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确处理论文,如何看待论文,人民内部矛盾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一文发表整整50年了。50年前的今天下午3时，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讲话， 我们在50年后的今天上午开会进行纪念。今天的会，我来晚了，与会同志有的发言没听到，刚才听到的发言很受启发。我主要讲讲如何看待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
经常听到一种议论，毛泽东《正处》在2月的原讲话稿，比在6月的发表稿要精彩，如果不修改多好！实际上在不小的范围内隐隐约约有一种倾向：对2 月讲话稿比较褒扬，对6月发表稿多持贬义。这涉及如何全面、 科学地看待毛泽东对《正处》修改的问题。2003年出版的由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个问题已有详细介绍，讲得很全面。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时，曾对这个问题作过一些考察。这里讲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与同仁们共同切磋。
一、修改《正处》的情况和背景
毛泽东在2月27日讲完《正处》之后， 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考并没有停止，脑子仍然处于非常兴奋的状态。随后，他进行了两项重要活动：一是在3 月上旬北京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召开5个座谈会，听取对《正处》讲话的意见，了解宣传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情况，调查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问题，为贯彻“双百”方针创造氛围。二是3月下旬至4月初，南下视察，经过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最后到达杭州，一路发表演讲、作报告、开座谈会，继续了解思想动向，宣传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以期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这一个多月在京内、京外的活动，使他更加感受到了正确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各地传达《正处》精神的情况，基本上是党外活跃、党内沉闷；民主党派的报纸放开宣传，各级党报没有什么声音。他一方面对党的这种状况很不满意，另一方面觉得有了党外人士对党的工作缺点错误的批评空气，是好事。为了使党的领导跟上日益发展的形势，正确处理越来越多的人民内部矛盾，迅速转变共产党内存在的那些不好的思想作风，决定提前发动全党整风，并在4月下旬和5月初亲自起草文件，部署整风事宜；还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宣布开展全党整风的决策，号召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泽东在着手安排发动全党整风的过程中，于4月24 日开始修改《正处》讲话稿。毛泽东在2月27日的讲话，有一个10页纸的提纲，列有12个问题， 每个问题中又列有若干要点，这个提纲约有1800字。那天讲话基本上是照提纲的要点展开的。胡乔木根据讲话记录有一个初步的整理稿，毛泽东就是在这个整理稿上进行修改的。整个修改都是毛泽东自己动手，陈伯达等人帮他做些辅助工作。全部10多份的亲笔修改稿保存完好。历时近两月的修改，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4月24日至5月10日的半个月是第一阶段，其中5月7日稿对原稿通篇都作了修改，是这一阶段修改文字最多的一稿。这一阶段的修改主要是：（一）将原讲话稿的文字表述和逻辑顺序作了一定调整，把一些重复的内容和非常口语化的说法加以删除，初步实现了由口头语言到书面语言的转化；（二）将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召开座谈会的谈话，从天津到杭州南下的一系列讲话和谈话，以及回京后讲话和谈话的相关内容补充进去，丰富原讲话稿的思想认识；（三）增加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规律和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阐发，以及对若干方针政策和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使不少论述更加深入和全面。
5月上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进入高潮， 一些比较尖锐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5月8日至6月3日的近一个月内，先是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13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5月15日至6月8日， 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又联合召开了25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在此期间，各级党政机关和教科文卫等单位的党组织，也召开各种座谈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欢迎“鸣放”。在这些座谈会上，一方面对党的工作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有的意见尽管尖锐，但善意之心、诚恳之情溢于言表；另一方面有不少批评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有些意见异常偏激。一些媒体又对那些偏激乃至十分错误的意见不断地作渲染性报道。这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影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决定提前开展整风运动时，认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各方面的伟大成就，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崇高威望，尽管有些地方也出现闹事，人民内部矛盾越来越突出，但不会发生像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严重情况；既然党的八大已决定开展整风运动，那么晚整风不如早整风，因此将原定于明、后年进行的整风运动作了提前安排。但是，5月上旬以来一个月的整风鸣放， 出现的那么多偏激乃至错误的言论——对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制度、对党内外的重大方针政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等根本问题的否定性倾向，还有一些高校要求上街游行、扩大“闹事”势态的激烈情绪，乃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始料未及的。此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内政治形势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在5 月中旬开始写的、经过多次修改后于6 月中旬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的《事情正在起变化》那篇文章集中地反映出来。在该文中，他第一次提出“右派猖狂进攻”问题，“批判修正主义”问题，鉴别政治上真假善恶的标准问题——“主要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从那时起，党对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整风运动的主题即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阶级斗争，由党内整风转向反击右派进攻。这个巨大的变化，对第二阶段修改《正处》讲话有重要影响。
毛泽东在对领导全党反击右派进攻作了部署之后，从5月24 日起又对《正处》讲话进行修改。5月24日、25日、27日和6月9 日这几天对稿子所作的修改都不小，特别是对第8节有较大修改。 第二阶段的修改与前一阶段的修改之间中断了半月。这半个月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政治形势的估计发生了很大变化，其认识还在进一步变化。这样，第二阶段的修改，除了继续润色文字、理顺逻辑、充实内容，调整段落、加强理论分析之外，主要是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估计改变原来的一些看法。一些重要修改，更多地体现了对于右派进攻所作的思考和开展反击右派进攻后的认识。整个修改到6月17日最后敲定，于19日通过《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发表。
二、对讲话稿和发表稿应作全面比较
毛泽东《正处》的6月正式发表稿与2月原始讲话稿，从文本研究的角度来说是两个版本。若对两稿的社会影响和历史作用进行评估，必须作全面的比较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毫无疑问，毛泽东《正处》的2月讲话稿，具有原生态质的朴实性、 生动性和鲜活性，以及讲演风格特有的亲和力与感召力。讲话的和谐旋律贯穿始终，聆听讲话如沐春风。这是人们赞美2月讲话稿之根本所在。但是，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正处》2月讲话稿也一样。既然是原始讲话稿，不可避免地还有其论述的粗犷性、浅表性，阐述的个别重复性、欠准确性和不严谨性等。当然，这是次要的，但正是这方面的缺陷成为需要修改的根据。否则，讲话稿当即发表了。因此，忽视这一方面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对《正处》的修改，经历了两个阶段。就两个阶段的修改而言，主要是后一阶段的修改与原讲话稿相比对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反差较大。但作为6 月发表稿来说，两个阶段的修改是一个完整的过程，第一阶段的修改只是全过程修改的一部分，那一阶段的修改稿属于过程稿性质。对6月发表稿与2月讲话稿作比较研究，必须将两个阶段的修改连在一起作通盘的考察。对这两个稿子的情况，需要从两方面来认识。一方面，6月发表稿的理论高度、论述深度和内容的完善程度要强于2月讲话稿，实现了由一篇生动讲话到严谨理论著作的升华；另一方面，6 月发表稿增加的那些关于讲阶级斗争的论述确实与2月讲话稿的风格不那么协调与和谐。 综合权衡这两个方面，如果说前一方面既在画龙，又在点睛，那么，前者的“画龙点睛”之功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属于“画蛇添足”之失，是次要的、第二位的。
为什么说6月发表稿既画龙，又点睛，对2月讲话稿所作的修改的这一基本方面要充分肯定呢？
第一，6月发表稿不仅保持了2月讲话稿的原始主题、基本内容和框架主体，而且论述更加鲜明、结构更加合理。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毛泽东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最初的主题始终没变。修改使对它的论述越来越充分和完善。讲话稿的原标题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发表稿确定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标题更具明确的导向性。2 月讲话稿的基本框架和12节内容，没有改变；只是对个别部分作了调整，将相关论述作了整合，使主题更突出，内容更系统，布局更合理。就此而言，6 月发表稿大大地优化了2月讲话稿的初始格局。
第二，6月发表稿增加的大量理论论述， 使《正处》具有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理论形态更趋完备，理论价值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2 月讲话稿虽将一些理论问题提出了，但没能展开阐发。4月开始的修改，不断补充了关于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关于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关于成为四项基本原则雏形的六条政治标准，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等问题的理论分析，其论述有的是新增加的，有的比原讲话稿深入、系统得多，认识日臻完善和比较全面，从而使6 月发表稿所拥有的丰富的理论内涵特别是其哲学内涵，是2月讲话稿所不能相比的。 《正处》能成为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理论著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的代表作，堪称社会主义的“矛盾论”，并与《实践论》、《矛盾论》一起构成毛泽东的三大哲学著作，其50多天的修改功不可没。
第三，6月发表稿对涉及党和国家一些具体方针政策的论述，阐发得更加全面，内容更加丰富，文字表述更加严谨。前文已指出，2月讲话稿既然是原生态质， 其论述的粗犷性、浅表性等弱点就很明显。经过10多稿修改，解决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比如，关于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知识分子的论述更为深入，更有条理；关于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方针的论述更加完整；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论述更为充分等等。这些方面的修改都使发表稿的思想内容和文字表述，大为增色。它体现了作者的思想深度和文字功力。
基于以上三点，毛泽东对《正处》修改的贡献，在我看来是基本的、主要的。因此，我们今天纪念《正处》发表50周年，尽管是在发表原始讲话稿这一天，但为之纪念的文本（也是研究的基础文本），却是6月的正式发表稿，这是不容置疑的。《正处》从2月讲话稿到6月发表稿，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既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历史经验，也概括了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并阐明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系列重大方针，从而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作了重大发展。在50年后的今天来看，它还是我们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源头。
同时也不必讳言，毛泽东对《正处》修改的“画蛇添足”之失，对历史的影响也是不小的。面对5月以后出现的右派反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 经过修改的6月发表稿强化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还存在阶级斗争的论述， 增加了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很激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论述；增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内容，提出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强调开展其批判的重要性的论述等。这些论述不仅与2月原讲话稿的精神不协调，而且这些认识的继续发展，为随后进一步提升阶级斗争的地位，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启开了闸门。
三、历史地看待那些不协调的论述
怎样看待6月发表稿的上述不协调论述， 也是研究《正处》文本学者存在不同意见的一个问题。我以为，对那些不协调论述应当持历史的、科学的态度来看待。
第一，这在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理论认知的历史条件下是很难避免的。
从1956年春到1957年夏，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处在深刻的大变动中。在国际上，苏共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一方面开始实行某些改革，另一方面又对斯大林的历史错误进行批判。随后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一些西方国家掀起反苏反共潮流，国际共运出现很大混乱。按照当时的理论认识，这属于国际范围阶级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在国际共运的反映。从国内来看，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处于大变动时期。由于深刻的社会变革，各种矛盾的地位和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大规模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意味着不仅敌我矛盾乃至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都不再占主导地位，而人民内部矛盾相对地突出起来，并开始成为主要矛盾。开展整风运动，就是解决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内容很多，涵盖面很广，但由于共产党是执政党，掌握着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指向，说到底就是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方面的矛盾。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发动党外人士和广大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
在1957年5月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时，尽管社会上暴露出不少问题， 党内外的思想也有一些混乱，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国内形势的看法是乐观的，认为中国不会发生匈牙利事件，党和政府有很高威信，即使乱也乱不到哪里去，成不了政治气候。否则，不会既大大提前又那样放手地发动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但随着整风鸣放的迅猛展开，各方面人士在座谈会和报刊上广泛而集中地对党的工作提出那么多的批评意见，这种局面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未曾有过。那些涉及否定党和国家根本制度和重大方针的错误意见的势头来得那样凶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根本没有想到。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看来，那些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抱有敌对情绪，崇拜西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特别是民主党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野心很大，想同共产党较量，“先争局部，后争全部”，与共产党“轮流坐庄”。他们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企图趁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不能不改变原来对国内政治形势的估计。2 月讲话稿曾经说：匈牙利事件以后，中国的局面很巩固，只有一点小风波，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像七级台风引起那样的波浪是没有的。到5月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时认为：阶级斗争形势已经不是“吹皱一池春水”，而是“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②。6月的发表稿将这样一种形势估计进一步作理论概括， 增写了那些在2月讲话稿中没有的论述。
毛泽东作这样的修改尽管给历史留下了遗憾，但在情理之中。我们设身处地想想：共产党用了28年时间才打下天下，而建立新中国“坐天下”只有7年。 当时认为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反革命暴乱事件，不少共产党员被杀了头；国际上有一股反共逆流；国内又发生了原来没有估计到的具有极大破坏性的“七级以上的台风”。这样，搞了一辈子阶级斗争的毛泽东怎么能闸住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呢？！我以为是很困难的。说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在这里也适用。对此，我们只能总结历史教训，不能苛求于他。
第二，那些不协调论述只是启开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闸门，它本身并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础。
由于在“文革”期间的一些权威性的讲话和文章，包括经过毛泽东认同的党的九大政治报告，都引述《正处》关于讲阶级斗争的那些论点，将其视为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因而，《正处》的理论价值受到了很大歪曲。这个问题在20世纪80年代初得到一定澄清。但以后又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处》讲阶级斗争的那些论述，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基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是非，需要分辨清楚。上述两个观点有密切联系，只是作为问题主次的错误程度有所不同。我以为，这种观点是将《正处》讲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有时的激烈性，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还没有真正解决等论断，同随后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的论断混为一谈了。其实，这是两个虽有联系但有很大不同的论断。
《正处》讲阶级斗争的那些论断，只是对阶级斗争状况的描述，而不是对阶级斗争的地位和作用的判断。《正处》的6 月发表稿没有否定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恰恰相反，还用形象的语言加以强调了。2 月讲话稿没有涉及与主要矛盾相联系的根本任务问题。在后来的修改过程中，不断补充和丰富这一内容，最后形成了这样一大段文字：“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限，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③ 这里虽然没有直接讲主要矛盾问题，但确定根本任务是与明确主要矛盾紧密相连的，它是由主要矛盾而得出的必然逻辑结论。因此，《正处》坚持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是不必怀疑的。那些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与《正处》所讲的根本任务不相抵牾。那样的描述性文字，没有也不可能否定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
既然如此，《正处》为什么不重申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说法呢？这是因为毛泽东在八大一次会议结束不久，就对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实质那段话——“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有不同意见，认为这个提法不科学，在理论上说不通，与国家的实际情况不符合，多次在讲话中提出批评。这可能是他在《正处》中不直接讲主要矛盾的考虑。
说《正处》发表稿讲阶级斗争的那些论述不协调，是相对于2 月原讲话稿的基调而言的，并非说它都是错误的。对那些论述要作具体分析，有正确的，也有不合适的，还有需要看今后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才能作结论的。比照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来看，其中讲阶级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和激烈性的论述，两者在基本点上还是相一致的（《历史决议》的表述更规范）。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地位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是这一年九十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在这次会上，他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地宣布了这个论断）。这是党的指导思想从根本上向“左”偏转的标志。正是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这个新论断，才成为后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因为阶级斗争只有在理论上成为“主要矛盾”，在实践中才能成为指导一切工作的“纲”；到了“文革”时期，进而据此建构“无产阶级继续专政下革命理论”体系。
当然，《正处》关于阶级斗争的那些论述，对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新论断，无疑是有影响的。因为毛泽东对右派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强烈反应和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严重的估计，活跃了其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开启了随后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闸门。从《正处》6月发表稿到九十月召开八届三中全会的三四个月内，反右派斗争的形势在急剧发展，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过度反应也在进一步发展。他对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的思考越来越多，许多认识在不停地向前推进。同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样，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认识也有这么一个过程，即由最初的正确认识跨越到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上述论断的错误认识。对于毛泽东来说，从《正处》2月讲话稿，到6月发表稿，再到10月八届三中全会，这是他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认识发生变化的几个重要关节点，研究毛泽东1957年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认识要把握好这几个关键。只有这样，才能对他在1957年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认识变化的轨迹作出比较正确的判断。
第三，《正处》的发表不是造成反右派斗争错误的根源，恰恰相反，反右派斗争的错误直接违背了《正处》的基本理论。
《正处》是在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的整风运动在扩大为既继续开展整风，同时又进行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的反右派斗争的转变过程中发表的。因此，它对继续开展整风和同时进行反右派斗争都有指导意义。它强调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个主题，无论对于开展整风，还是进行反右派斗争，都是正确的。它关于阶级斗争的有的论述会对开展反右派斗争的认识产生一定影响，但不可能造成反右派斗争那样严重的后果。④ 造成反右派斗争那样严重错误的，是基于对右派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气候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而制定的具体政策。
现在人们对于反右派斗争认识的反差很大。作为政治历史问题，1981年的《历史决议》作出了明确结论。作为学术问题，在一定范围进行探讨，贯彻“双百”方针，可求同存异。就作为学术问题言，也要首先明确当时究竟有没有右派？我以为，这是客观存在，不应否认。凡是在有人群的地方，其政治倾向或政治主张，在任何时候都会有左、中、右三派，这不必忌讳。问题在于怎样看待右派，在反右派斗争中将右派是作为人民内部矛盾还是作为敌我矛盾，这是症结所在。我们党最初是将右派视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周恩来在1957年6月26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中国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民内部常常有“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的分化。这就是将右派问题放在人民内部认识的。在人民内部，既然有不同派别，那么对右派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展开反击，对其严重错误进行批判和斗争，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无疑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有坚决地反对一切脱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论行动，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坚持社会主义的教育，才能统一思想认识，进行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我们党如果坚持将右派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认识，那么就不会发生后来那样严重的错误了。但是，经历了长期激烈阶级斗争洗礼的党，以往的政治经验和习惯力量还在继续起作用，将对政治形势的判断不断推向越来越严重的地步，到7月中旬， 在《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中，改变了对右派性质的看法。这篇文章指出：右派属于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样就把右派从人民内部队伍中划了出去，纳入敌我矛盾范畴，用驾轻就熟地开展对敌斗争的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套路来进行反右派斗争了。
既然将反右派斗争认定为你死我活的敌我斗争，那么一切都按照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右派了。既然当时强调的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右派已不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自然也就不那么“正确处理”了。在这种逻辑思维的惯性作用下，此后发生的划（右派）分子、戴（右派）“帽子”、“双开”（开除公职或学籍，开除党籍或团籍）乃至劳动改造之类，都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在《正处》的指导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直接违背《正处》主题，严重混淆两类矛盾，这是非常不幸的。
四、纪念《正处》要紧紧把握好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主题
为什么在《正处》指导下进行的反右派斗争，直接违背《正处》主题呢？这有多方面原因。就《正处》言，主要是从政治视角来阐述“正处”理论的。实践证明，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仅仅从政治上论理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其转化为法治理论，建立法治程序，完善法律制度。如果说，《正处》还有不完善之处，这是一个缺陷。那时新中国成立已7年，国家的法制很不健全， 法律制度缺失很多，各级领导的法制观念十分薄弱。就我们党来说，还没有真正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观念转变，仍然习惯于革命党的思维逻辑和工作方法，依法治国这个理念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认识上把大变动时期出现的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看做敌我矛盾，在实践中就不能不造成“严重扩大化”的后果。
50年过去，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沉重的一页历史早已进了博物馆。跨入到21世纪，历经磨难的党越来越成熟起来，混淆两类矛盾的事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发生，但如何处理好新形势下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重要课题。今天纪念《正处》，要牢记50年前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紧紧把握好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健康、安全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社论：《这是为什么？》，《人民日报》1957年6月8日。
②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266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16、218页。
④ 在《正处》发表稿中，连“右派”这个词都没有使用，只在讲修正主义者时用了“右倾机会主义者”这一称谓。而在最初整理的2 月讲话稿中讲到任何时候都会有两派人时，就指出了有“左”派和右派，当然那时是泛指，与6 月讲的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右派的内涵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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