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藏区农户经济行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云南论文,农户论文,藏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通过对云南藏区农户生产及技术选择行为的实证分析与描述，认为农户已在外部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作了最佳选择；少而全的生产安排是与特定的生产技术相联系的；因此，要突破少而全的生产安排，实现由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换，就必须首先改变限制农户选择的技术体系。但是，已有的生产、供销及技术服务彼此分离的农户十服务部门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并不能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换。一种可行的办法是将服务部门合并，并划拨给生产基地，建立以市场为导向，技术开发为先导，资源优势为依托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载体——农业开发公司，形成以技术开发来拓展对农户的技术及购销服务，以服务扩展及公司收益的增长来进一步强化技术开发的公司十农户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
云南藏区农村由于生产技术落后，商品生产不发达，经济结构特殊，当人们以某种先验的标准来检验微观经济主体（农户）的经济行为时，农户经济行为往往表现出对商品生产者行为准则的偏离。而藏区全民信教的文化传统及经济生活中自给自足的历史与现实，极易使人们在云南藏区农户的经济行为，与农户缺乏商品观念的判断之间建立起种种逻辑联系，得出云南藏区农户经济行为悖离商品生产者行为准则的判断。对农户经济行为的不同判断，必然会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本文认为，既使在生产技术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云南藏区，农户经济行为仍然遵从收益最大化原则。
一、畜牧业生产中非理性行为的表象与理性行为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云南藏区畜牧业生产中出现了存栏数增长高于出栏数增长的状况，进而导致了草畜矛盾的尖锐化和畜牧业经济效益的下降。1985——1990年，迪庆州牛存栏数由190273头增长为208426头；同期牛出栏数由4611头下降为4596头，奶产量由12678 吨下降为11890吨。〔1〕有人认为，云南藏区畜牧业生产中存栏数增长高于出栏数增长，及畜牧业效益下降的问题，根源于藏族历史文化中“惜杀”“惜售”的观念积淀，以及长期形成的以牲畜多少来象征家庭富裕的观念。在这些观念的影响下，农户便只顾养畜，不求效益地来安排畜牧业生产，这种生产行为显然是非理性的。诚然，迄今藏民仍深信杀生是有罪的，一些宗教职业者和虔诚的教民，甚至忌讳食鲜肉。但在藏传佛教中又有帮助人们洗却罪孽，求得解脱的种种仪轨设计，人们可以通过自我修持和一定的宗教议式得到解脱。自古至今藏族的经济活动与畜牧业息息相关，在食品结构中，肉食又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因而杀生是不可避免的。今天，在云南藏区每年每户都要宰杀3—5头（只）大小牲畜。试图将“惜杀”观念与畜牧业生产中存栏数的高增长与出栏率低并存的状况联系起来，是难以成立的。至于“惜杀”观念，我们认为只是对畜产品商品率低，以及高存栏率与低出栏率并存的畜牧业经营方式的现象描述。在藏族禁忌文化中，并没有禁止牲畜交易的文化设计。解放前，在云南藏区不仅民众从事、参与牲畜交易活动，也有僧人从事参与交易活动。以牲畜多少来象征家庭富有的观念，则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
那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以来，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畜牧业生产中存栏的高增长与出栏低并存的状况呢？我们认为畜牧业生产中存栏数的高增长，与出栏数的低增长并存的现象是农户在特定的体制环境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在藏区，畜牧业既可提供肉类产品，又可提供奶类产品。在畜牧业生产活动中，不同的产品选择，有不同的生产安排、投入产出方式和收益衡量标准。在以生产肉类为主的畜牧业生产安排中，产出与收益与出栏率成正相关；而在以产奶为指向的畜牧业生产选择中，畜牧业的产出与收益和母畜存栏数成正相关；生产什么又取决于价格制度。在云南藏区一头能繁殖母牛以年产15千克酥油汁，年产值即为450元，剔除饲料、饲草成本后，其年净产值也在300元以上。若幼畜期以4年计，饲料饲草消耗按标准黄牛单位折合为两年， 产奶期以五年计，则一头能繁殖母畜在生产周期内的年平均净产值为166元； 而一头菜牛的价格为500元左右，四年成畜， 幼畜期饲料草成本（折合为标准畜成本）以两年计，其年净产值也仅为100元左右。 菜牛与能繁殖母畜的价格也有差异，产奶黄牛价格通常在800元左右， 能繁殖的母牦牛的价格通常逾千元。显然，在上述畜产品比价关系下，农户选择以奶产品为指向的畜牧业生产方式更为合算。因而牲畜头只的增长意味着农户畜牧业生产能力与规模的扩张，牲畜头只的多少也就成了衡量农户富裕程度的重要标志。试图人为地提高出栏率只不过是违背藏区畜牧业经济特点及规律的一厢情愿。但是牲畜头只的增长以及畜牧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必须以草场生态效益为基础。目前由于牲畜头只的急剧增长，所带来的草畜矛盾及人畜争粮等畜牧业经济效益下降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农户的短见行为或某种文化因素使然了。我们认为上述问题根源于畜牧业生产中责任制形式的不完备。在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中，由于草场难以细分到户，云南藏区畜牧业生产中实行了牲畜私有私养，草场公有，免费使用的体制安排。在这一体制环境中，农户饲养的牲畜越多，意味着农户从草场“大锅饭”中得到了更多的利益。任何一个农户独自减少牲畜头只不仅不会改善农户畜牲业的经济效益，反而会使其利益受损。因而，不顾畜牧业总体经济效益的多养多牧恰恰是农户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行为。西藏浪卡子县1985年以来，通过实行以草定畜，控制总量，分解到户的畜牧业生产管理办法，有效地遏制了草畜矛盾，使畜牧业生产步入了持续、协调发展轨道的经验，足以为证〔2〕，因此， 我们认为当前云南藏区畜牧业生产中存栏数高增长与出栏率低并存的状况，及其所带来的问题，是畜牧业生产体制不健全所致。
二、农户技术选择中的理性行为
在迪庆州的高寒坝区，耕地连片集中，便于机耕；加之人少地多，农户的土地经营规模都在30亩左右，翻土耕播一直是坝区农事活动中最繁重的农活。农户又普遍拥有小型拖拉机购置配套犁具后，又大幅度提高耕作环节的劳动生产率，其效益为牛耕的4至5倍。即使与农户自制的犁具配套使用，其效率也为牛耕的一倍以上。但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坝区农户很少使用机耕方式，二牛抬扛广为盛行。全州农业机构总动力由1978年的19734马力，增长为1988年的95904马力，增长1.41倍；同期，机耕面积却由67076亩下降为16305亩，仅为1978年的24.31%。〔3〕耕作技术呈逆向变化。显然，农户在耕作环节， 采用牛耕方式，在技术上是缺乏效率。但是，从资源配置（或分配）的角度看，藏区农户在耕作环节选择牛耕方式却是有效的，农户对不同操作方式的取舍充分体现了收益最大化原则。首先，在高寒坝区，役畜、手扶拖拉机除可用于耕作外，手扶拖拉机多用于工副业运输，役畜在伐木季节多用于林区拖运原木。选择机耕，虽然可以节约工时，提高耕作效率，但通常要放弃从事工副业运输的机会，减少农户的现金收入，加之高寒坝区一年一季的农作方式中，耕播环节农时充裕，从而也降低了机耕所带来的工时节约的经济价值；而这一季节役畜又通常处于闲置状态，使役畜耕地并不导致农户收益的减少。其次，选择牛耕可以使农户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机耕操作与牛耕操作对劳动力素质也有不同的要求。在高寒坝区手扶拖拉机手多为40岁以下的强劳力，而牛耕操作通常可以由弱劳力来完成耕作工序，实行机械耕作就意味着农户强劳力的被占用，和弱劳力、半劳力的赋闲。由于机耕所带来的收益机会的限制，及劳动力资源的赋闲，往往使农户倾向于对低效的牛耕技术的选择。
但在收割环节，农户却无一例外地将手扶拖拉机投入收运。究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近年来村社普遍统一了秋收秋牧期限，要求农户在规定的期限内抢收入场，否则一旦秋牧开始，未入场的庄稼就会受到损失。虽使用拖拉机收运，同样需要放弃从事工副业的机会，但拖拉机收运可以避免因庄稼未及时入场所带来的损失。显然，在收运环节机械作业所带的来收益远不只是工时的节约，它还包括及时抢收入场所带来的间接收益。其二，在收割环节，工序繁多分散，劳动力可容性大，拖拉机收运与役畜收运可并用，手扶拖拉机投入使用并不导致劳动力及役畜的赋闲。因而在收割季节农户更倾向于对高效生产器具的选择。
由于在不同生产环节中，资源配置的条件不同，技术选择的环境不同，因而农户的技术选择行为也有差异，但不同的选择所共同遵循的原则仍然是收益最大化。在耕作环节，农户放弃机械操作方式，是为了避免因选择机械耕所带来的工副业收入减少及时役畜操作的替代而导致的资源闲置。在收割季节农户倾向于机械操作的加入，是由于机械操作的加入并不导致资源的闲置与替代，同时机械操作的加入还可以减少非机构操作所引起的相对较高的机会成本，从而确保农户收益的最大化。
三、“少而全”的生产安排与理性行为
云南藏区属半农半牧区。在高寒坝区，农户既从事种植业生产，又从事畜牧业生产。在种植业中，农户通常无一例外地种植着青稞、洋芋、蔓茎等三种或三种以上的作物；在畜牧业生产中，通常牧养着奶牛、役畜、生猪等不同的畜类。形成了高原藏区农户经济“少而全”的生产特点。在少而全的生产结构中，只有当各项农产品的生产都能在等量的要素投入下获得等量收益时，其生产安排才是有效的。在农产品的生产中，由于农户之间以及区域之间农业生产条件的差异，不同的农户，不同的区域，在等量要素投入下会有不同的收益。在高寒坝区，低温刺激极利于洋芋的生产，在单位土地上等量的要素投入下，洋芋的收益通常要高出青稞50%左右，但是在中甸藏区低产、低收益的青稞一直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70%左右，而高产、高收益的农作物仅占农作物播种面积的20%左右。如果停留于对高寒坝区农作物投入——产出的表象分析，那么藏区农户少而全的生产安排可能是不经济的。因为农户放弃少而全的生产安排，选择高产高收益的农作物，实行单一经营，就可以使农户在等量的要素投入下，获得更大的收益。
但进一步分析却表明，藏区农户少而全的生产安排是有效的。在云南藏区，农业部门内部普遍存在着能量交换与循环关系，并维系和支撑着农业部门的产出水平。云南藏区农业生产活动中的能量循环关系可简要概括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为农户向农业部门提供劳动力，获取农畜产品的过程中形成的能量交换与循环关系。第二层次为种植业与畜牧业之间的能量交换与循环。即种植业向畜牧业提供饲料、饲草，畜牧业向种植业提供畜力、有机肥的能量循环。第三层次为种植业、畜牧业内部不同的农作或畜种之间的能量循环及依存关系。如：种值业内部通过轮作来保养恢复地力，提高单产，在不同的农作物之间形成的能量循环和依存关系。又如：畜牧业生产中以奶类副产品来催育生猪，以猪油喂畜来改善牲畜膘情的能量循环。（详见下图）。因而，云南藏区农户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实行单一经营，或者将面临着由于失去在少而全的生产安排中，第二、第三层次的能量循环所带来的产出水平，而导致单位产出水平的下降。甚至有可能因为农业生态系统失衡，使农户面临着一个递减的生产函数。或者将面临着为维系在少而全的生产安排中，各项生产活动之间能量互补与循环所带来的收益，额外支付一笔可观的交易成本，从而降低单一经营所带来的收益。
云南藏区农业生产活动中能量交换及依存关系图
四、云南藏区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转换的途径新探
迄今为止，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换，始终是云南藏区农村发展与改革的基本命题。我们对云南藏区农户经济行为有效性所作的实证描述与分析，并不意味着云南藏区农户少而全的生产安排，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运行方式的不可改变。它暗含着以下政策逻辑：既然微观经济主体已在外部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作了最佳选择，那么，当农户行为不符合政府或社会目标时，要真正改变农户的行为，就必须从改变限制农户选择范围的外部条件入手。
在云南藏区，少而全的生产安排是与特定的生产技术体系相联系的，要打破农户少而全的生产安排，实现由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换，就必须首先改变落后的生产技术体系，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资源利用方式。但是，目前由农户、技术服务部门、供销服务部门组成，经济职能相互分离的组织结构，并不能有效地推动云南藏区农业的技术进步。农户由于生产规模小，市场参与度低，要依靠农户自发、分散的经验技术积累来突破少而全的生产结构和自给自足的经济运行方式，将是一个慢变的过程。供销部门并不直接从事、参与农业生产及技术开发活动，其业务限于返销日用工业品，收购土特产品，缺乏对农产品市场信息、农业资源和技术信息的综合处理能力，市场信息难以对农业资源及技术开发产生有效的需求刺激，从而限制了农业资源及技术开发的广度和深度。资源及技术开发的滞后，又反过来限制了供销部门的业务扩展。技术服务部门也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市场信息、资源信息依赖供销部门、农户和其他媒介的中转传递，限制了技术服务部门获取农产品市场及农业资源信息的数量与时效，从而弱化了市场对技术开发的导向作用；另一方面，技术服务部门并非独立的经济实体，技术开发的动力主要来自政府给予的压力，技术开发中的内在激励不足，限制了农业技术开发潜力的充分发挥。因此，要加快云南藏区农业技术进步，促进自给农业向商品农业的转化，关键在于建立起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科技开发为先导，自然资源为依托，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组织载体，并通过它的示范及纽带作用来推动商品农业的发展。我们认为，将已有的技术服务部门从政府职能中分离出来，在不同的土地类型区域划拨给一定的生产基地，将彼此分离的经济职能——生产、供销、技术开发——结合起来，组建农业开发公司，变农户+服务部门的农村经济组织结构，为公司+农户的组织结构，将有效地促进农业技术进步，和农户经济运行方式的转换。
公司+农户的组织结构相对于农户+服务部门的组织结构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在公司+农户的组织结构中，技术开发是拓展公司业务，扩大收益规模的基础，内涵了对农业技术开发的激励功能。第二、公司通过对生产环节、供销环节、技术开发环节的组织化，强化了市场信息及资源信息对技术开发的导向作用，有利于提高技术开发的经济效益。第三、在公司十农户的组织结构中，公司的业务及收益规模取决于公司向农户提供供销服务及技术服务的数量与质量，因而它具有连接农户与市场，广泛推广农业技术的内在激励与功能。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滇西北高山峡谷地区人地复合系统研究》子课题，项目批准号：49461001。
注释：
〔1〕《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年鉴》1985年，1990年。
〔2〕肖怀远；《西藏农牧区改革与发展》， 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91—94页。
〔3〕迪庆藏族自治州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第20—21 页，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