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晤士报》对中日战争态度的转变——九#183;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相关报道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事变论文,泰晤士报论文,相关报道论文,一八论文,态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492（2007）08-0174-03
随着20世纪国际社会的进一步扩展，大众传媒也在向着更高层次迈进。报纸进一步普及，广播、电视等新型传播媒介相继出现，其介入国际关系领域的积极性和影响力都在不断增强，可以说大众传播已经成为现代国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媒体作为一个政治因素，从来就没有被排除过。总体而言，无论是理想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都承认，媒体在国际关系和外交决策上所扮演的角色是无可替代的。[1]（P71）因此，对大众传媒在重大国际事件中的报道活动和所起作用的关注便愈发显得必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以武力粉碎华盛顿体系、打破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均势的重大事件，它在不足五个月的时间内即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从而开启了武装侵略中国的战端。七七事变则是日本在华北行动的进一步扩张，也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开始的标志。远东国际形势的急转直下吸引了世界各国媒体的注意。
关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在两次事变中的表现，国内学术界已有一些相关论著出现，但在涉及西方媒体的论述中，普遍缺乏第一手报刊资料，而国外学术界则将目光聚焦于媒体对德报道上，鲜有涉及西方媒体远东报道问题的研究，本文拟在此方面做一尝试。英国是在华拥有重大利益的西方列强之一，对当时的国际事务拥有广泛影响力。而作为一家重要的英国媒体，这一时期的《泰晤士报》对远东局势的变化也给予了极大关注。本文将在全面整理《泰晤士报》相关报道和评论的基础上，运用构架分析方法，① 对该报在两次事变中的报道进行比较，以期通过这种分析管窥西方媒体在中日战争逐渐升级时的态度转变。
一、报道概况及主题设置
《泰晤士报》对九·一八事变的反应极为迅速。日军开始发动军事行动是在9月18日晚10时20分，而在9月19日的《泰晤士报》上便可以看到有关中日冲突的消息了。在随后整个事变期间，《泰晤士报》国际版几乎每天都辟出至少一栏进行专门报道。日军在中国东北进行大规模军事占领的五个月里，《泰晤士报》的报道总量为147篇，其中消息、通讯132篇，社论15篇。由于该报星期日和圣诞节不出报，亦即一位《泰晤士报》的固定读者在一周六天的阅报日中，平均每天至少可以看到一篇有关九·一八事变的新闻报道。
《泰晤士报》在九·一八事变期间设置的议题是多样的，其中最重要的首推中日军队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冲突，这是报纸长期关注的焦点，对此议题的报道数量接近全部报道量的1/3。
紧随其后的一大主题是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该报记者在这五个月中始终将中国民众——尤其是学生的游行、请愿、示威活动当作极具新闻价值的素材予以渲染。作为英国的主流媒体，国联以及英美相关人士的活动情况也常常出现在报道中。此外，中日两国在国联的外交战、日本和中国统治者在满洲的作为以及外国人在华权利、满洲当地居民的反应、天津事变等也都成为此报报道中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在对待七七事变上，该报秉承了其及时充分的特点，事变爆发后仅隔一天便开始连续辟出专栏登载有关军事冲突的新闻。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9日至日军最终进占平津两市的7月末，《泰晤士报》的报道篇数为21篇，其中消息、通讯19篇，社论2篇，已达到了平均一天一报的频率。
在七七事变的近一个月中，报纸的主题设置相比九·一八事变而言较为单一，记者几乎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对双方战事的报道中，对当时平津地区领导人宋哲远也有少量提及，而基本没有涉及中国民众、国际联盟以及平津当地居民的反应等内容，惟一增多的关注点是英国政府在事变期间的外交活动。从新闻标题多使用诸如“战斗”、“冲突”、“战争”、“交火”等词汇即可看出，《泰晤士报》对这场战争的实质已经有了更为清晰的把握。
二、基调和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期间，《泰晤士报》在描述中日军事冲突时，确认日军对沈阳的袭击是一次有准备的军事行动，对日军屡次违反承诺的行为，该报态度较为强硬，但并不认为其行动具有侵略性，而且指出中国军队的挑衅行为也是导致日本采取行动的一大因素。而中国普通民众——尤其是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以及在全社会范围内掀起的排斥日货、敌视日人的浪潮，在《泰晤士报》看来，完全是一群无秩序的民众所进行的野蛮举动，中国孕育着危险的排外情绪，并且同情日本人在中国的处境和遭遇。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际联盟还扮演着至少在形式上令人瞩目的角色，《泰晤士报》支持国联所做的有关远东危机的多项决议，希望国联做出更为果断的举措，并对美国参与国联讨论持积极赞成态度，对日本政府在国联的所作所为表示出些许困惑。
此外，报纸在对中国和日本在满洲统治情况进行描述时认为，引起满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张学良一方，“他的政府造成货币贬值，并榨干了百姓的血汗，使得这片对于土地经营者来说本应是充满希望的沃土反而变成了束缚奴隶的土地，从中得益的只是那些军事冒险者”。[2] 报纸随即指出，日本在从俄国人那里夺得东北特权后，当中国一直“挣扎在内战之中”时，由它控制和保护的南满、安奉铁路以及辽东半岛的财富却一直在增长。[3] 对这样的建设成就，英国人感到非常“钦佩”。
而对七七事变的报道则在基调上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事发突然，而且日本政府在影响舆论方面具有强大能力，报纸在事变初期的判断是中国军队错误的把日军的演习当成了真正的军事进攻。[4] 但在1937年7月10日的国际新闻版上，关于这场冲突的报道已经占据了头栏的位置，显示出报纸对事态的关注程度已骤然加强，并指出日军不断在中国军队面前进行军事演习是导致摩擦的原因所在。[5] 在报道中记者对日本不断向华北增兵感到不满，并且明确指出日军在华北的兵力已经超员。[6] 当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卢沟桥时，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记者在这里用了诸如“勇猛”这样的正面词汇予以形容。
七七事变后期的军事报道与前期相比在态度上的转换更趋显著。7月27日日军即将发动全面进攻夺取平津两市时，《泰晤士报》以略带警告的口吻说：“中国通常是不希望战争的，当前形势发展的结果取决于日方是否执意要挑起事端。”并认为日本很难通过这种极端行为获得益处。[7] 7月29日刊登的一篇总结性文章中，记者将此次事变定位为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军事形势已经超出常规，日本在中国一个省（河北——引者注）就驻扎了装备精良的七千部队，这已经清楚的表明日本怀有经济和领土野心。[8]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报纸极为关注中国履行与帝国主义国家所签条约的问题，而在七七事变期间则只在个别几处提到，远不及九·一八事变时频繁，而且在语调上也不再一味对中国施压。如中国军队开始向河北地区增援时引来了日本的无端指责，日方认为这破坏了1934年的《塘沽协定》。《泰晤士报》对此做出的判断是当前华北的危局始自日本的军事行动，中国只是做出了进行自我防卫的必要措施。[9] 同时，在多篇报道中强调了中国的统一和主权完整，而这在九·一八事变时是不被英国人承认的。
这种态度转变还体现在对中国民众抗议活动的处理上。九·一八时期的新闻报道对民众反应一概持负面评价，而且连篇累牍的展现中国的“暴民”形象。七七事变发生时，虽然在全国范围内依然有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但《泰晤士报》记者基本只是在报道中略有提及，而不添加任何渲染，这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报纸对抗议活动的正当性已经基本认可。
作为中国地方实力派领导人的宋哲元也比当年张学良在《泰晤士报》的个人形象要正面得多。该报对宋哲元在河北的统治极为肯定，认为在近两年时间里，他抵挡了日本的经济渗透，并尽其所能保卫了中国领土，使得日本在此期间收获寥寥。尽管他作为个体有可能被日本排挤掉，但他保持了其军队不变的忠诚。这种局面对日本而言将是困难的。[8]
三、新闻来源
新闻来源是考察一条新闻是否具备可信度的重要依据之一，在新闻信息的流动过程中，媒介的信息源早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新闻的真实性和可读性。
九·一八事变期间，《泰晤士报》对远东问题报道的新闻来源存在偏向日本一方的不平衡现象。
日军侵略行动主要发生在中国东北地区，而对这类军事活动的绝大多数报道却发自东京，驻中国的记者在这段时间内发稿量比较小。除了9月19日、10月29日以及11月21日的报道是发自沈阳之外，该报在其他报道中没有出现直接发自东北的消息，并极少有来自中国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的消息。在版面安排上也多将东京、巴黎、日内瓦的消息置于新闻栏的上半部。因此，无论从报道量上，还是从发表的版面、位置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该报在相当长时间里倚重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声明等，而中国政府主要领导人的谈话则较少见诸报端。
到七七事变时，《泰晤士报》在新闻源的选取上更具主动性，在中日之间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由于华北历来是西方媒体在华的主要派驻地点，北平、天津等地都有报社自己的工作人员，因此在获取信息方面更为便利，体现在具体的报道中便是发自北平和东京的消息平分秋色，而且在事变后期来自南京和上海的消息数量明显上升。在版式安排上，北平的消息不再只是从属的位置，而是逐渐受到编辑充分的重视。另外，在军事冲突期间，该报很少再全文刊登日本政府和军方混淆视听的各种声明，并增加了中国政府领导人的声音。需要指出的，虽然报纸本身或多或少已体现出了对事变的倾向性，但在选择消息时还是尽量呈现给读者多样化的面貌，因此许多相互矛盾的消息得以频频见诸报端。该报驻东京记者发回的报道便经常与发自中国的消息相左，其中不少是被后来的事实证明完全错误的新闻。这种在新闻选取程序上的客观报道手法虽然难以避免出现内容的失实和错误，但其值得肯定的一点在于使读者有了更多进行自我判断的机会。
四、社论
社论是一家报纸正式的声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报纸对新闻事件的认识与态度，同时也是对受众施以直接影响的重要手段。社论以非常深远的方式，界定了报纸的同一性，这样，持有不同观点的这些记者和他们各种各样的技术就有了一种重大的内聚力。[10]（P78）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社论与新闻报道的口吻基本一致，甚至更为坦白。它将日本的军事行动看作是对中国军民的一种报复，认为张学良下令不抵抗是非常明智的，他的军队尽管人数占优，但战斗力极差，不足以与日军交战。[11] 虽然指出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一次冒险，事实上已经违反了《凯洛格公约》和《国联盟约》，但中国民众“普遍的愤怒情绪在迅速酝酿”，随时有可能导致情况的进一步恶化，对中国常驻国联代表提出向远东派遣军事调查委员会的方案持反对态度。[12] 在日军规模越来越大的军事行动面前，评论由最初对日军行动的危险性不置可否转而开始对这种态势表现出忧虑之情，矛头不仅指向日本军方，而且也指向了日本政府，但语气非常柔弱。该报一再指出，日本这样的行为是不必要的，它完全没有理由因此而失去国际社会的同情。[13] 在几乎全部社论中，作者即便是对日本的军事行动有所不满，但也是在一种相对平等甚或尊敬的语境中进行的，而当话题转至中国一方时，情况则完全不同。
《泰晤士报》自始至终认为当时的中国国内秩序过于混乱，无法形成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行使职权，对与外国签订的各项条约也无法完全履行，因此总体上对中国充满了不信任感。该报强调，在中国出现一个“有效率并具有责任感的政府”是抵御日本的最好方法，并且认为近来发生在中国与其他列强之间的所有争论，都在于中国外交的变幻无常，以及中国行政部门的愈发软弱。《泰晤士报》甚至认为满洲当地政府如果脱离南京政府的话，与日本的冲突或许已经可以避免了。[14] 这样的论调直接将中国放到了极为被动的位置上。
《泰晤士报》对七七事变的评论则更为全面成熟，不再怀疑日本侵略扩张的野心，因而在舆论上形成了对日本的强大压力。
在事发初期，该报仍然以和平为主要基调，在论述中为日本的军事活动进行了辩护。社论将事变起因归结为低级军官和士兵的鲁莽，指出日本向华南港口派出军舰是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的正常措施。与此同时，报纸也告诫日本应避免采取大规模侵略行动。关于中日之间爆发战争，评论员写道：“日军通常可以取胜，但永远无法征服。在华北的胜利果实仅仅意味着繁重的财政和兵役负担”。而且，这样的占领行为也不会提升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它只会使其陷入大规模经济抵制活动的旋涡中。[15]
7月22日，《泰晤士报》针对首相艾登在下院宣布推迟同日本的贸易谈判发表评论文章，这一次的标题明确使用了“武力威胁”。文章不主张对日制裁，仍将此次军事侵略行动进行淡化处理，但作者对蒋介石的庐山讲话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这是一个“坚决”而“合理”的表态，体现出了作为国家领导人维护疆域内领土完整的决心。该报依然主张和平的妥协是解决的首选良策，并再次警告日本不要采取将给其自身带来不利局面的战争行为。社论作者指出这一事件已经使世界陷于难堪境地，就连纳粹的媒体都对此事件保持客观立场，英国虽然同情日本面临的问题，但难以与日本这种视战争如儿戏的态度相苟同。[16]
《泰晤士报》在七七事变期间的社论已经逐渐将日本置于一个顽固挑起事端而执迷不悟的位置上，从经济、政治、战略等多方面对其行径进行了否定性分析，其所营造的舆论环境客观上对中国产生了较为有利的影响。
五、结语
从新闻业务层面上看，无论在九·一八事变期间还是在七七事变期间，《泰晤士报》的报道都丰富及时，并且风格严肃，充分显现出一个高质量报纸所具有的采编新闻的良好素质。
在九·一八事变期间的报道中，《泰晤士报》始终把中日冲突视作双方的条约利益之争，强调日本的权利而对中国的处境漠然视之，对日本的侵略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较少看到这一行为将产生的危险后果，显然，该报在这一时期还无法完全理解中日矛盾的深层原因。从维护本国利益的角度说，《泰晤士报》当时还没有注意到对英国在华地位构成主要威胁的已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日本的帝国主义倾向。
经过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多次的冲突事件，到七七事变时，报纸对远东国际格局的变化已有了相对清晰的把握，也强烈感受到了日本对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因此《泰晤士报》的态度由扶日抑华转变为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日益嫌恶，对日本不断进行的军事活动施加了较大的舆论压力。作为西方主流媒体的重要代表，我们从其在两次事件中的不同表现也可看到，此时的西方媒体关于抗日战争报道的语境已经逐渐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换。
通过对两次事件相关报道的比较，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中国国家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已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这主要取决于国际局势的深刻变化，同时，中国国家实力的稳步提高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注释：
①新闻报道而言，理解构架有助于揭示新闻报道中包含的加以强调的元素。新闻构架帮助记者按照现行论调来撰写报道，同时塑造读者对事实的理解。对媒体来说，新闻构架通常设置一种主导的或首选的阅读，虽然读者也可以从相反的角度来理解。媒体通过突出某一方面、削弱其他方面来构架新闻，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导向被突出的部分。另有学者指出，媒体构架是认识、阐释、陈述的一种持久稳固的方式，也是挑选、强调和剔除的依据，通过构架，符号操作者只需例行公事式的组织符号，无论是语言的还是视觉的。构架分析法较之内容分析法而言可以更充分的展示语言和视觉讯息的微妙和细微差别（参见李希光等：《媒体的力量》，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第133—134页）。因此笔者拟运用这一方法对《泰晤士报》报道进行考察分析，分析主要包括以下要素：报道主题、关键词与基调、新闻源以及社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