ps＜0.01)、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MD分别为0.53和0.36，ps＜0.01)和小学生(MD分别为0.50和0.35，ps＜0.01)；公立学校初中生的内在群体自尊得分显著低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生(MD＝0.17，p＜0.01)和小学生(MD＝0.18，p＜0.01)。性别在群体成员身份自尊(F(1，1407)＝13.35，p＜0.01)和内在群体自尊(F(1，1407)＝12.60，p＜0.01)上主效应显著，流动女生的群体成员身份自尊(MD＝0.21，p＜0.01)和内在集体自尊(MD＝0.18，p＜0.01)得分均显著高于流动男生。
进一步采用相关分析考察流动儿童幸福感各观测变量、歧视知觉、内群体认同、群体地位感和归属需要之间的相关关系(见表2)。结果显示，歧视知觉与个体和群体幸福感各观测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r在0.30～0.39之间)，歧视知觉、个体幸福感各观测变量、群体幸福感各观测变量与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之间也存在显著的相关(r在0.14～0.56之间)；内群体认知认同与歧视知觉和消极情感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与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以及群体幸福感各观测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r在0.12～0.31之间)；归属需要与歧视知觉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其与个体幸福感和群体幸福感各观测变量的相关也比较微弱(r在0.09～0.16之间)。
根据相关研究的建议(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如果一个变量与自变量相关不显著，它不可能成为中介变量，但有可能成为调节变量；理想的调节变量与自变量和因变量的相关都不大。可见，本研究中归属需要符合调节变量的检验条件，内群体情感认同符合中介效应的检验条件，而内群体认知认同与歧视知觉相关不显著，不符合中介效应的检验条件，因此，下面将不再纳入内群体认知认同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3.2 城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拒绝认同模型的验证
本研究涉及多个变量，为从更加整合的角度反映各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这里采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模型评估的拟合指标为
，/df，GFI，TLI，CFI和RMSEA(温忠麟，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
通过对图3假设模型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值显著性检验p＝0.00，/df＝7.27，NFI＝0.96，IFI＝0.96，TLI＝0.90，CFI＝0.96，RMSEA＝0.073，除/df由于样本容量大而导致数值较高外，其他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的范围。不过，由于该模型中存在两条不显著的路径，即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路径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因此，根据节俭原则对该模型进行简化，去掉两条不显著的路径(见图4)。对简化后的模型进一步数据拟合发现，值显著性检验p＜0.001，/df＝6.32，NFI＝0.96，IFI＝0.96，TLI＝0.91，CFI＝0.96，RMSEA＝0.068，该简化模型与原先模型之间的Δ(Δdf)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其拟合略优于原模型，其路径设定更加简洁，由此最终确定简化后的模型为最佳模型。由图4可见，总体而言，歧视知觉主要对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存在消极影响，没有通过提升内群体情感认同而发挥间接性的积极作用。具体来看，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的个体幸福感(β＝－0.40)和群体幸福感(β＝－0.12)均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群体幸福感对流动儿童的个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42)。歧视知觉可以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部分中介作用消极地影响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中介效应量分别为－0.06和－0.19，Sobel检验的z值分别为－3.90(p＜0.001)和－7.92(p＜0.001)，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3.3 归属需要对城市流动儿童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关系机制的影响
本研究的重要目的是考察归属需要对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中介关系模型的调节作用，由于关系模型中涉及到两个潜变量，根据有潜变量的调节效应分析方法(温忠麟，侯杰泰，张雷，2005)，采用分组结构方程进行分析，具体步骤为：(1)根据流动儿童的归属需要得分情况，以平均数±1个标准差为标准进行分组，得分大于平均数加1个标准差的被试为高归属需要组(n＝230)，得分小于平均数减1个标准差的被试为低归属需要组(n＝226)，得分位于平均数±1个标准差以内的被试为中等归属需要组(n＝965)，从而得到3组被试。(2)以图3假设模型为基准模型做分组结构方程分析，首先将3组的结构方程回归系数限制为相等，结果显示＝311.83，df＝88；然后去掉这个限制并重新进行模型评估，结果显示＝262.64，df＝70。其次，计算两个模型的卡方值差异和自由度差异，得到一个新的卡方值和自由度，并对其进行显著性检验，如果卡方检验结果显著，则表明调节效应显著。本研究中⊿(18)＝49.49，p＜0.001，说明归属需要对模型的调节效应显著。(3)本研究也分别对三个样本组的模型进行了两两比较，结果显示，高归属需要组与低归属需要组之间(⊿(18)＝72.99，p＜0.001)、高归属需要组与中等归属需要组之间(⊿(18)＝41.52，p＜0.001)、低归属需要组与中等归属需要组之间(⊿(18)＝51.89，p＜0.001)的卡方值差异和自由度差异检验均达到显著水平，进一步说明归属需要对中介作用模型发挥了显著的调节作用。为了更加清晰地反映归属需要对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关系的影响，揭示归属需要水平对模型的调节效应，下面主要分析高、低归属需要组中的模型评估结果以及标准化路径系数。
首先，在高归属需要组中的模型评估结果显示，值显著性检验p＝0.003，/df＝2.42，NFI＝0.92，IFI＝0.96，TLI＝0.86，CFI＝0.95，RMSEA＝0.079，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的范围，不过，由于该模型中存在4条不显著的路径，因此，根据节俭原则对该模型进行简化，去掉4条不显著的路径(见图5)。对简化后的模型进一步数据拟合发现，值显著性检验p＝0.013，/df＝1.92，NFI＝0.92，IFI＝0.96，TLI＝0.91，CFI＝0.96，RMSEA＝0.063，该简化模型与原先模型之间的Δ(Δdf)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其拟合略优于原模型，其路径设定更加简洁，由此最终确定简化后的模型为最佳模型。由图5可见，对于高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β＝－0.44)，并通过群体地位感的完全中介作用消极地影响群体幸福感，中介效应为－0.18，Sobel检验的z值为－3.02(p＜0.001)，说明中介效应显著。此外，内群体情感认同对群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29)，群体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也存在直接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β＝0.37)；内群体情感认同通过群体地位感的部分中介作用，也会间接地影响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中介效应为0.24，Sobel检验的z值为0.44(p＜0.001)，说明中介效应显著。
图5 高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
其次，在低归属需要组中的模型评估结果显示，值显著性检验p＝0.012，/df＝2.08，NFI＝0.96，IFI＝0.98，TLI＝0.94，CFI＝0.98，RMSEA＝0.069，各项拟合指数均达到可接受的范围，不过，由于该模型中也存在一条不显著的路径，因此，根据节俭原则对该模型进行简化，去掉这条不显著的路径(见图6)。对简化后的模型进一步数据拟合发现，值显著性检验p＝0.014，/df＝2.00，NFI＝0.96，IFI＝0.98，TLI＝0.94，CFI＝0.98，RMSEA＝0.067，该简化模型与原先模型之间的Δ(Δdf)不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且其拟合略优于原模型，其路径设定更加简洁，由此最终确定简化后的模型为最佳模型。
图6 低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
由图6可见，对于低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的影响比较复杂，直接的消极作用(β＝－0.42)和间接的积极作用并存。这里，歧视知觉对两个中介变量存在负向预测作用，两个中介变量对个体幸福感也存在负向预测作用，因此，尽管歧视知觉的增加会导致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降低，但随着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降低，流动儿童的个体幸福感反而会出现上升的趋势，从而使得歧视知觉表现出间接性的积极作用。其中，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5和0.16，Sobel检验的z值分别为1.96(p＜0.05)和3.15(p＜0.001)，中介效应显著。歧视知觉对群体幸福感只存在间接的消极影响作用，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0.09和－0.26，Sobel检验的z值分别为－2.16(p＜0.05)和－3.65(p＜0.001)，中介效应显著。另外，群体幸福感对流动儿童的个体幸福感也存在显著的直接预测作用(β＝0.93)。
最后，通过对高、低归属需要组的结构路径进行比较发现，两组的路径差异主要体现在与中介变量有关的路径上，具体为歧视知觉与内群体情感认同(t＝2.64，p＜0.01)、歧视知觉与内群体地位感(t＝2.63，p＜0.01)之间的路径，以及内群体情感认同和内群体地位感与个体幸福感之间的路径(t值分别为2.01和2.10，p＜0.01)。这提示，归属需要对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关系机制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对中介效应的调节方面。此外，在群体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路径上，高、低归属需要组之间也存在非常显著的差异(t＝－4.69，p＜0.01)。
4 讨论
尽管大量研究表明歧视知觉会带来消极的身心发展后果，但关于歧视知觉与心理健康的关系机制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刘霞等，2011；Coker et al.,2009; 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 Major et al.,2002; Mesch et al.,2008; Pascoe & Richman,2009; Seaton,2009,2010)。本研究基于对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分析，在对拒绝认同模型进行完善的基础上，首先对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歧视知觉与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进而纳入归属需要这一个体变量，探讨不同归属需要下中介作用的具体表现及差异。
4.1 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特点
城市流动儿童的心理适应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已有研究主要从消极心理问题及干预的角度进行考察(方晓义等，2008；蔺秀云等，2009；刘霞，申继亮，2009；邹泓等，2008)，本研究以城市流动儿童的主观幸福感这一积极适应指标及其危险性影响因素为关注点，首先对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状况进行探讨。结果显示，公立学校小学流动儿童的积极情感、生活满意度、群体成员身份自尊和内在群体自尊显著高于公立学校的初中流动儿童、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以及小学流动儿童，其消极情感体验则显著低于公立学校的初中流动儿童、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以及小学流动儿童，说明公立学校小学流动儿童具有相对较高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这与已有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王瑞敏，邹泓，2010；彭丽娟等，2011)。与打工子弟学校相比。公立学校的校园环境、教学设施、师资力量等教育资源较为优越，并且，公立学校流动儿童在受歧视体验方面相对低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心理处境相对较好(范兴华等，2012；袁立新，2011)；从年级发展来看，与初中流动儿童即将面临升学与就业、是否返回老家等诸多现实问题相比，小学流动儿童正处于无忧无虑的童年阶段，对现实问题考虑得较少，且学业负担较轻(王瑞敏，邹泓，2010；彭丽娟，陈旭，罗书伟，2011)。这些客观现实环境和主观心理环境的差异，可能使得公立学校小学流动儿童的幸福感水平不仅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流动儿童，而且高于公立学校的初中流动儿童。
另外，公立学校初中流动儿童的积极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和小学流动儿童，进一步显示了进入公立学校就读对流动儿童幸福感提升的重要作用。但需要注意，学校环境的变化并不能完全促进幸福感各项指标的积极变化，与打工子弟学校的初中和小学流动儿童相比，公立学校初中流动儿童的内在群体自尊较低，而且其消极情感体验也显著高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学流动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为流动儿童提供了良好的教育资源，但也提供了更多与北京当地儿童交往的机会，尤其是在初中这一人生发展的关键时期，流动儿童在与当地儿童的互动、接触和对比中，在考虑如何中考、在哪儿中考、继续读书还是打工赚钱等问题的情况下，会更容易认识和体验到自己群体的弱势地位(刘霞，2008)，对所属群体的评价必然受到影响，同时也会带来较多的消极情感体验。这提示我们，不仅要关注客观环境资源对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影响，改善打工子弟学校的教育环境，充分发挥公立学校的主渠道作用，也要重视主观心理环境的干预和创设，注重改善流动儿童的心理处境，使其正确地认识和应对各种歧视现象，降低消极情感体验，从而促进流动儿童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整体提升。
与以往研究相一致，本研究发现流动男生比流动女生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对此，王瑞敏(2010)等人的研究发现，与流动女生相比，流动男生普遍认为来北京后可以开阔视野，接触不同的人、事物以及了解各种信息，从而让他们从总体上感到生活比较满意。在群体幸福感方面，本研究发现流动女生比流动男生具有较高的群体幸福感，即流动女生的群体成员身份自尊和内在群体自尊较高，这也进一步验证了以往的研究结果(彭丽娟等，2011)。中小学阶段，学业成绩和人际关系是影响群体价值感或群体幸福感的两个重要因素。已有研究发现，流动女生在人际交往、学业成绩方面明显优于流动男生，在外化问题行为方面则显著少于流动男生(李晓巍，邹泓，王莉，2009)，这可能是导致其群体幸福感较高的一个原因。同时，对本研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流动女生的内群体情感认同(F(1，1477)＝8.65，p＜0.01；MD＝0.16，p＜0.01)和群体地位感(F(1，1477)＝17.02，p＜0.01；MD＝0.22，p＜0.01)显著高于流动男生，而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是群体幸福感形成的重要来源，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流动女生具有较高的群体幸福感。
4.2 歧视知觉与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关系及中介效应的验证
社会认同理论认为，社会接纳是影响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歧视知觉作为个体对外群体排斥性行为的主观觉察，会直接降低个体的被接纳感，从而对幸福感等心理健康状况带来消极影响(Major et al.,2002; Seaton et al.,2010; Tom,2006)。
本研究中，歧视知觉对个体和群体主观幸福感都表现出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随着歧视知觉的增加，流动儿童的积极情感体验和生活满意度逐渐降低，群体价值感也越来越低，消极情感体验则逐渐增多，进一步表明了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积极适应的危害作用，这也与“歧视知觉是客观歧视的心理现实”的概念内涵相一致，反映了客观歧视的伤害性本质(Major et al.,2002)。通过比较还发现，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更强，对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则以间接作用为主。这与种族歧视知觉等领域的研究结果表现出一定差异。Tom(2006)认为，歧视知觉作为与群体成员资格密切相关的主观体验，首先激活群体指向的心理感受，如内群体认同、群体价值感等，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幸福感，即歧视知觉对群体幸福感的直接作用应该更强，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以间接作用为主。对于这一差异，本研究认为，这可能与流动儿童群体成员资格的特殊性有关。相对于种族、性别等不可变的群体成员身份，流动人口身份具有较大的可变性或者可渗透性，尤其是对于正处于童年期的流动儿童来说，未来的变化空间很大，随着考学、工作或者返回老家等，流动儿童可以改变目前的群体身份。这种群体成员资格的不稳定性，一方面可能会降低流动儿童对所在群体的心理感受，使其较难形成很强的内群体认同感(袁晓娇等，2010；邢淑芬等，2011)，另一方面也会降低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群体身份的关联，使其与个体自身的关系更紧密。对此，已有研究也提供了一定证据。例如，已有研究发现，对于群体成员身份稳定的弱势群体，个体认为受歧视的对象主要是自己所在的群体，自己则很少受到歧视(Major et al.,2002)；但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则相反，流动儿童认为受歧视的主要对象是自己，而非所在群体(刘霞，申继亮，2010)。这种歧视知觉的个体指向性，可能使得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的直接关系更为密切。该结果同时也提示，歧视知觉是影响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提升的直接危险因素，学校、家庭和社会要加强对其预防和干预的重视。
对拒绝认同模型的验证显示，群体地位感在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群体幸福感之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与已有研究结果相一致(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随着流动儿童歧视知觉的增强，他们会更容易意识到自己所在群体遭受到拒绝和排斥，这种意识会降低其群体地位感和群体价值感，并进一步导致群体幸福感的降低。与本研究假设不一致的是，虽然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知觉的研究发现，随着歧视知觉的增加，个体会通过提高自己对所在群体的认同，从所在群体中获得一定的社会支持及归属感，来应对外界歧视带来的伤害(Branscombe et al.,1999; 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 Tom,2006)。但本研究却发现，随着歧视知觉的增加，流动儿童的内群体情感认同逐渐下降，并进一步降低其群体幸福感，这说明流动儿童没有通过提高内群体情感认同的方式来应对外界歧视。毕竟，提高内群体情感认同虽然可以部分缓解外界歧视带来的伤害，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歧视现象本身，而且从长远来看，内群体情感认同的提高可能会增加对外群体的敌视态度，导致更多的受歧视体验。对于群体成员资格无法改变的群体来说，他们无法通过改变群体成员资格来改变外界的歧视，但对于群体成员身份可变的流动儿童而言，应对外界歧视的根本方法是积极融入新群体，改变目前的群体身份。对此，已有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的城市认同(即外群体认同)要高于老家认同(即内群体认同)，且相比起城市认同，老家认同与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关系较为消极(袁晓娇等，2010)。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内/外群体认同相结合的角度，更深入地揭示群体认同在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需要说明的是，范兴华等(2012)通过研究发现，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的老家认同(即内群体认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与本研究中歧视知觉与内群体情感认同的关系方向相反。这是否与本研究结果相冲突？对此，我们认为，这可能与两个研究中对内群体认同的关注角度不同有关。范兴华等(2012)对老家认同的考察主要侧重于“在多大程度上像老家人”，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显然与其“像老家人的程度”密切相关，他们在文化和行为习惯上与老家人越像，感受到的歧视知觉也会越高。而在本研究中，内群体认同主要从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进行考察，认知认同主要考察流动儿童对所在群体的认识和了解程度，情感认同主要考察流动儿童对所在群体的积极情感认同度，结果发现，歧视知觉不会影响流动儿童对所在群体的认知评价，但会显著降低其对所在群体的自豪感、满意度等情感体验程度。由此可见，歧视知觉对内群体认同不同方面的影响作用是存在差异的，从单一角度或者整体水平上考察内群体认同的中介效应会抹杀很多信息。目前该结果只在流动儿童群体中得到证实，后续研究可以在其他弱势群体中进一步验证。
4.3 归属需要对歧视知觉与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之间关系的影响作用
已有研究指出，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可能受到其他变量的影响，揭示影响该中介效应的调节变量是深入理解歧视知觉作用机制的关键(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然而截止到目前，仍未有研究从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相结合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本研究以流动儿童的内在归属需要为切入点，在验证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中介作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归属需要下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关系机制。
归属需要是参加一定组织或依附于某个群体的需要，是一种被群体接纳和寻求认同的需要(Carvallo & Pelham,2006; Williams & Sommer,1997)。流动儿童由于群体成员资格的暂时性和可变性，可能使其对所在群体的在意程度降低，与所在群体建立紧密关系的需求度也相对减少，从而进一步影响歧视知觉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发现，不同归属需要下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模型存在显著差异，且差异主要体现在与中介变量有关的路径上，这为上述推论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具体来看，在低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可以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个体幸福感；但对于高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仅群体地位感在歧视知觉与群体幸福感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歧视知觉对内群体情感认同的直接作用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高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对所在群体的情感认同较为稳定，不容易受外界歧视事件的影响。另外，通过比较也发现，与低归属需要组相比，高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确实具有较高的内群体情感认同(t＝6.85，p＜0.01)，这种较高且稳定的群体情感认同有助于流动儿童保持一定的群体价值感，并进一步提升个体幸福感。从这一角度来看，在遭受外界歧视的压力情境下，内群体情感认同对高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实际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可以帮助流动儿童维持一定的良好心理状态。
对于低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歧视知觉通过降低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进而消极地影响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这与其他弱势群体中的发现相一致(Tom,2006)。与已有研究结果不同的是(Branscombe et al.,1999; 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本研究发现，在对个体幸福感的影响中，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表现出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从而影响了歧视知觉的间接作用方向，使其表现出部分的积极效应。对此，国内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的内群体认同与心理适应之间存在负相关(袁晓娇等，2010)。本研究则进一步表明，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对个体幸福感的负向作用主要体现在低归属需要组。相对于归属需要较高的流动儿童，低归属需要流动儿童寻求并维持与内群体建立联系的动机较弱，对所在群体的认同和归属感也相对较低，在这种情况下，随着歧视知觉带来的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降低，反而有利于流动儿童在认知和情感上与所在群体相脱离，从而缓解由群体成员身份所导致的歧视知觉的消极影响，维持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当然应当看到，无论归属需要高或低，歧视知觉对流动儿童幸福感的消极影响都是最主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不同归属需要下群体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的预测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与高归属需要的流动儿童相比(β＝0.37)，低归属需要流动儿童的群体幸福感对个体幸福感具有很高的直接预测作用(β＝0.93)，说明二者之间存在较大的共同因子。这可能是因为，对于归属需要较低的流动儿童，由于其群体观念相对淡薄，导致在评价所属群体以及自己在所属群体中的重要性时，主要从个人价值感的角度进行判断，而不是从群体价值感的角度进行评价，从而使得其群体幸福感和个体幸福感在内涵上表现出较大的重合性，导致二者关系高度一致。此外，本研究还发现，无论归属需要高低，歧视知觉均可以通过间接地降低群体幸福感来减少个体幸福感。这进一步印证了前面的推测，即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的建立离不开其群体幸福感，从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相结合的角度来探讨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关系机制是必要的。该结果也提示，不能仅从个体角度关注流动儿童幸福感的干预，要注意发挥群体价值感在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培养中的作用，帮助流动儿童形成积极的群体价值感和群体幸福感，以最终促进个体幸福感的不断提升。
4.3 研究意义与局限性
本研究以完善后的拒绝认同模型为理论基础，以城市流动儿童的幸福感这一积极心理适应指标为结果变量，考察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归属需要对该中介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与群体成员身份不可变的弱势群体(如黑人儿童等)相比，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与幸福感的关系存在一定的特殊性，流动儿童没有通过提高内群体情感认同的方式来应对外界歧视；归属需要对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幸福感关系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中介效应的调节上，不同归属需要下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存在一定差异；内群体认知认同与歧视知觉的相关不显著，仅内群体情感认同在歧视知觉与幸福感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等等。这些结果对于丰富完善拒绝认同理论、深入理解歧视知觉与流动儿童心理发展的内在关系具有重要价值。
同时，本研究结果对于当前社会背景下城市流动儿童幸福感的提升也具有一定启发意义。首先，歧视知觉是影响流动儿童幸福感提升的重要因素，尤其对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的提升具有直接的危害作用，因此，政府、社会和学校要共同努力来消除流动儿童被歧视的根源，为其健康成长创建一个公平、和谐的客观环境。其次，关注流动儿童的积极心理处境，帮助流动儿童形成客观、稳定的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避免使其过多受外界歧视的影响，充分发挥积极心理处境对流动儿童群体幸福感的促进作用。第三，在对歧视知觉进行预防和干预的过程中，要考虑到流动儿童自身的动机需求在其中的影响，根据流动儿童归属需要的不同来制定和调整相应的预防及干预策略。最后，要注意发挥群体幸福感建设在流动儿童个体幸福感提升中的促进作用。
此外，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需要改进。首先，本研究是一个横断面设计，所得结果无法揭示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本研究主要考察了歧视知觉对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影响，但实际上，随着内群体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变化，流动儿童的歧视知觉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进一步的研究需要借助于纵向研究的范式对变量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探讨。其次，由于问卷法本身存在一些局限，如被试在回答中可能存在社会称许性，导致收集到的数据可能受到共同方法变异的影响。这也是目前该领域研究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范兴华等，2012；蔺秀云等，2009，刘霞等，2011；Branscombe et al.,1999; Leondardelli & Tormala,2003; Tom,2006)。毕竟，无论是通过他人评价的方式还是通过严格创设的实验情境，都很难真实反映弱势群体成员对客观现实的跨时间的、跨情境的心理感受(Branscombe et al.,1999)，因此长期以来，问卷法一直是歧视知觉研究领域的主要数据收集方式。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内部效度，本研究在程序和方法上对共同方法效应问题进行了严格考虑和控制，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结合访谈调查等质性研究的思路，对量化研究的结果进行解释与验证。第三，本研究发现，流动儿童群体成员身份的可变性是影响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内在关系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对该变量进行操作，所得结果将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后续的研究可以考虑纳入群体成员身份相对稳定的城市农民工作为对照组，通过比较两组群体中歧视知觉与幸福感关系的差异，对群体成员资格在其中的作用进行探讨。第四，本研究只关注了归属需要对中介机制的调节作用，后续研究可以进一步对其他可能的调节变量进行考虑，例如群体态度等。
5 结论
(1)公立学校小学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相对较高；流动男生比流动女生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流动女生比流动男生具有较高的群体幸福感。(2)歧视知觉对城市流动儿童的个体和群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负向预测群体幸福感。(3)不同归属需要下歧视知觉对个体和群体幸福感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在高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存在直接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并通过群体地位感和群体幸福感的双重中介作用消极地影响个体幸福感；歧视知觉完全通过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消极地影响群体幸福感。在低归属需要组，歧视知觉对个体幸福感既存在直接的负向预测作用，也通过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的中介作用发挥间接性的积极影响；歧视知觉对群体幸福感只存在间接的消极影响作用，内群体情感认同和群体地位感在其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
收稿日期：2010－0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