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女性角色意识的衍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角色论文,意识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女性即“次性”、即“他者”的角色意识自母权制让位于父权制这一“女性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以来（注：恩格斯语，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一直成为强大的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角色定位。两千多年以儒家思想一统天下的封建社会，“三从”、“四德”、“贞专”、“柔顺”的封建伦理又把女人异化成“物”，女性坐稳了奴隶的时代也逝而远去。直到近代思想启蒙运动和“五四”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女性传统角色壁垒森严的封建框条才有所开禁。陈衡哲、庐隐、丁玲等早期女作家对女性角色的历史界定，提出了质疑和诘问。表现女性意识觉醒、关怀女性存在价值的女性文学第一次“浮出历史地表”。新时期，改革开放，西学再次东渐，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文学思潮催生并滋润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之花。张洁、张辛欣、陆星儿、张欣、莫然、陈丹燕等大批女作家对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女性角色意识、角色特征在不同阶段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以予探索。新时期初，女性文学所关注的女性角色价值目标主要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探讨女性作为与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的人的社会价值，对挤压在男权社会夹缝中的女性的种种不平和无奈，表现出愤世嫉俗的激越情绪，带有强烈的社会抗争。80年代末至90年代，女性文学对于女性主体价值的探索具有新质意义上的拓进与超越，女性角色的自我辩认从模糊迷乱走向清晰澄明。“女人是人”，同时“女人是有她与生俱来的自然性别的人”（注：参见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1期。）。作为人，她有追求自我价值追求事业成功的权利；作为女人，又有享受女性天性享受家庭幸福的需求。女性的存在价值与女性天性这一不可调适的历史性悖论在这一时期无论是社会生活或是女性文学中，得以比较合理的调解。女性对于自身的辨识不再以男权文化普泛意义上的标准和尺度，并逐步蜕弃男权文化意识形态盘缠在女性心理上的羁绊。女性个体意识、独立意识觉醒并逐渐走向成熟，她们开始“从类走向个人”。无论忠于事业、生个孩子做回女人，或者“鱼”和“熊掌”兼而顾之，都表现出清醒的个性特征和较强的承受能力。正如陈染所言：女性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力量”必须“强大到足以支撑自己”才能“在较长的时间里以及较高的层面上独自承担一切”（注：陈染、萧纲《另一扇开启的门》。）。新时期女性文学对于女性主体价值的探索，正是沿着这一较高层面衍进并实现其自身的超越，女性对自己的* 色辨认正在走向成熟。
一
80年代初，女性文学对于女性主体价值的探索主要集中在女性的社会价值实现的层面上，继承了“五四”女性文学“不仅仅作个女人，还要作人”的书写传统，女性的角色意识已从封建樊篱中苏醒过来。但一种新的角色形象的建构，有其多样复杂的因素，加上中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此时的女性对自己角色形象的辨认还较模糊，并有或深或浅的男权意识的辙印。张洁、张辛欣等笔下人物自尊、自信、自强不息，数历艰辛甚至以牺牲女性天性为代价，一争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这对有着几千年奴役史的中国女性来说，无疑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抗争和反叛，推动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诚然，其自身的局限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中的“她”，不屈从社会给定的公共汽车售票员的角色，当上了业余编剧，并爱上了导演，“他”却因为“她”的“男子汉气”而拒绝结缔这种爱。于是她对自己辨识自身的把握游移迷茫。“我知道，尽管男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各有差异，但一般来说，对标准女性的评价和要求却差不多。你也一样。而我，一个让你说是有些男子汉气的女子，是不会讨人喜欢的！怪了！我过去就明白这一点，反而为自己的冷静、能够自立感到骄傲；现在却有一种淡淡的伤感”（注：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收获》1980年5期。），并试图按“他”的喜好（实际代表男权文化意识）修正自己。张辛欣的另一篇作品《在同一地平线上》中的“她”割舍母性，割断夫妻情谊，凭着“撞得头破血流，但确实属于自己的感受和仍然没有被磨平的想要干点什么的固执念头”（注：张辛欣《在同一地平线上》，《收获》1981年6期。），跨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争得了自己的人生价值，但在心理上，却又接受不了丈夫对她的“要强”界定。
女性“要强”的“男子汉气”既不为男性所容，也不被女性自身接纳，其原因是传统的女性观念左右着人们对女性角色的认识。男为阳、为刚，女为阴、为柔的两性观一直是人们评价男女角色特征的尺度。诚然，“刚强”对于各个历史时期都要与自然作斗争求生存的男性，是必备的。对于今天已走出家门，走入社会，面临严峻的生存竞争的女性来说，也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强大的男权社会所形成的温婉柔顺的女性角色观念，根置于男性的意识形态之中，也残留在女性的记忆里。一方面，随着时代的进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女性的自我意识已逐步觉醒，传统的女性角色信条逐次消解；另一方面，在女性的潜意识里，依附思想及顺从观念又或轻或重地制约着她们的思想行为，在向传统的女性角色告别时，心理还缠留些许依依惜别的情愫。她们时不时地想要倒在某人的怀里躺一躺，依在某个肩头靠一靠。诚然，由两性组建的社会里，男女相亲相爱和谐和睦是人们的思想目标，但如果双方的地位不平等，认识不同步，一厢情愿又有多少意义？正如有些评论者所指出：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还停留在“寻找男子汉”阶段。
寻找的结果是万分的沮丧，让人感到“母猿驾车”的时代的来临。（张洁《方舟》）于是她们离婚，她们流产，她们抛夫别子，她们抽烟骂娘，不知不觉中变成“雄性化”的女性。表面上看，她们独立了，解放了，但实质上却反映了当代中国女性在社会文化变迁中的角色危机和自我迷失，反映了女性角色意识的紧张和不健全。她们“拒绝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注：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第774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并且，女性天性的失落又让她们于心不甘，痛心痛骨，做人与做女人顾此失彼的两难怪圈就像一道紧箍咒，无论怎样也挣脱不了。于是只有对天诘问：“上帝把我造成女人，而社会生活，要求我像男人一样”（注：张辛欣《我在哪儿错过了你》，《收获》1980年5期。）。
张洁张辛欣的故事重在表现女性意识的觉醒，批判男权文化对于女性的不公及虐待，带有激越的社会抗争。但对于男权文化浸扰下的女性自身角色意识的弱点和偏狭，缺乏必要的女性自省意识。男权文化是历史的产物，千百年来一直是女性生命的惨重的枷锁。女性要从如此沉重的镣铐中挣脱出来，不仅要彻底砸碎男权文化强加在女性身上的手铐脚镣，还要依靠女性自身来疗治印烙在心理上的痕迹。如果女性一方面有强烈的女性觉醒意识，希望在激剧的社会变革中建立新的角色形象，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认同或内化男权意识遮蔽下的女性角色的标准，并以此辨认自己，就必然会导致新旧女性形象错位的对接，“脱臼”的剧痛使女性焦燥不安。“她”的怨天忧人及梁倩等人的自虐行为均是“脱臼”的产品。
二
80年代末至90年代，女性文学探索女性主体价值超越了张辛欣等人由强调男女平等到变相搞两性对立的单一化写作模式，而呈现多元化走势和五彩缤纷的局面。（张辛欣《这一次你演哪一半》对立意识比较明显）作家们不仅关注女人作为人的社会价值，也关心有其自然性别的女性生活的方方面面，枝枝叶叶。并且，着力展示了女性个体意识觉醒后的“我独特我完整我是我自己的”独立的女性个性魅力的风姿风采。
身为女性的陆星儿，同性姐妹的诸多切身问题，一直是她关注的焦点。《天生是个女人》系列，集中笔力对女性生活的各个角隅进行透视与探究。《今天没有太阳》和《女人的规则》惊世骇俗的涉及了女性婚外恋婚外育的禁区。丹叶和田恬均爱上了有妇之夫，有了身孕。田恬几经历险生下了儿子。“儿子？！她反复回味这两个字，又激动又自豪，她感到这生命的过程太奇妙了，给她的内心增添了那么多感触和感觉。……她的心仿佛变大了，对所经历的艰苦、难难好像在一夜之间全部释然、消融”（注：陆星儿《女人的规则》，第3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作家没有从常理常伦批判解剖其大逆不道，而是从女性生育行为本身来体验女性的母性心态、母性情感。《请罪》借一桩强奸亲女案讨论作为妻子的女人的义务与责任。这几篇作品均是讨论女性的特殊问题，女主人公对自己角色行为的理解，侧重于女性天性意识。作家的创作意图很明显，是要在80年代女性文学偏重于女性社会价值的“集体化”写作中，开启探索女性天性的另一扇门。女性的存在价值不仅仅是社会价值的实现，上帝创造女人，自有她生命的意义。作家对女性生命意义的关注与关怀，给女性文学多添了一道风景。但是，作家笔下的女人们对自身角色形象的辨识，在此时此地显然不符合国情，无疑同样是一种角色危机和自我迷失。
因为人不仅是生命体，她还是社会文明的象征。女性天性应该经受人类文明的洗礼。陆星儿的《挂在墙上的背带裙》和张欣的《舞》，表现了常态下女性天性的可贵。前篇中的“她”为了一份女性自我价值尊严，艰苦奋斗，终于成功，但从事业追求的紧张中松驰下来，心静下来，蓦然回首，却深深地陷入了失却做女人的快乐的遗憾之中。她决意抓住做女人的最后一道好时光，好好生个孩子，做回母亲。后篇中的甘婷，曾经是很优秀的舞蹈演员，又担任了编导，在她事业即将辉煌之际，猛然悟到：“她生命的难题远不止是否选择舞蹈作为终身的追求这一件事。等待她的，还有许多的苍茫时刻，例如，她情归何处？！”（注：张欣《舞》《真纯依旧》，第11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于是她激流勇退，认认真真考虑事业与家庭与情感的关系。表面看来，她们似乎放弃了女性存在价值的追求，而实际上她们是生活的智者，能站在较高的台面上，审视权衡女性角色女性价值的诸种要义。虽然她们对于女性生命的自省意识只是女性经验直觉，但已具有了女性生命价值的全面的文化启蒙意义。
女性生命价值的诸种要义，在社会历史或现实生活中，往往顾此失彼不能几全。封建社会只把女人作为性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女性生命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近代社会思想启蒙运动带动了女性的启蒙与发现，女性不仅是生命本体的意义，也有作为文明社会的人的其他价值。但由于半个多世纪不正常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刚刚觉醒的女性角色意识的强制性的浸扰破坏，使之在抗争传统“性”角色时矫枉过正，跌进了另一种“女性陷阱”，陷落在所谓“男女都一样”的悲剧里而不自知。“解冻”前的女性文学实况反映了女性这种新的“工具化”“物化”的悲剧场景。事实上男女是不一样的，其差异主要在于女性的身体构成、女性看取人生的价值立场和嵌进女性血骨的母爱。只有充分理解尊重女性的诸种不一样，并以之与男性和谐交融，共同担起人类的责任，男女两性在区别的前提下达成共识，实现各自的人生价值，这时的男女才能平等一样。
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正着手于“男女不一样”范式的重建。可喜的是，她们在建构的过程中，尽量避免了新的矫枉过正。这既是社会生活日益正常化对文学的影响，也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女性文学从本世纪初起步，几经磨砺，到本世纪末逐步走向成熟，女性的角色意识也从偏狭、模糊到清醒。作家们赋予笔下的女性较强的独立意识和个性魅力，她们对于女性天性的追求并不失去作为人的主体地位，无论是正常恋正常育还是婚外恋婚外育，她们都很自立，不做附庸和花瓶。面对女性天性追求中的自我迷失及伤害，如田恬生下儿子后被对方抛弃，作家没有让她去“感天动地”，而是让她自我反省，从迷失中清醒。女性天性与女性自我正在向高一个层面交汇融合。
三
90年代是商品经济大潮汹涌澎湃，人们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正在经历巨大蜕变和转型的时代。女性文学作为女性返观自身的一种精神方式，将目光投射到在商潮中沉浮的女性所面临的各种命运的挑战上，对受到商潮冲击的女性心理、女性情感、女性角色意识倾注了新的思考与探索。表现与塑造了一批“白领丽人”和“太阳女人”的崭新形象。
天时地利人和的广州女作家张欣，责无旁贷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使命。《首席》塑造了两位既是同学朋友，又是情敌对手的“白领丽人”。与情场失意事业不顺滑向做“二奶”深渊的梦烟不同，飘雪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事业上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认真行事，踏实做人，不嫁老外也不傍大款，虽然生活中不无烦恼，但活得很清爽很独立很自强。《绝非偶然》中的何丽英，大学毕业分到外贸单位，她却辞职进了私营广告公司，一切靠自己。被老板误解炒了鱿鱼仍独立寻找出路。面对丈夫的情变，虽然震惊痛苦但决不纠缠。事业家庭的双重失落反而使她更坚强更独立。张欣以敏锐的目光捕捉到：面临严峻的生存竞争的90年代的女性们，对于自己角色形象的辨别自身存在价值的理解，比起80年代张洁张辛欣笔下的女性，有了质的提升。她们能正确地选择事业与家庭，越来越少了那种背负事业与家庭的十字架的沉重感；她们强调个性独立，价值观念独立，拥有完全不依赖男子包括精神在内的真正的独立；她们找到了自我，找到了与男性平等参与社会，参与竞争，实现女性主体价值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一个人一生似乎都在寻找。大的方面，可以是事业、家庭、友谊、爱情、归宿等等……寻找，大概也是人类最原始的秉性”（注：张欣《女性误区》，《中篇小说选刊》1994年2期）。张欣笔下的女性就是在事业、家庭、友谊、爱情等方方面面的不断寻找中，找到了自己最终的归宿。这就是：你必须作为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树，矗立在丛林或者原野，在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中，长大成材。
如果说飘雪、何丽英等白领丽人还处在成长之中，思想行为还保留有较为正统的中国女性的禁忌，那么企业家出身的女作家莫然，则塑造了一批挣脱了所有羁绊的真正的“太阳女人”。《高处不胜寒》中的女工种师凌云，是一位有才华、有智慧且在改革大潮中胸怀凌云壮志的女强人，她有充分的人格独立和开拓精神，又是一个感情深沉炽烈、善解人意、极富女性魅力的柔情女子。为了牦牛绒的开发项目，四处奔走呼告，简直是拼命三郎，且在困难面前越挫越坚。对爱情的追求也无拘无束，大胆热烈执著。她的口头禅是：“我是个无羁无绊的欢乐精灵！”（注：莫然《高处不胜寒》，《中篇小说选刊》1992年6期。）作家的另一篇《风从东方来》把笔触移到了“留学生文学”领域，表现了留学日本的女博士梅对事业和爱情的大胆追求。“梅是生活在我们周围的佼佼者，是事业上的女强人，也是我的作品始终要反映的‘当代英雄’”（注：莫然《小小寰球》，《中篇小说选刊》1993年1期。）。作家借梅与三个不同国籍的男子的感情纠葛，来表现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于事业、家庭、婚姻的不同认识与理解，旨在探讨异质文化背景下的女性价值意义以及女性对自身角色形象识别的明晰度。
只要我们稍稍比较一下，不难发现：以张欣、莫然为代表的90年代女性文学既是80年代女性文学追求女性主体价值命题的超越性回归，又是80年代女性反省自身主题的延展性提升。她们对女性存在价值的关注、思考、探索更为深入，更加凝重，更具开拓意义。她们笔下的人物对女性身份、角色形象的辨认识别，已较为清醒成熟。她们独特的个性魅力四射，溢彩流光。但她们的个性独立决不是要与男性分庭抗议，而是在男女平等和谐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的自立自强，这就是90年代女性文学探索女性主体价值的超越性所在，也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方向。“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去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注：波伏娃《第二性》全译本，第826、827页，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正确处理独立意识与手足关系，是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显著特点。
如果说80年代初女性文学所表现的女性角色意识还有或深或浅的男权意识的辙印，女主人公对自己的辨认还囿于周围的环境和男人的评价，并伴有浓郁的焦虑愤激情绪，那么90年代女性的角色意识不再以男性的好恶为参照，作家的目的不再是社会批评，而关注作为个体生命的女性自身，并且，已从“大写的人”的塑造转到独立的个体的人的书写。马克思说：“人是一个特殊的个体，并且正是他的特殊使他成为一个个体，一个现实的、单个的存在物”（注：参见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1期。）。90年代女性文学的划时代意义就是表现了女性个体意识的觉醒及纷繁多样的个人化写作局势的建立。
正是这种多元化的写作范式，作家们在正面探索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同时，对一些不仅未能在商潮中找到自己的人生座标，反而走上了“物化”“情化”“性化”的悲剧人生舞台的女性，予以无情的鞭挞。张欣《仅有爱情是不能结婚的》中的商晓燕，《首席》中的梦烟，陈丹燕《吧女琳达》中的琳达，均走到了女性自我的反面，甘当贱货与花瓶。张洁曾经痛心疾首说过的话“女性如果自己甘当花瓶和贱货，那则是无可救药”，在这里不幸被言中。张辛欣等笔下的女主人公披荆斩棘甚至以牺牲女性天性为代价争来的女性尊严，在她们卖笑求欢的浪荡声中剥蚀殆尽。很显然，作家对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女性角色转换中的女性主体意识的残缺，进行了严肃的反省，比起80年代谌容的《萨特与杨月月之研究》等作品，有了更深层的思考。琳达等人的行为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但实质上却是她们自我选择的结果，作家对于这又一种女性自我迷失的痛击已不单纯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批判立场，女性自身的人性残缺是陈丹燕们批判的旨归。
女性角色意识的觉醒早在“五四”时期就为第一代女作家所表现，“作人”与“作女人”的困惑是她们关注的焦点。三四十年代及解放后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女性文学偏重女性的社会价值的追求，对于女性生命的其他要义有意无意地进行遮蔽与消解。80年代，张洁张辛欣等继续“五四”女性文学传统，有着较浓的女性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的寓意，但其局限性不言而喻。90年代的女性文学五彩纷呈，女性的角色意识走向成熟，女性开始“从类走向个人”。“‘从类走向个人’是人类自我意识的飞跃，人的发现与觉醒从有了清醒的个人意识才是真正的现代性的人的意识的觉醒，也是人的主体性建构的思想基础”（注：参见刘思谦《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文艺研究》1998年1期。）。女性角色只有在独立的个人意识觉醒之后，才拥有女性生命的全部意义。“认识你自己”这一人生哲学最高要义宛若“千百年间未曾落到地面的花朵”而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女性心扉蓓蕾绽放。但是，这一时期的女性文学对于女性主体价值的探索，同样存在着局限和不足。之一，探索的层面较浅，人物形象单薄，缺乏人性的厚重感；之二，虽有一定的文化反省意识，但有囿于某种概念的倾向，缺乏对于女界人生人性的多面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