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调适——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信任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盟论文,中国论文,格局论文,权力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856(2012)01-0037-10
2009年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维持合作总体趋势的同时也不时擦出不和谐的火花，2010年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信任关系更是经历了严峻的考验。[1]2009年底，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访问美国时发表讲话，公开提醒美国应参与亚洲事务，以制衡中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不论中国人对此番讲话作何反应，是如网络上的强烈质疑和谴责，还是如学者对东盟平衡术的冷静讨论，其所透露的是东盟对中国信任下滑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以此为序幕，从2010年到2011年，中国、美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在美国加入东亚峰会和南海问题国际化等问题上展开的一系列博弈更加证实了东盟对中国猜忌和恐惧的增长。实施了长达20年的睦邻友好政策，经历了从以双边为重心到以多边为依托的转变，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政治与安全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然而，正当人们一度以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起了难得的初步信任之际，中国与东盟在双边和多边领域的信任危机又开始显现。在与大国打交道日益娴熟之后，如何赢得周边中小国家的信任、应对周边小国的信任危机却成为中国外交中的难题。
围绕这个现实经验问题，本文试图回答有关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在中国与东盟关系中，为什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没能转化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为什么互动和制度社会化进程也没能最终培育起较为稳定的信任关系？一语以蔽之，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消长到底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以及如何影响？
一、中国东盟信任关系的发展历程
5年前，关于中国与东盟关系有一个初步的共识，也就是《中国-东盟名人小组报告》在中国与东盟对话关系建立15周年所总结的：中国东盟关系经历了“从对立、猜疑到以平等、睦邻和互信为基础的对话、合作和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历程”。[2]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前，尤其是自1997年中国经历了周边外交战略的重大调整之后，中国与东盟的关系发展顺利，战略互信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确立。
在东盟成立初期，受冷战大环境的影响，中国与东盟在政治关系上以怀疑和对抗为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关系逐渐趋向缓和，相继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冷战的结束进一步缓和了东亚地区政治局势，为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创造了政治基础；从中国方面来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对外依赖日渐加大。中国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重大调整，周边外交在中国总体外交中的地位不断得到提升。在中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国-东盟对话关系于1991年正式启动。这标志着中国-东盟关系开始了从对抗、敌意和猜疑到对话合作的重大转变。不过，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构建真正开始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
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强以及中国军事现代化导致的军费开支的增长，美日等国家炮制“中国威胁论”为遏制中国的发展造势。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的近邻，其中一些国家与中国还有领土、海洋权益的争议。1995年中国与菲律宾关于美济礁(Mischief Reef)的争端被蓄意扭曲扩大，1995年和1996年台海危机爆发，一时间“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相当有市场。当时的新加坡总统吴作栋就说过：“中国的军备力量已引起了亚洲的严重不安，对中国表露的政治及军事野心，亚洲各国应公开表明各自的顾虑甚至不安。”①这种将中国视为严重安全威胁认知的真正转折发生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期间。
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所采取的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向东盟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积极参与东盟组织的多边机制等负责任的举措让东盟感受到中国的可信与可亲。1997年12月，中国参与了东盟召集的第一次东盟+3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东盟-中国领导人会议，东盟媒体评论认为：这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被认为是中国与东盟首次不是坐下来谈安全问题，而是中国向东盟邻国伸出友谊睦邻之手。[3]进入21世纪，中国在经济与政治安全领域全方位推进与东盟的合作关系，东盟与中国之间的互信随着双边关系的不断提升与持续深化而稳步增强。经济上，中国倡议并大力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为保障东盟方获益，让利实施农产品的“早期收获计划”；政治上，将与东盟的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与合作条约》，在南海问题上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在非传统安全的各领域开展全面合作等等。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中国与东盟关系总体上处于良性的互动状态，经济上相互依赖进一步加强，中国成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威胁论被中国机会论所取代，并且南海问题也不像10年前那样是一个地区“炸药桶”。[4]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于2005年在谈到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而要对中国实施遏制时表示：“任何遏制中国的企图在该地区都不会有跟随者”。[5]2004年底BBC国际民调显示，中国在东亚6个邻国中的认可度在从菲律宾的70%到韩国的49%之间。[6]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给中国与东盟关系带来了新的变数。这些变数中最大的驱动因素就是中国实力的持续上升和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实施。伴随中国国力的上升，东盟国家越来越不安，一方面加强自身的军力建设，一方面积极拉拢美国，依靠美国在军事和安全上制衡中国。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武器转移的相关数据，2005年到2009年之间东南亚国家获得的重要常规武器价值翻了一番，而马来西亚在此期间进口的武器是之前5年的7倍。[7]另一方面，东盟国家更加依赖区域外大国的力量来对中国进行制衡，想法设法扩大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争议。作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盟国，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小动作”不断[8]，妄图依靠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得分。越南则利用东盟主席身份之便，支持美国在东盟地区论坛上提出南海问题国际化，与美国的双边军事合作也在2010年突飞猛进。8月，越南外交部宣布开始与美国谈判民用核合作协议，与美国举行了第一次正式防务对话；两国海军还举行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的首次联合演习。越南甚至还考虑开放金兰湾军港租借，该港口对美国军舰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航行补给至关重要。除了菲律宾、越南外，马来西亚和印尼也在2010年与美国走得很近，马来西亚与美国的关系正式提升为“战略伙伴”，而印尼则恢复了与美国的综合军事关系。[9]这些事态的发展清楚地表明了经过20年的对话合作，东盟对中国的信任程度仍然较低，以至于不惜引入美国的力量来平衡中国，东盟拉拢美国平衡中国的需求又与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高度吻合。随着中国实力的持续增长，美国重返东南亚战略的全面展开，东盟对中国的疑惧和防范是否会加剧？什么因素、何种机制导致中国东盟关系信任程度的消长？作为上升中的地区大国，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和应对东盟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危机？学术界已有一批学者从不同侧面对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消长进行了理论探讨。
二、权力结构、经济相互依赖、互动与社会化
国际关系理论的不同流派或明或暗都涉及信任问题，但是信任研究并没能形成较为成熟的理论。[10]不过，针对东亚尤其是东盟与中国之间的经验问题，学界已有一些学者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其理论涉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建构主义等主流研究范式。现有研究主要集中探讨了3种要素对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构建的影响，即权力结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互动和制度的社会化。
权力结构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概念，现实主义理论从东亚地区权力结构出发，用现实主义逻辑推演出地区内弱小国家的行为倾向及其对地区大国——中国的政策选择。现实主义者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稀缺资源，国与国之间没有信任可言，只有依靠自助行为来保证自身的安全，因此，安全困境是国际政治中的常态，权力平衡是最可靠的生存之道。[11]对于中国与东盟关系而言，现实主义者不承认有建立所谓互信的可能，对东盟制度管理冲突和维持和平的能力持怀疑态度，认为弱小国家只能依赖与大国结盟，大国为其提供可信的安全保证，通过军事存在和权力投放提供总体保护，因此，美国必须占据东亚安全格局的主导地位，一旦美国军事力量衰弱，地区将不稳定。[12]换句话说，在东亚地区，面对中国的实力优势，东盟国家只能依赖美国平衡和制约中国。除了从经典现实主义逻辑出发之外，布兰德利·沃迈克(Brantly Womack)还在现实主义权力结构概念的基础上加上认知心理因素，提出了权力不对称的概念，认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权力不对称引起的错误知觉是大国与小国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沃迈克认为，权力不对称导致关系双方的关注和视角不同，对该组关系的敏感度也不同。实力弱的一方希望能够得到承认和重视，并倾向于夸大风险和机遇；实力强的一方需要得到小国的顺从，往往对这组关系的敏感度较低，大国的这种不敏感性和顺从的需求往往加剧了实力弱的一方的担心和恐慌。这就是沃迈克所说的强国的“不敏感”(insensitivity)和弱国的迫害妄想(paranoia)。[13]鉴于这种由于权力不对称产生的错误知觉，为了在实力悬殊的国家间建立信任，沃迈克建议大国应该增进共同利益并且减轻实力一方的易受伤害感(sense of vulnerability)，而防止错误知觉出现的最为有效的方式有：稳定的外交仪式、包容性的言论以及问题领域的常规化。在沃迈克这里，宏观的权力结构与微观的认知心理得以结合，秦亚青教授将之称为心理结构现实主义。较之传统结构现实主义的权力平衡观，心理结构现实主义更能把握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构建过程中的复杂和细微之处。沃迈克所开出的处方实际上包含有通过互动进程缓解错误知觉，在权力不对称关系中构建信任的观念，这与建构主义强调互动的路径有共通之处。
正如心理结构现实主义为权力不对称关系中大国所开的处方一样，大国应该努力增进关系双方的共同利益，这不仅仅是为了消除权力不对称所带来的错误知觉，还如自由主义理论所主张的，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构筑利益共同体，会增强信任，增加合作，减少冲突。[14]也正是基于这个认识，中国政府在21世纪初提出了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作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的进一步阐释。[15]其中，“富邻”的含义就是加强与邻国的互利合作，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积极推进地区经济一体化。[16]出于消除周边国家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加入WTO的担心和疑虑的战略考虑，“富邻”的实质就是要把中国的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发展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看待，使周边国家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实现共同富裕。[17]这一理念背后的逻辑实际上就是自由主义所倡导的通过加深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构建利益共同体来实现合作与和平。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中国在地区外交中就大力推进共同发展的理念。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到2001年向东盟国家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及向东盟国家让利的“早期收获”计划的施行，都反映了中国周边外交中经济先行的思想。这一外交理念的推行成果显著，目前，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相互依赖，尤其是贸易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正如自由主义理论所强调的，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使得行为体之间会尽量避免干扰经济合作发展、损害彼此经济利益的方式来解决矛盾和冲突[18]，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中国与东盟关系出现严重的冲突和较大程度的倒退。不过，2009年以来，东盟某些国家中出现的对中国的信任危机表明了经济上的高度相互依赖没能转换为政治上的相互信任。
建构主义学者对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关注较多，他们强调互动进程对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建构的重要作用。一些建构主义学者认为，东盟通过“复合接触”(complex engagement)战略将中国纳入东盟既定的互动轨道，而中国则通过社会学习的机制在东盟所主导的地区机制中社会化，社会化的结果是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不断深化，政治互信的不断增强。在社会化过程中，权力不对称关系决定了行为体的政策选择范围，比如作为实力较弱的一方，东盟只能选择以外交方式开展地区主义。权力不对称条件下，地区的权力平衡状态则是社会化得以成功的保证。[19]同样强调地区制度中的互动进程，有学者指出中国的能动作用是制度社会化得以可能和成功、中国与东盟信任得以建立的关键因素。中国对东盟开展“不对称互动”，即尊重东盟方的敏感度和合理关切、由东盟主导互动进程以及互动收益向东盟倾斜，是东盟在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培育对中国信任的重要原因。[20]
可以看出，建构主义研究路径不仅关注互动进程的社会化作用，权力不对称关系对互动进程和互动结果的影响也受到重视。上述建构主义研究分别从东盟和中国角度解读了不对称权力关系中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构建进程。从东盟角度来看，处于权力不对称弱势的一方使得东盟只能选择制度化的方式来接触并引导中国的地区行为，从而开启了制度社会化的互动进程；从中国角度来看，由于处于权力不对称的强势一方，开展让利性的不对称互动是赢得东盟国家信任的重要原因。如前所述，建构主义研究与心理结构现实主义对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解读有共通之处，但各有侧重。两者都强调权力结构即权力不对称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心理结构主义着重通过某些政策来消除权力不对称关系引起的心理错误知觉，从而有利于信任的生成；而建构主义则强调通过互动社会化行为体，使得处于不对称权力关系中的行为体之间建立起基于某种程度集体身份的互信。
近期，中国学者还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对中国与东盟21世纪初信任加强的现象提出了理论解释。尹继武副教授提出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基础、同质性和关系交往相互作用共同决定了行为体之间信任的产生与信任的类型。中国与东盟之间关系基础得到改善，关系交往日益紧密，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同质性认知也因此得到提升，双方的特殊信任(也即工具性信任)得以加强。但是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同质性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中国与东盟国家难以形成稳定的身份性信任关系。[21]社会心理学的视角较好地把握住了信任关系的本质，从互动以及信任主体心理变化出发去看待信任关系的动态发展，这些也都是本文的重要立论基础。但是在东亚地区环境中，中国与东盟之间关系基础的形成与变化、关系交往的展开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条件：即权力不对称的现实。不信任的关系基础不仅仅是由“同质性的差异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恐惧和意识形态偏见”[22]造就的，权力不对称关系也是东盟国家对中国产生恐惧、不安全感等消极关系基础的重要源泉。
综合上述研究来看，在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权力结构、经济相互依赖以及互动和社会化是3组重要因素，这3组要素有共通之处，可以相互补充。首先，不论是现实主义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研究都承认权力不对称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现实之一，影响着中国东盟的信任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其次，在权力不对称关系中，行为体采取一定取向的政策，在互动进程中构建起信任关系。心理结构主义提出的通过外交仪式、包容性言论和问题领域常规化等措施来增信释疑；建构主义强调“复合接触”和“不对称互动”等策略，通过制度互动达到社会化行为体，建构基于集体身份的互信；社会心理学视角也提出“关系交往”来增加信任的观点。最后，各种理论都注意到促进共同利益的实现是构建信任关系的必要条件，但共同利益的增进，经济相互依赖的加深却不是稳定的信任关系生成的充分条件。
不过，这3组要素无论是单独还是结合在一起都不能充分理解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发展变化，上述理论因素仍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首先，上述理论中所探讨的权力不对称状态是一个常量，不过虽然权力不对称的存在是一个常数，但不对称的程度不是一成不变。权力不对称程度的变化反映在不对称的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是否打破了现有的权力平衡格局。其次，互动进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互动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的互动方式。[23]导致互动方式变化的原因除了来自国内观念改变[24]和社会化进程[25]之外，互动的权力结构环境变化也不可忽略。最后，上述理论有的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待信任问题，但是对于心理变化的维度、原因和结果探讨的并不充分。比如心理结构现实主义主要探讨了认知心理因素；社会心理学视角虽然同时考虑了认知和情绪心理，但侧重点是关系基础和关系互动对信任心理关系的影响。实际上，行为体的心理变化对于互动进程及作为其结果的信任关系也具有重要影响。这个并不是循环逻辑，而是由信任作为一种心理关系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
在对上述理论要素进行“折中主义”②处理之后，下文将从权力格局失衡、心理失衡和调适以及互动进程这些动态要素去重新看待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起伏消长，尝试回答文章开始时提出的问题。
三、权力格局失衡、心理调适与构建信任关系的互动进程
信任是一种包含有情绪因素的认知心理关系。③虽然“信任的本质是建立于认知基础上的”[26]，但是不论程度如何，信任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有情感成分。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提出“情感与认知在信念中相遇”的观点，认为诸如信任、民族主义以及可信性等概念实际上是情感建构的信念，即情绪信念(emotional belief)。[27]在信念建构的过程中，情感是同化机制，影响到行为体证据(信息)的选择、解释和评估认知等进程。默瑟认为与行为体感觉(feeling)相符的信息(证据)不需要进一步研究就被接受，而信息与感觉不相符则促使行为体寻求更多的证据，或者直接导致行为体低估或忽略这种不相符信息。[28]因此，作为一种心理关系，信任本身不仅包含有情绪的含义，其中的情绪因素还对认知进程产生重要作用。建立在对信任的这种概念化基础上，下文就着重通过探索权力格局失衡、心理调适和互动进程3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诠释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变动。
(一)权力不对称关系与权力格局失衡
权力不对称是东亚地区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更是中国与东盟关系中不可回避的现实存在，在可预见的未来都不大可能改变。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实力弱的国家面临的风险和机遇都要大一些，因此实力弱的国家对不对称关系的发展变化要敏感得多。][29]权力不对称状态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均衡。所谓均衡状态指的是权力不对称中的权力差距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稳定，行为体通过政策调适和制度互动对该权力差距及其可能发生的影响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预期。但是，权力不对称的均衡状态在高速发展的东亚地区注定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权力差距进一步增大，原有的权力和制度平衡就会遭到破坏或削弱，新的不确定性会随之产生，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权力失衡状态。我们在中国与东盟关系20年的发展历程中，可以观察到这种权力不对称的失衡以及再平衡状态，以及它们与中国东盟信任关系消长之间的关联。
1991年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恢复或建立外交关系并与东盟建立起对话机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关系全面推进。而此时也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融入国际体系并在国际体系中发挥日益重要作用的时期。中国经济自1991年开始出现回升，GDP增长从1990年3.9%的波谷上升到8.0%。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与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的召开，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为中国的首要任务，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30]1992年当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就高达14.2%。[31]到90年代中后期，中国经济成功实现了软着陆，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快速提升。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对外开放力度的加大，中国外交政策也实现了调整，开始积极参与地区事务，中国对地区事务的影响也日益加深。这对冷战后基本处于权力真空之中的东亚地区秩序来说意味着一次重大调整，东盟自主组织和管理地区秩序的局面面临着改变。可以说，原有的存在于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权力不对称均衡状态逐渐被打破。如前所述，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地区盛行的时期，东盟国家普遍对中国不信任。
199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为中国确立负责任地区大国的身份提供了契机，中国在危机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援救措施打消了东盟国家对中国战略意图的疑虑，赢得了东盟国家的信任，树立了在东亚地区发挥大国作用的情感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顺应时势，加入东盟主导的多边地区主义进程，在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各个领域全面采取与东盟国家的“不对称”互动，在各种场合向东盟国家释放不称霸、不主导和共同发展的安抚(reassure)信息。而东盟国家则通过搭建地区合作制度，主导地区合作进程，并且在地区大国，主要是中日之间寻求力量平衡，从而使得东亚权力格局在新的不对称的情况下趋于稳定的均衡状态。东南亚国家日益接受中国成为地区大国的既成事实，并力争抓住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机遇。[32]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西方经济体在危机中挣扎自救之际，中国经济却快速企稳回升，中国的相对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大大提高。2010年第二季度，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33]关于中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讨论不绝于耳，炒作中美共治的G2(两国集团)和Chimerica(中美国)等概念的文章也在西方媒体频频出现。[34]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再一次有打破东亚地区权力均衡的可能。这一次，在东南亚国家看来，地区内部力量似乎已经不能对中国形成有效制衡。文章开头提到的新加坡资政李光耀在其讲话中就直白地道出了东盟国家的看法：在二三十年内，中国庞大的体积将使得包括日本与印度在内的整个亚洲，都不可能在分量与国力上与之抗衡。亚太地区因此需要美国来发挥平衡作用。[35]
通过上述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力增强、中国与东盟间权力不对称失衡与再平衡以及中国与东盟间信任关系的消长3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权力不对称以及权力不对称均衡状态的打破都会对行为体的心理状态(情绪与认知)产生影响。
(二)权力格局失衡与心理失衡
权力失衡的状态并不是直接就对互动进程及其结果产生影响。根据理性主义逻辑，中国的力量越强大，对东盟的吸引力也就应该越大，因为中国与东盟的经济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东盟也决不希望失去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机遇。权力格局失衡的现实是怎么影响到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互动和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信任水平的呢？答案就在于权力失衡与行为体心理状态之间的关联。
首先，权力结构本身并不能直接对行为体的行为产生影响，而是要通过某种心理机制中介。现实主义理论之父摩根索直接将权力定义为一种“权力行使者与权力对象之间的心理关系”[36]，现实主义理论的经典命题“安全困境”的形成也离不开恐惧这个情绪性心理因素。[37]沃麦克对中国与越南双边的考察也得出权力结构通过心理因素对双边互动产生影响的结论。[38]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针对东亚地区出现的第一次权力失衡，不少西方学者依据现实主义的“权力转移理论”来鼓吹“中国威胁论”。[39]实际上，权力转移理论强调的是两个要素的共同作用，即权力转移和满意度，认为只有对现有国际体系不满意的崛起国才可能发动战争。[40]对现有国际体系是否满意实质上就是个心理因素，只有在“不满意”这个心理因素的驱使下，崛起国的实力才能转化为挑战性的行动。所以，现实主义理论已经告诉我们，权力因素要与心理因素共同作用，或者是权力因素通过心理因素而发挥作用。这里需要重点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心理因素不仅包含认知心理，也包含情绪性心理，比如摩根索所说的“对利益的期待、对损失的恐惧、对领袖或制度的景仰和爱戴”，克劳福德的“恐惧”，奥根斯基的“满意”等都是情绪性心理因素。
其次，权力格局失衡引发行为体心理失衡。心理学研究提出的人类基本需求层次包括对安全的需求，当安全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时，人类就会产生恐惧感。[41]在国际关系中，作为人类生存的一种集体状态，国家的第一需求也是安全，无论是现实主义强调的实体安全还是建构主义强调的本体安全。④在不对称权力关系中，小国对于自身的安全状态更为敏感，安全需求也就更加强烈。当大国权力持续增长，弱小国家所赖以获得安全感的地区权力均衡被打破，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导致了安全感的丧失，引发了弱小国家的恐惧等情感感受。也就是说，大国即使什么也不做，仅仅是权力格局失衡的状态本身就足以导致小国产生这种恐惧的心理失衡状态。已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在东亚地区，“中国持续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更首先产生的不是政策和战略的变化，而是微妙和复杂的心态、知觉和认知上的变化。”[42]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历程中，由中国崛起所引发的地区权力格局失衡都导致东盟对中国疑惧的加深和现有矛盾的升级。
(三)心理调适与互动进程
心理失衡激发行为体采取调适行为。心理学界对于情绪与动机的研究表明：情感促动行为，而认知框定行为的方式。[43]恐惧作为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是弱小国家急需摆脱的一种心理状态，这就驱使着弱小国家采取相应的措施去重新获得这种心理平衡。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因为恐惧等情感感受是最终的行为驱动力量，所以弱小国家采取行为的直接目标并不如现实主义者所预测的那样遏制和制衡中国的崛起，而是通过各种途径来获得安全感，消除恐惧的情感感受。心理调适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实现，可以主动实现也可以被动实现。
主动实现指的是东盟国家主动采取措施，恢复地区权力格局的均衡状态。主动措施不外乎两类，一是发展自身的力量，二是引入其他大国的力量。在中国东盟这对权力不对称关系中，发展自身力量来平衡中国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引入域外大国来平衡中国是东盟国家的首要选择；被动实现是当新的权力格局逐渐稳定，中国的意图和行为在新的权力格局和制度互动中日益明朗，不确定性得以缓解，东盟国家的疑虑自然会消散，正如1997年之后，中国与东盟信任关系的发展所显示的那样。
四、结论
在权力不对称关系中，相关行为体之间可以构建程度不同的信任，其前提是这种不对称状态在互动中趋于稳定或均衡。一旦这种稳定的均衡状态被打破，不对称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就会产生恐惧、疑虑等心理失衡现象，从而破坏业已初步建立的信任关系。中国与东盟之间信任关系的发展演变并不像现实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难以建立，也不像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所诠释的那样是个稳步发展的进程。这个认识对于上升期的中国处理与周边弱小国家的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需要认识到在中国与东盟这对权力不对称关系中，中国实力的快速上升达到冲破地区权力格局均衡的程度后，东盟作为“大象身旁的小鹿”出现恐惧、疑虑等心理失衡现象是自然的，“现实政治决定着亚太地区的政治动态”[44]仍然是个不争的事实。作为权力不对称关系中实力强的一方，中国在双边关系中所承担的风险要小得多，理解并照顾弱小国家的关切是处理与周边小国关系、构建互信的第一步。
其次，问题的另一方面也是值得重视的，即“亚洲地区秩序并不简单的是一种无休止的、按权力政治逻辑运行的产物”[45]，制度、规范所界定的互动进程会有助于东盟国家的心理调适，适应并接受新的权力不对称状态，达成新的权力格局均衡状态。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开始所采取的多边主义政策，与东盟国家开展全面的互动，有针对性地缓解了东盟对中国在经济竞争、南海争端与军事安全等方面的疑虑，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是统筹周边外交与国内经济发展两个大局的典型案例。
最后，从东盟角度看，依赖其他大国力量来对中国获得某种程度的平衡，是东盟一贯的安全战略。东盟的传统安全目标就是防止任一大国对本地区中的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整个地区获得太大的影响力，也就是“反主导”的安全政策。[46]在中国实力上升导致中国成为重要地区大国之际，东盟借助区域内其他大国力量来平衡中国，在中国力量成长为潜在的世界大国之际，引入美国力量在地区事务中平衡中国也没有违背东盟传统大国平衡战略。在东盟国家看来，维持区域内权力的平衡状态是东盟制度社会化进程得以成功的重要保障。[47]
总之，中国与东盟之间的信任关系是个动态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在地区权力不对称格局持续发展的情况下，稳定的信任关系建构是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在出现信任危机的时候，作为权力不对称关系中强势的一方，对待东盟国家，中国外交应该明智地选择淡化情绪反应，尊重东盟国家心理调适的需要，有针对性地将问题领域对话制度化，加强制度化互动，使得东盟国家感受到最大程度的确定性，而试图借机深度卷入东亚事务的域外大国——美国应该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地区事务中与美国加强协调，使得中国崛起后的地区权力格局趋于稳定，是化解地区内小国疑虑并进一步构建互信关系的基础。
注释：
①转引自罗伊(D.Roy)：《关于“中国威胁论”》，杨海凤译、周士琳校译，《国外社会科学文摘》1997年11月。
②Rudra Sil和卡赞斯坦提倡超越理论范式束缚的“折中主义”研究方法，认为折衷主义方法能更好地理解和解释现实问题。参见：Rudra Sil and Peter J.Katzenstein,Beyond Paradigms:Analytic Eclecticism in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Palgrave Macmillan,2010.
③关于信任概念的梳理和整合，参见尹继武：《国际关系中的信任概念与联盟信任类型》，《国际论坛》2008年第2期，第55-61页。
④参见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建构主义学者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延伸到维持身份稳定的本体性安全领域，参见Jennifer Mitzen,"Ontological Security in World Politics:State Identity and Security Dilemma",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2,No.6(2006),pp.341-343；景晓强：《身份、情感与对外政策——以本体安全研究为中心的讨论》，《外交评论》2011年第8期，第5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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