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商朝时期的商业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朝论文,时期论文,思想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72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107(2009)01-0011-05
继原始公社制度而起的是奴隶制度，从公元前16世纪到公元前13世纪，中国进入了商朝。按照历史学界范文澜教授等主流专家的观点，商代是中国历史上奴隶制全面形成及成熟的年代，也是奴隶制度占主要地位的时代。商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和唯一一个以商为名的朝代，这多与殷人部落的先祖经商与重商有关。本文特此对商代的商业思想进行探讨。
一、夏商时期商品交换及商业的发展
(一)夏代商品交换的发展
夏代以奴隶劳动为社会生产的主要支柱，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的规模进一步扩大，生产效率也有所提高，可用于交换的物质产品增多。在农业方面，由于夏代发明了节气和干支纪日法，制定了历法——《夏时》、《夏小正》，能够利用季节、气候知识来指导农业生产，加之变水害为水利的能力增强，农业生产较前有了新的发展，粮食生产有了剩余，酿酒由此便发明了。畜牧业也有了新的发展。手工业在夏代也进一步得到重视和发展，除陶器、铜器以外，木、石、骨、玉和纺织等手工技术也有了进步。不同部落的生产分工形式趋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产品的增多，为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
在夏代，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是货币的产生。由于私人之间的商品交换的发展，使某种商品从商品群中游离出来，成为专门用作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便是货币。在以物易物转变为商品、货币相交换的过程中，牲畜最先被用来作为等价物的货币。以后，随着商品流通的扩大，贝代之而起充当货币。货币是商业产生的前提。有了货币的介入，商品交换才会分裂为卖和买两个对立的经济行为，买与卖出现了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离，商人才有可能插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或在生产者之间作为第三者从事又买又卖的商业活动。
在夏代，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和发展，也为商品交换的进一步深化，提供了生产关系方面的保证。财富为私人占有，出现了贫富之分，同时私人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便于商业交换规模的扩大和远地贸易的发展，因为商人要专门从事买卖，必须先有一定的货币资本，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的：商人资本的第一个历史前提是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货币资本。
在夏代，原始城市的产生也有利于商品交换的扩大。在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奴隶主贵族为了保护其私有财产的安全，在他们所聚居的地方，修建起城郭沟池，城中已有大型的宫殿建筑，这是在“重门击拆，以御暴客”的基础上产生的原始城市。相传“夏鲧作三仞之城。”“鲧筑城以卫君，造城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夏人之五……民乃知城郭门闾室屋之筑。”①这都说明，夏代已有了初具规模的原始城市。
在夏代，由于上述各种条件的形成，商品交换出现了专业化趋势。一些控制部落事务的奴隶主，开始使用大批专门从事贩运交换活动的奴隶来从事商业交换。相传商族人的祖先王亥在夏时就驾着牛车，载着帛，到远方的部落去进行贸易。不过从总体上看，夏代尚未出现私人经营商品交换这一专门行业的“自由商人”，商业交换活动多系生产者兼营。
(二)商代商业活动的兴起
约在公元前16世纪到13世纪，中国进入商代。商王朝势力强大，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文明大国。商代是我国古代商业和商品交换迅速发展的时代。商朝是由商族人建立的，商人的祖先注重商业与贩运贸易，《诗·商颂长发》载：“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是商人的第11代祖，他发明了马车，《周书·洒诰》也记载商人祖先王亥“肇牵车牛远服贾，以孝厥父母”，指王亥牵牛驾车到远方进行交易。在商代，专门从事商业交换的人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交换已经成为了一种专门的行业，商业成为社会上必不可少的一种社会分工。在商代，商业交换之所以有新的发展，是和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变化有关的。
进入商代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十分突出的，其主要标志是青铜器时代成熟阶段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生产工具的构成。由于铸铜及锻造技术的进步，各种铜制工具，如铜铲、铜斧、铜镢、铜刀和铜锛等大量采用，青铜工具比木制工具、石制工具、蚌制工具，骨制工具等既耐用又锋利，既增强了与自然界作斗争的力量，又提高人的劳动效率，使奴隶社会的生产力显著提高。在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奴隶主组织大规模的奴隶劳动，使自己获得大量的剩余劳动产品，除了供自己享受挥霍外，还有相当多的部分拿出换取奢侈品和其他产品，从而为商品交换和贸易活动的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商代生产力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分工的不断深化，一批手工业行业有所发展，如酿酒业、蚕丝纺织业、青铜器皿制造业等。在商代，青铜器等的制作工艺水平，堪为世界一绝。历年来我国先后出土的商代青铜器物达数以万计之多，形状多种多样，铸刻精致富丽，色彩神秘斑斓，绝大多数青铜器均为饮食宴享用具，青铜器具有大有小，规格不一，如大型的“司母戊”大方鼎重875公斤，带耳高133厘米，横长110厘米，宽77厘米。②这样大型的青铜器具，必定有精密的造型设计和组织上百人的专业协作才能铸成。这说明当时的青铜铸造业十分发达。当时南方地区以长沙出土的青铜器为最多。宁乡县黄村炭河里遗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曾震动世界考古界，其中“人面纹方鼎”、“四羊方尊”巧妙精致，造型独特，为国内珍品。1983年还在宁乡发掘了一件重220.75公斤的铜铙，是目前所见商代最大铜铙。由此可见青铜业之盛。③
除了青铜铸造业发达外，商代的制陶业等手工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除了传统的灰陶、黑陶、红陶外，商代制陶业的重大突破和空前的创造是出现了硬陶、彩陶和刻花白陶等。硬陶是瓷土烧制的陶器，主要成分是硅酸铝，质地坚硬，声音清脆，也是后来的瓷器的前身。釉陶是表面带釉的陶器，它的出现，大大地改进了陶制器皿。除了制陶业外，商代的竹木制造、制骨、制玉、建筑等多种手工业生产部门也较快地发展起来，手工业生产分工的进一步发展，使商业交换和贸易活动的发展有了更好的基础。
总之由于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商代的贸易活动较夏代更加兴旺，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是商业性城市的出现。商代，城市的发展是商业和商业交换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商后期的都城殷，经过几代统治者的着力经营，规模扩大了，被称为“大邑商”。其他城市亦有相当规模。城市是奴隶主及其家内奴隶和卫队集中的地方。他们为满足生活的需要，特在都邑里设立交易场所，市内有各种各样的“肆”。《六韬》上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④市肆是往来做买卖的人聚集之处。相传姜太公吕望在未遇周文王时，就曾在朝歌和孟津的市肆内干过“负贩”、屠宰和卖酒的营生。“吕望尝屠于朝歌，卖饮于孟津。”⑤城市的发展为商业交换的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创造了条件。《诗经》说：“南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⑥
其次，在商代作为贸易活动的结算和支付工具——货币更趋完善。在贸易和交换中已普遍采用海贝作为货币。贝开始也是作为一种贵重商品出现在交换中的。贝是自然计数单位，坚固耐久，重量轻，体积小，便于携带和保存，因而被选择为货币。商代人非常重视贝。盘庚称贝玉为“好货”、“货宝”。商王对贵族和臣子的赏赐，最常用的是贝，赐贝以十朋为多，一朋为五贝。这说明贝价值很高。在我国汉文字结构中可以看到，凡与财富、价值有关的字，也多以贝为偏旁。贝币较广泛地在各阶层中使用，也标志着商品交换确实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到后来，产于远方的海贝难以满足日益扩大的商品流通的要求，于是又出现了骨制贝和铜制贝。1958年在殷墟大司空发掘中，就发现了铜贝。我国的铜贝是世界上已发现的最早的金属货币。它的出现，反映了商品交换的发展更需要有商业的媒介来组织发达的商品流通。
再次是在商代专门的贸易活动，即商人从事的买卖活动成为一种专职的商业活动。在商代，商人阶层的产生和整个商业活动与生产的分离是必不可免了。这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分工，一次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商人不直接从事生产，而是专门从事商业买卖。“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网贝”市利，“以谋取货币，谋取交换价值”，商人“只是为卖而买，只是为再卖而买”，他们不是要占有和使用商品，而是要“取得货币”，积累财富⑦。从近地购销到远地贩运，商人居间买卖，介于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交换不是为了满足自己对商品的需要，而是为了谋利。“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⑧在商代，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主要是奴隶主。奴隶主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因而是商品交换的主要参加者。除了奴隶主贵族之外，一些平民也从事商业买卖。在商代是有自由民商人的。总之，商朝经商的风气较盛。
此外，商代的商业活动，主要还是为大小奴隶主服务的。比较频繁，比较热闹的交换活动是那些奴隶主之间以及商朝和四周各国之间进行的奇珍异宝、牛马、奴隶的交换。城市里的商品交换，其买主和卖主主要都是贵族。至于平民出售自己有限的一点剩余产品和交换必要的生活必需品，所占比重不大，商品交换的品种也多限于普通的手工业品及农畜产品，如陶器、谷物、菜蔬以及牲畜之类。因此，对商代的商业发展也不能估计太高。
二、商代的商业思想
中国古代原始社会在公元前21世纪时便完全解体了。舜传位于禹。禹死后，禹的儿子启杀死了各原始部落公选的接班人伯益，夺取了王位，完全废除了原始部落联盟首领“禅让”选举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中国的奴隶社会由此开始。
公元前16世纪至13世纪，中国进入商代。商代的奴隶制比夏代更成熟。商代势力强大，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奴隶制文明大国，疆域大致东到渤海、黄海，西到陕西中部，南至湖南、湖北、江西一带，北到河北北部及内蒙古一带，东北到辽宁，统治区域远远超过夏代。同时，商代生产力比夏代有了新的发展，农业、畜牧业、手工业较前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在商代，商业活动仍然主要由奴隶主贵族操纵。人们对商贸活动更为重视。商朝对商贸活动的重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商贸业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和功能
马克思曾说过，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从历史上看，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发展有不解之缘，城市的发展也是交换发展的一个标志。中国早期兴起的城市，既是奴隶主贵族居住和进行政治统治的中心，又是手工业作坊的所在地和进行交换的场所，但早期的城市从夏代开始萌芽兴起后仍常常迁移。到商代，盘庚迁殷后，城市才开始稳定发展，规模也进一步扩大。在城市布局中，商代十分重视市场的建设。《六韬》上记载：“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宫中九市车行酒，马行炙”，⑨都邑内有市、肆。市肆是往来买卖商品聚集之处。在商代，城市里的市肆不但有饭铺，而且有肉肆、酒肆等，以为往来客商解决饮食问题。这些市肆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常设的特定交易场所，已不同于过去那种“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期所”的状况了。这也说明了商代在城市建设中已对商业的作用有了足够的重视。
(二)重视区域间的贸易及商业贩运活动
在商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地区间的贩运贸易活动能够调剂余缺，促进生产。商朝奴隶主贵族能够得到西方玉石、东方鲸贝、南国铜锡、北地筋角，主要靠贩运贸易。商族是一个重视贩运贸易的部族。在夺取政权以前，商族人的祖先王亥就使用牛车，从事贩运活动。当时运输工具有了改进，陆上用的车及水运用的船构造日益完善，广泛应用在日常生产和生活中。“大车以载，利有攸往”；⑩“通川谷，达陵陆”，同东南沿海和西北各地发展了贸易关系。热衷于贩运贸易的奴隶主驱使着大批商业奴隶，从事实际的商业运输劳动和货物售卖活动。他们顺着商王朝建立驿传制度所开辟的泽路，从内地到海滨，由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往来贩运各地的土特产品，交换的距离也不断延伸，有的出门贩运往返长达数年，可见贩运距离的遥远。贩运贸易盈利丰厚。因此，商朝奴隶主贵族对贩运贸易是十分重视的。现存上海博物馆里的一个商代的饕餮纹鼎的内部，刻有象人荷贝在船里的铭纹，旁边还有人以手划船的形象。一个人挑着货币，坐着船到别处去，显然是去做买卖。这图案就是商朝重视贸易的证明。
(三)重视经商谋利
经商言利，经商重利，这是商代商贸观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对商业和贸易活动的一种追求。
恩格斯曾经指出：“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到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1)当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形态日益完善，在交换中的媒介功能充分显示时，货币也成为一种财富象征，成为奴隶主追逐的目标。在商代，贝币已广泛使用。商代人非常重视贝币。盘庚把“贝玉”称为“货宝”。卜辞有“易(赐)贝”、“取贝”、“囚贝(俘贝、获贝)”的记载。商代铜器铭文中还有“赏贝”的记事。甲骨文中有许多字，如买、贮、宝、贷等都从贝。贝以“朋”为单位，一朋十贝。贝朋已具有货币的各种职能。《易·益六二》说：“或益之十朋之龟”，这表示贝是价值尺度。买字表示网贝，这表明贝是流通手段。贮字，表示藏贝于器；宝字，把贝和玉藏在室内；这表明贝是储藏手段。贷字和“易贝”表示贝是支付手段。总之，从贝的文字很多，说明贝已经是财富的象征。有了贝就可以通过交换得到自己所需要的物品；储藏贝就是储藏了财富。
怎样才能更多的积累货币呢？在奴隶主贵族看来，经商谋利之道较为便捷。在经商中他们考虑最多的问题是“赚”还是“赔”的问题。在贩运交易中，他们总在盘算“得贝”、“朋来”(盈利)和“丧贝”、“朋亡”(亏钱)的问题，唯恐丧贝失财，经商亏损，总希望如意顺利，经商嫌钱，得到更多的朋贝，“朋从尔思”。他们或是筹划把商品运往他处价贵的地方出售，或是从价低的地方买来商品贩卖，都是为了牟取更大的利益。专门经商的奴隶主及奴隶，不从事生产；而专门不辞辛苦和风险去进行交换活动，目的是盈利。“不耕获，不菑畲，则利有攸往。”(12)
“朋尔从思”、“利有攸往”的观念正是推动和促进商代商业活动发展的动力。殷商时代，通过流通中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换，以追求更多货币为目的的“G→W→G”’这种发达商品交换形式已经出现，产生了专门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的商人。商人是为卖而买，为再卖而买，他们不是要取得商品自己占有而消费，而是要“网贝”市利，追求货币的增殖，这成为中间商人全部活动的动机和决定目的。
商朝重视商业的思想主要有以上这些内容。产生这些思想不是偶然的，它是商代商品交换发展达一定程度的反映。一定的思想观念是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殷商时代的重商观念与商族人的传统产业有关。商，本是居住在黄河下游的一个古老的部落，远祖称契，是帝喾的后裔。商部落畜牧业比较发达，常以牲畜等物和其他部落开展贸易。契的六世孙王亥还把贸易扩大到黄河北岸去。在一次贸易中王亥被狄人有易氏杀害。王亥之子上甲微为报父仇，起兵灭了有易氏，夺回了牛车及其他财物，商的势力由此扩展到了易水流域。后来，商族人的手工业也日渐发达起来。手工业的发展又进一步扩大了交换。为了进一步削弱夏朝的力量，商汤采取伊的策略，组织自己部落亳都(在商丘北)的妇女赶织“文绣纂组”等手工纺织品，去换取夏部落大量的粮食，“一纯务粟百钟”，充实和增强了自己的经济实力。(13)公元前1711年汤伐夏成功，杀了夏桀，建立了商朝，商于是就由部落方国的名称进而成为朝代的名称。商族人以自己传统的贸易专长和比较发达的手工业作为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自然对商业活动另眼相看。因此，“殷人重贾”、“殷人贵富”的观念的形成是有其客观基础的。
注释：
①分别见《淮南子·原道训》、《世本》、《管子·轩重戊》
②曾纵野著：《中国馀馔史》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版，第199页。
③陈先抠，黄启昌著：《长沙经贸史记》，湖南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8页
④《太平御览》卷827，又卷83引《帝王世纪》
⑤谯周：《古史考》。
⑥《诗经·商颂》
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3、94页。
⑧《易·无妄六二》。
⑨《太平御览》卷827。
⑩《易·大有》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3页。
(12)《易·无妄》。
(13)《管子·轻重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