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拜金主义”_拜金主义论文

浅析“拜金主义”_拜金主义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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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金主义思潮的泛滥,已是社会公认的事实。对于一种不良现象,要克服它,就必须首先认识它,在本质上把握它。但时下,人们对拜金主义多半停留在一般性的斥责、声讨上,鲜有从本质上给予透析的。这一点,光从拜金主义现象产生的根源问题上的种种肤浅之见上,就可以看出来。

因此,本文着重对拜金主义作一哲学剖析。

一、实质与表现形态

拜金主义就是金钱(货币)拜物教的通俗表述。至于前些年流行的所谓“一切向钱看”,则是表达拜金主义的价值取向。人们为什么会崇拜金钱?这无非因为它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有钱能使鬼推磨”嘛!但是,金钱的魔力又来自何方?这就要从考察拜金主义的实质中求得解答。

“拜金”就是对金钱的一种“拜物教”(FETISHISM)。《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样解释“拜物教”一词:“运用有魔力的符咒的行为或现象。A·孔特认为,原始宗教一般都是拜物教,它将人类精神属性归结于非人类的物体。E·B·泰勒将认为物体都具有精神并加以崇拜的现象称为万物有灵论,而仅将认为某些物体上有神灵寓身和附着,或神灵可通过某些物体来传递影响的教义称为拜物教”(第1卷第520页)。据此,我们可以把金钱拜物教解释为:人把自身的力量归结为金子固有的魔力,并对之顶礼膜拜。

金子是一种贵金属,本身决不会有任何魔力。这种力量来自人自身。人类社会有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之后,金子便被当作交易中的媒介——货币。金子之所以能充当货币,因为采掘它时耗费了劳动。任何货币都是人类劳动的结晶。金子由于它具有的适于充当货币的天然特性,因而在商品交换的历史进程中,被选择作为其他商品的等价物。作为一般等价物,货币体现一种社会关系。正是这一点,才使作为货币的金子具有纯粹自然物的金子原本没有的神奇力量。现在,谁有了黄金,谁就拥有一种社会权力。凭着它,可以获得你想占有的其他商品。由此,金子就受到人们的崇拜,似乎它天然地具有一种魔力。在古代社会里,人们就已经开始产生一种幻觉,以为金钱有一种连鬼神都能差使的力量,并开始礼拜赵公元帅(财神)。其实,金子作为货币所具有的功能,只不过表现了劳动的社会性质。马克思指出,商品与货币的形式的奥秘在于:它们“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资本论》第1卷第89、88页)。金子能让人崇拜的魔力就根源于此。

但这一点还不足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里特有的拜金主义的泛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产品为市场而生产。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如果不能通过竞争实现为价值(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劳动就算白废了。能否实现从商品向货币的“惊险的跳跃”,决定着企业家的胜败与存亡。但市场的供求变化是不可捉摸的,商品生产者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便产生了一种错觉:似乎商品——货币具有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冥冥之中左右着人们的贫富和荣辱。对金钱的崇拜或金钱拜物教就这样愈演愈烈,形成一股泛滥的潮流。

货币和市场无非是人们在商品经济活动中创造的关系,现在却在人面前表现为一种能够支配人的命运的力量。这就是拜金主义或金钱拜物教的本质。拜金主义现象存在已久,但最早科学地揭示它的本质的却是马克思。他在《资本论》中首先指出:货币所具有的这种神秘力量来自人自己,来自人们的社会关系。货币拜物教,“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资本论》第1卷第89页)。从马克思关于货币拜物教的本质的揭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建立在私有制之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产生拜金主义的深刻根源。只要商品货币关系存在,拜金现象就会产生。

拜金主义现象是形形色色的。这些表现形式归根到底都有一个共同点:不是人支配金钱,而是金钱支配人。正如在宗教中,“人脑的产物”(上帝)支配人;在金钱拜物教中,“人手的产物”(金钱)支配人。以此为参照系,可以把拜金主义的表现形式划分为三大类:

(一)人为金钱而牺牲自己。金钱的魔力使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金钱可以给人带来一切。由此,又很容易产生出“金钱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金钱”的人生观。这同宗教有些相象。起初,人们礼拜上帝是为了祈求万能的上帝赐福。到了后来,某些虔诚的宗教徒就产生出一切为了上帝的想法,他们甚至会为了神而自残或献出自己的生命。拜金主义者以为有了钱就有幸福,结果却常常是为金钱而牺牲自己的真正幸福。“金钱婚姻”就是一例。在这种婚姻中,人为了追求金钱而牺牲自己的爱情生活和家庭幸福。不但爱情可以牺牲,理想和人格都可以为了金钱而出卖。

(二)人以金钱来衡量自己,把人的价值归结于金钱。在拜金主义者看来,不仅一切商品可以用货币来衡量其价值,人也可以当作商品,用钱来估值。恩格斯说,除现钱交易外,拜金主义者不承认人和人之间还有其他任何联系,“甚至他和自己的老婆之间的联系百分之九十九也是表现在同样的‘现钱交易’上”;“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5、566页)。在商品社会里,人际关系日益经济化,这反过来又使拜金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得以滋长和蔓延。英国的德雷克就是靠劫掠大批金银而深得伊丽莎白一世青睐,由海盗而摇身变为贵族的。无怪哥伦布在他的日记中说:黄金真是一个奇妙的东西!有了黄金,甚至可以使灵魂进入天堂。

既然一个人拥有多少钱就标志他的价值大小,那么拜金主义就可以通过表面上相反的现象显示出来:一方面,可以表现为夏洛克式的以残酷无情手段(如高利贷)追求金钱来使自己增值;另一方面也可以表现不近人情的挥霍和浪费,以此来显示自己的“价值”。于是出现各种离奇古怪的“花钱”方式。例如,一个青年个体富豪点燃用两千元人民币卷成的四个爆竹,使之化为灰烬。他仰望着,兴奋地流下热泪。也许他从这随意毁掉的财富中体会到他存在的“价值”?某地两个大款为了斗富而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赛烧人民币,烧掉几千元仍面不改色。这也是根据同样逻辑:人的价值以金钱衡量。

(三)以金钱湮灭个性。货币是无视个人的独特性和个性的。在交换中,货币代表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可以换取任何性质特殊的具体劳动的结晶即各种使用价值。所以商品的一切质的差别在货币面前都消灭了。货币的这一特点在现实生活中表现为拜金主义者的真实个性在“万能的”货币面前被消弭。在商品社会里,任何人只要持有货币,就等于拥有一种社会权力,而无须问持有者的特殊身份。在这一点上,货币把国王、贵族和平民百姓的身份差别消灭了,货币因具有购买一切商品的特性而被当成万能之物。那么,按照我原有的个性,我不能做到和不拥有的东西,现在只要借助于货币的力量就能轻易地做到和拥有了。于是,货币的特性竟变成了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力量,而他原有的真实个性反而湮灭了。拜金主义者从这里洋洋自得地感受到货币的魔力,却没有想到:他的真实个性已不复存在,他已不是真实的“他”了。这就是莎士比亚在《雅典的泰门》中所说的:“这东西(金子),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如果用抽象的哲学语言来表达莎士比亚的这些诗句,可以这样说:依靠货币而对我存在的东西,我能付钱的东西,即货币能购买的东西,就是我——货币持有者本身。货币的力量多大,我的力量就多大。货币的特性就是我——货币持有者的特性和本质力量。因此,我是什么和我能够做什么,这决不是由我的个性来规定的。例如,我是丑的,但是能买到最美的女人,可见我并不丑。因为丑的作用,丑的吓人的力量,被货币化为乌有了……。

二、历史上对拜金主义的批判

自从有了货币,人们对它的褒贬就不绝于耳。或褒或贬,往往依评议者的人格品质为转移。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鲜明地表达出反对不义钱财的态度。东汉的马援临死时把朝廷的赏赐都分给“昆弟故旧”,说:“凡货殖财产,贵其能施账,否则守财虏耳!”明代的严嵩、严世藩父子则贪鄙成性,每受贿达百万就庆贺一次,被京城人斥为“钱痨”。有感于世人在金钱面前的丑态,东晋的鲁褒曾作《钱神论》,对拜金现象给予辛辣的讽刺与鞭鞑。

但是,这些拜金现象在古代社会始终没有像在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形成为一种几乎席卷一切的拜金主义潮流。其原因是:古代社会是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等级制的阶级社会,经济者以等级特权来维持统治。商业资本的发展必定瓦解自然经济,进而以“自由”、“平等”的人权取代等级特权,以非等级的阶级代替等级的阶级。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历来都实行“重本(农)轻末(商)”的经济政策,以抑制商品经济,使它只存在于古代社会的空隙之中。

在16世纪以后的西欧,随着资产者的兴起,发达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逐步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而市场经济的本质就在于人的关系的“物化”,即人的关系通过商品、货币关系表现出来。只有在这个时候,拜金主义才获得泛滥的沃土。有人说,拜金主义的经济根源不在于市场经济,而在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第一,光是私有制无法说明货币何以有使人崇拜的魔力;第二,脱离开从简单商品生产到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过程,也不能说明何以在古代社会的私有制下,拜金现象不可能形成像近代市场经济社会那样的广泛性。过去,人习惯于从上帝听取宇宙和人生意义的终极解答。现在,对于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解答已被动摇或舍弃,而新的信仰又未重新建立起来。于是,眼前的情欲和金钱便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没有了崇高精神和理想,也就失去了堵截拜金主义狂潮的堤坝。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文主义者不得不为捍卫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而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宝贵的批判拜金主义的典籍。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便是其中的名篇。人文主义者起初为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和个性解放而反对封建的宗教神学。为此,他们寄希望于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处境:封建的桎梏和压迫固然不利于人的发展,但资本主义的拜金主义也为人的发展设置新的束缚。作为真诚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能容忍刚刚被发现的“大写的人”又重新匍伏在金钱的面前。所以,就有了近代人文主义者对拜金主义批判的高潮。

另一次对拜金主义批判来自社会主义者。如果说,人文主义者出于捍卫关于人的理想而反对拜金主义,那么社会主义者则出于对一个比资本主义更为公正的社会的追求而反对拜金主义。因此,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罪恶是同商品货币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他们的理想社会里,根本没有商品、货币和市场的位置。请看,他们是怎样对待未来社会里的黄金的。在托·莫尔的《乌托邦》一书中,乌托邦人为了防止对金钱的贪欲,用金银制造便溺容器,还用贵金属制造了镣铐锁链,谁要犯下不名誉的错误,人们就给他们戴上金耳环、金链子、金戒指和金盖头。在托·莫尔的书发表400年之后,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又再次用类似的语言来谈论黄金在未来社会中的用处:“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以后,我想,我们会在世界几个最大城市的街道上用黄金修建一些公共厕所。这样使用黄金,对于当今几代人来说是最‘公正’而富有教益的,因为他们没有忘记,怎样由于黄金的缘故,在1914-1918年‘伟大的解放的’战争中,即在为了解决是布列斯特和约坏些还是凡尔赛和约坏些这个重大问题的战争中,曾使1000万人死于非命,3000万人变成残废”(《列宁全集》第2版第42卷第249页)。总之,从实现比资本主义更公正的理想社会出发,对追求金钱乃至货币本身的斥责,乃是一切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

当然,在批判拜金主义上,马克思主义者仍有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地方。这就是:他们不像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只沉溺于建立新道德世界的幻想,而是力图从现实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中寻找社会公正的物质基础。根据唯物史观,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人们便可以把资本主义私有制连同商品货币关系一起废除,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按照以往的看法,这个社会主义社会是同严格的计划经济相联系,而不同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无须反对拜金主义。

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初级阶段)却出现了反对拜金主义的呼声。原因是,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由于今天发展生产社会化只有通过经济商品化的途径,所以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有市场经济。计划与市场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需。而只要市场经济存在着,就难免有产生拜金主义的土壤。因此,批判拜金主义仍然是现阶段的一个任务。

三、反对拜金主义与发展市场经济的一致

有人对既要发展市场经济,又要批判拜金主义不理解。好像这两者是不能相容的。为了说明发展市场经济与反对拜金主义的一致性,需要强调以下几点:

(一)批判拜金主义不等于在现阶段就否定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利用。发展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发展社会化生产力。这同反对拜金主义并不矛盾。前面说过,空想社会主义者因憎恶资本主义社会的拜金主义而对商品货币本身也加以否定。列宁也讲过,在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之后,要用金子来修建公共厕所。但他的《新经济政策》也没有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我们是革命的现实主义者,不能做超越发展阶段的事情,不能把遥远未来才有可能实现的事情拿到现阶段来做。1958年,我国在“大跃进”期间过早取消商品货币关系和否定价值规律,给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很大损害。这个历史教训应当记取。

反对拜金主义不但不会否定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为这一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协调的环境。我们知道,一个健全的市场经济体制必定包含约束市场行为主体的种种规范和规则。认真贯彻这些规范和规则,就能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企业和个人的某些拜金主义行为倾向,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应当承认,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特别是支配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价值规律,要求允许企业和个人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下,推动经济发展的力量是:每个生产者和经营者追求自己的物质利益的内驱力和市场竞争环境形成的巨大压力相结合。由此创造出来的推动力量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可能有的。但是,许多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表明,既要使市场中和行为主体(企业)有充分自主权,又要使它在竞争中受到必要的约束。这种严格约束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唯利是图的拜金主义行为即商品生产者追逐利润的越轨冲动的一种限制。构成市场经济基本运作规则的规章制度如财产法、企业法、公司法以及确定市场规则的各种法规如公平竞争法(反垄断法)、商标法、专利法等等,都是对商品生产者唯利是图的越轨冲动的约束。反对拜金主义行为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不择手段的疯狂追逐金钱行为或挥霍浪费的道德批判,它首先应当通过保证市场经济稳定发展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来扼制危害公共生活的拜金主义行为。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由这一系列市场规则所保证的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能拒绝反对拜金主义,但决不把这种反对变成笼统否定企业和个人对自身物质利益的追求。它只反对越轨的追求,以防止危害到保障市场经济运行的秩序。

(二)承认商品货币关系是拜金主义产生的经济根源,不等于说,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拜金主义的泛滥。一种社会现象得以产生的经济根源,只是该现象产生的一种可能性。从可能性变为现实,还要有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如果人们能够把其他因素控制住,这种现象的泛滥便能防止。大家知道,新加坡是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那里的精神文明状况被公认为是搞得比较好的。我们不能说,那里丝毫没有拜金主义现象,但肯定不会成为一种狂潮泛滥,至少要比与它毗邻的国家和地区好。这可以从它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犯罪率比较中看出来。因为一般说来,拜金主义泛滥是导致人们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据一份美国报纸报道,“在亚洲的许多大城市,如台北、香港和曼谷,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犯罪率也上升了。但是,新加坡一向不认为治安状况恶化是经济繁荣的代价”。“新加坡是世界上让人感到最安全的地方之一”。该报还拿新加坡同美国作比较:“1992年,美国每10万个城市居民中就有10.4人被杀害,46.1人遭强奸,323.2人遭抢劫。而在新加坡,这三类则只分别为1.5、1.6和37.8人。”(美国《芝加哥论坛报》1994年4月17日文章)犯罪率落差之大是惊人的。然而,这些被比较的国家全都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区别只在于:文化背景不同,社会管理的严格程度不同,提倡的道德价值取向不同。可见,说市场经济必然带来拜金主义泛滥,是没有根据的。

如果说,即使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管理搞得好,也可以避免拜金主义的泛滥,那么在我们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体,具有很大程度的共同性和控制性,所以拜金主义绝不会弄到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那样糟糕的地步。

(三)在市场经济环境里反对拜金主义,重在崇高理想的建设。要彻底干净消灭拜金主义,只有在废除商品货币关系之后。但这在今天乃至很长的时间内,都是做不到的。那么,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人们要克服拜金主义,除了靠法律约束之外,就要靠思想道德修养。正如生活在私有制社会里的人,并非人人都成为个人主义者;生活在市场经济社会里,也非人人都成为拜金主义者。精神文明建设搞好了,拜金主义不会泛滥;有崇高理想追求的人,定能战胜拜金主义的诱惑,都会鄙弃拜金的庸俗行径。裴多菲的脍炙人口的诗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就是证明。他只拿爱情与生命同自由相比,为金钱而牺牲,他是连提都不愿提的。一个人只有把无价的东西看得比有价的东西更可贵,才不会沦为拜金主义。然而,可悲之处就在于:有的人对无价之物不感兴趣。一位教练对运动员说:“当国家运动员本身就是崇高的荣誉。”有位运动员反问:“荣誉多少钱一斤?”教练说:“荣誉是无价的。”运动员脱口而出:“无价的东西我不感兴趣。”可见,克服拜金主义的困难之处就在于让人懂得:金钱同理想,荣誉相比,哪一个更可贵。

因为拜金主义把金钱视为最高价值,一切都被归结、还原为金钱,一切都可以用一定的价钱买到手,所以你只能用无价之物(理想)去战胜它。拜金主义把人只看作商品—货币关系的人格化。在它看来,人只担当一种角色:经济人。纯粹经济人就是十足的拜金主义者。你若超越不了这种角色局限,就做不了高尚的人。一个人即使当了企业家,他在自己的经济事务范围内,也必须在符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追求合法的最高的利润。他同时还可以扮演更高尚的社会角色,例如爱国主义者的角色。陈嘉庚先生便是这样。他是祖国的儿子,几千年的历史与文化从他幼年时起就熏陶他,灾难深重的民族历史激发他的爱国主义感情。作为企业家,他经商赚钱;作为爱国主义者,他把一生所得无偿贡献于祖国的教育事业。这一实际行动是超越拜金主义的,是高尚的。因此,反对拜金主义重在崇高理想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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