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东渡动机诸说批判——剖析日本学者的几种观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种论文,日本论文,动机论文,学者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 242；B 9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030(2009)04-0043-06
一、引言
8世纪中叶，扬州僧侣鉴真携徒先后六次东渡，最终于天宝十二载(753)突破“地狱之门”①到达日本。在前后约12年间，支撑他们完成这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艰苦旅行的，无疑是一种坚定的信念。但这一代价也极为惨烈，《唐大和上东征传》这样描述：
大和上从天宝二载，始为传戒，五度装束，渡海艰辛。虽被漂回，本愿不退。至第六度过日本。三十六人总无常去，退心道俗二百余人。唯有大和上、学问僧普照、天台僧思托，始终六度，经逾十二年，遂果本愿，来传圣戒。[1]
如果仔细品味上述记载，可以发现鉴真东渡非同寻常。当初(742年)荣睿等从长安南下扬州，面谒鉴真发出邀请时，众弟子竟无一回应，此已隐约显露“异常”之端倪；②一旦开始渡海，先后有36人失去宝贵生命，最终到达日本只有24人，死亡率之高，令人惊诧；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航海过程中有200多人打退堂鼓(思托撰《延历僧录·普照传》，记载“退心二百八十余”)，意味着在鉴真的东渡活动中，高达90％以上的人中途退出。即使仅从上述几点来看，鉴真对东渡之“异常”执著，不可以常人常理来论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鉴真产生如此坚定的信念，不屈服于任何自然威胁和人为阻碍，最后成就东渡日本壮举的呢？关于鉴真东渡日本的动机，小野胜年是较早予以关注的日本学者，他着眼于鉴真在唐的地位，对鉴真不顾危险，选择各种冒险的方法东渡的原因，作出如下几种推测：
第一，鉴真被日本留学僧荣睿和普照充满激情的游说所感动，又因后辈道璿已先期应邀赴日而深受鼓舞。此外，荣睿背后有政界权贵舍人亲王和佛教长老元兴寺隆尊的支持，也令鉴真对赴日传教满怀期待。
第二，日本著名政治家圣德太子不遗余力地在日本兴隆佛法，并努力推动实现政教合一的国家体制。这种精神历经百年而生生不息，因此深深打动了鉴真。论述圣德太子与鉴真东渡的结合点，主要依据的是《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荣睿与鉴真的对话(涉及圣德太子“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的预言)。
第三，对鉴真来说，当时的日本乃律宗尚未普及之地，具有传戒授律的巨大空间。此外，在长期同甘共苦的渡航过程中，通过身边的日本僧侣加深了对日本的了解，这也是鉴真锲而不舍坚持初衷的原因之一。其中“对日本的了解”，就是遣唐使以及留学僧带来的日本各地造寺建塔安置《金光明经》、京师造卢舍那大佛等圣武天皇的政治活动和宗教政策等消息。
第四，小野先生也注意到中国国内的情势，指出当时处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将要发生巨变——即“安史之乱”的前夜，鉴真东渡可以说是与“旧世界”即祖国诀别，为开创“新世界”而远赴日本。[2]
关于小野先生提示的上述几个答案，即道璿先行赴日对鉴真产生了多大影响？鉴真是否看重舍人亲王和隆尊的存在？鉴真“对日本的了解”究竟有多深刻？鉴真是否真的与“旧世界”诀别而离弃祖国？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从客观上进行分析论考，不能仅仅停留于主观臆说之上。
二、“留学僧怂恿说”
鉴真曾经被日本留学僧荣睿、普照充满热忱的邀请所感动，这是毋容置疑的，否则他不会在弟子们沉默不语的时刻，自告奋勇答应东渡弘法；而且鉴真对荣睿的死“哀恸悲切”，也证明他们感情颇深。但上述感情与鉴真东渡动机，或许有某些关联，但不可等同视之。
实际上，鉴真随从中退却的200多人，也包括几名日本僧人在内。第一次东渡时有日本僧人玄朗、玄法、普照、荣睿4人相随，因遭高丽国(疑为渤海国)僧如海诬告，第一次东渡出海前即受阻，玄朗和玄法随即脱离团队，此后去向不明。剩下两人虽然继续跟随鉴真，但荣睿在第五次航行中不幸去世，最后一位普照打消回国念头，离开鉴真独自去了明州(今浙江宁波)。因此，在鉴真决定第六次东渡时，他身边已经没有一名日本僧人相随了。
假设10年前，鉴真为荣睿等的恳请所感动，因此决定东渡的话，那么第二次东渡时已有半数日本僧人退出，鉴真的赴日热情多少会冷却下来；第五次航行中，担任聘师使命的主要人物荣睿去世，鉴真东渡日本的热情也许会更加低落；当最后一名日本僧普照也脱离团队时，鉴真的热情应该完全消失了。因此，留学僧的热情支撑鉴真东渡的说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与此相关，部分学者认为，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南下扬州，特意到延光寺恳请鉴真东渡，是为鉴真决定第六次东渡的直接原因。这一观点看似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心阅读《唐大和上东征传》的后续记载，便不会囫囵吞枣地予以全盘接受。
天宝十载(751)，鉴真一行从漂流地海南岛，迂回曲折，历经艰辛，回到扬州。翌年(752)遣唐使一行至明州，在阿育王寺与日本僧普照会面，似乎了解到鉴真东渡之事。天宝十二载(753)完成使命的大使一行从长安南下，至扬州延光寺拜访鉴真，劝说鉴真东渡日本。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藤原清河先通报公开聘请失败的消息，然后予以邀请：
弟子等先录大和上尊名，并持律弟子五僧，已奏闻主上，向日本传戒。主上要令将道士去。日本君王先不崇道士法，便奏留春桃原等四人，令住学道士法。为此，大和上各亦奏退。愿大和上自作方便，弟子等自有载国信物船四舶，行装具足，去亦无难。[1]
虽然这种邀请模棱两可、含糊其辞，但鉴真决意第六次东渡。再次东渡的消息很快传开，当鉴真从延光寺返回到龙兴寺，发觉官府已经加强戒备。后来幸得信徒帮助，他才得以从龙兴寺脱身，赶赴苏州黄泗浦，欲搭乘在那里候风待发的遣唐使船。如果认为事遂人愿，中日合作将功德圆满，那就错了。事实上，鉴真赴日的路途并非一帆风顺。在由4艘船组成的遣唐使船队即将出航之前，大使藤原清河突然把各船的负责人召集起来，召开紧急会议，通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
方今广陵郡觉知和上向日本国，将欲搜舟。若被搜得，为使有殃。又风被漂还著唐界，不免罪恶。[1]
这大概是遣唐大使惧怕承担连带责任，因而违背此前在扬州延光寺对鉴真许下的诺言。于是，谢绝弟子们的恳切挽留、不顾同门的屡屡反对、打破国禁偷渡出海的鉴真一行，不得不离开已经分乘的各船，他们自断后路而又失前途，其沮丧无助之状可以想象。
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见此情状，实在于心不忍，遂私自把鉴真一行收容到自己的船上。因此，鉴真的东渡无论是对唐政府来说，还是对遣唐使来说，都属于密航偷渡。如果仅仅是日本方面的恳请诚聘支撑鉴真东渡的话，那么鉴真大概就此放弃赴日。但即使被日本遣唐使抛弃，鉴真也没有放弃东渡。因此支撑这一决心的因素，必须从遣唐使和留学僧之外来寻找。
三、“圣德太子敬慕说”
既然“留学僧怂恿说”缺乏说服力，让我们来剖析小野胜年提到的第二种可能，即以荣睿与鉴真的对话为依据，认为鉴真对圣德太子怀有的崇敬和景仰，是其不畏艰险东渡弘法的原动力。事实果真如此吗？《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所载荣睿与鉴真的对话如下：
荣睿、普照师至大明寺，顶礼大和上足下，具述本意曰：“佛法东流，至日本国，虽有其法，而无传法人。日本国昔有圣德太子曰：‘二百年后，圣教兴于日本。’今钟此运，愿和上东游兴化。”大和上答曰：“昔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又闻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著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1]
荣睿、普照的恳请，包含三个主要内容：(1)日本无传法高僧；(2)圣德太子的预言；(3)恳请鉴真东渡。鉴真的回答中也包含三项内容：(1)慧思的倭国转世传说；(2)长屋王的袈裟偈句；(3)对日本的评价。
福井康顺先生把鉴真的回答视为表明对圣德太子的敬慕，亦即昭示其赴日动机的重要证据，主张鉴真赴日的动机源于把圣德太子视为南岳慧思大师的后身。③福井康顺等提倡的“圣德太子敬慕说”迎合了日本人的心理，因而广为流传。
事实上，把鉴真与圣德太子链接起来，并不是近现代史学家的创见，平安时代的日本天台宗僧侣们，早已开始宣扬倡导。最澄在其所著的《注金刚錍论序》中，明言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与慧思(南岳)、鉴真、圣德太子具有渊源关系：
今斯法性宗，龙猛苗裔，南岳子孙也。性相圆融，理事具足。觉者明师，禅者心镜。伏愿远仰上宫太子，近凭过海和上，建立此宗，报谢彼德。我国佛弟子，谁忘二圣恩者哉？[3]
继承最澄法系的圆仁，于承和十四年(847)自唐归国，他在递呈朝廷的上表文中说，慧思托生的圣德太子派遣隋使从中国取回慧思的遗物《法华经》，并亲自制作“三经义疏”(《法华经》、《维摩经》、《胜鬘经》三种佛经的注疏)宣讲，在日本弘扬大乘佛教；迨及鉴真东渡，天台宗始传日本：
伏寻天台宗传本朝之元始，南岳思大禅师后身圣德王子，以不世之德降生此国，遣使于西邻而取经，自制章疏而讲赞。黎庶于兹，始闻佛法。其后唐鉴真等远慕圣化，将天台法门而来朝。[4]7
最澄、圆仁的上述论说，乃是日本天台宗对鉴真东渡动机作出的阐释，亦即“圣德太子敬慕说”的根源所在。事实上，“圣德太子敬慕说”的唯一依据是荣睿和鉴真二人的对话，只不过鉴真回答中的“倭国王子”，被偷梁换柱成了圣德太子。
《扶桑略记》卷3、敏达天皇六年(577)6月22日条，在记载南岳慧思入寂之后，还有如下的内容：
鉴真和尚云：闻南岳思禅师迁化之后，托生倭国王子，兴隆佛法，济度众生。倭国王子者，圣德太子也。[4]32
文中把“倭国王子”比拟为圣德太子，显然有些牵强。唯一自始至终跟随鉴真东渡的唐僧思托，所著《大唐鉴真传》④在记载荣睿述说圣德太子的预言之后，紧接着用如下一段话来说明日本方面的佛教状况：
又舍人亲王广学内典，兼博览经史，敬爱佛法，慈爱人民。每悕求传戒师僧来至此土。[5]
对鉴真来说，传说中的圣德太子，应该不如同时代的舍人亲王(676～735)更具亲近感。但是笔者以为，与荣睿相见时，鉴真意识中的“倭国王子”，既不是圣德太子也不是舍人亲王，而是赠给中国僧侣千件袈裟的长屋王子，这从鉴真的回答即可清晰明了。
由此来看，荣睿宣扬的圣德太子事迹即使让鉴真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甚至加强了鉴真对日本佛教界的憧憬，但决不会是鉴真决意东渡的直接动机。
四、“鉴真间谍说”
如上所述，“圣德太子敬慕说”把鉴真和圣德太子联系在一起，起源于日本天台宗的始祖信仰，并无令人信服的史料根据。福井康顺极力推论此说的背景，多少是为了对抗流行一时的“思托捏造说”，这一点不容忽视。
例如，著名史学家辻善之助在《关于圣德太子为慧思后身说的几点疑问》(载《历史地理》第348号，1929年)一文中，把《唐大和上东征传》中荣睿所说的圣德太子预言，判定为思托的恣意捏造，认为鉴真赴日前根本不知道圣德太子其人其事。也就是说，广为学者引用的鉴真与荣睿的问答，被看作是唐僧思托的伪造。
辻善之助的“思托捏造说”，被一部分门生继承发扬，甚至有人把思托视为撒谎者，进一步成为了衍生“鉴真间谍说”的温床。倡导“鉴真间谍说”的铃木治教授在其著《白村江》中，对“思托捏造说”作了如下评价：
据《东征传》载，圣德太子是中国广东省衡山⑤慧思禅师的转世，而鉴真和尚立志渡海赴日是因为仰慕圣德太子的遗德。但是“转世说”实际上是思托编造出来的，在他以前即8世纪以前，日本并不存在这样的说法。辻善之助博士的研究表明，“转世说”自不用说，《东征传》本身也不足信凭。[6]178～179
《白村江》全书包括序言在内分为15章，虽以描述从663年白村江战败到894年遣唐使废止的231年间的历史为主，但可以说，全书的论述聚焦于把唐朝作为颠覆日本并使之发生动荡的“幕后黑手”这一点上。该书充斥危言耸听、哗众取宠的情节，徒具学术书籍的外表，其实缺乏最基本的学术常识。且以书中涉及鉴真的记述为例，来看看作者倡导的离奇古怪的“新说”。首先，铃木治把《唐大和上东征传》所载荣睿邀请鉴真东渡的事实，从以下三方面予以否定：
(1)如此重大的事情，应该托付给遣唐使才对，一介僧侣不应该有如此权限。
(2)律师道璿和婆罗门僧正已经乘坐完成使命归国的遣唐船赴日，荣睿不可能再次聘请戒师。
(3)如果荣睿被赋予招聘高僧的重任，天平八年入唐后居然十年时间无所作为，到了天宝元年才履行使命，这也不太合情理。[6]181
《东大寺要录》列举的招请戒师的发起人是舍人亲王和高僧隆尊。铃木治认为不管列举多少权贵高僧的名字，日本主动招聘鉴真之类的事情，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从而予以全盘否认。在此基础上，铃木治开始自己独特的推导：“鉴真赴日之目的，无论思托如何隐瞒，明显地出于唐朝政府的指派。”[6]181
既然鉴真是位不速之客，那么唐朝处心积虑派遣他东渡日本，究竟怀有什么居心、肩负何种使命呢？铃木治充分发挥想象力，继续演绎他的故事：
大概唐朝是为了严密监视我国情势，本打算派遣大量的间谍前来作乱。但唐朝到了玄宗治世，由于各地的节度使专横跋扈，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制趋于松弛，结果造成“藩镇之乱”，安禄山之乱迫在眉睫，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精力。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唐朝为了有效监视我国，欲利用佛教控制日本的寺院和僧侣，遂令距遣唐使必经的扬子江河口很近的扬州延光寺的鉴真律师，搭上归国的遣唐船而潜入日本。[6]172
按照铃木治的说法，鉴真是唐朝派出监视日本的间谍。由于此说把以前蓄积的鉴真研究从根本上予以推翻，所以为了使之得以立足，必须对鉴真有关的一切事件进行重新解释。关于唐朝派遣鉴真赴日的契机，铃木治用日本和新罗在唐争夺席次事件⑥予以说明。也就是说，这一事件不仅仅引起了新罗对日本的仇恨，也唤醒了唐朝对日本的戒心。其结果是唐朝扣留了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大使作为人质，同时派遣鉴真等人前往日本刺探情报。
但据《唐大和上东征传》的记载，前后五次渡航失败后，鉴真乘坐大伴古麻吕的第二船偷渡日本；大使藤原清河的第一船至阿儿奈波岛(今冲绳岛)后，才遇逆风漂流到驩州(今越南荣市)。因此，唐朝派遣与鉴真偷渡、藤原清河大使被扣留与第一船到达冲绳等，存在很大的矛盾。换言之，既然是唐朝派遣，鉴真就不必偷渡出海；如果大使藤原清河被唐朝扣留，怎能允许他乘船抵达冲绳岛？
铃木治把这些事实视为“《东征传》设下的圈套”，认为“鉴真赴日出于他自发的愿望与日本方面的招聘，这是思托为了掩盖唐朝的派遣使命而捏造出来的，完全不足信凭”，于是逐一进行反驳。亦即，鉴真12年间六次东渡云云，犹如“白发三千丈”，只能用来哄骗小孩；正因为有唐王朝在背后支撑，虽然第一次航行失败，但第二次就成功了；鉴真从乘坐第一船换乘到第二船，是为了把鉴真送到日本、把藤原大使扣留中国的“谋略”，唐朝甚至把第一船漂流到冲绳岛也计算在内；更有甚者，铃木治把鉴真盲目也视为不可思议的捏造，肩负间谍重任的鉴真以佛教来牵制政治，受到了众人的蔑视，于是通过其弟子思托捏造出“天涯孤独盲目圣僧”的形象，以博得世人的同情。
大略通读一下铃木治的著作，就可以发现，诸如汉文史料的误读、文献的“断章取义”等错误比比皆是，本文限于篇幅不及一一批驳，以上仅介绍了有关鉴真的“新说”而已。顺便提一下，铃木治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美术史专业，修完博士研究生课程后，就职于东京日日新闻社，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天理大学的教授。
五、“鉴真亡命说”
小野胜年考察鉴真东渡动机时，也把研究视野扩展到了中国方面。他指出，当时中国的政治、社会、文化、宗教等各个方面将发生非常大的变化，也就是“安史之乱”的前夜，对已经放弃“旧世界”的鉴真来说，无疑是看到了新世界的光明。
按照小野胜年的推断，人们很可能会误导出以下结论：鉴真已经预见到“安史之乱”将要发生，把逐渐衰败的祖国视为“旧世界”而背弃，要到日本去寻求新生而执著东渡。类似这样的见解，在有关论述鉴真东渡动机的著作和论文中经常可以见到。举例来说，自称凝视鉴真的画像、感受其活生生的呼吸、怀抱深深敬仰之情的丹青高手东山魁夷，曾经颇感疑惑地提问：鉴真作为一名拥有高度文化素养、深受世人尊敬的唐朝高僧，为何要决意赴日？不管经历多么深重的挫折和艰难困苦，仍不改自己的初衷呢？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如下答案：
当时的唐朝社会，鼎盛时期已经过去，社会也呈现出了糜烂及颓废的景况。……以长安、洛阳为首，大小都市极尽繁荣，“一城之人皆若狂”(白居易《牡丹芳》)，衰败的景象被享乐和消费的表面风潮所遮掩。但从鉴真和尚的性格来看，这些应该不是唐朝的魅力。不，鉴真对此应当感到绝望。在这个关口，作为新兴佛教国家的日本出面招请鉴真东渡。对他而言，这个邀请无疑预示着开启新生而充满无穷魅力。[7]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史思明挑起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以此为标志，大唐帝国由盛及衰。但是，如果说鉴真在此前13年就已经预测“安史之乱”发生而接受荣睿的邀请，笔者无论如何也不能苟同。与这种“唐朝衰弱论”相比，更离谱的是“鉴真亡命说”。一部分日本学者认为，鉴真预测到中国将要发生大乱，于是携带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字帖等稀世珍宝，逃亡日本避难。小野胜年博士认为，这些说法漏洞百出且“牵强附会”，是缺乏证据的“武断解释”，因而“不可草率相信”。⑦
在此，笔者关注的是，当时唐朝的普通中国人对于乘船到海外(尤其远赴日本)是如何考虑的。实际上，藤原清河一行去拜见玄宗皇帝时，除了鉴真，他们还曾极力邀请一位儒学家。他的名字叫萧颖士，是唐代一流的文人。关于邀请萧颖士的记载很少，而且相关记载还存在矛盾。据《全唐文》卷359，萧颖士的弟子刘太真在《送萧颖士赴东府序》中这样写到：“顷东倭之人，逾海来宾，举其国俗，愿师于夫子。非敢私请，表闻于天子。夫子辞以疾，而不之从也。”可信度当属最高。
由此可知，萧颖士受到了来自“东倭”即日本⑧的邀请，但他却以生病为由拒绝了。虽然日本要迎他为国师，但他却称病婉拒，甘做唐朝东府(洛阳)的微官。如果说萧颖士看透了唐朝的衰落，对前途产生绝望情绪的话，或许会趁着这个好机会逃亡到日本去吧。
如果细致研读鉴真的传记，就会发现鉴真非但没有丝毫“绝望”情绪，而且还处处散发出盛唐时期人们所特有的大唐气度。鉴真对于荣睿邀请的答复，《唐大和上东征传》中所载的内容如上所述，《大唐鉴真传》中有关此事的记载稍有不同——鉴真没有提到慧思转世传说，而引用了智者大师的预言：“三百年后，我所遗文墨，感传于世。”继而发出感慨：“大师无常，洎二百年。而今大唐国家道俗总大兴隆，圣人言语，未曾相违。”[5]
从“而今大唐国家道俗总大兴隆”的措辞中，可以看出鉴真对祖国满怀自豪，对大唐充满赞赏。由此推论，鉴真东渡日本并非是看透了“旧世界”的衰落，而产生“亡命”日本的绝望念头。
六、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鉴真渡日的动机，立足于日本史而倡导的“留学僧怂恿说”和“圣德太子敬慕说”，着眼于中国的政治形势和社会背景而臆造出“鉴真间谍说”和“鉴真亡命说”等，均属偏颇之见，未能真正揭开鉴真东渡之谜。
本文对这些观点进行了剖析批驳，同时注意到道教与佛教的势力消长、舍利信仰和转世渴求的内心世界，与鉴真东渡动机关系极为密切，唯文章篇幅已经过长，留待其他机会再呈陋见。
附记：本稿原系拙著《鉴真和上新传》([日]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2年)第四章“鉴真东渡动机诸说”之部分内容，葛继勇博士将其翻译成中文，笔者在此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删减，兹记之，谨表谢意兼明文责。
注释：
①日本第一批遣唐使于贞观五年(631)抵达长安，唐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翌年派新州刺史高表仁赴日宣抚。高表仁一路艰辛，浮海数月方至，回国后谈虎色变地描述渡海经历：“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葱郁，有烟火之状，若炉锤号叫之声。行者闻之，莫不危惧。”(《册府元龟》卷662)。在航海经验匮乏、造船技术落后的古代，中日之间的航道事故频发，被称作“地狱之门”。
②据《唐大和上东征传》，荣睿发出邀请后，鉴真问众弟子：“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然而“时众默然，一无对者”，良久大弟子祥彦说明缘由，强调航海危险、人生难得：“彼国大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人身难得，中国难生；进修未备，道果未克。”这一席话大概代表当时唐人的“常识”。
③福井康顺在论文《鉴真和上东渡动机及其传戒》(载安藤更生编《鉴真圆寂一二○○年纪念》，[日]春秋社1963年版)中，针对学界出现的“思托捏造说”，宣称“为鉴真和上、亦为唐僧思托而颇感痛愤”，因而“在鉴真和上远忌之际，彰显其渡海动机”，列举出五大理由，进行犀利的批驳。
④《宋高僧传》(《唐扬州大云寺鉴真传》)云“僧思托著《东征传》详述焉”；又据日本文献《招提千岁传记》，思托所撰《东征传》为“广传”，淡海三船所撰《东征传》称“略传”。思托的《东征传》据诸书所引逸文，全称为《大唐传戒师僧名记大和上鉴真传》，本文为行文方便略作《大唐鉴真传》。
⑤衡山当在湖南省，铃木治误作“广东省”。
⑥即所谓的“争长”事件，发生于天宝十二载(753)。《续日本纪》卷19、天平胜宝六年(754)正月三十日条，载有遣唐副使大伴古麻吕的回国报告：“大唐天宝十二载，岁在癸巳正月朔癸卯，百官诸蕃朝贺，天子于蓬莱宫含元殿受朝。是日，以我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新罗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古麻吕论曰：‘自古至今，新罗之朝贡大日本国久矣。而今列东畔上，我反在其下，义不合得。’时将军吴怀实见知古麻吕不肯色，即引新罗使次西畔第二、吐蕃下，以日本使次东畔第一、大食国上。”
⑦对于部分日本学者所持的这种观点，小野胜年在《鉴真传及其周边》(收入《日本绘卷大成16东征传绘卷》，[日]中央公论社，第93页)中予以批驳。
⑧刘太真《送萧颖士赴东府序》中的“东倭”，《新唐书》作“日本”，《旧唐书》作“新罗”，围绕招聘国学界尚存分歧，笔者认为刘太真系萧颖士弟子，且《送萧颖士赴东府序》记载亲历之事，故持“东倭”即日本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