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现代化与数量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化与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经济学的现代化是实施科教兴国的重要方面，而数量化则是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我国的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应当各取所长，互相融合，共奏创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交响乐。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呼唤经济学的现代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个彼此对立的传统概念结合起来，无论对社会主义经济学还是资本主义经济学，都是一个历史性的飞跃。这不仅使社会主义进一步科学化，也是现代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必将成为经济学说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17年来的事实表明，根据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不仅在理论上是正确的，在实践上也是可行的。摆在我国经济学界面前的历史性任务是，及早建设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
首先，这是坚持改革的需要。回顾我国改革历程，从公有至上到产权多元，从计划取向到市场取向，从联产承包到乡镇企业，从股份公司到证券市场，每前进一步都要遇到激烈争论。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革命中，不发生任何不同意见的争论，反而是不正常的。问题在于，如果我们只是通过决议、文件、指示作结论，而拿不出令人信服的完整理论，则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出现反复甚至误入歧途。政策上的不稳定，往往反映理论上的不成熟。改革实践表明，如果我们不从理论上真正弄清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管理体制的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就容易将经济体制的改革局限于管理体制这一上层建筑领域，不去涉及经济基础，或者把矛头指向经济制度，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同志在1979—1992年的10次重要谈话中，反复论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思想，并通过党的十四大成为全党的决议，才彻底松开12亿人的手脚，迎来改革开放的新局面。罗斯福的“新政”，也是通过凯恩斯上升为《通论》以后，才成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论和政策。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是巩固和深化改革的需要。
其次，这是理论教育的需要。党中央的决议并不等于全党乃至全民的共识，严重的问题在教育。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下的人们，一见到纷纭繁杂的市场，往往眼花缭乱，莫衷一是。有些人则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往往在“中国特色”的口号下，以“市场”之名行“行政”之实。还有些人误以为市场经济就可以为所欲为，混水摸鱼，以致胡作非为，干出许多荒唐事。这里既有思想问题，政治问题，也有认识问题。认识问题只能通过理论教育加以解决。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已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50条，但重点在说明“是什么”，至于“为什么”，则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来回答。因此，迫切需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概念、原理、方法和政策，拿出一本系统的教材来。
第三，这是对外开放的需要。举世瞩目的中国经济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从亚非拉到欧美日纷纷前来考察。他们弄不明白：社会主义怎么能与市场经济结合？中国为什么与俄罗斯不同，能够在经济转轨的同时保持高速增长？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否只是有特色的资本主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也必须用市场经济的通用语言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在世界著名的报刊上，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文章不少，但由国内学者写的不多，著作就更少，我们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建设，向世界宣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说，中国社会主义具有特殊性，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具有普遍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应促进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推动更多的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也是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
二、数量化是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任何事务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与量的统一体，没有无量的质，更没有无质的量。距今300年前，配第的《政治算术》和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开辟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数量化的时代。经济学从定性到定量的发展，是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特别是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发表以来，西方经济学日益运用数学作为分析工具，二战以后更是“计量经济学”时代：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文，绝大部分都有经济数学模型；发达国家的经济决策研究，几乎都以经济数学模型为工具，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四分之三以上都是数量经济学家。马克思在谈到配第时说：“他不是把一连串比较级和最高级词汇同空论拼凑在一起，而是立志用terms of number weight or—measure（数字、重量或尺度）来说话，只利用从感观的经验中得出的论据，只研究as—have visible foundations in nature（在自然界中具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①]马克思在晚年还认真学习高等数学，写出《数学手稿》，并认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了数学以后，才算达到完善的地步”。
将数学用于经济学，不只是用数学语言翻译经济学，而是用数量方法研究经济学。也不象原苏联《经济数学方法》那样，局限于经济学所用的数学方法，而是将经济学、数学、统计学和计算机结合起来，研究经济的数量表现、数量关系、数量变化及其规律性，为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用数量方法研究经济学，可以深入揭示仅靠定性分析难以表达的现代经济错综复杂的关系及其趋势。正如没有数学、经典力学就不可能发展为量子力学一样，没有边际分析法，就没有一般均衡理论，也就难以说明为什么通过市场竞争可以优化资源配置；没有边际分析法，就没有凯恩斯理论，也就难以说明为什么国家干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用数量方法研究经济学，不仅可以提出经济政策的性质和方向，而且可以确定经济政策的力度和边界，预测经济政策的直接和间接效果。例如，产业比例，经济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货币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失业率，工资率，基尼系数，税率，利率，汇率，开放度，外债率等国民经济重大参数的临界值，在不同条件下不会是一个常数，甚至不是固定区间，而是一个多元函数，不用数量方法很难确定。1990年初，国民经济严重滑坡，投入产出模型的研究表明，若按当年既定的投资规模，GNP将是零增长，若增加固定资产投资400亿元，GNP可增长5%。国务院采纳这一建议，立即增加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使当年的GNP增长4.1%。1994年，我国全面出台各项宏观经济体制改革，这些重大举措的直接影响、间接影响及其相互影响，本来有比较成熟的定量分析方法，由于没有认真进行预测，导致物价指数超过原定计划一倍以上，成为国民经济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早就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百分比，不懂得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②]
将数学用于经济学，决不是用数学代替经济学，这正如数学大量用于物理学，但毕竟不能代替物理学一样。归根到底，数量经济学属于经济学，而不是数学。数量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体，数量为用，经济学是主人，数量是仆人，数量分析必须服务并服从于经济分析，而不能本末倒置。数量经济学者、特别是半路出家的数量经济学者，往往容易以数学代替知识，以计算代替理解，把研究的范围局限于数学上能够解决的问题，而且为了数学上的方便，常常采用不适当的假设，以致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原则。如果说，“没有计量的理论”是不成熟的，那么，“没有理论的计量”只能流于数学游戏。
以经济模型为主要标志的数量经济学，素有“社会实验室”之称，它可以用很低的成本提供大量可贵的信息，大大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预见性。但是，由于经济是人造的社会系统，不是真空里的经济，因而难以像自然科学那样进行重复试验。由于经济模型都建立在一定假设之上，简化某些次要因素，包括并非不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因而往往与实际有一定的距离。所以，经济模型既有其优越性，又有其局限性。只有搞了经济模型，才懂得经济模型的局限性，也只有懂得经济模型的局限性，才能正确地运用经济模型。模型研究的成果，必须经过有关部门根据全局加以决断，才能成为决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模型充其量只能当参谋长，不能当司令员。
三、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都是经济学现代化的方
面军
建设现代化、科学化、国际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要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邓小平同志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等经济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界的共同研究，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持续努力。
政治经济学者责无旁贷地应当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主力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的基本原理，如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再生产理论等，必须加以坚持。熊彼特认为，斯密的《国富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凯恩斯的《通论》，是经济学史上划时代的三部巨著，西方至今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和教授，并在高等学校开设《资本论》课程。国内有些学校反而取消了《政治经济学》这门必修课，以致有些学生大学毕业却不知劳动价值论为何，这是不正常的。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原封不动地沿用原有的《政治经济学》是不合适的（原有教材的内容也不全是马克思的本意）。应当认真研究一下：哪些内容必须保留，哪些内容需要修改，哪些内容需要发展？坚持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坚持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写的每一个字，而是用马克思当时分析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今天的市场经济。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③]在不同条件下，同一方法研究同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结论。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就在对社会主义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提出新观点。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发展马克思主义，才能坚持马克思主义。
西方经济学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为资本主义辩护，而且历来如此。另一方面，经过几百年的不断发展，也确实总结了某些市场经济的规律。当初，马克思正是在伦敦图书馆读了1400本西方经济学著作，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才写成了《资本论》。今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同样需要汲取西方经济学中一切有益的内容。邓小平同志指出：作为资源配置的方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基本上相似[④]，因此，西方经济学中有关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原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可以借鉴。事实上，50条中就大量借鉴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概念、原理和政策。国内有些学者亟力寻找西方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差异，并以阶级分析的方法加以评论，这是必要的，但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能够找到两者的某些联系，可以互相结合。例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体利益为目标才有可能进行市场竞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但作为市场主体的消费者、生产者（包括国家、集体、个体、私营、外资企业），同样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也可以展开市场竞争。[⑤]又如，通常认为，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是根本对立的，实际上，劳动价值论是以完全竞争条件下的供求一致为前提，首先从供给的角度研究产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继而从需求的角度研究产品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供求均衡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才构成产品价格的价值基础。而均衡价格是由供求决定的，供给取决于产品的边际成本——与产品生产有关，需求取决于产品的边际效用——与产品使用有关，两者都离不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重涵义。可见，均衡价格论与劳动价值论并不矛盾。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价值规律——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只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时期；到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费用+平均利润）；而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价格只由购买者的购买欲望和支付能力决定，而与一般生产价格或产品价值决定的价格无关。[⑥]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不必要、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价值决定价格。
如前所述，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相结合，以数量方法进行经济分析、预测和决策研究的交叉学科，如右图所示。80年代以来，数量经济学在我国迅速发展，成为经济决策的重要依据和经济管理专业的重要课程。目前，全国已经设置12个硕士点和2个博士点，有300多所高等院校开出经济数学、数理经济学、管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经济预测学、经济决策学、经济控制论等10多门数量经济学课程，并成为高等院校发展最快、最受欢迎的一类课程，历届毕业生供不应求（部分学校曾经试办数量经济学本科专业、1992年调整专业目录时，为了拓宽专业面，便于彼此融合，将数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都作一个方向列入经济学专业）。数量经济学具有许多优点：表述比较精练和精确；可以处理任意多个变量、随机变量乃至非线性关系；可以运用现代数学和计算机的最新发展研究经济问题；等等。但是，由于高等数学还不是多数人的通用语言，也造成普及和交流上的困难。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将通过数量方法研究经济的成果，纳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而数量方法本身则由人专门研究。例如，边际、均衡、乘数这些重要原理，都是运用微积分研究经济学的成果，今天都以初等数学的表达方式列入普及教材。艾奇沃思曾将数学喻为建造经济学大厦的脚手架，没有脚手架盖不起大厦，但大厦一旦落成，就应当把它拆掉。
图 以网纹表示的数量经济学是经济学与数学、统计学、计算机技术的交叉学科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框架可否作这样的设想：制度分析以政治经济学为主，机制分析以借鉴西方经济学为主，数量经济学则以数量方法深化经济分析，并将其变为可操作的预测和决策科学。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应当是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的交响乐，三者都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重要方面军。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4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19页。
④参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⑤参见王维澄，李连仲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教程》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73，10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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