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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改革由来已久。旧话重提，是因为欧洲现在必须加速改革进程，以适应已经大大改变了的内外形势。2000年，欧洲在结构性和制度性两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新的进展，同时还存在不少问题。
欧洲改革势在必行
要想真正改进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必须改造长期以来欧洲经济所赖以建立的“社团主义”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欧洲一体化、科学技术进步和宏观经济理论变革四个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欧洲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它既包括宏观领域，又涉及微观方面。经济全球化不仅对欧洲提出了企业竞争力与国家竞争力的问题，还对欧洲因相对僵化的劳工、产品与资本市场等社会经济关系造成的某些劣势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欧洲一体化的进程要求欧盟及其欧元区成员国的许多法律规制在地区范围内逐渐趋向统一，尤其是统一市场（1993年）和统一货币（欧元，1999年）开始运行之后，统一货币金融政策，严格约束财政纪律，已成为“马约”和“阿约”所规定的法律要求。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是另一个半自然、半强制的因素，它也驱使欧洲社会经济结构和体制发生种种变化，包括如何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和企业重组，特别是在高科技领域为新老企业的创新发展创造条件。宏观经济理论由过去主张通过公共财政等手段来刺激需求，转向现今日益注重通过鼓励创新技术、工艺和产品来创造需求，势必会使政府的政策重点比过去较多地转向“市场”“企业”和“供应”。这也是促使欧洲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
面对经济全球化、地区一体化和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以及几乎囊括全球的宏观经济理论变革，不仅是欧洲，其实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都在讨论如何应对。首先是怎样进行自身改革。令人瞩目的是，这里普遍存在着两个基本共同点，即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在致力于参与建立和强化内外两线的战略性“联盟”：对外是参与建立或强化国际性“联盟”，包括全球性的、地区性的、多边的和双边的“联盟”等，这意味着对外关系的改革。一个国家若不参与建立或强化这些“联盟”，必将游离于世界潮流之外。对内则是建立和强化政府与企业间的战略性“联盟”，使之成为一种真正的合作伙伴关系。政府一方面要积极支持作为国家经济台柱、国家经济实力象征的大公司大企业；另一方面又要大力促进作为国家经济社会基础的广大中小企业发展，提倡创业、创新和冒险精神，要像对待足球明星那样鼓励成功的企业和企业家。这意味着对内关系的改革，其要害是改进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为新老企业的创新和发展创造方便有利的环境，欧洲各国尤其如此。
在欧洲，要想真正改进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核心问题是必须改造长期以来欧洲经济所赖以建立的“社团主义”基础。英国《金融时报》称这是一个由三方面组成的体系，包括老牌大公司、大工会和一个推行干预主义的政府。它们都一心一意地维护自己的利益。在这个模式中，工商企业的投资受到官僚机构和一个由大银行组成的封闭系统的影响甚至控制。这与美国不同。在那里，企业家能够启动“新经济”实业，因为它们拥有适当的制度和机构，即向新企业开放的、能够提供风险资本的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同时还拥有较为发达且完善的股票市场。后者对风险资本家来说特别重要。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以后可以卖掉自己所筹资建立的新公司中的股票；同时，股市很强的流动性对股票选择权的兴起也是至关重要的，它们能够使管理者集中精力为公司增加收益，使公司更具活力。而欧洲改革的首要目标恰恰应当是使其企业更具活力与实力。欧洲须在改革上述旧体系的过程中，致力于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2000年欧洲为此又作出了新的努力。
结构性改革
在人们日益重视“新经济”的气氛下，欧洲各国正在为开发新技术作出新的努力
2000年欧洲结构性改革的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大力发展“新经济”；二是积极进行企业重组。
1.大力发展“新经济”。目前在信息技术方面，欧洲虽然在移动电话等某些领域具有优势，但总体上显然不及美国。在2000年世界各地电脑使用方面，美国2.7亿人口中有1.641亿使用电脑，占全球的28.32%；而在欧盟经济四强德国、法国、意大利、英国2.6亿人口中，使用电脑的人数总共为0.959亿人，合占全球的17%。但是无论如何，欧洲已经具备赶上来的条件，包括：第一，欧美企业相互大量投资，通过这些资本与技术的交流，彼此为对方的发展提供了动力。第二，在现今技术成就下，欧洲企业取得新进展理应比当年美国企业起始时相对容易一些。第三，筹资也比过去方便并且便宜。但要真正利用这些条件，欧洲尚需大量投资和提高生产率。
虽然“新经济”迄今还未在欧洲涌成热流，但在人们日益重视“新经济”的气氛下，欧洲各国正在为开发新技术作出新的努力。法国在过去四年里经济增长的1/5得益于信息和通信技术；预计在今后三年中，信息和通信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每年将达0.6至1.6个百分点。在德国，急于打入市场的电信公司投入了460亿美元，以购买6张开发下一代移动电话的执照，这种电话将在更宽的波段上使用被称为“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的高速协议。预计到2001年初UMTS会在欧洲进入实用阶段。德国已有1900万人上网（总人口8000万），在欧洲处于领先地位。在芬兰，新型电子和信息等高新技术已经成为推动芬兰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1999年芬兰GDP增长3.5%，其中50%的增长率来自高新技术产业。以生产移动电话为主的诺基亚集团一家就改变了芬兰整个出口产品结构，使电子产品在芬兰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达20%。专家认为，如果没有移动通信产业，芬兰经济增长率至少将降低1/3；预计今后五年该产业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将保持在1/4左右。
自1995年以来，欧盟经手的跨国和跨境兼并案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
2.积极进行企业重组。企业重组首先表现在大企业的并购浪潮上。这些并购主要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内部。1999年，被收购的美国公司价值达2930亿美元，被收购的英国公司则为1230亿美元；2000年1-7月，美国公司并购欧洲公司的金额为570亿美元，欧洲公司对美国公司的并购金额已达1130亿美元。在西方世界，跨国并购所占比重呈上升势头。在1999年总数为2.4万件、金额达2.3万亿美元的全球并购中，跨国并购已占到1/3，比1998年猛增了50%，其中3/4的交易与西欧公司有关。自1995年以来，欧盟经手的跨国和跨境兼并案每年以30%的速度递增。
企业重组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企业内部调整，核心是制定新的管理战略，其三根支柱是削减成本费用、注重外部动态变化，并及时作出内部调整以及追求世界级创新。为此，德国西门子公司甩掉了170亿德国马克的不景气买卖（该公司1999年的总销售额为1340亿德国马克），并提出了把成本费用降低40%-50%的目标。
企业重组的第三项要务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创立、生存和发展。欧洲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为此而努力，这是欧洲支持中小企业的主要渠道。至少在欧盟一级，为保证欧洲中小企业在“新经济”的环境下能够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保障欧洲人的就业，欧盟优先把希望寄托在发展中小企业上，这一点已从2000年6月欧盟委员会通过的2001-2005年第四个企业发展计划的大致轮廓中得到了证明。
制度性改革
把“自由化”和私有化结合在一起的最具象征意义的领域也许是电信部门
制度性改革是欧洲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它主要涉及到五个方面。
1.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方向是“少些国家，多些市场”，主要办法是“自由化”（打破垄断、放松限制）和国有企业私有化。把“自由化”与私有化结合在一起的最具有象征意义的领域也许是电信部门。目前，欧洲的“老垄断”电信企业仍占着该部门业务量的大约90%。它价格贵，且互不联网。针对这种现状，德国、英国、奥地利、丹麦、意大利、荷兰、葡萄牙等已在进行改革；法国也将从2001年1月1日开始改革。目标是从2001年开始，欧盟成员国的电信市场向所有其他成员国开放。
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强调指出，在调整国家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行动并不是单向的。在有些领域，国家的作用不仅没有削弱，而是在进一步加强。例如在加强建设“搬不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方面和大力培养“流不走”的知识人才方面，国家都在投入越来越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人们对国家调控日益复杂的宏观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能力的要求，不是在降低，而是在提高。
2.调整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首先是放松政府对企业在开业和营业方面的某些限制；其次是减税。德国的税收改革方案早在1994年就已提出，用了整整6年时间，最近，在先获联邦众议院通过后，终于在2000年7月在联邦参议院获得通过。减税将在2001-2005年五年内分三个阶段进行。五年减税总额将达600-800亿德国马克（大约相当于GDP的2%，约合300-400亿欧元）。这将对刺激消费和投资、提高企业竞争力、促进企业并购、吸引外资以及推动国内外改革等产生积极影响。法国财长法比尤斯2000年8月31日已在巴黎宣布了一项三年减税计划，减税总额将达到1200亿法国法郎（约合180亿欧元）。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历届政府削减税收幅度最大的计划。意大利政府2000年9月初表示，即将推出一项减税计划，并且宣称减税的幅度绝对不比德、法两国的规模小，主要目标是削减目前税率为41.3%的企业利润税，此外还将免除税率为12.5%的资产税，削减税收的总额大约相当于230-260亿欧元。比利时内阁最近也宣布了一项3年减税计划，连同此前已经作出的另一项减税决定，总额约合50亿欧元。荷兰最近也提出了相应的减税计划。欧元区国家似有出现减税潮之势。
“股东文化”的兴起将给欧洲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
3.调整社会与公民的关系。这里主要涉及的是社会福利国家问题。欧洲的社会福利制度所内含的人道主义、社会公平、社会和平等本意都具有积极意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内外环境的变化，高达GDP百分之二、三十甚至百分之三、四十的社会福利已使欧洲国家不堪重负，竞争力削弱，改革势在必行。改革的基本思路是：保持社会福利制度的基本理念和核心部分；杜绝滥用；削减某些项目；只援助“自助者”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让社区、家庭和个人承担更多的责任。
4.调整雇主与雇员的关系。在世界市场竞争日益加剧的环境中，欧洲国家昔日一切限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雇主与雇员的关系正在日益遭到削弱。过去为实现社会平等和互助而去统一调控不同行业和不同企业中的劳资关系的能力正在下降。国际资本流动日益频繁扩大，资本流向选择权的增强，使雇主与雇员的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分配关系明显朝着有利于资方的方向倾斜，实现普遍的、规范的规则的机会减少，结果是雇主与雇员的关系中出现愈来愈多的“自愿性”“灵活性”和多样化。但是雇主与雇员都在寻找适应新形势的妥协途径，包括除了重视收入分配之外，让雇员更多地实现“资本参与”之类。这些改革，实现上也是被人广为称颂的“荷兰模式”的基本内容。其实欧洲许多国家都在做，据估计，由于劳工市场等“弹性”的增强，欧洲自1997年以来已经创造了5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显然，对现今的欧洲雇员来说，有没有就业岗位，比工资多增一点还是少增一点更为重要。
5.“股东文化”在欧洲兴起。欧洲各国的股市加起来只及美国的大约1/3。2000年年中，在欧元区，股票价值在家庭财富中仅占5%左右，而在美国则占25%。但是近几年来，欧洲股民正在迅速增加，股东利益日益受到重视，股票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有价证券交易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提高，因此有人说，欧洲也正在兴起“股东文化”。
“股东文化”的兴起将给欧洲带来意义深远的影响。首先，它已经开始改变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直深受社会民主主义影响的西欧政治，政治家们要比以前较多地考虑股东的利益，而不再总是迎合包括工会在内的“压力集团”的要求。其次，政府将减少对企业的管束。与美国公司相比，欧洲受其政治哲学的支配，历来对企业管束较严。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加之欧洲公司公众所有权的增强，企业管理者将日益抵制政府的管束压力，理由是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对股东负责。最后，欧洲公司企业的筹资渠道将逐渐发生转变。在投资者将更容易地获得范围更广泛的股票的同时，上市公司将有更多的机会利用各种公共基金。欧洲企业将从过去倚重银行贷款的筹资方法向发行股票等有价证券的融资方法转变。所有这些转变，一方面固然会增加企业的经营风险，但另一方面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灵活性、适应能力和创新精神，欧洲企业迫切需要这种生气和活力。当然，考虑到欧洲社会关系的盘根错节，这种变化只能是渐进的。
总之，欧洲正在通过改革摸索建立一种既非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又非旧欧洲模式的资本主义。其结果如何，还需时日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