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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近代小说编年史》初稿之后，又根据它编制了两张统计表。表一是创作于近代的通俗小说单行本出版状况表，这里所谓的“近代”，是指道光二十年至宣统三年，即按传统的从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分段法。
表一
上海 北京 广州 香港 东京 其他 合计
道光二十年至 11
11
三十年，共11年
咸丰元年至
十一年，共11年
12
12
同治元年至
十三年，共13年 1
4
5
光绪元年至
十年，共10年 1
1
3
5
光绪十一年至
二十年，共10年 8
6
3
17
光绪二十一年 4 1
1
6
光绪二十二年 1
4
5
光绪二十三年 2
2
4
光绪二十四年 1
1
1 3
光绪二十五年 4 1
1
1
7
光绪二十六年 1 1
1
3
光绪二十七年 5
5
光绪二十八年 1 1 2
光绪二十九年 7
5
12
光绪三十年
2 1 4
光绪三十一年 13 1 2
16
光绪三十二年 43 1 2
46
光绪三十三年 25 1
1
2
29
光绪三十四年 64
1
1
2
1
1
70
光绪间年代不详15
25
40
宣统元年
77 1
3
81
宣统二年
33 5 4
42
宣统三年
31
1
6
2 14
54
宣统间年代不详 2
1
3
近代年代不详 12
30
42
合计 352
11
18
10
1
132
524
上海小说创作起步相当晚，直到同治年间才开始有新创作的作品出现，准确地说，是同治十二年八月上海字林沪报馆出版的“霅溪八咏楼主述，吴中梦花居士编”的《蜃楼外史》四十回铅印本。纵观近代72年，道光二十年至同治十一年的34年里，上海并无新创作的小说问世：道光二十年至光绪二十年的55年里，新创作的作品也只有10种。上海新创作的小说出现强劲的势头实际上是在光绪三十一年至宣统三年之间，即清王朝的最后七年里。若以整个近代计，上海小说的创作数量占全体的67.18%；而若以最后七年计（表中光绪间及近代年代不详者不计在内），则占84.46%。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个多事之秋：因邹容之死引起的抗议活动；清政府查禁《浙江潮》、《新民丛报》、《新小说》等书刊；同盟会成立；陈天华蹈海；清政府决定自明年起废止科举；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作出预备立宪的姿态。上海因开埠以来的特殊地位，对这些事件的反映十分快捷，小说创作开始快速繁荣，便是其反映之一。
表二是近代报刊上所刊载的通俗小说数量表（翻译小说不含在内）。
表二
上海 北京 广州 香港 东京 其他 合计
光绪十八年
1
1
光绪二十四年
1 1
光绪二十五年 1
1
光绪二十六年 2
2
光绪二十七年 7
7
光绪二十八年 7
3
10
光绪二十九年 21
426
9
60
光绪三十年
75
19 4
11
109
光绪三十一年 24
1
2 8
19
54
光绪三十二年 36 2
18
5
61
光绪三十三年 52 35
5
15
21
128
光绪三十四年 68
1
24
1
24
31
149
宣统元年
67
2
9 3
33
114
宣统二年
25 7 1
21
54
宣统三年
58 1
1
13
73
宣统间年代不详 1
1
合计 429
27
78
9
107 175
825
据目前所知，近代最早刊载小说的报刊是上海的《申报》，它于同治十一年四月刊载了经改编的欧文小说《一睡七十年》；十月，申报馆又创办尊闻阁主（钱昕伯）主编的期刊《瀛寰琐纪》，该刊刊登文言小说。就通俗小说而言，最早的期刊则是韩邦庆创办、上海点石斋书局出版的吴语文学半月刊《海上奇书》（十期后改为月刊），韩邦庆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则从创刊号起开始在该刊连载。由上表可以看出，报刊刊载小说自光绪二十九年开始明显增多，这一现象估计与当时报刊出版发行的状况有关。光绪二十三年前后，在维新变法运动的推动下，国人创办的报刊纷纷出现，形成了国人办报刊的第一次高潮，此时所载偏重于政论文。一年后戊戌政变失败，这些报刊又相继停刊，而自光绪二十八年起，国人办报刊又开始呈现出复苏的迹象。报刊刊载小说突然增多的直接诱导因素，显然是光绪二十八年冬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小说》杂志，并鼓吹小说界革命。光绪二十九年时，上海与东京是小说界革命的相互呼应的两个支撑点，其后报刊刊载的小说数量也一直以上海为最多。上海的这类作品占总数的52%，在日本东京出版者则是占17%，广州为9%，三者之和为78%。
当然，以上两表所排列的数字远不能称为准确，百余年来的散佚者已无法统计，即使对尚存者也无法号称已一网打尽。不过，表中的数字是汇集多年来众学者研究成果的形式之一。它毕竟提供了一个研究的基础。表内诸数字都是各种现象的抽象，对其分析可发现一些研究的线索，而在这里，则主要想谈谈自己在编制《近代小说编年史》后，对近代小说今后的研究发表一些看法。
首先，基础工作还亟待加强
近代小说的研究已有相当的成就，但就作家作品而言，多集中于晚清主要的几个小说家及其作品，可是上表显示，有单行本的作品至少有524种、报刊刊载的小说至少有825种（其中一部分后有单行本行世），目前研究的覆盖面明显偏小，就连当时创作较多的作家，如陈景韩、陆士谔、徐傅霖、陈栩、黄小配、梁纪佩、王浚卿等人，也明显地缺乏较深入的研究，至于作品较少的作者，那可以说是所知甚少，甚至没有研究。本人在编制《近代小说编年史》时，著录了近代通俗小说作者660人（不包括译者，以及译述、重演、译演、意译、译著者；此外，尚有321种作品不题撰人）。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只创作了一、二种作品，但其总和则构成了庞大的客观存在，缺乏这方面的研究就称不上完整的近代小说研究，宏观研究所归纳出的规律与特点的可靠性就可能使人产生疑或。前些年，我们曾集众多学者之力编纂了《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古代百科全书》等大型工具书，给古代小说的研究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能否仿引先例，编纂一部有关近代小说的工具书，以便学者们研究近代小说时，可以在对全局已有所把握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研究的进展可较快，质量也可较高。
其次，应突出近代小说过渡转换作用的研究
近代小说是衔接古代小说与现代小说的过渡转换环节，其创作既明显地带有古代小说影响的痕迹，同时也表现出因时代快速发展以及西方小说传入的刺激而带来的新特点。目前，一些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其中较多的是研究现代小说的学者介入，其研究偏重于与现代小说的衔接。他们对现代小说的起源与发展态势较为精熟，有着明显的优势，但对古代小说缺乏研究，于是传统的小说创作发展线索被有意无意地切断了，研究结果与事实也就不甚相符；而且由于缺乏必要数量的基础性的微观研究为支撑，所述也显得较为粗疏。
过渡转换环节的研究是个极大的综合性课题，其涉及面相当宽泛，择其要者，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1.古代小说研究下延与现代小说研究上溯的有机结合，两者不可偏废，只有对三个时间段的小说创作作比照后，方能较准确地发现近代小说过渡转换的作用及其意义。
2.近代小说作家中，有一些人本身就显示出由古代向现代过渡转换的色彩，有些人（如梁启超等）在这历史阶段还起过不小的作用。他们对于小说创作有着相当的号召力，他们的创作又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手段。因此，联系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关注研究这些人物，是此研究中的应有之题。
3.翻译小说的出现及其迅速繁荣对此过渡转换起有刺激作用。近代究竟出现过多少翻译小说？译者偏重于哪些方面，各种题材的作品各有多少？这些作用又是何国人所作？翻译者的情况如何？他们翻译时，所标称的翻译、译述、重演、译演、意译、译著究竟是何意？这些翻译作品究竟是怎样影响近代小说创作的？目前关于近代翻译小说的研究甚少，这是一个可大有作为的领域。
4.近代，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小说创作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上海的地位更为显要，若加上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统称长江三角洲，那么该地区在当时创作中所占的比重就极高。这一地区近代化过程显示得最为典型，小说创作与其关系应纳入我们的视野。
5.与小说创作承担了衔接古代与现代功用的近代小说创作相对应，近代小说理论也具有类似的意义。在过渡转换过程中，有过如“小说界革命”口号提出这样的“质变”，但更多的恐怕是渐进式的“量变”，创作观念究竟是怎样从“古代”的演进到“现代”的，这一线索还有待于细致的梳理。
第三，应重视传播问题研究的重要性
在很长的时期里，我们将小说研究等同于作家作品即创作的研究，但对小说的发展来说，它是由无数个“创作——传播——创作”这样的环节组合而成。传播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中介环节，而读者是推动创作发展的最深厚的力量，只有当作品到达读者手里，它方能显示其价值，产生与本身相应的社会影响，并刺激后来的创作。就这个意义而言，传播本来就应是小说研究中的重要方面。对近代小说而言，传播又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没有先进的物质生产方式的支撑，近代小说创作决不可能如此繁盛，就这个意义而言，近代小说创作的繁盛可以说是传播方式变革的产物。
最能典型反映传播方式变革与小说创作关系的，是报刊刊载小说的出现极其迅速繁盛。这一领域目前已有学者涉足，但还需更深入、更细致、更系统地研究。当时这类作品究竟有多少，以及刊载小说的报刊有哪些，现在尚存多少，虽然一时难以得到准确的结论，但这样的普查工作需要逐渐做起来。对于保存完整的刊物，如《绣像小说》、《月月小说》等，对它们应分别有系统的研究，其中包括它们的约稿途径、发行方式与范围，由此还可涉及当时积极向各刊物投稿的作者。在对一定数量的刊载小说的刊物作研究之后，对它们的综合必然相当可观。
出于对传播研究的需要，出版史与新闻史的内容就必然地要纳入我们的视野。光绪六年五月，苏州扫叶山房在上海彩衣街（今复兴东路）设分号，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设支店，在东唐家弄设木刻印刷所，后来又干脆以上海为总店。这家书坊及时抓住机遇的决策令人佩服，它固然是出于经营上的考虑，但也确实对当时小说发展起过积极的作用。在小说创作突飞猛进之时，不少书坊、书局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抉择，没有它们就没有小说创作繁荣的局面。在编制《近代小说编年史》时，笔者著录了上海出版过小说的书坊、书局共172家，这其中肯定还有不少遗漏，就是被著录者，对它们的历史其实也是所知甚少，若推及全国，那我们可做的工作还多着呢，至于报纸与期刊，那又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于是我们又回到第一个话题，即集众学者之力，完成普查工作，这样近代小说的研究，才能在扎实的基础上不断地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