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主义道路是苏联滑向解体的斜坡路——对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的历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布拉格论文,霸权主义论文,斜坡论文,之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以下简称捷克——作者）涌起了以建设社会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被称作“布拉格之春”，它给处于斯大林计划经济困境中的东欧各国带来希望和生机。就在人们期待这朵报春花烂漫开放之际，苏联纠集华沙条约组织另外四个国家，出动50万大军，以坦克将之碾为尘泥。“布拉格之春”距今已届30年，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都成了历史，这种结局虽然有诸多方面因素，但无论如何和苏联扼杀“布拉格之春”有密切的关系。前尘隔海，往事如烟，本文仅对当年苏联的这一行径作历史的思考。
迈向市场的“布拉格之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东欧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挟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余威，将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推向苏联国境以外。社会主义的斯大林体制虽然对东欧各国迅速恢复战争创伤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和平建设时期的辅展，各国不同的具体国情和民族传统，人民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与斯大林体制的矛盾愈来愈激烈。东欧各国的发展，症结在于打破斯大林体制的狭窄框架，挣脱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束缚，向市场靠拢，走向世界。
60年代初，捷克的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机制原则，为“布拉格之春”作好了理论准备。1963年底，以著名经济学家奥塔·希克为主席的捷克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根据市场机制原则，提出了改革方案。改革方案的基本内容是以指导性计划代替指令性计划；企业与职工的收入都必须同市场上实现的经济效果相联系；实行利改税。改革方案经捷共中央讨论后，于1964年10月公布，题为《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方案》，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
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原来赞成改革。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他担心改革会使自己重蹈赫鲁晓夫的覆辙，转而阻挠和反对改革。1967年10月，捷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国内形势和党的工作。会上，中央党政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受到尖锐的批评，诺沃提尼被指责为：“经济改革不力，政治不民主”；在民族问题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捷克族和斯洛伐克族的相互关系问题。”“对已经出现的真实情况熟视无睹，也未能作出正确判断。”〔1〕会议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发展“自己类型的社会主义”。
捷克局势的发展使苏联坐卧不安。1967年12月8日，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宣称：“应诺沃提尼的邀请，去捷克斯洛伐克休息和打猎”，实际上是想给诺沃提尼保驾，干预捷克最高领导层的人事安排。勃列日涅夫与捷克各方领导人接触后，发现诺沃提尼已成孤家寡人，而且想起了诺沃提尼的靠山曾是赫鲁晓夫，于是改变主意，向捷共中央抛出一句话：“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勃烈日涅夫这句无可奈何的话，决定了诺沃提尼的命运。
1968年元旦一过，捷共中央全会解除了诺沃提尼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组成了支持杜布切克的新领导核心。3月27日，诺沃提尼被迫辞去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 中央书记、共和国总统等一切党政职务；支持杜布切克进行改革的斯沃博达担任共和国总统，切尔尼克担任政府总理。捷克在改革的道路上，有步骤地作好了理论上、人事组织上的准备，名为《行动纲领》的具体改革方案也就出台了。
3月底、4月初，捷共中央举行全会，通过了题为《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通称《行动纲领》。摆脱斯大林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苏联控制，坚持独立自主，建立“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始运作，这才是“布拉格的春天！”
《行动纲领》总结了1968年以前党的活动，公开承认党犯有个人崇拜、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等错误；“机械地接受和推广那些与我国条件、传统相抵触的设想、习惯和政治主张。”《行动纲领》认为：目前国内存在着深刻的社会危机，造成社会危机的原因是生产过快地粗放发展，重工业过分扩大，对劳动力、原材料和投资的要求过高。《行动纲领》宣布：必须提高市场的作用；取消外贸国家垄断；强调捷克除了同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合作之外，也要同其他国家发展互利的经济关系；提高企业自身向国际市场出口产品的责任感。《行动纲领》阐明：改革是在捷共中央领导下进行的，“党的领导作用是社会主义进步发展的保证”，“党要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为实现政治管理社会的新制度而斗争。”〔2〕
4月19日， 《红色权利报》发表题为《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立道路》的社论，为改革击鼓催进。社论强调：“世界上不存在包罗万象的、为所有人满意的社会主义模式，可以把它随处运用到任何国家的具体条件中去。”“机械地照搬苏联的做法会大大地损害社会主义的利益。”〔3〕4月4日， 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明白地对自己的苏联交谈者说：“谁赞成行动纲领，谁就是站在我们一边；谁不同意行动纲领，谁就是反对我们。”
形势已经明朗了：捷克的改革，不是一般地引进物质利益原则、扩大商品经济活动范围，而是要变革传统的斯大林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不是一般地调整和苏联的双边关系，而是要从经互会格局中跳出来，面向欧洲、乃至全世界；不是一般地反对苏联的过多干预，而是要从捷克的具体国情出发建设捷克式社会主义，即要从“苏联化”变为“捷克化”。
苏联的威胁与干预
勃列日涅夫抛弃了诺沃提尼，绝不意味着容忍捷克独立行事。从捷克酝酿改革开始，苏联就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局势的发展，力图扑灭捷克的改革。
1968年1月1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捷克局势时， 苏联驻捷克大使契尔沃年科，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捷克的局势是：“有人企图动摇党的基础，修正党的基本立场、基本政策方向和党的路线实践。”契尔沃年科还极力称颂苏联干预的积极作用，说捷克党之所以还没有导致分裂和其他混乱，是“苏联共产党、我党中央委员会及时干预这些问题的贡献，包括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中央全会前的访问。”〔5 〕会议认定，必须密切注视捷克局势的发展。
3月初， 苏共中央得知诺沃提尼及其他维护斯大林体制的领导人即将被撤销一切职务；捷共中央将于3月28日召开中央全会， 以通过新的《捷共行动纲领》，遂于1968年3月1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 商讨对策。会议一开始，勃列日涅夫就指出捷克是借改革之名，行反苏之实；捷克目前的局势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的势力猖狂进攻”；捷共中央无法控制局势，甚至在暗中鼓动。他说：“事情是斯姆尔科夫斯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国民议会主席——作者）等人操纵的，目的是把对苏友好的朋友们拉下台。”根据波诺马廖夫的建议，政治局认为有必要致函捷共中央主席团，“指出他们那里发生了报纸、广播、电视的猖狂叫嚣，指出这一切的目的在于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会议进行当中，勃列日涅夫还打电话给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威胁性地提出要“帮助”捷克“反击反社会主义势力”。杜布切克在电话里明确回答：无论是布拉格或者是全国，都不会发生任何不好的事情：“我们能对付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6〕
3月23日，苏共中央就捷克的局势向党的积极分子发布通报， 称：“改革”不过是反苏反政府的幌子；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对局势的看法及应当采取的对策上“存在严重分歧”；“健康力量遭打击和排挤，捷共中央实际上已很难控制局势了。”《通报》说捷克提出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相违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放弃计划经济体制，扩大同西方的联系，目的是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开放社会。《通报》要苏共党员认清：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目的是脱离社会主义阵营，使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身败名裂，进而把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输送”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去。《通报》的结论是：杜布切克虽然在口头上宣称对事件进行领导，实际上“没有采取具体行动”。“苏共中央正密切注视着事情的发展，同捷共领导人及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其他兄弟党的领导保持着经常的接触。”〔7〕 且不说《通报》的通篇内容是对捷克改革形势的颠倒，仅就对一个主权国家所发生的、纯属内政的事情，居然以威胁性口吻向本国党内发布《通报》，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对别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5月4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应邀”访问莫斯科，向苏共中央解释捷共的立场。勃列日涅夫在会见时劈头就说：“捷克内政发展超出了纯内务范围，它牵涉到兄弟国家，如苏联。”5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向苏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与捷共中央会晤的情况时，这样评价杜布切克：与杜布切克同志多次谈话后，“给人以这样的印象：他故意说的是一回事，而做的绝对是另一回事，尽管闪烁其词，且不具体。”关于《行动纲领》，勃列日涅夫这样抨击：“这是一个不好的纲领，它洞开了资本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复辟的可能性。当然，它是用各种词藻加以掩饰的。”勃列日涅夫还暗示在军事上也作了准备，说：“今天，在军事会议上我们研究了问题，讨论了在目前形势下我们的实际措施的具体计划。”〔8〕
5月17日， 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率苏联武装力量代表团访问布拉格，要求将一个师的苏军进驻捷西部边境，以“共同防御联邦德国”。这一要求被捷克政府断然拒绝。格列奇科又提出，要在捷克境内举行华沙条约国军队的联合武装演习。同一时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到布拉格去“休养和治疗”，这迫捷共中央答应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要事先征得苏联的同意；在捷、波边境举行华沙条约国参谋部和通讯部队演习。5月23日， 格列奇科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他的布拉格之行时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正在垮台，命令不执行，开始集会；国防部人民军新闻社宣布独立，不受自己上级的领导。”〔9 〕格列奇科主张对捷克进行”有效的干预”。
苏联方面决定与捷克举行一次最高级会晤。1968年6月11日， 勃列日涅夫致信杜布切克，说：“你们所宣布的忠于马列主义、忠于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主义义务、忠于国际共运路线，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与资产阶级思想发生了冲突，遇到了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势力的公开抵抗。遗憾的是，你们的大多数大众宣传机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仍然从右派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有时还公然从反革命的立场发表意见，根本不顾捷共中央五月全会通过的决议。”〔10〕勃到日涅夫在信中提出：由苏捷双方举行一次非正式双边会晤，时间为6月15 日（星期六）和6月16日（星期日），地点在苏捷边境的苏联境内。 经过多次往来，也由于捷共的一再要求，会晤时间定在7月底， 地点选在苏捷边境的捷克境内切尔纳小镇。6月20—30日， 华沙条约国联合司令部参谋部在捷克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之后，苏军有意滞留在捷克境内，旨在对捷克施加军事压力。
7月19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即将与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的双边会谈问题进行讨论。会上，对这次双边会谈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政治局内部发生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对捷克的干预应当采取什么方式？
还在5月，苏联驻捷大使馆已经就此发生了争论。 苏联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和判断，需要客观地对待。在目前形成的条件下，我们应当想方设法加强同捷共中央现领导人的联系。不要把党的领导路线同个别人士的言论，尤其是党外人士的言论混为一谈。要千方百计根据捷克斯各洛伐克发生的事件，发展苏捷关系。”〔11〕契尔沃年科的基本主张是依靠捷共现领导，采取政治解决。柯西金支持这种意见。5月27日， 柯西金向苏共中央政治局作访问捷克的报告时曾说：“捷克目前出现的复杂局势，不是杜布切克或者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个别人的过错，而是阶级矛盾的形势铸成的。目前除捷共中央主席团外，没有哪个组织能控制局势。”〔12〕
公使衔参赞鸟达利佐夫不同意契尔沃年科的意见。他认为对捷克国内发生的一切，直到捷共中央领导的路线，都必须进行最尖锐的批评。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我们无法把杜布切克提高到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水平。”〔13〕乌达利佐夫的基本态度是：采取决断措施，踢开杜布切克。格列奇科访捷后，就积极支持这种主张。这些分歧，终于在政治局会议上明朗化了。
7月19日政治局会议开始后，勃列日涅夫首先发言。 他认为只有在政治手段用尽之后才采取军事干涉。他说：“政治影响的办法我们都用尽了吗？采取极端措施的方法我们都做了吗？我们在全会上声明，将采取一切取决于我们的政治影响措施。如果这一切不能取得相应的效果，只是到那时才采取极端措施。”〔14〕
主张立即实行武装干预的人不便针对总后记，就拿柯西金作靶子。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说：与捷共中央主席团的双边会谈“是不会产生什么结果的。因此，您，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不应该攻击我。”安德罗波夫继续说：“他们现在正在为自己的地位打得不可开交……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右翼坚持自己的纲领。不仅我们在准备，他们也在准备，准备得非常周密。他们现在正在培训工人、民警，都是针对我们的。”柯西金反驳说：“我也想回答安德罗波夫同志。我没有攻击您，相反，是您在攻击。我认为，他们不是在争自己的地位，而是在为社会民主纲领而斗争。这就是他们斗争的本质。他们明争暗斗是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即让捷克斯洛伐克成为南斯拉夫，而后成为类似的奥地利。”〔15〕
在双方争持不下的时候，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说：“应该想一想，极端措施会带来什么影响？我想，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极端措施不可能引起局势紧张，不会引发大的战争……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放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那么对其他人来说真的是一种极大诱惑。如果我们制止住了捷克斯洛伐克，势将巩固我们的地位。”〔16〕葛罗米柯的意思很清楚：一、武装干涉不会引发国际局势危机，即不会因此而导致和美国的积极对抗；二、不采取武力措施解决不了捷克的问题；三、容许捷克改革就是放弃了整个东欧，只有镇住捷克才能保住东欧。葛罗米柯的意见是给主张立即出兵的一方添上一块关键性的砝码。政治局会议虽然没有就此形成决议，但分野已清楚了。政治局会议认为：“这次首脑会晤应是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政治压力的最后措施。”
会后，苏联着手武装入侵捷克的准备。认为有必要派华沙条约国军队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变更捷克党政领导；草拟以捷共中央和捷克革命政府名义关于内外政策宣言；草拟致捷克公民和军队的呼吁书。7月 22日，葛罗米柯得知，美国无意干涉捷克事务。当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向苏联明白表示：“美国政府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评论力求保持克制。我们不想干预或参与这些事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介入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这首先是捷克人自己的事。此外，这是捷克人与华约条约其他国家的事。”〔17〕
这样，苏联就放心进行武装入侵的各项准备了。
7月29日至8月1日，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在蒂萨河畔的捷克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会谈中，勃列日涅夫要求捷共中央停止改革；取消《行动纲领》；撤销克里格尔的民族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齐萨日的捷共中央书记职务。杜布切克等人则一致肯定捷克国内形势是正常的；坚持《行动纲领》。争执的激烈，曾逼得杜布切克退出会场，使会谈中断。最终，迫于苏共的压力，捷共答应对大众媒介工具进行“监督”；禁止某些俱乐部活动；允诺将齐萨日排除出捷共中央书记处。
切尔纳会谈并没有缓解双方的对抗，但双方都取得某种心理上的平衡。捷共方面认为是坚持了《行动纲领》，走独立自主的道路，没有后退；至于所许诺的几条，捷共认为禁止发表反社会主义言论是理所当然的，捷共一向这样做的；答应更换某些领导人的职务，这在即将举行的党的十四大上，也自然会重新作出安排。从苏共方面来说，认为是已经使捷共作出了保证，等着捷共兑现。其实，局势的发展更接近最后摊牌了。
坦克碾过的悲哀
切尔纳会谈后，捷共和华沙条约组织的苏、波、匈、保、民德等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布拉迪斯拉发举行联席会议。这次会议没有直接涉及捷克问题，捷共认为形势已有所缓和，全力准备于9月9日召开的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8月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 纷纷去南方休假，这也助长了捷共中央的盲目乐观情绪。
8月9日，勃列日涅夫从南方度假地打电话给杜布切克，敦促他赶快兑现在切尔纳会谈时承诺的各项条件。8月13日， 勃列日涅夫再次打电话给杜布切克，要他立即兑现在切尔纳会谈中承诺的各项条款，并谴责捷克大众媒体在继续宣传反苏、反社会主义，“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交换了意见，并一致得出结论，有一切理由认为目前的局势是违反蒂萨河畔切尔纳达成的协议的。我指的是我俩单独谈话时达成的协议，我指的是我们四人会晤达成的协议〔18〕，我指的是我党政治局与你党中央主席团之间的协议。〔19〕
杜布切克在电话中坚持说：“就我所知，最近没有任何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国家的攻击。”至于人事变动，杜布切克说：“所有干部问题只能在中央全会上解决。”勃列日涅夫盯住问：“那么，这个问题将如何解决呢？”杜布切克只好说：“是呀，那时在切尔纳是这样说的，可是现在形势变了。”但是，勃列日涅夫一定要杜布切克回答：“什么时候解决？”杜布切克被逼得没有退路时就说：“10月，10月底吧！”勃列日涅夫在电话里喊道：“这是一场骗局！……你要知道，履行蒂萨河畔切尔纳承诺的义务的这种态度，正在造成一种全新的局势……显然，它迫使我们按新的方式来评价形势，并采取新的独立措施。”杜布切克明白所谓“新的独立措施”是什么意思，但是并不屈服，抗争说：“勃列日涅夫同志，那就采取所有的措施吧，只要你们中央政治局认为正确的措施。”勃列日涅夫厉声道：“但是，如果你这样回答我的话，我应该告诉你，萨沙，这个声明是不严肃的。”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遭此辱骂、申斥、威胁，杜布切克已忍无可忍，说道：“下次在全会上另选一位书记吧，”“我到那儿工作都可以，我不稀罕这个职位。让谁干都可以。我不能再在得不到支持、经常受攻击的情况下工作了。……我已经精疲力尽，新的全会将选一名新的书记，我不是随便对您说的。我想离职了，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请您原谅，我今天也许说了一些气话。”〔20〕勃列日涅夫在电话里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苏联即着手入侵的临战动员工作：调动入侵军队；在国内进行普遍动员和宣传：与卡达尔、日夫科夫、哥穆尔卡、鸟布利希等紧急磋商。8月17日，勃列日涅夫主持政治局会议， 就入侵捷克作最后的说明；通过了《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的问题》决议；批准了《致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队呼吁书》。8月18日， 派兵入侵捷克的华约国家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他们讲述了派军队入侵的步骤。8月20日深夜至21日凌晨，苏、波、保、匈、 民主德国等五国的50万大军，瞬即占领了捷克。21日当天，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捷共中央领导人，分别被武装押解到莫斯科，关进地下室。苏军占领了捷克之后，曾让斯沃博达以所谓“健康力量”代表的身份出面组织新政府，遭到严正拒绝。斯沃博达表示：没有杜布切克参加，不同苏共进行任何谈判。苏联关于以武力在捷克另组“革命政府”的计划遂成泡影。
苏联纠集华约五国军队入侵捷克，虽然捷共中央下令“不要进行反击”，但是捷克全国群情激昂。8月21日，成千上万被激怒的人群， 包围了苏联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苏军坦克只好靠鸣枪来驱赶群众。正在南斯拉夫休假的四名捷克政府成员发表声明，谴责五国的军事干预，揭露所谓“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政府成员的要求”出兵是“纯粹的捏造”。8月22日，有900来名代表出席的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在布拉格的卡德电器仪表厂秘密举行。大会通过决议，重申对杜布切克的信任；要求苏联释放被捕的捷共领导，撤退占领军。
在这样的情况下，苏联被迫于8月23日同杜布切克、 切尔尼克等捷共中央领导会谈。8月24日，同杜布切克、斯沃博达等正式谈判， 签署了《莫斯科议定书》。10月3日，苏捷双方在莫斯科举行会谈， 发表了会谈公报。捷方被迫承认“存在来自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威胁”；两国政府同意签订一项“盟国军队暂驻条约”。10月16日，柯西金到布拉格同捷克签订了关于苏联军队暂时留驻的条约。根据该条约，华约组织的其他四国军队撤离，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承担苏联驻军的一切费用，苏联驻军及其家属享受一切治外法权。这项条约，使苏联对捷克的武装占领合法化；对于捷克的苛刻程度，无异于19世纪西方宗主国在殖民地驻军。
1969年4月17日，捷共中央举行全会， 解除了杜布切克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选举胡萨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上台后，中止了“布拉格之春”实行的一切改革。1970年6月， 杜布切克和原捷共中央4名书记、9名州委第一书记、59名县委第一书记被开除出党，“布拉格之春”被全盘否定。
杜布切克为了本国人民的幸福，也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大胆进行体制改革，竟然招致国家被武装占领，当然是捷克的不幸，但是更为不幸的是苏联自身。苏联纠集华约五国武装占领捷克，反映它已经走上了霸权主义道路。霸权主义道路是苏联滑向解体的斜坡路；武装占领捷克是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的标志性事件。
苏联作为20世纪崛起的社会主义霸国，经历了一个从创建、巩固到发展、强盛，再从盛极而衰到解体的过程。综观从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到1991年12月苏联解体的历史，其间，如果说列宁时期是创建阶段，斯大林时间则是奠定大国基础阶段，赫鲁晓夫时期应是走向世界的阶段，勃列日涅夫当政长达18年之久，就是盛极而衰的阶段。走上霸权主义道路则是盛极而衰的重要因素。
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之后，凭借积聚起来的综合国力，在全世界展开外交攻势。勃列日涅夫把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量看作是推行外交政策的先决条件，把取得军事优势作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的手段。勃列日涅夫上台之初，1965年的军费支出为326亿卢布，1981 年增加到1550亿卢布，15年间增长3.75倍，占全国财政支出的1／3。 〔21 〕1966—1969年的三年间，苏联在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的数量方面从占美国的1／3增至同美国相当，随后几年又在数量上超过了美国。苏联如此不遗余力地发展核武器，自然耗竭了自身的国力。
勃列日涅夫争霸全球需要一个“抓手”，这个“抓手”就是华沙条约组织。1955年，该组织成立时，苏联既有将之作为控制东欧的工具的一面；也有抗衡北约组织、保障东欧地区安全的一面。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先后提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利益有关论”、“大国特殊责任论”等等理论，通称“勃列日涅夫主义”。“勃列日涅夫主义”基本上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尤其是针对东欧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根据这种理论，其他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都是有限的，苏联的主权是无限的；谁要想改革斯大林模式，建设本国式社会主义，走独立自主的内政、外交道路，苏联就有权进行干涉，直至出动军队实行“国际专政”，这是苏联的“大国特殊责任”。镇压“布拉格之春”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一次实际运用，表明华沙条约组织完全变成了苏联推行霸权主义的工具。
至此，勃列日涅夫推行霸权主义既创造一套理论，也有了一个工具，还有实际操作、运用。
苏联走上霸权主义道路，俨然不可一世，在全世界到处伸手，实际上是到处树敌，自掘坟墓。
苏联的行径，使东欧本就很激烈的离心倾向沁入社会的深层，离心倾向几乎成为东欧社会在一个特定时期里的社会性。在捷克事件中，波、匈、保、民主德国虽然跟随苏联，派兵入侵捷克，但态度并不一致。当苏联的扶植“健康力量”、另组“革命政府”的计划破产后，乌布利希就说：“如果杜布切克与切尔尼克当政，那么干吗要派兵？”哥穆尔卡接着说：“谁也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我们要派兵？”〔22〕
苏联的入侵，更把自己作为入侵者这一丑恶形象，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苏联在军事入侵的同时，还组建了一个直属苏共中央的“宣传小组”，负责在捷克的宣传舆论工作。这个特建的宣传小组，可以看作是入侵捷克的另一支“方面军”，这支方面军却打了败仗。这个宣传小组的“作战”是十分投入的，仅在8月21日至30日的10天里， 就起草了20多份传单，共印发了250多万份，漫天散发。此外还组织了昼夜24小时的广播，以及两套电视节目转播，宣传苏军是“帮助”捷克人民“击退反革命势力”。所有这些宣传，结果只招来捷克全国更深刻的民族仇恨。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广播电视委员会第一副主席马梅多夫，就宣传工作的失败向苏共中央报告说：“有必要进一步改善意识形态的信息工作，并对这个国家（指捷克——作者）的党政领导人施加相应的政治影响。”〔23〕
勃列日涅夫把苏联引上霸权主义道路，也使苏联国内人民和苏共普通党员对苏共领导齿冷。问题到了普通党员不顾个人安危，写信抗议的程度了。一位1940年入党，曾担任过摩尔达维亚某个工人村邮电分局主任的莫戈罗夫，于1968年9月15日致信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列平， 请求苏共中央改变侵略别国的方针。信中说：对捷克所采取的行动，“可以看到对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学说的粗暴歪曲，以及对我党所制定的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的违背。”信的最后几句话是：出兵捷克“给我们祖国的威望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我们的后代将会把这看作是祖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这封信只是表达了我个人的看法，但是我确信，我不是我党持这种看法的唯一党员。”〔24〕
人们在认识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的同时，也应当注意到对外政策也要反作用于对内政策，因为对外政策同样是积极的。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没有自由的；镇压其他国家改革的国家，它本身也自然拒绝一切变革。勃列日涅夫上台不久，就在苏联高层领导面前提出一个问题：在国家生活中，改革究竟能走多远？改革可能触动和动摇社会主义基础的界限在哪里？毫不奇怪，勃列日涅夫很快终止了“新经济体制”的改革，停止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向，在新时期下强化斯大林体制。
勃列日涅夫把苏联推上霸权主义道路，这是20世纪实践社会主义的不幸，更是苏联的不幸。
注释：
〔1〕〔7〕见《苏共中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向党的积极分子的通报》1968年3月23日，载《祖国档案》1993年第3期，第86 页。 Hн-φopмaHHя Цκ κПcc ЛЛяя Пaptnnhoro aктив a o co-вblтняхB tIexocлoBakIHH OreчecTBCHHBlc ApxNcbl
〔2〕《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摘要》，载《政治日记》，1964—1970第318—331页，1972年阿姆斯特丹（俄文版）。И3 Пpo-rpammbl BcЙctbn KПЧ ПoлNTNчecKNH ЛHcBHNk 1964—1970AMC-TEP ЛAM 1972
〔3〕转引马细谱主编《战后东欧——改革与危机》第52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4月。
〔4〕〔5〕〔6〕〔8〕〔9〕〔12〕〔14〕〔15〕〔16〕〔17 〕〔19〕〔20〕〔22〕见皮霍扬《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莫斯科的观点，根据苏共中央文件》，载《近现代史》杂志，1994年第5、6期P.г.H-Nxoя:ЧexocлoBaKNя 1968roл B3cляД B3 MOCKBы Пo дok-yMcHHaMЦK KПCC
〔10〕《苏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口头信函的决定》，1968年6月11日，载《祖国档案》1993年第3期，第91页。 Пoc-TaHoHJiCHNc ПoлNTбlopo ЦK KПCC oб yCTHOM llocлaH Л.H.-Bpe жCHCRa A.Лyбчcky
〔11〕〔13〕《卢科韦茨给齐米亚宁的公务报告》，1968年5月20 日，载《祖国档案》1993年第3期，第89页。 CлyжcбHaя 3aHNCKa A.N.ЛIyKOBHa M.B.3NMNяHNHY
〔18〕“四人会晤”指切尔纳会谈期间，苏方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政治局委员柯西金、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与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中央主席团委员切尔尼克等两党核心小圈子之间的会谈。
〔21〕周尚文等著《苏联兴亡史》第641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1996年9月第二次印刷。
〔23〕《马梅多夫和雅科夫列夫呈报苏共中央关于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首要措施的报告》1968年9月6日，载《文献汇编》1993年第5期。
〔24〕《莫戈罗夫致谢列平的信》1968年9 月15 日， 载《文献汇编》199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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