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学的历史传统及其现代的接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像论文,传统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1T2)06－0166－08
我国有关“图像学”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自成体系，作为专学，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在当时和后世的一些金石学著述中，都涉及对出土或传世的金石器物、石刻画像及其相关铭文的考证研究，当时学术研究的标准主要是“摹其形、录其文”，目的是“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自清以降，金石学达到鼎盛。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上，进一步把古遗存所反映的新信息和历史学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使得这种研究更好地起到了“正经补史”的作用。
作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图像学”理论，发轫于19世纪末叶的西方国家，音乐图像学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得以确立。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西方国家图像学和音乐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一并传入我国，犹如催化剂般强力推动了该领域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进程。
20世纪末叶以来，由于西方科技文化“先进论”、“中心论”神话的不攻自破，世界各国各民族开始努力反思和寻找曾经遗弃了的本土文化之根，在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当下，传统与现代接轨的问题也必然地浮出水面。本文通过对中华民族古老悠久、延绵不断的图像文化传统，以“金石学”为表征的学术文化传统的追本溯源，并将中西方图像学及音乐图像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试图寻求古今中外学术文化融会贯通的路径，找到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可行性立足支点。
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
众所周知，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经历过图像时代。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漫长历史时期，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而当自汉以降文字语言孕育成熟并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图像的形式则一方面转化为一种艺术文化的独立形式延绵发展，一方面作为文字文化的原型伴生至今。应该说，包括举世公认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经历过这种图像文化的历史文明发展过程，而西方诸国均因文字文化渐变为符号形式，从而失去了图像文化的伴随功能，只有中华民族的图像文化和文字文化形影不离伴随古今。
1.图像文化传统
关于我国图像文化和文字文化起源的确切时间，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而古代先民们长期口口相传的许多美好的故事，在先秦时代的典籍中就有明确的记述。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河图洛书”的故事，是说人类处在荒蛮混沌之状的伏羲的时代，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于黄河，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于洛水，人类的缔造者伏羲融合“河图”、“洛书”的精华画成八卦，遂使“图像”和“文字”这两种人类早期文明的结晶，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漫延发展的纪元流布于世。
诚然，我国先民们创造的“图像”文化早于“文字”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河图洛书”的早期文字记载，应该说是以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炼生动的比拟手法，奇特传神地把我国历史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朽的历史印迹连缀在了一起。据多种资料信息的互证，在“河图洛书”基础上生成的“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确实相生相伴了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后汉书》中见有关于“古学”的记载，被认为是对于上古时代相关物象进行研究的一种学问；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代孕育形成的“金石学”，则全面开启了对于传世与出土古代金石器物和图像进行综合性考证研究的学术历程；及至清代西方田野考古科学方法的传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音乐图像学理论与方法的蔓延等；进而渐渐地营造了中外图像文化理念和方法融会贯通、和谐发展的基本氛围。
据考证，作为具有中华文明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字，也是由先民们勾勒勾画的表现世间万象的图形图画渐渐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产生，即缘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触的历史基础。上古时代，中原地区炎热潮湿，大象得以繁衍生息。商人驯化大象，役象代劳，并根据象的形象创造了“象”字。也因于此种历史的缘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的简称“豫”字，主体框架为“象”，其详细字义为：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如《说文》说：“豫，象之大者。”[2]中国字则被称之为“象形”文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见“象”字的初始形态“
”。战国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象在中原地区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有象骨。如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3]故有学者指出：“音乐图像学之‘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方法，却早已被中国音乐史家、特别是乐器史家所谙熟。”[4]
应该说，尽管《周易》中的相关记载，是经过了长期以来民间口头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加工，有了一些夸饰和虚构的成分，但作为客观的文化认同的角度，却足以反映出我国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悠久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遗存，是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约公元前14世纪)，这说明起码在商代甚至更早的时期文字已经形成。根据已见相关证据，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汉字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古文(含甲骨文与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而甲骨文则已经是跨越了象形文字的早期形态，进入表意、形声和具有抽象意义的较高级发展阶段，至西周后期的大篆和秦朝小篆阶段的删繁就简和对线条的规范，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简洁美观的方块字体，又经过汉代隶书发展阶段的再度规范和完善，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字(汉字)的格局体系，并逐步普及和取代了图像的功能和历史地位。
所谓音乐图像，应指古代人类通过观察与描摹的方式，记录保存社会万象中关于音乐、舞蹈和相关表演形式那一部分的内容。因为歌(诗)、乐、舞本为一体是这一历史文化的原生态，同时它最初可能也和其他图像一样仅具有记述一般事象的功能意义，后来随着语言文字的繁盛普及和人文观念的确立，渐渐地演化成为带有审美观赏价值的艺术的形态，以至于乐舞艺术成为和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共生的文明与文化现象，长期以来形影相随，相辅相成。如有学者指出：
在人类语言文字尚未形成的漫长岁月中，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长期的运用情感性呼号的阶段，这种情感性的呼号，既是语言的前身，也是音乐的萌芽。在音乐的萌芽中，有伴以手舞足蹈的节奏敲击，有或高或低或长或短的呼号。[5]
以上推论有效揭示了音乐文明悠久的历史渊源，同时表明，音乐和舞蹈属于同根生发、本为一体、动静结合、情景交融的艺术文化形式。以至于在先秦时代我国孕育形成的以“乐”为统领的艺术文化体系中，乐和舞互为表里、密不可分，历代宫廷雅乐的代表作“六代乐舞”简称“六乐”或“六舞”，也充分反映了这种“乐”就是“舞”、“舞”就是“乐”的认知观念。在秦汉以降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的历史文化进程中，乐和舞始终保持着这种形影相随的一体状态。在出土和遗存我国古代音乐图像资料中，多见融音乐、舞蹈、百戏以及之后出现的说唱、戏曲等为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形象，从而以物象证据揭示了中国古代“乐文化”的综合性特征。
2.学术文化传统
学术，是指一种系统的专门的学问。我国古代有“十五而志于学”之说，是指少儿到了十五岁(成童的年龄)就应该立志求学和致学。《论语》说：“学而时习之”，即指持续不断地学习治国之术。我国古老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长期以来围绕着“图像”和“文字”两种形式，孕育形成了“图谱之学”、“书籍之学”和“金石之学”等学术的范式，在此简述其基本状况。
(1)图谱之学
在古代学人长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实践中，由于史料文献的不足，以及文字文献语义艰涩不详等原因，历代学者做学问都十分强调图文并重，重视艺术图像的史学研究价值，从而形成了“左图右书”相互比照的学术习性，并有“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前图后文”等著述方式长期沿袭，以至于“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成为学术研究之途上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特别是自汉以来“图谱之学”传统地位被“书籍之学”取代后，学人们依然自始至终顽强地坚守着传统的信念和准则。如郑樵《通志·总叙》中有郑重其事的评述：
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生；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生。图成经，文成纬；一经一纬错综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远，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堕良材者，皆由于此。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图谱之学，学术之大者。天下之事，不务行，而务说，不用图谱可也。若欲成天下之事业，未有无图谱而可行于世者。[6]
由上可见，虽然说自汉以来“书籍之学”渐居统领地位，但历代学人沿袭保留下来的“左图右书”的学术习性，以及“上图下文”、“下图上文”、“前图后文”等著述方式，足以证明远古先民们孕育创造的图像文化非但没有就此消失，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古老悠久的“图谱之学”与“书籍之学”，在历经数千年传承接续的历史文化发展轨迹中，呈现出如江河之水一脉流贯、混溶交互、永无止息的永恒性特征，在学术研究及学术文化发展衍进的过程中，也必然地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原文化属性。
(2)金石之学
如前述，从考古发现以原始人类描绘的图形图像为基础演变生成的“象形”文字，到战国时代“案其图以想其生”的学术性探讨，及至两汉“古学”中对于上古时期相关物象的极度关注，魏晋以来金石图像考据之风的渐兴，并最终在北宋时代孕育形成了以“证经补史”为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等等，这些均应看成是中国当代艺术图像学诸体系生发与衍变的历史轨迹，及其延绵已久的学术文化传统。
关于中国金石之学的形成因素、研究对象、宗旨目的、学术方法、发展衍变等，有学者曾做了系统的考证和论述：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作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古代人类所遗留之材料，凡与中国史有关者，谓之中国金石学。……此二者之范围，最初仅限于器物及碑碣，其后乃渐及于瓦当砖甓之属。至于今日，古物出土之种类，日益滋多，殷墟之甲骨，燕齐之陶器，齐鲁之封泥，西域之简牍，河洛之明器等，皆前人著录所未及者。故今日之所谓金石学，乃兼古器物学、金石文字学而推广之，为广义的学科名称，非仅限于狭义的物质名称已也。[7]
“金”者何？是以钟鼎彝器为大宗，旁及兵器、度量衡器、符玺、钱币、镜鉴等物，凡古铜器之有铭识或无铭识者皆属之；“石”者何？是以碑碣墓志为大宗，旁及摩崖、造像、经幢、柱础、石阙等物，凡古石刻之有文字图像者皆属之；“金石学”者何？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及其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上自经史考定、文章义例，下至艺术鉴赏之学也。其制作之原，与文字同古；自三代秦汉以来，无不重之；而成为一种专门独立之学问，则自宋刘敞，欧阳修，吕大临，王黼，薛尚功，赵明诚，洪适，王象之诸家始。[8]
至其研究之方法，大约不出于著录、摹写、考释、评述四端。有存其目者，有录其文者，有图其形者，有摹其字者，有分地记载者，有分类编纂者。或考其时代，或述其制度，或释其文字，或评其书迹，至为详备。[8](P.20)
金石之学，肇于汉，盛于宋，而中衰于元、明。入清以后，百年之内，海内渐定，群治朴学，而斯学乃复兴焉。[8](P.34)
由上可见，金石学的形成和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多个时代长期而又曲折的艰辛历程；金石学的研究对象，除金石类器物与文字之外，还有着十分宽泛的内容；金石学的宗旨目的，除常人熟知的“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以外，还有着辨章学术、艺术审美之学等十分宽泛深厚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应该说，这里面特别值得珍惜和弘扬的是，我国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学术文化理念。
由于“金石学”的研究对象均为零星发现或传世之物，不像现代科学考古发掘的文物，一般都会批量出现，且带有地层学、类型学，地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历史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种信息，可以做全面的比照研究，故“金石学”初创时期学术研究的焦点，只能囿于器物与图像的获取与著录，考证器物的形制、形态、铭文、纹饰和图像本身的内容等方面，在迄今所见金石学著作中，即突出体现了这一时期“摹其形、录其文”的学术研究与著述特征，而这正是该学科与学术领域初创阶段弥足珍贵和不可取代的践履过程。
音乐图像作为遗存艺术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图像一样很早以来就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如在“金石学”肇创时期以来的学术研究对象中，所描摹的金类器物主要指由青铜铸造的编钟，因为编钟作为十分重要的礼器(乐器)，历来成为各个时代礼乐文化传承延续的基本标志和学术理论探讨研究的焦点，故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有着上千年悠久学术文化丰厚积淀的金石学学术研究体系中，自始至终包含着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的内容。
二、吸纳外来文化因素
我国自汉以来就开启了对外物质与文化的交流活动，近现代以来又更加广泛地与世界各国开展多种学术交流，从而能够及时地吸收和利用各国各民族文明与文化的精髓，最大限度地扩展和凝练我国历史文化的包容性特征，推动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
1.考古学
形成于西方国家的考古学，是通过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人类物质遗存探究人类历史的一门学问。20世纪初叶，西方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并很快为许多学科借鉴和利用，我国学人曾经提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口号，即在金石学的学术传统基础上吸纳融合科学考古的方法，王国维则开拓性地进行了将金石器物的研究与历史学密切结合的探索，极大地突破了金石学研究领域长期以来存在的局限，拓展了其学术研究的领域和范围。
与此同时，中国音乐学界也不失时机地接受和利用考古学的若干方法。如刘复(半农)先生一方面致力于推介传播西洋科学考古的知识体系，力图将之运用于国学的研究，一方面亲力亲为率先开展科学的实践活动，于1930至1931年间，发起和主持了对故宫和天坛所藏清宫古乐器的测音研究，并撰写《天坛所藏编钟编磬音律之鉴定》一文，在中国古代乐律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之后他在田野考察的过程中，又对所发现河南巩县石窟寺北魏月舞造像，洛阳龙门石窟宾阳洞、千佛洞顶部等部位发现唐代乐舞造像，进行了测量、照相和记录等基本的调查研究。
所谓中国音乐考古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音乐考古学条目：
依据音乐文化遗存的实物史料(发掘而得的或传世的遗物、遗址、遗迹，如乐器、乐谱、描绘有音乐图景的古代造型艺术作品等)，借助考古方法来探讨音乐史、乐器史，直至历史上的音律形态、音阶形态等音乐学课题的一门科学。[5](P.800)
以上表述说明，在广义的中国音乐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中，包含有遗物、遗址、遗迹等所有的音乐文物资料，而不仅仅局限于以乐器实物为主的“古器物学”或狭义的“实物考据”，应该说是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包容性学术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
从其研究对象与范围的角度而言，它应属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系统。从其研究目的的角度讲，它属于音乐史学科的一个分支系统。同时，又可称之为考古学与音乐学的交叉学科。随着数十年以来的实践磨砺，中国音乐考古学已经渐渐地发展成熟，积累拥有了大量学术成果，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学科理论体系。
2.图像学
“图像学”这一现代学科的概念，由法国学者E.马莱于19世纪提出。它最初由图像志(iconography)发展而来。图像志一词来自希腊语εικωυ(图像)，渊源于古希腊时代正教的“圣像”或“神像”。图像学的研究对象，最初阶段仅指解读这些“圣像”或“神像”，后逐步扩展至对古代纹章、图案与钱币等的考据，及至近现代以来考古发现各种器物的照片等。“图像学”被看做历史学科的附属部分，与图像志比较，图像学更强调对各种图像的理性分析。
20世纪30年代以来，图像学在欧美国家得到进一步发展，并逐步扩展到对其中反映的社会百态内容的阐释研究，即出现了许多相关的交叉学科。在该学术领域产生重要影响的学者是欧文·帕诺夫斯基，他先后出版多部论著，并总结提炼出了艺术图像研究的三层次理论。①目前，图像学已发展成为国际艺术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学科之一，或说是一种全新的艺术史和艺术学的研究方法。
所谓音乐图像学，是以视觉造型艺术中的音乐形象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问。从当今学术发展的广义的角度，凡和音乐有关的图像和照片等，都属于其研究的对象。同理，从其研究对象与范围的层面来讲，它应隶属于图像学的分支系统。从其研究目的的层面讲，它应归属于音乐史学科的分支系统。音乐图像学作为一门专学，在西方国家出现相对较晚，属于一个新兴的学科。据介绍：
在1954年第五版的《格鲁夫音乐辞典》内，尚无音乐图像学的条目；1967年，时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馆乐器组主任的温特尼兹出版了《乐器在西方艺术的象征性》文集，他要求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部增加一项“音乐图像学”的新分类，以体现该书有所归属，欲遭到拒绝，其理由是未闻有此一门，未便标新立异。……1971年在瑞士成立的国际音乐图像学会，为这门新学科树立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可以算是音乐图像学的正式诞生。[9]
1985年，德国著名音乐图像学家维尔纳·巴赫曼先生访华，首次把西方音乐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中国，这无疑为中国当代音乐图像学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注入了强大的精神活力。而当巴赫曼参观了中国音乐研究所陈列室及相关研究文献后，深有感慨地说：真没想到，中国古代音乐文化是那么绚丽多彩，你们是巨人，我们欧洲只是侏儒[10]。
音乐图像作为遗存艺术图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其他图像一样很早以来就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材料。如经战国时代“案其图以想其生”和两汉时代“古学”的长期孕育，最终形成“金石学”的学术研究对象中，所描摹的金类器物主要指由青铜铸造的编钟，因为编钟作为十分重要的礼器(乐器)，历来成为各个时代礼乐文化传承延续的基本标志和学术理论探讨研究的焦点，故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有着上千年悠久学术文化丰厚积淀的金石学学术研究体系中，自始至终包含着音乐图像学术研究的内容。故有学者认为：“所谓‘音乐图像学’(Music Iconography)，正是‘案其图以想其生也’之音乐历史学的分支。这个‘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特点，决定了‘音乐图像学’之‘阐释学’的性质。”[14](P.105－113)因此，对于已经约定俗成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学术研究来说，无疑仍应回归到尊重古遗存之整体性状态，从宏观整体角度全面解析乐舞图像的内容和内涵，如若人为地破坏了其本原的基本属性，将无法全面系统地获取这些珍贵历史文化遗存所蕴含的原生态学术文化信息。
毋庸置疑，西方国家考古学、图像学诸理论与方法从不同途径的传入，为中国考古学、图像学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重要影响，促使该领域再掀热潮，成果频出，产生了遥相呼应、此消彼长的历史文化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在20余年来学术探研实践的过程中，由于“文化自觉”意识在学界精英层面的复苏和蔓延，睿智的学人群体开始关注和发掘利用包括“金石学”在内的“国学”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和西方现代考古学、图像学之精华进行融合，在许多方面取得了可喜的突破。应该说，这一方面标志着中华民族由来已久的兼容并包、海纳百川传统文化精神魅力的再度凝聚，同时也为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这一课题工作的开展拉开了帷幕。
三、传统与现代的接轨
传统与现代的接轨，是当今世界学术文化由分立到综合急剧转型并呈现繁荣发展大好局面的显著特征之一，也是我国学界十分重视的一个攻关课题。而在这一十分重要的历史时期，需要正确认识和解决如何对待本国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他国他民族优秀的外来文化，如何进行古今中外学术文化的融合与创新，如何推动全球性学术文化体系交融并存与和谐发展等相关问题。目前需要特别关注的，一是大文化系统的接轨，二是图像学系统的接轨。
1.大文化系统的接轨
近百年来，由于西方国家科技文化特别是军事科技的强盛与霸权主义的泛滥，诱发了“西方文化中心论”曾一度成为全球性至尊至理。朴实善良的中国人，直面突如其来的帝国主义列强的船坚利炮，国土的沦陷与多项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屈辱之中率先进行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曾经引人入胜的数千年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首先遭受全面的质疑与彻底颠覆。伴随着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怒吼，“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全面禁绝“腐朽”、“落后”的封建主义传统文化，全力推行西方科技文化(全盘西化)的历史进程，可谓慌不择路与饥不择食。
在这种既定的文化理念与发展格局下，中国大学里的学科设置、课程结构、教材教法与教学成果，无不绝对地复制西方科技文化的模式，以至于将本来综合多元的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切块分割成零星状态，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本为同根生和相互依存的各相关艺术门类之间，也被所谓的学科的门户无情地割裂开来，成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独立系统。
追溯历史不难发现，综合性人文艺术教育属于我国古老悠久的学术文化传统。早在西周时代的“国学”里，就建立起以“礼乐教育”为主体尽善尽美的“六艺”教育体系，并把“乐教”放在首要位置，即所谓：“乐之所以修内也，礼之所以修外也。”[11]当时“乐教”的内容，并非单一的音乐的教育，而是包含有“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等多个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综合体：
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祇、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成、大招(韶)、大夏、大濩、大武(六代乐舞)。[12]
应该说，这就相当于当今包括文学语言在内的人文艺术的完全教育体系。之后虽然由于王朝的毁灭与不断更替等原因，“国学”及“乐教”体系未能得到持续完好的传承延续，艺术的形态也随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而不断翻新变化，但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以及“乐教”的综合性学术理念，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了和谐有序的自然的传承。以至于上至先秦、下至明清古代社会的文人均为“六艺”兼备之士，中国艺术文化体系也历来以综合性形式形态为其典型特征。
近现代以来，虽因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大学学科的分类越来越细，迫使各艺术门类之间斩断与之俱来的内在关联，实用主义的倾向又使艺术理论学科沦为技艺性学科的附庸，但数十年来中国人的艺术创作、艺术展示(展演)、艺术鉴赏与艺术理论升华的理念等，却依然保有着兼容并蓄、多元糅杂的综合性艺术文化传统特征。同时值得关注的是，较长时间以来倡扬综合性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呼声和实践从未停息。如蔡元培于1912年发表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明确提倡“美育”教育，以补大学“偏者学理”之不足；北京大学相继设立乐理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学术性机构，旨在全面研究和传播艺术的共通性发展脉络和基本原理；著名学者宗白华先生，20年代起即在中央大学哲学系尝试开设艺术学理论的课程；在30年代以后相继成立的各级类艺术学校，也都一直非常重视综合性艺术教育与学术研究。
耐人寻味的是，20世纪以来，当西方以科技文化为中心“一元文化论”形成与蔓延之时，与之相对立的杜威的“多元文化”理论，也如春潮般涌动激荡，并最终在20世纪末形成重大影响，甚至对前者构成了颠覆性、毁灭性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说是科技文化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的学者们，率先发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给人类带来便利之时，也同样给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破坏，特别是以真善美为核心价值观的人文精神理念的长期失却，必将导致人类道德底线的崩溃，及至由人类发明创造的高端科学技术成果毁灭掉人类世界，从而为“多元文化论”的确立和取代“一元文化论”营造了良好的氛围。而关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转型这一重要历史阶段的影响作用问题，笔者曾撰文指出：
从大教育环境来看，自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以来，综合性大教育观念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由西方工业时代形成的以科技文化为核心教育模式率先在西方国家被渐渐地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学术文化的综合观和整体观，如美国于上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综合性艺术教育的理念，90年代又破天荒地制定了“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倡导对学生进行包括音乐、美术、戏剧、舞蹈等课程在内的全面的艺术教育，并把综合性艺术课程纳入学校基础学科的范畴，等等。应该说，此种理念是中西结合的产物，说白了是西方人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基础上的一种彻悟和转型。[13]
1997年初，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北京大学的演讲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化自觉”的学术理念，成为费老晚年一个重要的思想贡献。有学者认为：
费老的“文化自觉”核心有两点：一是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二是正确对待别人的文化。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文化？对当下中国的文化建设而言，就是要很好地继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别人的文化？即在文化上应该互相学习、借鉴、交流和融合，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要放眼世界，关注世界大潮流的发展变化。我们要尊重文化的多样性，“各美其美，美人之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文化群体之间，既要充分认识和坚守自己的文化，又要善于学习借鉴他人的文化，彼此尊重、相互学习，“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样才会有一个和谐的世界。这就是费孝通先生的思想遗产。[14]
这种学者的“文化自觉”一经提出，就很快被中央高层领导所关注，从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提出“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张，到2010年刘云山同志发表题为《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长文，[15]文化自觉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实施文化强国发展战略的重要思想基础。
总之，在“多元文化”回归的21世纪，世界各国、各民族均将寻找和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作为头等大事，中华民族也已实现了伟大的“文化自觉”，应该说这已经从大文化系统解决了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基本理论问题。
2.图像学系统的接轨
如前述，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学术文化发展史上，音乐图像学的学术研究一直被容纳于一个综合多元、包罗万象的体系之中。比如说，旷日持久的“图谱之学”奠定了其自然的生命之源，战国时代“案其图以想其生”的理念衍生了其学术的萌芽，肇始于两汉时代的“古学”(专辟图像研究的内容)至北宋时代形成了以金石图像为研究主体和以“正经补史”为学术宗旨的“金石学”的学问，应该说已经孕育形成了体系完备的中国“艺术图像学”、“音乐图像学”的传统学术基础与范式。
关于“金石学”的继承与弘扬问题，20世纪以来的许多学术团体和个人均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贡献。如著名金石学家马衡先生，1923年以来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中国金石学概论》课程，其讲义由时代文艺出版社整理出版；朱剑心先生在此领域做了深入探讨，于1940年出版《金石学》一书(后多次再版)，在国内外形成很大影响；杨荫浏先生于1942至1944年发表长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乐风》连载)中，论及有关音乐图像交叉研究的内容，指出：专门作古书研究的人，从古文字、从古器、从古画，将得到无限宝贵的音乐材料。……许多绘画家、摄影家、工程家……他们有部分的使命，可以与音乐相关。[16]
之后由于“西学东渐”演变为“全盘西化”以及学科分类等多种原因，金石学渐渐地被雾化为零星的状态渗入相关西体现代学科之中。然而，关于振兴金石学的呼声，较长时间以来却一直持续不断。如在国内外享有“天下第一社”百年名社盛誉的西泠印社，创社之初就以“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为宗旨，在百年来的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均力保这一学术传统的延续，近年来又把“重振金石学”作为该社一项重要的发展理念，有学者撰文指出：
明清以来的金石学，尤其是清代依托于乾嘉朴学的金石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它包含了碑帖之学、墨拓之学、器物之学、玺印之学、考古之学、美术书法之学、文献历史之学、典章制度之学、考古文字之学与目录版本校勘考据学等等，甚至，除了严谨的学术之外，还与收藏鉴定、文人雅玩连接起来，从而使本来是一种学术的存在，变成兼容的艺术的存在。……但在新学引进与新式高等教育体制的架构下，原有的“金石学”所包含的学术内容，被分别归入了现代学科分类意义上的考古学、古器物学、鉴定学、考据学、文献学等。它的分支越来越强大而自成体格，而它本来的母体“金石学”，却在被稀释、被分化、被零散化、被细密化之后，反而找不到自身的位置了。[17]
应该说，在21世纪以来世界学术文化产生重大变革的大背景下，在以西泠印社为首的许多学术机构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在广大学人的不懈探讨与共同努力之下，金石学振兴这一问题已经在渐变中出现了重大的转机。
关于中西方艺术图像学领域学术理念与方法的异同，应该说存在着一个长期以来的“由同变异”再“由异趋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在人类艺术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早期阶段，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艺术文化形态之间存在着较多的共通性特征。如我国西周时代的“六艺”教育，与西方中世纪的“七艺”教育之间，就存在着较多的共同点，之后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裂变，导致艺术文化价值取向渐渐地出现较大差异，即中国的艺术倾向于人文，西方的艺术倾向于科学，形成了各自分别对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偏重。特别是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由于西方国家科技文化渐渐地占据主导地位，也就顺其自然地将原本的综合性学科分割切块，“艺术”的概念经裂变剥离后，最终仅仅局限于视觉造型艺术；中国数千年不变的文化传统与人文精神，则决定了“艺术”仍然是包罗人文艺术多种形式的一个综合性系统。这也同时决定了中西方国家之间艺术学、图像学，乃至许多相关交叉学科之间必然地存在着质的差异。比如西方国家的“艺术”，专指视觉造型艺术一门，“艺术图像学”仅囿于对造型艺术图像本体的研究；中国的“艺术”包含所有的艺术门类，“艺术图像学”则涵盖对造型艺术图像中各门类艺术形象的综合性研究；在这个综合性学科体系中，有关音乐图像学、舞蹈图像学、戏曲图像学等所谓“交叉学科”及其学术研究，则有可能重新交融成为一体，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成本，避免“刻舟求剑”、“瞎子摸象”式的盲目性重复劳动。
毋庸置疑，以西方科技文化繁荣为背景形成的诸学科的理论，本身存在着注重局部雕饰、忽略宏观整体的较大局限性，加之中西方现代学科与学术理论的目标定位和价值观等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如果完全模仿甚至照搬其体系肯定存在较多问题。近年来，我国学界已经开始了对中国的“金石学”与西方的“图像学”诸理论，进行多角度、多层面深入细致的比较研究。如有学者将以欧文·帕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图像学研究三层次理论与中国金石学以来的学术传统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我们发现，这三个层次与中国汉画像研究的金石学的范式、考古学的范式与文化艺术学的范式，可以有一种内在的类比的逻辑关系。[18]
这又一次充分说明，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学术文化理论与实践模式，都既有着各自独立的特色，又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共通之处。而正如我们目前所面对的，一边是西方国家有着百余年实践基础“图像学”诸学说，一边是历经数千年孕育磨砺的以“图谱之学”为先导，以“金石之学”为支撑的图像研究学术文化传统，其学术价值如何评估，怎样取舍，如何交融等，需要作出科学的界定。
三、结语
通过对上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不同学术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学术文化观念等的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在“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这一课题的理论层面，有一些值得深刻反思和高度重视的问题。
其一，中华民族有着历经数千年磨砺的由“图谱之学”到“金石之学”的学术文化传统，至引入西方考古学、图像学等现代学科理论与方法后，又按其学科原理再度细分成多个下属的分支学科，但在艺术教育、艺术创作与艺术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中国学人并未将由来已久的综合性文化资源截然分割开来，如乐舞一体、艺术互通等传统理念，一直成为中国艺术文化传承发展的精神支柱，这里面突显的是中华文化一以贯之的综合性、包容性特征。
其二，孕育形成于西方国家的图像学、音乐图像学等独立学科体系，本来所体现的应是以学术细化为特征的科技文化理念，然而，从其研究对象不断扩展蔓延的现象，即由肇始时期仅针对古希腊的“圣像”、“钱币”，到直面所有视觉造型艺术的图像，及至扩展到包括考古发现乐器实物和相关音乐事相的照片和影像等，无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快速发展的学术文化已产生了一种由单向性向综合性回归的潜在倾向，反映了人类学术文化由大同走向分立再由分立走向大同的普适性发展规律的协调作用。
其三，人类艺术文化的传统，由于长期以来世界各地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而各具特色，而与之接轨的现代艺术文化的体系，则不能够局限于某一区域、国家或民族的范围，需要广泛地吸纳融合世界各地优秀艺术文化的因素。
同时，还不能够单纯地以艺术形态存在的时序关系界定“先进”与“落后”，因为在人类早期艺术文化的遗存中，如出土河南舞阳距今约9000年可吹奏七声音阶的骨笛，[19]青海大通距今近5000余年彩陶盆上整齐划一的群舞，甘肃大地湾距今5000余年地画中酷似现代芭蕾、迪斯科的双人舞艺术形象等，[20]无不具有高文化价值和先进性意义。
其四，在当今的国际文化背景下，“综合便是创新”的理念已经被许多发达国家所谙熟和利用，对于中国音乐图像学研究者，一方面必须信心十足地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坚定不移地继承与弘扬“金石学”珍贵的综合性学术理念和方法，另一方面是更加广泛地吸纳融合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学术文化新成果，客观地理解我国学人在清末民初羸弱之期提出的“中体为本，西体为用”等主张，认真地践履费孝通先生关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具有世界性意义的高端学术命题，就能够自主创新地建立和完善传统与现代接轨的中国音乐图像学学术理论体系，这对于当今世界学术文化创新与发展的整体来说将具有重要意义，也应该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寻求传统与现代接轨学术文化新形态的必然选择。
注释：
①欧文·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研究》(1939年)、《哥特式建筑与经院哲学》(1951年)、《早期尼德兰绘画》(1953年)、《视觉艺术的含义》(1955年)等论著，奠定了图像学方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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