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韩丽雯
(北京印刷学院，北京102600)
摘 要： 五四时期是一个思想澎湃、百家争鸣的时代。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新文化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并普遍产生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保留，而俄国十月革命让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新思想和新文化。李大钊的爱国情怀和求学经历让他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他努力学习、研究和探索马克思主义学说，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探寻救国路径。李大钊通过各种报刊、教学和参与社团活动等方式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引领广大青年学子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救国图强之路，马克思主义成为探索中国出路的重要思想武器和指导思想。
关键词： 五四时期；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文化碰撞和价值认同过程，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思想转变和启蒙运动。五四时期这样一个思想澎湃、百家争鸣时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巨大爱国热情和强烈使命感，走在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前列。而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的圣火‘盗’到我国的‘普罗米修斯’，”① 田子瑜、蔡丽、徐方平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初期传播史(1918-1922)》，学习出版社2012年版，第35页。 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讲话中指出，“李大钊同志率先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播火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接受了他认为是真正能够拯救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北洋军阀统治下的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何其艰难，但他以开拓者的无畏姿态，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真理，是‘拯救中国的导星’，并积极付诸行动。”本文将展现在那个风起云涌、复杂多变的五四时期，李大钊从思想和行动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探索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传播开来的。
一、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条件
(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保留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战争，它以极端的形式进一步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进一步加剧。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空前破坏与恐怖促使人们对西方制度产生了怀疑和反感，一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潮流在西方出现，西方学者中普遍出现一种西方文明衰落和没落的心态，其中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最有代表性，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如同万物一样具有兴衰过程，任何一种文化就像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而西方文化一战后恰恰进入了它的冬天，也就是濒临死亡的文明阶段。西方学者的苦闷衰落心态深刻影响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其中李大钊敏锐地认识到西方文化并不是没有缺陷的，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需要认真反省，他指出：“此次战争，使欧洲文明之权威大生疑念。欧人自己亦对于其文明之真价，不得不加以反省。”② 《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页。 同时期的梁启超也有同样的疑惑，1918年11月底一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之时，怀着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困惑，梁启超在蒋百里等人陪同下前往欧洲考察，后写下《欧游心影录》一书，记录他在欧洲所见所闻。书中指出：“欧洲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了罗针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生是好。……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了，这使得正在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感到困惑，中国还要沿着这条路再走一遍吗?”①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 这一时期，中国学习西方的屡次失败也让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产生怀疑和保留，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中曾说过：“中国人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这种痛苦的经历，对中国先进分子来说是一件好事，旧的路走不通了，就会寻找新的出路。”②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主义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0页。 正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怀疑和保留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二)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阶级基础
由于辛亥革命的积极影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放松，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发展，这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了新变化。“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有了很大的发展，城市小资产阶级即小商人、小手工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新知识分子的人数也大大增加。”③ 龚书铎：《中国近代史(1919-1949)》，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页。 五四前夕，产业工人总数达到了200万人左右，再加上1200余万的城市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工人阶级已经形成了一支崭新的社会力量。工人运动深入发展，并出现了新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化，即工人的罢工不但次数日益频繁，而且罢工由单纯的经济斗争逐渐转向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由分散的自发的斗争逐渐转向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
(三)新文化运动中思想文化领域的变革为马克思主义的传入提供了思想条件
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使人们敢于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去进行独立思考，严重动摇了封建思想文化的统治地位，带来了中国社会空前的思想解放，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其中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向传统求解放，即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以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文化的斗争，谋求将中国人民从传统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向西方求解放，即是指1919年以后，经过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原因的反思，新文化运动中部分知识分子从盲目崇拜和效仿西方资产阶级文明中解脱出来，谋求一种超越西方文明的更高级的文明。新文化运动为中国人民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和社会发展道路创造了条件。
(四)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产生巨大影响
俄国十月革命是指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活动。俄国十月革命提供了一个将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化为实践、由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可操作的范式。它向世界人民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求得解放的锐利武器。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分子选择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国有许多情况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相同或近似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封建主义的压迫是相同的，经济和文化落后，这是近似的。两个国家都落后，中国则更落后。”④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9页。 这给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深刻启示，即经济落后的国家也可以用社会主义思想指引走向解放之路。苏俄政府的反帝和对中国所采取的友好、平等的态度，也引起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悟和向往，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俄国革命的依靠力量和所采取的革命方法，给予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新的启示，也推动他们去研究十月革命所遵循的新主义。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强大吸引力。
以各样本在地方感各维度上的均值为变量，运用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不同性别、年龄、月消费水平、家乡地理位置等特征的留学生之间在2个空间层次6个维度上的差异程度。利用SPSS 22.0中的非参数检验模块，性别、是否华裔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其余采用Kruskal-Wallis H检验进行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二、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接受
1919年5月由李大钊主编的《新青年》出版了马克思研究专号，在专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⑤ 这一专号是《新青年》第6卷第5号，刊首标明是1919年5月，由于出版拖期，实际出版时间是9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分为两期刊登，另一期刊登时间为1919年11月。 。文章指出：“1918年马克思诞生百年纪念以来，各国学者研究他的兴味复活，批评介绍他的很多，我们把这些零碎的资料，稍加整理，乘本志出‘马克思研究号’的机会，把他转介绍于读者，使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在我们的思辨中，有点正确的解释，吾信这也不是绝无裨益的事。”李大钊希冀把已经成为“世界改造原动”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传播出去，以更加有利于知识分子们的思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进行详细介绍，并指出“他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⑥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50页。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李大钊已经比较完整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一)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和学识基础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县一个农村家庭，青年时代目睹在帝国主义侵略下国家的危亡局势和社会黑暗状况，立志要为苦难的中国寻求出路。1913-1916年间李大钊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开始阅读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日本传播较早，1904-1905年《共产党宣言》日译本开始出版。李大钊在日本留学期间，经济学教授河上肇已经将马克思的《资本论》翻译成日文，这使李大钊能够接触到马克思的原著，并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李大钊在学习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曾比较系统地接受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教育，他是在多方寻觅、反复印证各种救世良方的过程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② 谢荫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和李大钊的作用》，《北京党史》，2009年第6期，第9页。 正是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在日本留学形成的知识结构使李大钊能够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李大钊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
此外，李大钊还在《新青年》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汇集了多篇研究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李大钊撰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他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这是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所作的重大贡献。
(三)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逐步加深
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作为学者的李大钊最早开始在中国介绍、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成为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最早接触的马克思主义都是由日本人翻译出来的小册子，就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一遍又一遍研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且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救星’，就是以这样的理念与坚持的精神来宣传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像李大钊一样的一批革命家的艰辛努力，使大批先进知识青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⑦ 赵荣文：《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李大钊》，《党史博采》2018年第1期，第24页。 随着研究的深入，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逐步加深。
首先，李大钊以《每周评论》为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8年12月22日，李大钊与文科学长陈独秀、文科讲师张申府等在北大红楼二层文科学长室创刊《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作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刊登了大量短小精悍、针砭时弊的文章。这些文章有些揭露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北洋军阀政府腐败黑暗、封建阶级压迫人民；有些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并初步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每周评论》文章的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国内劳工状况；宣传俄国革命道路；介绍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报道五四爱国运动状况；应战“问题与主义”之争；宣传社会革命等。
南桐选煤厂采用小直径重介质旋流器分选0.5～0.075 mm粒级的高硫难选煤，其分选可能偏差Ep值为0.057，煤泥降硫率达到14.3%，总精煤硫分下降4.83%。与常规浮选基本没有降硫效果相比，煤泥重介质旋流器是分选粗煤泥的一种较好方法[3]。
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文中指出：“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我可以自白，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我们惟有一面认定我们的主义，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为实际的运动；一面宣传我们的主义，使社会上多数人都能用他作材料、作工具，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④ 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32、35、37 页。 由此可见，此时的李大钊已经坚定了他所认识的那个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
882例患者中，男性466例（52.8%），女性416例（47.2%），发病年龄1～92岁，中位数51岁，其中发病年龄主要在31～70岁（见表1）。
李大钊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第一人，俄国十月革命后他最早认识到十月革命的价值，最早为十月革命而欢呼。正如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同志备受鼓舞，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和演讲，热情讴歌十月革命。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认识到这场革命将对二十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产生划时代的影响，也从中看到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希望。在宣传十月革命的过程中，他自己的觉悟得到迅速提高，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① 习近平：《在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9年10月29日。
1919年12月李大钊发表的《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解释了道德的变动问题，他阐述道：“马克思一派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说，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⑦ 李大钊：《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在《物质和精神》一文中也认为，“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也运用经济决定精神的唯物史观解读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过程。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李大钊已经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读社会上风俗和习惯、政策和主义以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等深层次问题了。
三、五四时期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大钊是五四时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在中国，他不仅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考虑自己国家的命运，而且是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李大钊1913年4月担任北洋法政学会创办《言治》编辑部长；1916年参与组织神州学会，创办《民彝》杂志，参与创办《晨钟》报，担任编辑主任后离开《晨钟》，编辑出版《宪法公言》。1917年编辑出版《甲寅》日刊；1918年参与《新青年》编辑部工作，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19年发起并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协助《晨报》改良第七版，担任《国民》杂志导师，指导《新潮》社。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接受过程也是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二者并行不悖。如果说李大钊通过学习、研读和写作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接受的话，那么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通过报刊、团体和教学三个方面得以实现。
(一)通过报刊发表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初开始，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逐渐加深，这从他的文章中可见一斑。他在1919年2月发表的《战后之妇女问题》一文中，虽然谈的是妇女问题，但是已经明确表达了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思想，他认为“妇女问题彻底解决的办法，一方面是合妇人全体的力量，去打破那男子专断的社会制度；一方面还要合世界无产阶级妇人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括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① 李大钊：《战后之妇女问题》，《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40页。 表达了李大钊运用阶级斗争的手段推翻剥削制度的马克思主义观点。1919年4月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名著”一栏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共产党人》，它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在这段摘译的文章前面加了一段按语，按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他们发表的时候，是由一八四七年的十一月到一八四八年的正月，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② 《每周评论》第16号，1919年4月6日。 根据考察，“这段按语，多半出自李大钊同志之手，因为它和上述几篇文章的精神和语气，都是完全一致的。”③ 彭明：《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兼论他在五四时期的功绩》，第29页。 这说明李大钊开始研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
作为《新青年》姊妹篇的《每周评论》为李大钊开辟了一个更加有效快捷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他在《每周评论》发表了55篇笔名为明明、常、守常的文章。其内容主要是通过抨击北洋政府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残暴压迫，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1919年元旦，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题为《新纪元》的社论，进一步阐述俄国十月革命的深远历史意义，称之“洗出一个新纪元来”。他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五四前夕，同在北大红楼担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指出了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
在施工过程中，建筑项目设计的变更会严重影响到建筑工程造价的预算，增加企业的投入资金。所以，建筑工程在施工前应该对项目设计图纸进行严格的把关，尽量完善在施工过程中可能会变更的环节。另外，建筑单位还应该派出专业的人员去施工现场进行合理的签证。
其次，通过《晨报》和《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作为《晨钟》报的创始人，虽然担任编辑主任时间不长，但在1918年12月1日《晨报》复刊之后，就积极参与改良《晨报》，使其成为新文化派宣传新思潮、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一批中国知识分子聚集在《晨报副刊》周围，开始有选择有目的地翻译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开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序幕。李大钊等人以《晨报副刊》为重要阵地，迅速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当时社会思潮中的“领导性论述”，发挥出“群聚效应”① “‘领导性论述’在形成‘群聚效应’之后，它便开始吸引一大批信仰者，同时也吸引一大批靠着向‘领导性论述’靠拢而获得利益的人，许多在各地响应这种领导性思想论述的人，逐步以之成为身份上升甚至谋食之阶。新思想一旦获得‘群聚效应’，即逐渐成为一种新的、类似科举道路的作用，一如晚清考策论时，大量清季的经世致用之书成为敏感读书人科场得意的上升之阶一样，不管动机如何，它们都帮助新思潮的迅速传播。”见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中译本序》，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3—4页。 ，并进而占据中国言论界的中心。有学者研究表明，“李大钊本人在《晨报副刊》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人事谱系中处在关键地位，该副刊上所刊发的马克思主义文本的书写者几乎都与李大钊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通过会晤等方式对共产主义研究产生兴趣，因同校同学关系而关注马克思主义，凭借学会的渠道而在中国有组织有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② 耿春亮：《〈晨报副刊〉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1926)》，清华大学博士论文2015年，第34页。
李大钊关注现实思想敏锐，他最先关注到俄罗斯革命的价值。早在俄国二月革命发生后，李大钊就写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面包与和平运动》《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等一系列文章，在大篇幅介绍俄罗斯革命的同时，亦认为俄罗斯革命是“和平之曙光”，代表“国外政治之潮流”。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开始深刻认识十月革命的价值和意义，1918年他连续发表三篇著名文章，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中，他指出俄罗斯革命应该是，“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惟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③ 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75页。 从而敏锐地认识到俄罗斯文明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在《庶民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民主主义战胜，就是庶民的胜利。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④ 李大钊：《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5页。 在《Bolshevism的胜利》一文中，李大钊指出，一战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⑤ 李大钊：《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99页。 同时他也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德国马克思社会主义”的继承者，从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有了新认识和新见解，也吸引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关注。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号上发表《新纪元》一文，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并指出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将“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⑥ 李大钊：《新纪元》，《李大钊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页。 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关注促使李大钊进一步去认识其背后的新主义即马克思主义。
(二)通过参与或指导社团活动研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时期参与和指导众多社团研读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时期，李大钊指导众多社团活动，并与当时知识界的精英人物共事，也成为一大批进步青年的良师益友，他们相互切磋学问相得益彰，救国救民挥斥方遒。章士钊曾经说过：“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③ 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解读国际上知名学者有关法治、治理方面的思想观点，对促进我国转型时期社会治理的良好局面有借鉴作用。这方面研究中如夏金华先生对罗尔斯社会治理思想的解读[50]，张康之教授等从福柯的研究讨论“法治国家中的权治”[51]。徐继强博士基于塔马纳哈“薄的法治”概念对“作为法律之德的分治”的分析[52]都属于论证严谨，见解独到的论证。周兢教授介绍塔尔德对立理论、并联系我国现实国情的分析，也较有参考价值。[53]
组织成立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18年11月，李大钊与高一涵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成立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外称马尔克斯研究会。1920年3月公开组织成立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珍藏着一份“北大月刊”，月刊上刊登着“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立启事。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主要活动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起初研究会设有四个研究小组，主要从事马克思原著的研究，后来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扩展成十个研究小组，每个人可以参加几个研究小组进行学习；二是组织马克思主义演讲活动。研究会每月举行一次公开演讲活动，李大钊、陈启修、高一涵等知名学者都参加过讲演。李大钊多次在该会举办的活动中公开发表讲演，宣传马克思主义。三是进行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翻译活动，搜集和翻译马克思理论著作。截止到1922年4月，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图书室兼翻译室即亢慕义斋已有英文书籍数百册，报刊上百种，设有英、德、法三个翻译组，出版了中文版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等。
参与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8年6月李大钊应邀为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1919年7月成立大会上李大钊提出学会宗旨：“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1920年8月李大钊略调：“本会之创立，原系研究学问团体，思想须极自由，主义自不一致；惟两年以来，世界思潮既有显然之倾向，而国内应时发生之无数小团体，亦莫不各有鲜明之旗帜；本会同人已经两载之切实研究，对内对外似均应有标明本会主义之必要，盖主义不明，对内既不足以齐一全体之心志，对外尤不足与人为联合之行动也。”① 《少年中国学会消息》，《少年中国》第2卷第3期，1920年9月。 1923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在杭州召开第三次年会李大钊与邓中夏等联合向年会提出一个书面提案《为革命的德谟克拉西(民主主义)的提案》，从而引导广大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
隐逸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晚唐政治昏暗，隐逸之风再兴。在这样的情况下，相对较为稳定的江南地区出现了不少隐士聚集之地。从唐懿宗咸通年间开始，江浙两地最负盛名的归隐胜地有池州九华山，洪州西山、庐山，袁州宜春，信州永丰，以及浙江奉化、永嘉等处。在浙江镜湖地区，虽未出现大量知名隐士聚集的现象，但镜湖隐士方干及其创作的诗篇为镜湖在唐末隐逸文学中赢得了一席之地。通过细读方干《玄英集》中保留的诗作以及当时镜湖周边官员、僧道、文人的资料，尚能够对晚唐镜湖地区隐逸文人真实的生活与交游状态以及文学作品真实的创作背景进行考察。
李大钊还指导新生社、国民社、新潮社、觉悟社、共进社、平民教育演讲团等一批社团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等活动，力求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农运动的结合。1919年10月，于方舟等10余名直隶省一中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成立新生社。在李大钊指导下，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等刊物，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4月1日，新生社创办了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新生》杂志，1920年10月，根据李大钊的意见，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久又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他们中的一些成员成为天津建党时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其中，于方舟、安幸生、李培良等人成为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
(三)通过教学向青年学子解读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李大钊被聘任为北京大学教授，他陆续开设“唯物史观研究”“现代普选运动”“工人的国际运动”“史学思想史”和“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多门课程或讲座。同时期李大钊还兼任朝阳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学校的教授，讲授史学思想史、社会学、女权运动、社会问题与政治等课程。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的人。李大钊作为著名教授还经常被各地学校以及社团等组织邀请去做讲演，在授课和讲演中李大钊直接或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其中著名的演讲有《庶民的胜利》《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释疑》等。
在招标时，百安居要全面衡量第三方的网络覆盖能力、运营能力以及服务质量等等。对物流服务商的考核指标：准时到达率、商品完好率、服务态度等进行严格的监控与考核，对于第三方物流造成的货物超时配送以及货损进行严格的处罚机制，多次考核不合格的第三方物流服务商，百安居须即刻结束与其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避免由于劣质的客户服务水平给百安居带来的不良影响。
教学之余，李大钊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勤于著述，发表大量文章，商务印书馆还先后于1923年1月、1924年5月出版了他的《平民主义》、《史学要论》两书。李大钊曾经指导贺廷珊等人撰写“试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义并其及于现代史学的影响”等论文。在“中国发生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辩论会中，作为评判员的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的观点，证明由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不是人的意识和感情所能左右的。李大钊的论述表现出一种高度自信心和坚定性，让众多青年学子心悦诚服。
李大钊率先举起的马克思主义旗帜，随着他的广泛宣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一种“领导性叙述”。正如时人评论所说：“一年以来，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在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②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东方杂志》18卷4号，1921年2月25日。 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这一新思想新文化在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中成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探索救国图强、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8626(2019)05-0001-06
收稿日期： 2019-04-10
基金项目： 本文为“北京印刷学院学科建设和研究生教育专项课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教学改革与创新”(项目编号21090118019)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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