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礼失而求诸野”——儒学不能离开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而求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儒家、儒学、儒教、孔学，在英、德、法文，都分别译为“Confucinism,Konfuzianismus,Confucianisme”，意即孔夫子主义。即以孔子为儒家始祖。但孔子留下著作很少，“述而不作”，后人多半依其片言支语，再根据自己的观点、立场，作出种种解释，所以孔子与儒家未必相等，民间儒家与官场儒家未必相等。
有人说，中国过去2000多年，儒学的兴衰，代表了国家民族的兴衰，实际也不尽然。儒学虽然可以说是中国过去2000多年文化的主要传统，但这个传统，随时随环境，也常常在变化。甚至十分矛盾的解释，也常结合一起。它在历代，也并不都是主流。特别是汉朝以后历代统治者，依据需要与权势，随意修改，但也随时遇到抗拒，也因此还吸收一些论敌的意见，或者新增加一些新意见。这表明：儒家思想，是以自己的理论改变了实际，但也随时受实际的影响而改变自己的理论，所以要说儒家思想是铁板一块，一二千年没有变化，今后也不会变化，这话是大成问题的。有如亚拉伯半岛，过去并不一直是回教文化传统，欧美并不一直是基督教文化传统，甚至印度，也并不一直是印度教文化传统。
谈民族传统，也和谈民族文化一样，很容易，也很不容易。首先要注意的是哲学上的一与多、普遍与特殊（或“共相与殊相”）的问题。“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多与一总在一起，但很容易误以多（或特殊）为一（普遍），以一为多；你尽可和孔子一起说“吾道一以贯之”，但多中之一，往往是十分抽象的概念，不得已，也常用具体概念来代替，以例证代替原理。有的中国人，见到敌人的凶恶一面，于是就把敌人视作是一个凶恶整体；此外似乎一无所有。对自己呢，因为是受侵害的、无辜的，因而整个民族是普遍的道德民族。还有一些人，到过日本，见到日本人在维新运动时期，为了反对英帝国主义向日本叩关，曾宣传过“西方技术”，“东方伦常”的理论，中国留日学生，中国洋务派，顺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经久后，又改为“西方以科学胜，中国以道德胜”，这些讲法有毛病，多半是混淆普遍与特殊，一与多；老实说，中国在19世纪后半期，不是缺乏科学，而是比较起来，中国的科学确实不如西方发达；西方不是缺少道德，而是道德的表现不同，在这样情况下，如何能说谁缺道德？谁缺科学？这本是“多”或“殊相”的不同的问题，而不是“一”或“共相”的差异问题。万不能说何者是普遍存在，何者不是普遍存在，或误以现象为本质，误以风俗习惯为原理，这种错误思想，影响可不小。以致后来人，都不敢深入理解对方，面对握着长枪大炮的“洋鬼子”，理着自己的胡子，大言不惭地安慰自己说：他有洋枪技术，我有道德文明，他是蛮人，我是君子；君子动口、不动手，他打我，是儿子打老子。这种看法，表面上似乎有道理，实际则是玩弄概念，淆乱事实。这种错误思想，欺骗了不知多少代所谓聪明人！
我个人的意见：对儒学的继承或批判，除了儒学本身的一与多，普遍与特殊问题必须弄清楚外，还要看到儒学本身还有朝野之别。先秦诸子，虽然皆出自“王官”（或几乎全出自王官），倚赖富贵、权势为条件，垄断知识，只让自己说假话，不许别人说真话，但在“百家争鸣”的社会条件下，也不免有人冲破樊篱，能为人民说一些公道话，以至自愿列入平民中，容纳一些广大人民所见的全面真理，愿过真正的人的生活。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可见他本人也许可算是明显的例子，他周游列国，并不很受当时君主欢迎，他自己也随时想到：“道不行，秉桴浮于海”、“用之则行，舍之则芷”。司马迁也非常感慨地说：
“仲尼（孔子）殁后，受业之徒，沉湮而不举，或适齐楚，或入河海，岂不痛哉！”（《史记，礼书》）
这是孔子一生的不可免的命运。我们也可说孔子是“世家”出身，但死时却在平民群内。脱离了“王官”地位或立场。在秦始皇死后，反抗君主的人民起义队伍中，儒家的信徒也参加了。儒家对君主的反抗，曾逼得秦始皇不得不坑儒焚书。可见儒家，并不生来就是帝王或首领的同伙，有些人为了升官发财，争夺乌纱帽，闹得满天风沙。这和孔子或真正儒家并不相干。《史记·儒林列传》上说：“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子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可见原始儒家，并不是君主御用的智囊团或吹鼓手，甚至最早还是反专制主义的先锋战士。但汉武帝为了要利用儒家来作为专制集权主义的工具，宣布儒学“定于一尊”。后来，又经过东汉的《白虎通议》的规定，于是在朝的儒学，不得不变成了帝王的统治术的拥护者。正如《汉书·儒林传》所述，儒家变为“一尊”之学后，“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利禄之途然也”。这些注释家或经论家，大半都是借儒家之言来为当时统治思想作宣传或辩解。但附从统治者的一部分儒生或儒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魏晋时期忽然兴起的玄学，也并不是只是道家的变种，实是真正儒家不得不与道家结合的产物，其中所谓名教与自然之争，本是在朝与在野的儒家之争。有的人把名教与自然之争，看成只是一种学术争论，或者是一场宇宙与本体论的斗争。错了，这是一场真正的政治斗争，一场人生论的斗争。可惜今日有些讲魏晋玄学的人，只讲宇宙论、本体论，而不讲其人生论与政治论。自从汉武帝定儒家为“一尊”后，暂时压服了汉初的“无为”哲学。其实，“无为”并不是真正的“什么都不管”，当辕固生说了一句贬低老子的话便被赐死，这难道不算是“定老学于一尊”吗？两种“一尊”相遇在一起，难免不发生矛盾，免不掉后汉魏晋，有人想起来调和二者。这种调和有两种情况，一是统治者或者思想家，力求以儒家或“名教”为主，一是身在朝，实际在野的思想家，以“自然”为主。另外还有一种激烈派或在野派，则明白诅咒“名教”——“礼岂为我辈设？”（阮籍）这些人，也称颂孔子、圣人；但这只是未脱身的蛇壳，依据这种线路的分析，可知汉魏晋的玄学之争，或自然与名教之争，可以说，既是学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似乎都承认儒老或孔孟老庄，但是，也似乎都不承认孔孟老庄。表面上错综复杂，实际上却只是在朝儒家与在野儒家的区别。试看稽康写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可知当时孔孟儒家，均不在朝，稽康早年虽是“处朝廷而不出”，但晚年觉悟已决定“入山林而不反”，并衷心崇敬阮籍，称颂其“非汤武而薄周孔”，以致在朝的礼法之士“疾之如仇”。现在有一些哲学史家，常以隐士视之，不标出反礼法的理论的先进意义，视其中许多人被冤杀，似乎乃罪有应得。这是欠缺公正的评述。竹林七贤以及同行者，在当时也只能逃居山林，佯狂涂面，或遭刑戮，祸及亲族，他们不是偏爱“自然”，实是逃避现实，不是反对儒家，而是憎恨当道诸公，假借儒家名教，实行封建专制。在阮籍被杀之后160年的陶渊明(370-429)，表现得更清楚：他在“名教”压迫之下，一面高声叫“久在樊笼里”，一面埋头写“桃花源记”；一面称颂汉代老翁整理儒家经籍，一面抱怨“为何绝世下，六籍无人亲”。这是人民中儒家的声音，但也是和在朝的儒家名教对立的声音，由此可见“在朝”与“在野”的儒家，各走一路。
在朝的君主官吏和豢养的士人，要想用孔子之言统一天下，让人民绝对服从，遇到很大困难。唐代以后，实行了官吏考选制，不读指定的书，不遵守他们所讲的儒家教义，你休想有秀才、进士等身份。没有这些身份，你休想在京内外做大小官吏，分享统治者从贫苦农民中强迫征收的粮食、布帛。这样，儒家传统，更畅行了，更“高贵”了，但真正的人民，却并不这样看。有人说，唐代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的学者。但真正文起八代之衰，恐怕应从宋代开始。在宋代，由于外敌兵临城下，朝野之间矛盾变小，不拘一格进人才，所以学术也比较昌明，人才也辈出，眼光也较远大。儒释道三家，都奋发有为，在某一阶段，互相都有取长补短的谦逊之气，以致比较相安。佛教、道教发展了天台、华严、禅宗等等，儒家依赖书院制的发展，迎来了程、朱、陆等人的所谓“新儒家”；其所谓“新”是指为儒家新增了内容。朱熹似乎也是忠于皇室的学者，但他经历南宋四朝，在55年中只有40天立于朝，他曾借注“楚辞”，而大骂朝廷小人或小儒，他曾说：我忠于皇帝，不是忠于皇帝这个人，而是忠于代表民族的“皇帝”这个名位。所以，新儒家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在举国人民抗金的潮流中产生的。也可说是在朝在野儒家精诚团结的产物。它背后有人民的支持，有勇气、有智慧，尽管宋代最后亡于强大的外敌，但新儒家的思想，却永远长存。后来人，多不明白宋儒讲“理”的本意，只是以为全是玄谈、“道学”，其实，不论朱子也好，陆象山也好，都是在讲抗战心灵（或心力）的形而上的基础，后来的王阳明也类似朱陆，有人想调和心学与理学，称“心即理也”，似乎也见到这点。其实，就在朱熹时代，朱熹已见到：
“今朝廷之上，不敢辨别是非。宰相固不欲逆上意，上亦不欲忤宰相意。今聚天下之不敢言是非，在朝廷，又择其不敢言者为台谏，习以成见，如何做得事。”（转引自钱穆《朱子新学案》下卷1633页）
朱熹还见到这毛病，来源甚久：“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语类》128页）。宋代亡国后，先是元代的灭儒，视儒与妓女同等，后是明代儒家曾得势一时，方孝孺被杀、王阳明被贬贵州，宦官假儒家之名，设东厂又设西厂，和东林党儒家对立作生死斗争，朝廷标榜的，却是朱子理学，于是明代民间儒家，或在朝的有良心、有知识的儒家，只好继陆象山的心学改为王阳明的心学。王阳明虽然把“理”放在“心”之下，这原意并不是否认儒学，所以明代儒学有朝野之分，变为程、朱、陆、王之争。王学之起，注重个人人心，正如魏晋时代的天台宗佛学争论，一阐提“可以成佛”，即人人皆可为尧舜。这是封建社会中人民争平等自由的一种理论斗争形式。果然后来日本人讲维新运动，便采取崇敬王阳明理论的形式。这决非偶然。现代有些治中国哲学史者，看到王阳明重心，便以为这是注重唯心论，也即反动，这完全是误会。清代统治，本是外族以少数统治多数，他们看到朱子理学可有安“民”的麻醉作用，于是用高压手段，定“理学”于一尊。群儒不敢明白抵抗，在朝的程朱理学只好埋头以经学代儒学，反对程朱理学——即变在朝儒学为在野儒家，或如阳明弟子泰州学派王心斋处士等，专以与社会平民谈学为乐。清代文字狱，对付这些反对派，其惨无人道，不下于明代的太监统治的东厂与西厂。摧残民间学术，曲解人民的孔孟，莫此为甚。无怪经学家戴震说：在上者“以理杀人”。他几次考科举，均名落孙山，后有机会入京进翰林院，但很痛心疾首，一年后即称病回家，不复入朝。
统观历代统治者，利用、曲解儒学以治国，大肆淫威，欺压人民，这不是人民之福，实是人民之祸。讲中国的儒家道统、传统，不分清这点，必定会分不清真儒家或非儒家或假儒家。以此而论儒，无不入歧途。
还有一个区别，即古今之别，我们也最容易混乱。朝野儒家，都会说古为今用。但稍一不慎，便会成为“变古为今”，或“变今为古”。这是无意识的。有时，却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甚至把自己要主张的理论说成是永久性的，古今不变的，或把自己要反对的，说成是可改变的该取消的。后者如法家所主张的“守株待兔”、“刻舟求剑”。前者如董仲舒说的：“天不变、道亦不变。”
中国哲学史上这两套传统知识论，转来转去，花样无穷，很像民间传说的律师师爷们所具的知识。据说，过去律师（或称师爷）有一套本领或秘诀，包打赢官司。若问其秘密或究竟，他们都是在玩弄辞句。例如他们为原告写的“罪状”常是“查无实据，事出有因”。被告因此败诉，后来，被告又请原来师爷写状纸，那上面写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官司于是转败为胜了。这种争论，很似文化传统上的是非之争，这套技巧，传至封建制度废止时才止。这些师爷智慧，不知先是经院大师传给师爷的，还是师爷先传给大师的，总之，都很生效，这样一来，不论什么理论斗争，什么诉讼案，只要是师爷在场，所讲的都有道理，都是真理，谁也不能与之争论。这也可算是“古为今用”。社会主义理论，不向前看而向后看，有时说只是供参考，或传统总不该抛弃，但久而久之，也和师爷同样，抄袭师爷的奇技，东转弯，西转弯，表面很聪明，实际则常颠倒是非。社会主义理论本是在野人民的理论，总有它的根本的或作为特点的理论，不能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否则一不小心，社会主义就会变为进步的阻力，例如回头转向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些人，在实践上很聪明，但在思想上、论理上，却是一大懒汉，喜听亲近人讲话，学着他们的语言，结果，盲人骑瞎马，不知掉到什么泥坑中！他可以割裂马克思主义，取一块，去掉多块，还自称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的真诚信仰者。其实，他们不仅用过去统治者常讲的儒家的忠孝仁义为补，还以自己的偏好或亲友的偏好为补，这就使社会主义变得不伦不类了。有人看见西方有伯恩斯坦以康德补马克思，于是妙想天开，以罗素补马克思，或自称是综合创新。其实，这不是创新，而是怀旧或返旧。有意作乡愿。作起来，很简单容易，颇似西方人常说的：这是懒人想找短路到天堂。有时变得很厉害，成为狡诈者想戏弄人民的手段，不让人民发挥创造力。这也是一种驱今入古的复辟力量，与中体西用同属一流，不知今古区别。儒家如要有“今”的眼光，也该有独创一种适合今日儒家的气魄。否则只是在超级市场上出售古董，这有什么意义？中国有一些大老粗，一听人说外国人的儿子18岁即独立成家，不养父母，父母到儿女家吃饭，还要付饭费，于是便大骂外国人不孝父母，大逆不道，甚至诅咒人民向政府闹革命。因此，大声说，外国人应该读中国经书，中国远比西方人文明。这种不知古今之别的人，真令人笑也不是，气也不是。总之，讲儒家不明白这个古今有别的道理，就等于“坐井观天”、“知一隅而不知其全”。
这里，牵涉到西方所谓旧瓶（西方圣经说的是盛酒的皮制“酒囊”）与新酒问题。也即是“新与旧”或“古与今”之争。“今”虽不能离“古”，不能弃“传统”，但也不可夸大传统或“古”。儿女在未成年时必须依靠父母，但既成人，那就要独立自主，创业维新。否则，枉作一个人了。这是个浅显的道理，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人，或甚至依赖祖宗几代压迫剥削他人过生活的特权人士，是不能懂得这道理的。我们对文化传统、对儒家，也要从这个角度看。拿着新商品放在旧瓶内出售，固然不好。但反之，把旧商品放在新瓶内出售，更不好。这种商品，不论新与旧，多半是骗人的，我们应该仔细对待。
我们不反对真正的儒家，而且还尊敬他们。只反对一些依赖权势或“愚而自用”的伪儒家——或者只是“口说一套而行动又是一套”的冒牌儒家。我们欢迎真正的新儒家，还盼他们到世界学术舞台中去争胜负，但我们坚决反对古往今来有一些借儒家来施行压迫与剥削，夜郎自大，坐井观天。我们还要笑那国民党当年搞新生活运动，要学生读四书五经来救自己的危亡。我们认为儒家，特别是汉武帝之前的儒家，以及后来当民族危亡的时候的儒家，能抗异族侵略，努力建设中国新文化，不论是在朝派或在野派，都功不可没。但历代其余在朝人士，喜用儒家之理，大挥忠孝大棒，大兴文字狱，以权谋私，以权杀士为得意，这却是令人厌恶的。所以，我们今日评估儒家，一定不要忘记儒家本身还有一多之别、朝野之别、古今之别。历史转到今天，说明白点，像四人帮时代那样大骂儒家或孔夫子，我们是不会举手赞成的，反之，如果又倒转来提倡尊孔读经，我们也是不赞同的。
临末，我们也要郑重声明，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对儒家要分清一与多、在朝与在野、古与今，并不是说实际上在朝的儒家，都是借儒欺人，在野的儒家全都是真正的儒家。换言之，我们对古今儒家，只是在理论上作一些区别，以免上当受骗。我们所憎恨的，只是那些借儒家（或所谓传统）欺压人民的野心家和伪儒学家。这种人，总是“口是心非”，以能施剥削、压迫，甚至杀人为得意，不论他在朝或在野，都是不受人民欢迎的。
（2000年10月11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