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治心思想的德育意蕴
汤诗华，罗运鹏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 科研处,合肥 230022)
摘要： 作为《管子》最重要的概念范畴之一，“心”被多次提到，并贯穿于《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和《白心》四篇之中。《管子》围绕心之重要、心之境界、治心方法等形成了一套较完整的心学体系。《管子》治心思想对于现代德育的宗旨、理路、方法等方面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管子》；治心；静；德育
《管子》由一些稷下士人托名管子著述而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法制、教育等多个领域，素有中国古代“百科全书式”巨著的美誉。《管子》是对齐国崛起称霸中社会治理经验的总结，可谓是一部“霸书”。其中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和《白心》四篇，均以“心”为最核心的阐述对象，在思想上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因此被当作独立整体对待，被称为“《管子》四篇”。其中，“内业”为内心的修养，“心术”指心的功能，“白心”则是洁白其心[1]。
《管子》虽是受老子道家哲学影响所催生出来的黄老作品，但其对道的探索是围绕“心”展开的，且围绕“心”形成了融会贯通的思想体系，因此《管子》道论与传统道家思想有明显区别，对道家和儒家思想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
一、心之重要
“心”的内涵非常丰富，涵盖了意识、情志、欲望、心灵等现代心理学和哲学所讲的所有精神心理现象的总和[2]。《管子》从三方面阐述了心的重要性。第一，从心与身的关系而言，《心术上》开篇即提出：“心之在体，君之位也”“心处其道，九窍循理”(1) 本文所引文句均出自刘晓光校点的《管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这与《黄帝内经·素问》所讲“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一脉相承。人心对于人体，就像国君对于国家那样重要；心不乱，则人体的其他器官就会正常发挥各自功能。《心术下》指出：“人能正静者，筋韧而骨强；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这里的“正静”，也是指人心而言的，即内心安静，筋骨会坚韧而强健，进而能顶天立地，目光如日月般敏锐。《内业》也提出：“定心在中，耳目聪明，四肢坚固，可以为精舍。”说明心对人的眼、耳、鼻等器官的重大作用。第二，从心与道的关系看，《内业》提出了“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心静意，道乃可得”“心能执静，道将自定”等观点。《管子》认为，道没有固定的住所，人们只有善于治心，才有可能把它安顿下来；就像儒家主张的“道不远人”，大道就在每个人的身边，只要静心修炼，心静气顺，道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又像《道德经》讲的“致虚极，守静笃”。我们的内心只有达到虚静无欲的空灵状态，才能真正体悟到宇宙万物的规律，也就是自然之道、宇宙真理、人生真谛。“修心静意，道乃可得”，说明了修心与得道之间存在的密切关系。第三，从治心与治国的关系看，《心术上》提出：“心安是国安也，心治是国治也”。对于国家的治理者而言，百姓的内心修养好了，国家的大治就能实现了。《内业》又云：“我心治，官乃治，我心安，官乃安。治之者心也，安之者心也”。认为治心与治国具有一致的道论基础，将心治与官治、治心与治国联系起来[3]。
二、内心修养的最高境界：静
《管子》从天地的自然之性推及人性，认为静是大自然对万物提出的要求，人心之静是顺应天地之性的。《心术上》指出：“天曰虚，地曰静，乃不忒。”意思是天是空旷缥缈的，地是安静厚重的，所以不会出差错。《内业》指出：“天主正，地主平，人主安静”“是故圣人与时变而不化，从物迁而不移；能正能静，然后能定。”意为天重在端正，地重在平坦，人重在安静。圣人要静待万物，心不随外物的改变而动摇。心只有平静、端正了，才能实现真正的安定。《管子》进而指出心静对人的身体、道德素养等的影响。《内业》又指出：“中不静，心不治”。《内业》多次阐述贵静思想，认为修心只有达到静的至高境界，人们才能“观其复”，才能悟得“道”的真谛。如：“心静气理，道乃可止”“修心静意，道乃可得”“所以失之，以躁为害。心能执静，道将自定”。《心术上》从以阴制阳、以动制静的角度，也阐述了“静乃自得”的思想。“人主者立于阴，阴者静，故曰‘动则失位’。阴则能制阳矣，静则能制动矣，故曰静乃自得。”《心术下》也多处强调“正静”的作用，如人能正静者，筋骨强健；提出：“正静不失，日新其德，昭知天下，通于四极。”就是说，人如能达到静的理想境界，将有助于德和才的增长。
清静、守静一直是道家的道德修养标准，《管子》重静思想可能与其兼有道家思想有关。随着文化的继承和交融，后世的儒家、理学家等也把静作为个人内心修养的最高追求。北宋理学家周敦颐首倡“主静”观。“圣人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立人极焉”。圣人以“仁义中正”为道德准则，又以主静作为修养的方法。直到明清，“主静”成为许多仁人志士修养身心重要内容。明朝吕坤指出“人之生而静，天之性也。”清朝曾国藩著有“五箴”，其中之一是“主静箴”。
三、静心的途径
心的静与身体的健康、强壮关系极大，这是毋庸置疑的。而气血是身体、生命的活水源头，气又是其中的关键。《心术下》指出：“气者身之充也”“充不美则心不得”。气是身体充实之源，体气不充，心意就难达静的状态。《内业》指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万物都有精气，赖此而获得生命，就是说，精气是万物的源泉。“内业”又说：“气，道乃生，生乃思，思乃知，知乃止”。还指出：“失之必乱，得之必治。敬除其舍，精将自来”“严容威敬，精将自定”。这里清楚阐述了气与静的关系：失去精气，人身心必乱；精气充盈，身心就健康、和谐。反之，静心安神，“俨若思，毋不敬”，人的精气必会安顿于体内，利于身体健康。《内业》还提出“抟气”“云气”等关于气的思想，这些都与心性修养有关[5]。
(一)虚
虚与静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即虚是本体，静是具体运用；要达到内心静的境界，必须以虚为根本，心中整天装满声色名利是达不到真正静的状态的。《管子》反复强调：“天曰虚，地曰静；天之道虚，地之道静”。《心术上》指出：“天之道，虚而无形”。按照老子提出的“人法地，地法天”，人要效法地之静，最根本的是效法天之虚。所以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这里也把“虚”放在“静”的前面。“寂寞者静，旷然者虚”，佛家讲“心中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内心虚空豁达，旷然无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样内心即容易做到“寂然不动”。因此，《管子》把“虚”提升到“道”的层次[4]。
(二)欲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6]《管子》(尤其是其中的“四篇”)作为我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具有丰富的德育意蕴，值得深入挖掘。
《管子》四篇围绕“心”形成了一种融本体、工夫与境界为一体的体验式形而上学思想体系[2]96，其有关“心”“道”关系的论述，对于理解和规划德育宗旨和理路，具有方法论高度的启示意义。《管子》尤其是其中的《内业》《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四篇高度重视“心”的地位，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心的重要性，认为心对于身、心对于道、治心对于治国都有决定性意义，《心术上》曰：“虚其欲，神将入舍；扫除不洁，神乃留处”“修心静意，道乃可得”，将“心”比作道的“精舍”，“心能执静，道将自定”“敬除其舍，精将自来”，也就是说，经常性的打扫客房(治心)，道(德)这个客人就会光临。因此，德育的宗旨应该是通过一些方式将德吸引或生发出来，并让其居留于心中，德育的基本理路应该是通过治心的内在功夫，由内而外地将德引出来。这提示德育应从心开始，认识并确立由内而外的德育理路。换句话说，德育应始于对心的培育与守护，外化于行的遵守和自觉。
(三)和
《管子》讲的“和”，主要指人的内心和谐，情感适度，心要平正。和与静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和谐、平正利于静，内心不和则不静；和之极致，也就是静了。《内业》指出：“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平正擅匈，论治在心，此以长寿。忿怒之失度，乃为之图”。人的生命是天地和合的结果，天地不和即难有生命。同样，人的内心亦需要和谐与平正，和谐平正还能促进长寿。就要想法消除忿怒失度，节五官之欲，最后达到心的平正与和谐。《内业》又说：“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忧患。是故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人有喜怒忧思悲惊恐“七情”，七情适度，心方能和谐；七情失度，不但心难静，还可能内伤致病。这里指出了用诗、乐、礼、敬等办法来陶冶情操，节制情感，达致和谐。《心术下》指出：“善气迎人，亲如兄弟；恶气迎人，害于干戈。”《白心》指出：“和以反中，形性相葆”。《内业》指出：“能去忧乐喜怒欲利，心乃反济。彼心之情，利安以宁，勿烦勿乱，和乃自成。”这些都强调了“和”对于内心修养的重要性。
(四)专
《管子》多处论述“敬”，特别《内业》篇多处论述了敬与养心、敬与静的关系。《内业》主要论述人的精、气、神对于人内心修养的关键作用，亦即对内心达到宁静、能够发挥主宰作用的关键作用。《内业》指出：“敬守勿失，是谓成德。”对于身体的精气，要敬守而不遗失；又指出：“敬除其舍，精将自来”“严容畏敬，精将自定”。这两句讲人若有虔诚、敬畏之心，有益于精气的产生和安顿，自然有益于心的宁静。又指出：“敬慎无忒，日新其德，遍知天下，穷于四极。敬发其充，是谓内得。”前句讲谨敬于事、修养德性的作用；后句讲敬守精气的作用。又指出：“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里直接指出了敬与静的关系，特别指出了“内静外敬”“性将大定”，这是内心修养的极高境界。
(五)气
《管子》四篇围绕“心”，论述了虚、欲、和、专、气、敬等方面的内容，此六方面与内心修养以致达到“静”的境界紧密相关，或者说，理清此六方面与静的关系，就明确了静心的途径。
(六)敬
专即精神上的专一。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盛赞道家的各种长处，首先就是“道家使人精神达到专一”。《管子》“心术”“内业”阐述了使精神得以专一的方法。《心术下》指出：“专于意，一于心”“能专乎？能一乎？”这里的“专”“一”即是精神专一。《内业》提出了“一意抟心”，即指心意要专一。《心术下》提出：“一物能变曰精，一事能变曰智”。《内业》提出：“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内业》篇中的“执一”“得一”，都是指精神专一。这些没有直接指出“专与静”的关系，但可以肯定地说，精神专一对心性清静是有重要作用的。
四、对新阶段德育的启示
欲即欲望、欲念，多欲是内心宁静的大敌，因此要去欲。《心术上》指出：“虚其欲，神将入舍”“夫圣人无求之也，故能虚。”只有淡泊欲念、无所追求、内心空虚，人才能定心安神，从而达到内心平静的境界。去除心中的欲念是修心达静的必要条件。《内业》提出：“不以物乱官，不以官乱心”，不要让外物扰乱五官，不让五官扰乱内心。正如《道德经》所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心术上》还指出：“去欲则宣，宣则静矣”，清除欲念，就会心意畅通，这样心情就会平静下来；又指出：“洁其宫，开其门”，宫即人的内心，“洁其宫”就是做好自我审视，清洁内心的欲念。人们往往因为杂念过多，甚至“欲壑难填”，内心不能空阔、自然；而欲念一除，心头敞亮，“人到无求品自高”，内心会是一个清静的世界。
免疫荧光染色结果显示：B2型胸腺瘤合并MG组中胸腺Tfr细胞明显低于B2型胸腺瘤不合并MG组(见图1)，且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B2型胸腺瘤合并MG组中胸腺Tfh细胞高于B2型胸腺瘤不合并MG组(见图2)，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一)德育的宗旨与理路
使得：yi(ωTϕ(xi)+b) ≥1-ξi，ξi≥0,i=1,...,l，其中C为分类系数，ξi表示第i个向量的松弛因子。为了更高效地求解上述问题，使用拉格朗日乘子法可得到其对偶问题[13]：
然而，承认这一时期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局限，并不意味着否认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意义。虽然，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手稿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阐发在直接的意义上服务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清算，但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也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非历史特征，并且强调从生产的社会关系出发，批判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抽象(形而上学)本质以及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特征。
(二)德育的方法
《管子》是通过论述治心思想来阐述德育思想的，因此其提出的治心方法，均是德育工作可资借鉴的方法。《内业》指出的“止怒莫若诗，去忧莫若乐，节乐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静。内静外敬，能反其性，性将大定。”这句话清晰地阐述了止怒、去忧、节乐、守礼、守敬的理想途径或手段，这里提到的诗、乐、礼、敬、静等就可看作是德育的方法。《七法》又载：“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其中的“渐”“顺”“靡”“久”“服”“习”，也是德育的良好方法。《内业》又云：“形不正，德不来；中不静，心不治。正形摄德，天仁地义，则淫然而自至神明之极，照乎知万物。”就是说外在形体、面貌不端正大方，就会影响品德的提高，内心不平静的人，缺乏主导的价值取向，犹疑不定又心猿意马，难以治理，也就没有达到治心的目的，是以“正形”才能“摄德”。因此德育除了要讲求内心的培育，也要有包括仪态仪表、举止行为等外在行为的塑造。《管子》全篇尚有多处提到治心之法，值得研究者进行深入、完整的研究。
以上计算适用于地级市指标的计算。如表2所示，长三角两省一市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指标体系与各地级市不同，仅用人均财政支出表示公共服务水平，因此这是一项主要从投入来衡量各地区水平的指标。为了清晰体现地区间的差异，我们利用集中系数对比两省一市与全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将省份i的j类公共服务的二级指标按人口平均与全国相应人均指标相比：
(三)德育效果的外部保障
《管子》对于人性是有预设的。“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也就是说，人性都是趋利避害的，有其自私的一面。因此，治心(德育)除了强调虚、静、专、一、敬等内在功夫外，还强调要有赏罚等外在的刺激和约束，正所谓“德法并重”“德刑相辅”。
实际上，作为一部成就齐国霸业的奇书，《管子》贯彻了一种朴实的法治思想，对赏罚问题做了非常多的论述，这些论述在德育工作中均具有迁移、借鉴价值。《管子》指出：“夫民躁而行僻，则赏不可不厚，禁不可不重”“赏薄则民不利，禁轻则邪人不畏”“用赏者贵诚，用刑者贵必，刑赏信必于耳目之所见，则其所不见，莫不暗化矣”。《管子》提出的有关赏罚的思想，可以为现代德育活动中的奖惩手段提供一个历史的注脚或合理性佐证。提示在德育活动中，奖惩要与行为的性质相称，必须要讲求诚信，即时兑现，使人对赏罚的标准深信不疑，而不是赏罚因人而异，这样才能通过扬善抑恶，不断彰显道德领域的善恶，规范受教育者的观念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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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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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25(002).
The Moral Education Implication of the Mind-cultivation Theory of Guan Zi
TANG Shihua, LUO Yunpeng
(Research Office, Anhui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Hefei 230022, China)
Abstract :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s of Guan Zi , mind has been mentioned many times and runs through the four chapters of Guan Zi includingNei Ye ,Xin Shu Shang ,Xin Shu Xia , and Bai Xin .Guan Zi has formed a relatively complete system of mind around the importance of the mind, the realm of the mind, and the method of treating the mind. The mind-cultivation theory of Guan Zi inspires the modern moral education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the purpose, rationality and methodology.
Keywords :Guan Zi ；mind-cultivation theory；inner peace；moral education
中图分类号： G127； B22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6021( 2019) 03- 0064- 04
收稿日期： 2019-03-26
作者简介： 汤诗华(1982-)，男，安徽东至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远程教育、学校德育。
[责任编辑 夏 强]
标签：《管子》论文; 治心论文; 静论文; 德育论文;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科研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