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性质对罪刑法定观念转变的意义_罪与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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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11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22X(2000)04-0103-05

《创世纪》第六章说,上帝看到人“在地上罪恶很大”,(注:《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5年版。本文《圣经》原文均引自此书,下同。)于是后悔创造了人,决心亲手制造一次大洪水,将所造生物全部毁掉。但因为挪亚(Noah)是世上唯一的完人,上帝就指示他造一只方舟,带上他的家人和飞鸟、牲畜、昆虫各一对进入方舟,以躲避洪水。

这个故事除了像世上所有神话一样描述和解释远古时代的洪水灾难以外,它在神学上的最大意义就是宣扬上帝惩恶扬善的本性。这也是先知书(注:先知书:希伯来圣经的第二部分,与律法书、圣文集鼎足而三。内容包括“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一再向人们灌输的思想。以色列民族的每次灾难都被解释为人们违抗天命的后果,而解脱苦难的唯一办法是深刻忏悔,以求得上帝的宽恕和拯救。在《旧约圣经》中,以色列历史似乎就是沿着“犯罪—劫难—忏悔—宽恕—拯救”的轨迹周而复始地痛苦轮回。“罚”似乎永远都因“罪”而起,而“罪”也必定要遭“罚”。尽管上帝的惩罚行为常常残忍得不近情理,残忍得让人难以把这种惩罚与其仁慈本性联系起来,但人们却从不怀疑这种行为的正义性,否则就被视为大逆不道。《创世纪》中,上帝听闻所多玛和蛾摩拉(Sodom and Gomorrah)两城市罪恶深重,于是硫磺与火从天而降,“把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连地上生长的,都毁灭了”。(18:16-19:25)《出埃及记》中,上帝为了让埃及法老答应放以色列人出境,不惜让埃及民众遭受10次巨大的灾难: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惨不忍睹。(7-12)后来,上帝又因为以色列人信奉别的偶像,一怒之下,使他们国破家亡、流离颠沛、痛不欲生。即使如此,以色列人也还要说:“然而亚卫是公义的,/他这样待我,/是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命令。”(《哀歌》1:18)他们坚信:“亚卫的慈爱永不断绝。”认为唯一的出路是:“检讨自己的行为,/再回归亚卫。”(《哀歌》3:40-42)

虔诚的以色列人始终信奉洪水方舟的罪与罚关系,惟有约伯扬起了叛逆的大旗,公开对这种被视为天经地义的传统信条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面对国家分裂、民族沦亡、个人生活遭受巨大变故的现实,一位希伯来智者在痛苦、愤懑的冥思苦想之中,对人生、对世界产生了极度的迷惘和失望,对真理(上帝的公义)以及宗教(上帝的存在)产生了怀疑。与此同时,背叛的觉悟与根深蒂固的虔诚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又令他深深苦恼。他在不堪重负之下,爆发出对上帝的惊世骇俗的控诉。《约伯记》的诞生正是这种痛苦思索的产物。这部与其说是宗教,不如说是反宗教的诗剧体的长篇哲理作品,以其宏大的气势、深邃的思考、清晰的思辩、流畅雄辩的语言以及完整的结构,登上了希伯来智慧文学的顶峰,也成了世界文学中当之无愧的名篇佳作。

《约伯记》的散文叙事部分(1-2)是诗剧的序幕。幕布拉开,亮相的约伯“行为严谨,敬畏上帝,不做任何坏事”。(1:1)他因此儿女成行、牛羊满圈、奴仆如云,成为东方最大的富翁。上帝的扬善法则在约伯身上得到了最好的体现。不料祸从天降,上帝为了向撒旦证明,约伯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一如既往地敬畏他,决定将约伯作为试验品。于是,一连串惨绝人寰的“考验”降临到约伯身上。约伯坚信上帝的公义,对上帝的惩罚并没有半点怨言。(1:13-22)但撒旦还要看约伯在本人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下,是否还能对上帝忠诚。上帝居然将约伯交到撒旦的手中任他处置。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击打约伯,使他从脚掌到头顶长毒疮。约伯就坐在炉灰中,拿瓦片刮身体。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上帝,死了吧!”约伯却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嗳!难道我们从上帝手里得福,不也受祸吗?”约伯缄口不犯上帝。(2:1-10)约伯的3个朋友——提幔人以利法、书亚人比勒达和拿玛人锁法(Eliphaz the Temanite,Bildad the Shuhite,and Zopharthe Naamathite)听说后一同去看望他、安慰他。他们远远地看到约伯,却不敢相认。看到约伯的惨状,他们放声大哭,撕裂衣服,往头上抛洒灰尘,然后跟约伯一起在地上坐了7天7夜,不说一句话。(2:11-13)

从约伯与朋友们的第一轮对话开始,文体转为诗歌(3-42:6):

约伯终于打破缄默,开口咒诅自己的生日:

上帝啊,愿你咒诅我出生的那一天,

愿你咒诅我成为胎儿的那一夜。

……

为什么我不胎死母腹?

或一出母胎便短命夭亡?

……

……为什么悲愁的人继续生存?

为什么忧伤的人仍见光明?

他们求死不得;

他们宁愿进坟墓,不愿得财宝。

他们要等到葬身坟墓,

才有真正的喜乐。

……

我没有平安,得不到安息,

我的烦恼无边无际。

对于虔诚的以色列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就是服从上帝,侍奉上帝。但约伯的痛苦实在太深,深得连无比虔诚的信念也无法帮助他解脱“无边无际”的烦恼,无法帮助他停止“无休无止”的痛苦呻吟。上帝已经使他“前途渺茫”,他对命运已经束手无策,惟有一死,才能“有真正的喜乐”,才能得到“安息”。尽管还没有抱怨上帝,但从约伯对自身的诅咒可以看出,他对人生意义的看法已经开始动摇,对生活在世上已开始感到“厌”。这是约伯叛逆性格的萌芽阶段,也是约伯叛逆性格的基础。“厌”者,失去兴趣、悲观厌世而轻生也,这是一种消极的表现。

提幔人以利法说话了:

想想看,有哪一个无辜的人丧亡?

有哪一个正直的人遭殃?

……

他们都因为非作歹而自食其果。

上帝无情地消灭他们,

他的愤怒使他们丧亡。

……

以利法肯定上帝的公义就是否定约伯的无辜和正直。连朋友也认为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这对约伯显然是个沉重的打击。

约伯对朋友不能设身处地地理解自己的感受而感到非常失望,他重述了上帝对他的种种折磨,用了一连串的问句,强调生命对于他已经毫无意义,表达了心底对彻底解脱的强烈渴望。但迄今为止,他仍然没有直接与上帝的意志对抗:“……但愿他把我杀了!/但愿他把我压碎!/尽管目前有沉重的痛苦,/只要我晓得他要消灭我,/我也将欢喜雀跃。/我知道上帝是神圣的,/我从来不敢违背他的命令。……”

对几位所谓的朋友的轮番斥责,约伯进行了毫无保留的还击,拒不承认自己有罪:“你们太过分,对我太不公平。/你们不要谴责我,因为我正直无伪。/……”

接着,他又从个人的遭遇推及世人的生活,想到:“人在世上,好像被迫当兵一般,/天天过着负重的生活,……”

这种对人生意义的绝望,反映出约伯对上帝管理世界的公义有了怀疑;对朋友的抨击也流露出他对所谓正统的罪与罚观念有了不同看法。约伯将个人的命运与社会的不公联系起来,拓展了思考的广度和深度。尽管他仍然没有与上帝正面交锋,但话语之中已流露出对上帝行为的不理解,渴望找出人生意义的答案。其叛逆性格发展到了“疑”的阶段。“疑”者,惑而求解也。这是由消极转向积极的初始阶段。

约伯求死不得,就想将内心的苦闷一吐为快:

不,我不能再沉默了!

……

你为什么防守着我?

难道你把我当海怪吗?

我躺下来,想休息,

然而你却用噩梦恐吓我,

使我遭受幻象梦魇的困扰。

因此,我宁愿窒息而死,

也不愿活着受苦。

……

在这一节里,约伯已不再是自愿牺牲,而是将死当作对上帝的无休止折磨的一种解脱——因为上帝不给他片刻的安宁。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连几个“你”字,约伯开始直截了当地质问上帝。他终于把这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悲惨境遇与上帝的行为联系起来,进入了他叛逆性格发展“怨”的阶段。“怨”者,责怪也。虔诚的约伯对上帝所谓的公义产生的怨毒之情,终于溢于言表。

书亚人比勒达重申上帝不可能对约伯无缘无故地施行惩罚,他质问约伯:“难道上帝颠倒是非吗?/难道全能者违背正义吗?……”这两个问题都是约伯绝不可能正面回答的。比勒达断定,即使约伯本人没犯罪,他的“儿女一定是得罪了他”。于是他劝告约伯:“你应转向上帝,/恳切地寻求全能者。/……/上帝不会丢弃无可指责的人,/也绝不会帮助邪恶的人。……”

他认定约伯已经离弃了上帝,要他忏悔自己的罪过。“如果你纯洁正直,/上帝一定会帮助你”之类的话对约伯来说已缺乏说服力。“约伯接着回答:/是的,这道理我都知道,/但人怎么能胜过上帝呢?/谁能跟他争辩呢?/……/谁能抗拒他而生存?”

约伯不相信上帝会给他一个“说法”。他认为上帝喜怒无常,无人能了解他;上帝威力无穷,他想要干什么,没有人能阻止。在这样的上帝面前,“我用暴力吗?他多么强大!/上法庭告状吗?谁敢传他出庭?”约伯这番话真有些胆大包天,居然想象用暴力与上帝抗衡,或者把上帝告上法庭。尽管他承认自己绝不是上帝的对手,但叛逆之心已昭然若揭。他悲愤地控诉上帝对人类的情况缺乏同情心:“当灾祸带来突然的死亡,/上帝便嘲笑无辜者的遭遇。”

非但如此,约伯还指责上帝扬恶惩善:“上帝把世界交给邪恶的人,/使所有的审判官都瞎了眼。/这些若不是出于他,又是出于哪一位呢?”社会没有公正可言,人们有冤无处申,有苦无处诉,这个世界怎么不会是一个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污浊之地呢?他知道,上帝本人就是宇宙间最权威的法官。但约伯显然对这位判官的公正失去了信任:

我就算无辜,我的话也定我有罪,

我就算清白,我所说的也是过错。

……

不管有罪无罪,都是一样,

反正上帝要毁灭我们。

这无疑是在指责上帝不分是非曲直,行为毫无公正而言;而人类又如此渺小,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可悲境地,无可奈何,还是只有一死。不过,此死与彼死却有本质的不同。至此,约伯已三次提到了死:第一次是服从安排,自愿献身;第二次是痛苦不堪,寻求解脱;这一次是愤懑不平,以死抗争。于是公开扬起叛逆的大旗,指摘上帝的种种不义之举。此阶段姑且称为“斥”。“斥”者,责备、怪罪也。此时的约伯已无所畏惧,因为到现在为止,他除了生命,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此外,约伯胸怀坦荡,坚信自己的清白无辜,决心面对面地向上帝“抗辩”。他说:

即使上帝杀我,又有什么关系?

……

因为我坚信自己无罪。

……

上帝啊,你做原告,我来答辩;

或者让我起诉,你来答辩。

我究竟犯了什么罪?做了什么错事?

请让我知道我的过失,我的罪名。

约伯此举,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表现了他对上帝仍心存忠诚,希望上帝能最终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抗辩”阶段是约伯叛逆性格发展的最高峰。“抗辩”者,不接受指责而申辩也。约伯的“抗辩”不只停留在对个人命运的不平而抗争,还为人类的不平处境而呼吁,作者将思考的深度和广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代表人类,向上帝倾诉人类生活的悲哀:

我们生来软弱,过着短暂、患难的生活。

我们像花草一样生长、凋谢;

像影儿一样悄然逝去。

正如江河停止奔泻、湖泊干涸无水,

人死后就不能复生;

即使天地荒废,他们也无法睁眼,

不能从长眠中醒来。

这种对转瞬即逝并且充满痛苦的人生无可奈何的悲观厌世思想,是约伯叛逆意识的另一种表现,与犹太教积极乐观的传统观念格格不入。至此,第一轮对话结束。约伯的叛逆性格在他与三个朋友之间的第一轮对话中,从“厌”开始,经历了“疑”、“怨”、“斥”几个阶段,最终发展到“抗辩”的顶峰,完成了整个叛逆性格的形成。

诗剧中的下两轮对话中,约伯和三个朋友对“好人为什么受罪”的主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辩论。三位朋友仍然重弹“罪有应得”的老调,除了用约伯的惨痛遭遇本身来证明他有罪外,提不出任何有力的论据;只是口气更严厉、更无情,因为约伯的抗辩使他们恼羞成怒。

最自以为是的以利法指责约伯“想用巧妙的言辞来掩饰自己”,说“你自己的每一句话都判定你有罪”,还说约伯“拒绝上帝的安慰”和他们“温和的劝慰”,真是绝妙的讽刺。他不能反驳约伯说自己无罪的说法,于是反问约伯:“一个遭到惩罚的人可能无罪吗?/女人所生的人,能在上帝面前无罪吗?”这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将行为举止不义与所谓的“原罪”混淆起来。

书亚人比勒达残酷地将约伯的惨况一一罗列,还将约伯作为邪恶者的榜样。这无疑是在约伯血淋淋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正如约伯所说,他们这样做,不过是想标榜自己的高尚和正义,标榜自己是站在上帝的立场在行拯救之善事。多么虚伪,多么无情无义的家伙!痛苦到了极点的约伯并没有因为上帝的遗弃、朋友的背叛和无穷无尽的折磨而屈服,他依然坚定不移地确信自己的无辜,坚信上帝对他的惩罚是不公平的。无论如何,他决不改变立场。他质问道:“全能者为甚么不定下审判的日期?/为什么不使善良人见到正义来临?”

三位朋友无言以对,提幔人以利法竟开始诬陷约伯“罪恶多端”:逼人还债、仗势欺人、凌辱孤寡……,这样洪水才要淹没他,黑暗才要笼罩他。总而言之,他是在劫难逃!面对他们的不实之辞,约伯奋起反抗:“有生之日,我要坚持我的无辜。/我确认自己无过,永不放弃这立场;/我的良心清白洁净。”然后,约伯反省了自己的一生,发誓从未做过邪恶的事,愿上帝把他放在公道的天平上,还他清白。誓言发毕,约伯不再开口。尽管无人评判约伯与三位朋友之间的三轮对话,但约伯的雄辩、激情和正气与三人发言的勉强、空洞和苍白无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约伯非但没有被他们说服,反而将他们驳得体无完肤,哑口无言。

然而,作者显然无法就此终结,他的内心还在斗争,遂以年轻的哲人以利户为代言人,再一次向约伯发难。这位新生代的代表,对约伯在上帝面前冥顽不化的大不敬态度气愤填膺,但他的发言依然冗长乏味,责备的语言依然空洞无物。他放弃了对约伯具体罪行的挞伐,而是反复指责约伯“自高自大”、“狂妄自大”、“自以为聪明”、“不敬畏上帝”,所以“正像一个作恶的人”。以利户的言论并不比前三位更高明,但他并不坚持约伯罪大恶极,而认为约伯错在对上帝的信仰不够坚定,不懂上帝行为的贤明和奇妙作为。他认为上帝降苦难是为了教训人,是为了“开启人的眼睛”。与洪水方舟的传统观念相比,这种通过苦难来教训世人的观点更接近现实生活;因为世上的不公平太多太多,如果都说成是因作恶而遭罚似乎太不能服人。而将苦难解释成磨练意志、坚定信仰,非但能让人们毫无怨言地接受上帝的意志,而且受罚者似乎还应感谢上帝给予自己一个完善道德的机会。这对以后的基督教将基督之死看作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至高无上的献身精神有着极大的影响。以利户的讲话对文章的主题有着非常重要的反衬作用。

上帝与约伯的对话部分是全剧的高潮。上帝的威严与强大势如破竹,一举摧毁了约伯的防线:“我创造世界时你在哪里?”“你知道光从何处来?”“你能决定地上的自然法则吗?”……在上帝宏伟的气势面前,约伯感悟到自己的渺小无能和轻浮无知。他承认自己不能领悟上帝的智慧,胡说了一些自己不明白的东西,并为此懊悔不迭。不过,上帝无论把自己说得多么了不起,总让人感到他是外强中干,底气不足,有点虚张声势。

上帝能如此轻易地折服约伯,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剧中人物约伯头脑里有着根深蒂固的因果报应的宗教观。约伯对上帝始终怀着一颗赤忱的心,他对上帝的期待和景仰是十分虔诚的,这颗心只是由于没有得到上帝的昭示而痛苦。他坚信自己无辜,也因此坚信自己不应该受到虐待,强烈渴求重新得到上帝的承认和卫护。能面对上帝,约伯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满足感,因为他曾无数次呼吁上帝回答他的问题,并对上帝的避而不见感到委屈和失望。这种好人应有好报的观点是约伯叛逆思想的基础,上帝的抛弃和世人的唾弃成了他叛逆的导火线,而因果报应的宗教观又是制约其叛逆性格继续发展的主要局限。第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时代与认识的局限,作者不可能否定上帝的存在或者真正怀疑上帝的公义;甚至或许他自己也需要用上帝的话来说服自己接受上帝的意志。这也是最后一幕九九归一、皆大欢喜的主观原因。

在最后一幕,上帝严厉斥责了坚持认定约伯罪有应得的三位哲人,批评他们说话不实事求是;不但冤枉了约伯,还歪曲了自己的思想,因此要他们向约伯道歉;并对约伯坚持说真话的做法予以充分肯定。这段文字本身就打破了所谓的正邪界限,是对死抱传统观念的人的否定,也是对机械的因果报应说的新解。坏人当道,好人遭殃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宗教对此不可能作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解释,这就是上帝与约伯的对话难于以理服人的根本原因;让人在对约伯产生同情的同时,深深感到宗教对疗救人世疾苦的无能为力。

纵观全剧,约伯代表世人在痛苦的挣扎中发出要求公平对待的呼吁,以及那些发自内心深处的血泪控诉,都反映出作者对上帝创世的初衷和上帝行为的公正性的大胆怀疑,同时也反映出当时人们对上帝神性的信任危机。尽管剧终依然是好人好报,但对好人受罚的原因却有了完全不同的解释。这是《约伯记》的真正意义所在。约伯的叛逆性格事实上是人们基于痛苦的人生体验,对宗教和哲学进行深刻反思的产物,是人类进步思想的结晶。约伯最终的“回归”,从性质上与约伯性格的起点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约伯性格发生、发展、形成和回归的过程对传统的罪与罚理念提出了有力的挑战。这是人类自我认识过程中一次意义非凡的突破。从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圣经文学思想的包容性和复杂性,从而对这部文学巨著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伟大作用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收稿日期:1999-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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