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七”惨案对党第一次革命策略转变的影响与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惨案论文,试论论文,作用论文,策略论文,二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革命策略的转变是指从独立地开展工人运动到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策略的实现。促成这次革命策略转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二七”惨案的发生无疑起着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仿效欧美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运动上。当时党中央建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各省分部，与党的组织系统是一致的，各地党的主要负责人兼任书记部主任，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也都是书记部的成员。他们的主要精力和工作，就是深入到工人群众中进行宣传教育，组织产业工会，开展工人斗争，迅速掀起了工人阶级第一次罢工高潮。
中国共产党这一斗争的策略，虽然显示了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但却不适合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因为当时罢工斗争中没有把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区分开来，导致了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而陷于失败。
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要转变斗争策略的是列宁。1922年初，当列宁通过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把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策略传达给中国共产党时，中国香港海员大罢工刚刚兴起，并且形成了向全国发展之势。虽然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是立即接受了列宁关于与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观点。6月 15日，中共中央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提出了愿与国民党等革命民主派“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1〕的主张。 接着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议决案》，提出“无产阶级一方面固然应该联合民主派，援助民主派，然亦只是联合与援助，决不是投降附属与合并，因为民主派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一方面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之下，独立做自己阶级的运动。”〔2〕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第一次转变在认识上的开始。
可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认识的联合战线，只是强调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共同行动，而不是形成联合组织。而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又是以资产阶级为主，无产阶级只是处在援助的地位，并不影响共产党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独立地开展工人运动。这从党的“二大”讨论时的发言中可以看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参加过远东会议并受列宁召见过的张国焘在传达列宁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时说：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革命的主体是资产阶级。我们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应当援助民主主义革命，使它早日得到胜利。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资产阶级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同时无产阶级也可以得到自由与权利，同样可以很快地发展起来。陈独秀也说：目前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极少，力量薄弱，只有联合资产阶级，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从此以后，资本主义将有相当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必然要成长壮大起来。工人和农民将得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以及选举、罢工等权利和自由。中国工人阶级可利用这些权利和自由，就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紧密地团结起来，准备实行社会主义革命了。〔3〕
所以，在党的“二大”之前，当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的建议时，立即遭到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对，陈独秀并为此向共产国际致函申述反对的理由，并说明中国共产党“广东、北京、上海、长沙、武昌各区同志对于加入国民党一事，均已开会议决绝对不赞成，在事实上亦已无加入之可能”。〔4〕基于此，党的“二大”之后，尽管党中央在西湖会议上接受了马林关于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但各地党组织的主要力量仍然在全力地领导工人罢工斗争，并掀起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为标志的全国工人第一次罢工高潮。这就是说，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实际工作中转变革命策略。
1923年2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全国工人运动也随之转为低潮。工人阶级的鲜血没有白流，中国共产党从中得到了血的教训，看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势力的过于强大。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实现民主革命纲领的过程中，主要的不是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而是与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进行斗争。为打败强大敌人而建立的联合战线，首先第一步就是与资产阶级政党结成联盟。“二七”惨案促使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从理论上的接受转为实践上的行动。这一认识上的转变是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于中国革命实践，实现革命策略转变的关键步骤。另外，第一次全国罢工高潮还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地位和威信。当时国民党领袖孙中山之所以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行联共政策，其重要原因就是他经过多次失败之后，在全国工人大罢工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气节，愿意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完成民主革命大业。
“二七”惨案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解放道路作出新的理解，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联合战线的革命策略，对实现国共合作表现出极大诚意和积极性。党的“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这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所能接受的唯一合作方式。因此，党的“三大”所通过的决议和宣言基本上反映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战线的思想。从党的“三大”到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革命策略转变从理论到实际的实现。
但是，“二七”惨案的教训还不止于此，它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影响还延伸到国共合作之后。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共产党人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即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在政治上取得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组织上巩固与发展党的队伍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党的“三大”并没有深入研究，更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所以，党的“三大”既在决议中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但仍旧保存我们的组织，并须努力从各工人团体中，从国民党左派中，吸收真有阶级觉悟的革命分子，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谨严我们的纪律，以立强大的群众共产党之基础”。〔5〕又在宣言中错误地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6〕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从“二七”惨案中吸取了消极教训，在党的“三大”前后，对国共两党的合作、对工人运动等问题，在态度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工人运动受挫而转入低潮，陈独秀也从重视无产阶级转向重视资产阶级。1923年4月25日， 他在《向导》上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指出“无产阶级明明知道此种民主革命的成功诚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然而幼稚的无产阶级目前只有在此胜利之奋斗中才有获得若干自由及扩大自己能力之机会。所以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合作，是中国无产阶级目前必由之路”。〔7〕12月1日，他又在《前锋》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对中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一系列右倾错误观点。对于资产阶级，陈独秀分析说：“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对于无产阶级，他分析说：“产业幼稚的中国，工人阶级不但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8〕因此， 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资产阶级。陈独秀的右倾观点给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工作埋下了隐患。
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正确地总结“二七”惨案的教训，并批评陈独秀错误观点的第一人是邓中夏。他在1923年10月15日《中国青年》上发表《论工人运动》一文，指出：“不幸京汉路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他们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观念与热心，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我所敬佩的以中国革命为唯一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啊！望你们仍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的努力啊！如此基础己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了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很显然，邓中夏所指的对工人运动失去信心的社会运动家就是陈独秀。他还说：“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起来做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是现在或将来，总要推工人群众居首位。”〔9〕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之后，陈独秀轻视工人阶级重视资产阶级的观点进一步发展，他不仅坚持他的右倾错误观点，而且在联合战线的实际工作中把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奉让给了国民党。邓中夏、毛泽东等依据中国工人运动的实践经验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驳斥了陈独秀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关键问题上的错误观点，阐发了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领导阶级和对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思想。1924年11月《中国工人》发表邓中夏的《我们的力量》，1925年12月《革命》半月刊发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是两篇有代表性的文章。针对陈独秀把整个资产阶级都看作是革命阶级的观点，毛泽东科学地把资产阶级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买办资产阶级“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民族资产阶级对革命有矛盾的态度，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10〕这就是从根本上说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只能参加革命战线，但不能成为主要力量，更不能成为领导力量。针对陈独秀把中国工人阶级视为幼稚力量，不能领导革命的观点，邓中夏分析说：中国产业工人虽然仅有200万， 但加上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人1,000万，弥补了产业工人数量少的缺陷。 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是由它被压迫被掠夺的地位反映出来”，“是随它的反抗斗争之经验而发展的。”所以，“只有工人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11〕邓中夏把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人归在工人阶级队伍中，这对阶级力量的分析是一个创造。毛泽东更进一步把中国农村的雇农归为工人阶级一边，他分析说：“所谓农村无产阶级，是指长工、月工、零工等雇农而言。此等雇农不仅无土地，无农具，又无丝毫资金，只得营工度日。其劳动时间之长，工资之少，待遇之薄，职业之不安定，超过其他工人。”〔12〕这就更加创造性地把工人阶级力量扩大到了广大农村。对于中国现代产业工人，毛泽东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13〕邓中夏和毛泽东对这两个问题的科学分析，是对第一次国共合作中的两个关键问题的正确回答，代表着中国共产党人在“二七”惨案以来对中国工人运动经验的科学总结。
注释：
〔1〕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6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38页。
〔3〕参阅李新主编：《伟大的开端》，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页。
〔4〕《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 第15页。
〔5〕《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16页。
〔6〕《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第128页。
〔7〕《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
〔8〕《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9、32页。
〔9〕〔11〕《邓中夏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2 、102页。
〔10〕〔11〕〔12〕《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9月版，第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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