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调整与东亚经济的重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危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一场始料不及的缠绵而持久的金融危机
东亚金融危机是继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又一次新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传染性强，不断反复、缠绵持久，迄今还在发展之中。危机爆发始于1997年7月泰铢贬值，此后迅速蔓延到新加坡、马来西亚、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而后发展到南韩。西方一些人士曾认为，危机会在年底告一段落，但实际上股市、汇市风暴反复出现，1998年春出现新一轮汇市滑坡，5月危机不断深化，波及面不断扩大，6月中旬出现日元的大动荡和日本经济的严重不景气，日元与美元比价达到146∶1，日本经济因金融动荡进一步衰退。一年来，这场始发于东南亚的金融危机，表现出迅速传染和不断加剧的特征，已经演化为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并波及到俄罗斯和向全世界扩散。
这场金融危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工人失业，物价飚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西方大国开出的处方和提倡实行的休克疗法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困难，激化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国内的政治社会矛盾，泰国、印尼等国出现了政府危机。金融危机打断了东南亚新兴国家15年来8—10%的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局面，1998 年一些国家经济出现负增长，经济倒退5—10年， 多年享受到高增长成果的广大群众重又陷入贫困之中，印尼1998年将有9580万人（占印尼人口48%）处在贫困线以下。
东亚金融危机，无疑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大恐慌以来的一场最严重的危机，是人们始料不及的突发性危机。在危机发生后，一些国家仓皇失措，泰国花去200亿外汇储备救市（外汇市场），损失惨重， 一些国家在逆转的形势下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江湖医生药方，从而使危机更加恶化。在东亚和四小龙30年的“奇迹”似的发展中，人们忽视了理性的思考，缺乏对大繁荣后出现大萧条的可能性的辩证思维。在金融风暴中人们对于危机的起因也认识不一，一些人把它归结为国际投机家的非道德的行为。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家如马哈迪尔，对国际炒家进行了激烈批判。一些人认为危机的发生是实行了对国际资本开放和金融自由化，因此一些人提出应该对泰国近年的大规模引进外资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得失重新进行评估，在我国的评论者中也存在着这种疑惑。一些西方人士则将危机归结为政府主导的东亚模式和东方文化思维，认为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体制是消除危机再次发生的有效途径。
可见，无论是基于对这一场突发危机的加深理解，还是基于危机的救治和对今后可能再次发生危机的防范，人们都需要对这一场东亚金融危机的性质、成因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一年来经受住了危机考验的我国来说，在当前迫切需要研究危机带来的影响，寻找应对的方法，特别是要加深对当代国际经济的认识，明确时代提供的机遇和风险，由此进一步搞好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因而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是十分重要的。
二、 危机的制度根源：现代金融经济的运行和机制及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的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等，加之其外在的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应该说，19世纪20年代以来周期地发生的经济危机，都曾经表现为信贷的障碍，高利率，银行的倒闭等。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但是不能认为，金融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制度病”，它也会波及到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实行市场体制的国家。应该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孕育于市场体制，植根于自发性的货币交换，在出现赊欠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一旦支付链条的破裂，从而经济运行危机就有可能出现。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曾经加以论述。而一旦经济的交换化，市场化大大发展，在银行制度，证券市场制度上极为活跃，货币交换与资本流通中的矛盾也相应发展，借助于信用的融资与投资活动中的不能支付，以及由此引起的运行危机就将难以避免。可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货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
在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中，金融的作用日益加强，它积聚资本、融通资本、加速周转、促进增长。斯蒂格里斯指出，金融不再是一般的“中介”，而是经济运行的“大脑”。因而，可以把现代市场经济称为金融经济。货币与银行信用的大发展进一步强化金融经济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走向21世纪的市场经济越加表现出金融经济的特征，其具体内容是，银行、金融业的空前大发展，股票、国债等多种多样的证券交易的大扩张，多样金融工具，包括金融期货等金融衍生工具的普遍推行。计算机技术的利用，大大强化了银行和金融机构的信贷和证券交易，促使货币、资本的大流动，金融活动的极大活跃强化了支付危机与债务危机，特别是利用衍生金融工具的金融活动具有更大的投机性和难以监管的性质。巴林事件表明了期货买卖中的深刻矛盾。可见，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它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
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二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知识的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是：（1）国际贸易的大发展。1989年至1996年，商品、 服务的国际间流动平均年增长6.2%，为世界的生产总值增长3.2%的两倍；（2）金融活动全球化，金融市场全球一体化， 国际投资机构大发展以及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于信贷投资和资金调动，使国际资本全球迅速流动。全球每日外汇交易达2万亿美元。1980—1994年， 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从占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8%增至9.6%；1970年国际间股票、债券交易占美、德、日国内生产总值5%以下，1996年分别占152%、197 %和83%。
足见，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的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也大大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
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并使之激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体制，金融体制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因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
三、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从兴利除弊出发， 采取积极稳健的发展战略
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是时代的大趋势。经济活动超越国界的发展，并不只是有利于发达国家输出过剩资本，而且，它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加快增长的机遇。人们可以看到，东亚四小龙的兴起，正是借助于稀缺的资本，技术的引进，使之与当地廉价的劳动力相结合，形成了富有竞争力的亚洲产业经济，由此带来亚洲的崛起。但经济全球化并非给所有国家都能带来经济持续地繁荣发展。在一些国家，如泰国由于短期贷款使用过度，对外资缺乏管理，大量外资涌入房地产与证券市场，因而造成经济泡沫的虚假繁荣。一旦经济预期逆转，在货币实行自由兑换下，国际资本大流入就转变为大外逃，造成证券市场大崩溃和汇价暴跌，货币贬值，并演化为深重的金融经济危机。国际资本大涌入——经济高增长——泡沫大泛滥——金融大动荡——经济大崩溃， 30年来东南亚一些国家中呈现出的这一经济不良演变， 成为当代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又一层面。这种经济发展的由繁荣到崩溃的演进，值得人们深省，它显示了国际资本毕竟难于驾驭，不当的运用方式——盲目引进，短期贷款过度使用，外债比重过高，条件不具备时实行资本项目自由化以及外资用于虚拟资本领域等等，均会成为经济由盛转衰的祸根。
金融危机的启示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应该实行兴利除弊的稳健战略，要利用贸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之利，充分地使用国际经济的资源，为我所用。因此，一方面，要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要求，推动本国经济与国际经济接轨；另一方面，又要基于经济全球化对发展滞后、经济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带来大冲击的可能性，驾驭和掌握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方式和步骤，着眼于减少经济自由化进程所固有的风险，特别要防止大国势力集团顺水摸鱼的经济扩张和“经济的再次殖民地化”。
四、大力推进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
尽管索洛斯等国际投机家在东亚经济危机中的表现并不光彩和令人厌恶，但是人们不应该以道德准则来衡量和要求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并认定危机是索洛斯造成的。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更重要的任务是“反求诸己”，搞好现代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致力于拥有风险防范能力的金融体制的建设。
尽管自发性的信贷与现代金融活动增大了支付、偿债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市场经济中上述危机并非注定要发生，通过货币、信用、金融制度的完善，人们可以缓解内生的矛盾从而化解危机。在现代金融经济时代，借助于更为合理的金融制度，特别是更加严格的监管制度，人们可以有效防范金融危机，使金融活而不乱。
东南亚一些国家之所以发生金融危机，主要原因是制度的缺陷，首先是金融制度的缺陷。（1）银行体系的不健全；（2）监管体系的薄弱。亚洲银行的显著特征是资本充足力不足和大量坏帐的存在，它使银行体系脆弱无力。坏帐的造成在于银行经营方式的缺陷，首先是亚洲国家银行的封闭式经营，经营状况缺乏透明性，会计制度不过硬，弄虚作假流行，使银行不良贷款不断积累；贷款中屈从于行政权力和受人情即所谓“东亚情结”等主观因素的影响，也是亚洲银行的特征。银行信贷往往缺乏严格的风险分析，在经济长期奇迹式发展的背景下，外国银行也往往只考察政府预算盈余，而不是公司收支平衡状况，从而表现出放贷的盲目性，由此火上加油地促使企业盲目上项目，“热点产业”膨胀和泡沫泛滥，在这种情况下，不良贷款的增加就成为不可避免的。银行一旦不能获得国外短期信贷来维持支付时，就会发生危机。另外，中央银行监管十分乏力也是造成银行信贷扩张的重要原因。
1997年10月危机爆发之前，韩国借有外债1600亿美元，而其中半数以上是短期外债，占58.5%，后者大大超过韩国的外汇储备，对此中央银行却一无所知。且不说韩国、印尼等银行的缺乏外部审计监管，日本一家大银行机构也曾隐瞒26亿美元的亏损。可见，亚洲金融危机直接导源于银行制度的不健全。
另外，新兴国家初生期的证券市场存在着制度缺陷，投机性活动突出，听任国际热钱涌入证券市场，更促使股市投机活动猖獗，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在自由换汇的体制下，就会有国际资本的“大逃亡”和汇市的暴跌。
企业制度是否健全也影响到金融体制的合理运作。韩国的大企业集团尽管多数是上市公司，但其财务状况不透明，向其贷款的银行不了解其业务和盈亏，更不要说是公众了，以致韩国危机爆发后几天，年销售数百亿美元左右的大企业如三星、现代就宣布它们已经无力还贷。
金融危机给人们的重要启示是：市场经济中金融制度缺陷会带来严重后果。东南亚一些国家在一片“金融搞活”声中，疏于金融制度建设，尽管这些国家外资逐年增长，外汇储备也不断增加，如日本有强大工业实力，有2240亿美元外汇储备，有海外净资产9000多亿美元；韩国有现代大工业基础，危机爆发前还有着大量财政盈余，但是它们的经济实力强势也未能弥补金融制度的弱势。1997年韩国和1998年日本的陷入危机表明，金融制度这个现代经济制度的核心和制高点上的缺陷是致命的，即使是经济实力强的国家，金融制度构建的失误也会带来经济大厦的突然崩溃。
可见，正如人们所说的苍蝇不叮没缝儿的蛋，亚洲一些国家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在于制度的缺陷，首先是金融制度的缺陷。因而，为了治理和防范危机，必须从健全制度，特别是金融制度着手。我国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到市场体制的转型期，加强以银行改革为核心的金融制度建设，对于我国来说，尤为重要。为防止金融风险，要切实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我国银行制度的改革长期滞后，专业银行因政策性贷款和屈从于地方首长意志，难以实现自主信贷，负盈不负亏的体制使银行缺乏自我约束；加之转型期国有企业固有的信贷扩张行为，这一切造成随意发放大量收不回的贷款，现在，国有专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已达20%以上；而一旦强化金融秩序，又出现银行“惜贷”，缺乏经营的积极性。因而，加大银行体制改革力度迫不及待。当前需要大力推进专业银行商业化的改革，建立起现代商业银行体系，使银行自主经营，自行发展，自求平衡，自负盈亏，同时，要解决好银行资本金的充足和不良贷款过大问题。银行改革的重要问题是加强中央银行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的功能和采取有效的措施，切实加强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
银行改革的阻力在于国有企业的机制缺陷，因而，要抓紧国有企业改革，通过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完善企业体制，在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基础上，形成合理的企业行为，克服转型期企业负盈不负亏机制下产生的投资冲动和消费亢进，由此从根子上解决转型期银行信用扩张和经济过热病，这也是解决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信贷的根本之途。除此而外，还要推进就业、社会保障体系、财税等等领域的改革。总之，面对着国际金融高风险的发展势态，人们需要把着力点放在体制改革上，形成政府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依靠制度的功能和活力，去化解内生的危机因素和防范外来的金融风险。
五、大力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
亚洲一些国家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的缺陷。泰国借助于大量外资的拉动力，使经济多年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率， 成为90年代的“亚洲第五小龙”。但是泰国的经济繁荣，建立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房地产、证券等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上，由于劳动力成本的快速提高，加之世界市场竞争的激化，特别是1995年日元贬值，泰国的出口竞争力受到削弱，出口贸易在1996年已经出现萎缩。基于当时泰国经济形势的变化，“量子基金”等投资机构已经开始策划压迫泰铢贬值的汇市大炒作。可见，泰国本国产业经济实力的薄弱必然会导致投资者预期逆转，从而引发资金回流，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
亚洲国家正在进行一场制度建设和结构调整；制度建设旨在完善生产关系使之适应于生产力；结构调整旨在完善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增强产业经济竞争力。在走向21世纪的新形势下，对于亚洲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变尤为重要，它是这些国家进一步吸引国际资本、技术使之与自身的资源相结合，形成富有竞争力的产业经济的前提。
东南亚国家近20年经济的发展走了一条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推进产业升级的道路。亚洲拥有比较优势的资源，使其廉价的劳动力与外国的资本、技术相结合，就能形成生产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人们看到，即使是西方发达国家拥有资本、技术密集的大工业，但瑞士的钟表仍然不敌于亚洲的电子表，欧美的电子元件不敌于台湾、新加坡的电子元件，欧美的轻工业产品，不敌于中国的纺织品、服装、鞋子。可见，大力发展亚洲劳动密集型产业，在竞争中扬长避短，是一项以廉取胜，为工业化积累资本的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滞后的亚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需要经历工业化资本的积累与知识的积累，即科技人员的培育和劳动者文化教育素质的提高，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不可能一蹴而成。产业发展中要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劳动密集为主，到资本、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为主的不断升级的过程。因此，把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进一步推进产业升级的踏脚石，这是一项符合产业现代化规律的发展战略。人们可以看见，新加坡、台湾、韩国在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同时，还使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得到发展，特别是韩国建立起需要大资本投入的重型经济结构，至于中国近20年经济发展则更是表现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并举。
亚洲产业结构的缺陷，是依靠外国资本和技术发展起来的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产业，在劳动力价格变贵后竞争力就削弱，这是亚洲高增长经济中固有的内在矛盾。许多亚洲国家还存在着产业结构单一，各国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产业结构趋同，马来西亚电子出口占出口额的30%，韩国电子及重化工产品出口占总出口71%，这就更增大了产业结构的脆弱性。泰国产业经济的脆弱与竞争力的削弱终于表现为1996年的出口无增长（多年来出口年增长率为20%左右）。但是，在长期殖民主义统治下经济发展滞后的亚洲国家，在经济振兴中本来就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不付出一定的学费，东亚模式运行中的缺陷，并不意味着这一模式的失灵。我们不拟在此对西方学者有关亚洲模式失灵了的断言进行讨论。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一些西方学者，如哈佛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看到了东亚模式中产业结构上的缺陷，但他对东亚国家利用外资、国外技术和本国廉价劳动力合成的产业结构产生的历史背景缺乏了解，对这一产业结构的竞争力和历史意义估计不足，他作出的有关“亚洲增长无奇迹”的论断，表现出认识的片面性和西方人士的傲慢。
亚洲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的优点，不是在一场危机中就归于消逝的，这一产业结构的竞争力在今天和更长一些时期仍将存在，东亚国家还可以在结构改革中更有效地加以利用。在世界走向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亚洲发展中国家要把长期的经济振兴建立在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上。亚洲各国应该以金融危机为契机，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说，过去亚洲国家在产业结构调整上的进展乏力，产业升级步伐缓慢，一些国家满足于高增长速度，忽视投资结构与产业结构的优化，陶醉于表层的繁荣而忽视整体产业经济的竞争力，那么，现时这一场金融危机倒是进一步启动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在当前正在进行的大规模企业破产、兼并之中，特别是西方大企业加强了对当地企业的收购和重组，如美国的汽车公司收购了韩国的起亚汽车。尽管这一场结构调整是痛苦的，但毕竟是起着促进亚洲产业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的功能。坏事也会变成好事，革新了的亚洲产业模式将会表现出它的竞争力和继续推动亚洲的崛起。
六、增强政府的经济调控功能，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二战后60年代日本经济的重振和高速增长，或是70年代以来四小龙的奇迹似的持续高增长，以及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走向繁荣发展，都鲜明地体现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的作用。亚洲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不是使政府的经济调控作用消亡，而是使政府在产业政策的制定，引导资金投入，扶持大工业的发展，适当保护本国产业，支持企业扩大国外市场等等方面，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尽管奉行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一直质疑问难，他们宣称只要在一个没有管制的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听任市场价格机制的调节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能实现生产的最大效率，即帕累托最优。但是新古典经济学这一抽象的假定，脱离了市场竞争不完全的现实，特别是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现实，在那里，（1）旧的经济、 社会结构还压抑着向市场体制的转换，从而需要发挥政府的体制创新的功能；（2 ）转型经济存在市场机制作用不充分的空档时期和市场失灵，要求政府在微观活动——从基础设施到基础产业的兴建——中实行介入；（3 ）转型期的企业非理性行为和经济缺乏市场自我调控功能，由此带来运行矛盾和滞阻，要求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功能；（4 ）在大国主导全球经济及其竞争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幼弱产业健康成长和后来追上，不可能没有政府的支持。可见，政府主导产生于转型期的经济与市场的状况和产业后来追上的要求，听凭自由市场自发起作用，没有政府的“转制”（制度）、“校正”（市场）和引导（经济）的功能，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化、工业化、现代化将拖延更加持久，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是不可能实现的。近30年的“亚洲奇迹”出现的事实，证明了政府主导的亚洲模式的积极作用。但是主要依靠市场配置资源毕竟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政府的主要经济功能毕竟是创造体制以启动市场，设置参数以“校正”市场，而不可能以行政力量取代市场。东亚政府主导型的模式在其现实运行中客观存在着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矛盾和冲突，甚至表现出政府功能压制和扭曲了市场机制，出现了政府的过度干预下企业经济活动的畸化和市场调节不灵下产生的结构畸化。在韩国，政府扶持大企业集团的产业政策及其政府、银行、企业的紧密结合，促使在行政权力指挥下的资本向大企业集中，催生出的大企业，一开始就带有许多严重的缺陷，如负债率超过合理界限，工业的快速增长超过了市场容许的限度，出现了企业盲目扩大规模而缺乏效益的状况。1997年，占用数百亿美元银行信贷的韩国十大集团的净利润只有7000万美元。金大中也称：韩国大企业是导致崩溃的罪魁祸首。至于在日本，政府扶持和保护下的工业企业的盲目发展，特别是银行在大量坏帐下的继续信贷扩张，造成房地产、证券等行业的泡沫泛滥和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在韩国和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确，那种“政府对产业政策的行政性选择是一场危险性游戏”的批评是有根据的。在这里，我们还未谈到印尼政府的行政权力，孕育出一个家族裙带关系连结的缺乏效率与竞争力的大企业与银行体系。可见亚洲政府主导型模式存在着弊端，在当前亚洲国家进行的结构调整中，迫切需要进行政府功能的革新。但是，客观地正视亚洲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弊端，并不是要像某些西方人士那样，全盘否定亚洲的政府主导模式和按照他们开出的经济自由主义药方办事。重要的是要按照“市场办不了和办不好的政府办”的原则，实行更准确的政府功能定位。具体地说：（1）基于亚洲国家经济转型的需要，政府应致力于制度建设， 要加快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具有强的风险防范能力的金融体制的建立，以及各种法律及司法制度的加强，由此为更有效地吸纳和用好国际资本创造前提。（2 ）基于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势态和国际经济及国内经济运行中风险增大的特征，政府应着眼加强宏观调控，保持经济持续、协调运行，而不应一味追求速度，更不可好大喜功，只图短期繁荣而不顾日后的风险。（3 ）基于时代的特征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结构的技术、经济缺陷，政府应高瞻远瞩，要着眼于向知识新经济转型，制定一整套发展经济和科技、教育的政策。在产业政策上要致力于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积极鼓励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并以追踪当代知识经济为目标。在产业经济上要保持清醒头脑，知己知彼，切不可不思进取，满足于现有低产业结构下的不稳的经济繁荣。亚洲的经济只有在卓有成效地追赶世界，在技术不断创新的条件下，才能有持续的经济振兴。（4 ）基于亚洲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市场机制作用的薄弱和传统的政府结构下的行政干预偏好，在改革中应把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作为主要目标，在当前的企业兼并、银行重组、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要充分遵循和利用市场功效，要通过这一轮大调整创建一个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更有活力的市场机制，而这种调整和改革的关键则在于政府结构的改革和功能的科学定位。亚洲需要有高能量、高效率的政府，但高能量、高效率不表现为政府对微观活动的干预，而在于在放手发挥市场调节功能的同时，用恰当的方式搞好政府引导和宏观调控。这样的一轮政府改革和职能的完善与革新，是亚洲国家当前的重大要求，是在走向21世纪的新时期继续发挥亚洲模式积极作用的前提。
可见，亚洲国家在金融危机后的方向调整，不是亚洲模式的废弃，而是这一模式的完善。在亚洲产业结构的完善和政府功能的完善中，亚洲经济将获得新的动力，亚洲的前景也将变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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