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聚集经济的结构演变及其现实性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性论文,结构论文,城市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聚集(Agglomeration)是城市经济的突出特征。聚集不仅是系统要素的一种特征性组织结构，也是系统进化的特征性演变过程。一般系统进化理论将这种过程称为会聚(Convergence)[1]。它意味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趋向于联锁，超越原有组织层次的功能复杂性优化极点(Optima)，创造出更高层次的系统，并且有选择地“忽视”下层系统的动态细节。
在经济上，聚集（或聚集经济）可以理解为经济要素和相关经济活动处于相对密集的状态，它对应于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密集型空间组织与资源配置结构。在动态意义上，聚集意味着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向数量、规模相对固定的资源集中，某些经济活动趋向（新的）同步化、关联化的演变过程。进化选择了一定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聚集，同时也选择了其它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走向相反的组织结构——分散。
聚集经济规定了一个特定的系统特征边界，决定了对应于该边界的经济系统在高于（下层）微观经济要素和活动的组织层次上运行。城市恰恰是处于这一层次的特定经济系统。对聚集经济问题的讨论所应关注的一个方面是微观经济要素和活动的聚集对经济在更高系统层次上的结构化的影响。预见到这种影响以及聚集经济可能发生的结构和功能的演变，则无疑能够引导微观经济要素和活动进行更有效率的模式选择。
一、城市聚集经济的一般特征
城市经济的存在基础和特征与聚集密切相关，而经济外在化则是城市中各种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的相关性与结构性产生的重要机制。沃纳·赫希指出：“把城市看作外在化因素众多、地价高度影响选址决策的地方，这种观点应当成为分析许多城市经济问题的基础……所有需要考虑的重大问题经常以外在化因素为重点，这是一种特别有用的城市观点。”[2]
经济外在化(Externality)又称为溢出效应(Spillover effect)或外部经济效应，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效应，而这种效应并没有通过货币或市场交易反映出来。”[3]拉尔夫·维特对外在化含义的描述则更加具体：“家庭、公共机构或企业对其它家庭、公共机构或企业的活动在市场以外施加影响。也就是说，外在化因素是不同于买者与卖者之间关系的相关关系。”[2]
假定两个企业X和Y，分别生产或提供x,y两种商品或服务。企业投入的生产要素简化为C。若y的产出不仅取决于企业投入的要素C[,y]，而且受到来自x商品或服务产出的影响，则企业X对企业Y存在一种溢出效应。在这种情况下，y的生产函数为
y=f(C[,y];x)
f/x，是企业X对企业Y的边际生产率。若f/x>0，企业X的经济活动对企业Y的溢出效应是积极的或者说存在外部经济效益。同理，若x的生产函数中加入了y的影响
x=g(C[,x];y)
且g/y>0，则企业Y的经济活动对企业C也存在外部经济效益。这种相互的外部经济效益能够使相关的企业、非营利机构不仅在空间区位上实现集中，而且在经济活动和行为方面寻求建立有利于双方的同步性与关联性的结构——经济过程的聚集。
家庭的消费行为也同样存在经济的外在化。假定两个家庭A和B，q[,1],q[,2],…,q[,n]为家庭消费的n种物品的数量。当B家庭的（可能源于某些消费）消费效用U[,B]直接进入A家庭的效用函数时，A家庭的消费效用函数则为
U[,A]=u[,A](q[,1],q[,2],…,q[,n];U[,B])
当U[,A]/ U[,B]>0时，A能够因B的消费行为而获得好处，而并不需要向B支付任何费用。
对于企业、家庭和非营利机构来说，聚集产生的外部经济效益，意味着成本的节约和效率的提高。这是聚集经济结构和过程存在的微观经济基础。
外在化同样存在使经济要素、经济活动趋向分散的机制。若存在f/x，U[,A]/ U[,B]的值<0，则意味着经济外在化的作用是消极的。
因此，经济外在化对经济系统的影响可以分为导致经济要素、经济活动趋向关联、同步和集中化的凝聚力以及导致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相关性降低、彼此排斥和空间分散的离散力。我们可以将这个初步的结论与城市“磁力”的概念联系起来。
在经济意义上，城市规模是由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聚集与分散过程所决定的系统数量性、空间性边界，它对应着外在化因素在城市中产生的一系列功能性结果，即包括城市公共经济在内的城市规模效益和聚集效益。以人口这种经济要素为例，城市（人口）规模取决于城市经济中与居住和就业利益相关的外在化因素的影响。积极的外在化因素降低居住和就业的成本，导致人口向城市的集中。当人口的进入使城市经济达到一定的规模，城市经济中的外在化因素将会向不利于人口居住和就业的方向转变，拥挤、过度就业竞争所产生的消极外在化因素将使城市中的人口拒绝新的人口的进入，并最终导致城市人口的迁出。城市的公共经济所提供的基础设施和企业聚集所形成的商业环境同样具有降低企业总成本的外部经济效益，吸引企业向城市聚集。而企业的聚集在达到一定规模之后，消极经济外在化导致企业成本的提高。城市中的企业拒绝外部企业的迁入，甚至被迫通过迁出市区以降低成本。
城市公用基础设施、公共性服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消费的特征。对于家庭和企业来说，进入城市的选择本身就能以“免费搭车”的方式得到经济外在化的好处。这决定了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公共服务无法依靠纯粹的市场竞争机制获得私人资本的投资，从而成为城市政府经营和投资干预的必然领域。正如P·A·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著作中援引A·林肯的话所表述的那样：“政府的合法目标是，为人民做他们所需要做的事情，而这些靠个人的努力是完全做不到的或无法做得那样好的。”[3]
二、城市聚集经济结构的演变
聚集经济结构来自于微观经济机制和经济过程，但又反过来导致微观经济机制的改变，正是这种系统反馈运动使新的聚集经济的系统结构得以不断地产生。在宏观的时间尺度与系统层次上，城市聚集经济的演变大致经历了两个系统自组织进化阶段。
1.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聚集经济结构
最早的城市即雏形城市产生于农业创建阶段的园艺社会。初级农业使定居生活方式成为必然的社会经济要求，村落应运而生并且成为广泛分布的社会经济组织。耕地能够相对稳定、充足地供给农产品决定了一部分劳动力能够脱离农业从事早期的手工业和商业。村落向城堡的演变以及固定商品交易地的形成，导致了雏形城市的出现。雏形城市聚集了商人和初级手工业者以及市场和非农业经济活动，同时对农业活动和村落存在寄生性的直接依赖，因而其聚集经济结构还残留和渗透着村落农业经济的因素。
犁耕和轮作技术结束了土地休耕方式，以及人工灌溉工程等关键性生产技术的变革，使土地单位产出率大大提高，耕地面积扩大，传统农业确立了在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城市经济在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经济环境中，得到了相对稳定和独立的发展，成为非农业经济的“容器”。
这一阶段城市聚集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构特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城市集中了依靠掌握土地所有权而获得特权的阶层、富裕人口、政府官僚机构，通过赋税和行政力量聚集大量财富，从而形成了稳定的、超过乡村消费能力和水平的庞大的消费市场。市场必然吸引手工业、初级制造业和商贸活动的聚集。
(2)城市的军事防卫和扩张是人口、财富和利益集团聚集的需要。军事作为一种积极的外在化经济因素体现在安全方面，它促使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向城市聚集。
(3)城市地理位置以及城市通过武力扩张和行政控制建立起来的交通网络，对于长途贸易、商品交易和依靠外来原料的初级制造业来说，意味着交通便利导致更低运输成本的外部经济效益。
(4)城市中非农业人口的聚居、稳定的商贸活动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流动人口，为服务业的出现创造了市场需求和规模经济的门槛。衣食住行、运输仓储、医疗和商业信用等作为独立的经济活动在城市中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
(5)商业、手工业和初级制造业在城市中的聚集刺激同业间的技术更新和对先进技术的接受，城市中的教育机构能够为技术创新提供知识积累，而市场则为技术传播和交流创造机会。这些都是积极的经济外在化因素。
规模化市政基础设施的出现，突出体现了这一阶段城市的聚集经济效益。正是由于城市所聚集的非农业经济人口和行业达到了建设基础设施的经济门槛，最初主要满足于特权阶层需要的基础设施，才具备了实现规模化建设和更广泛人群的福利目标的可能性。
商业贸易活动的聚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经济与传统农业经济之间存在的本质区别。商业活动的基础不是直接生产物品而是连接产出和需求、弥合产品和资源的时空差异。城市聚集商贸活动，必然导致城市经济依赖开放性的市场环境、资源流通渠道、交通运输技术乃至于金融活动和手段。而这些对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来说完全是可有可无的，但却是城市聚集经济存在和进一步发展演变的重要的结构性基础。
2.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城市聚集经济结构
工业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度的专业化分工、市场配置资源、企业化的经济组织方式、经济活动规模化与普遍的相关性，以及主导技术对非再生物质能源环境的全面依赖，城市及其所聚集的产业在重要性方面取代了乡村和农业。伴随工业化的大规模城市化，使城市经济在总量和结构上都成为社会经济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工业社会的城市聚集了社会经济中绝大部分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以及相关的众多经济活动，聚集了超过半数的家庭和消费人群，聚集了绝大多数的人力资本、实物资本和货币资本，聚集了最新的技术创新和科学成果。工业化使城市聚集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经济活动，而且也使城市聚集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摆脱了以传统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城市的聚集在地理区位方面，转向了对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等主导产业经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和市场。这种演变特别表现在早期工业城市的兴起与传统农业经济下发达的大城市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地理区位上的一致性。
以工业经济为基础的经济环境，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改变了城市聚集经济形成机制和结构特征：
(1)绝大部分产业主导技术以高耗能和集中化的能量转换利用为前提。面对能源和矿产资源的集中开采、转换和输送，相关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必须采取与之相适应的，高度的空间集中、时间过程同步的行为组织方式和运转方式才能达到效率的目的。
(2)经济活动依赖于直接掌握和运用实物资本、货币资本、人力资本的普遍性特点，使距离和时间成为影响成本的重要因素。相关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无疑能够降低运输成本，而建立一定程度的时间同步关系则能够降低等待、搜寻活动的成本。
(3)高度专业化和分工细化，强调经济活动间的协作，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和信息费用。寻求空间聚集和经营活动的同步，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和获取信息的成本，这对于金融、保险、咨询等服务性经济活动更为突出。降低机构和经济活动间的交易成本还依赖于规范合作、交易的法律制度和机构，而城市为其实现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与规模经济的基础。
(4)经济要素、经济活动的聚集及其规模化，为建设大规模基础设施创造了必要的规模经济门槛。城市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因此得到不断的发展和改善，所产生出的聚集经济效益又吸引更大规模经济要素和活动的聚集。
(5)扩大经营规模以追求企业和机构内部的潜在规模经济，导致了大规模固定资本投资以及对生产要素进行有效的密集型投入。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聚集，使基于城市土地价值含量的土地边际生产力提高，从而导致地价的上升。在其它生产要素可替代城市用地的经济技术限度内，企业必然在土地上最大限度地进行密集型投入。在越靠近城市中心的区位，市场租金越高，要素的聚集度也越高。
(6)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对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至关重要。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聚集、厂家与消费人群聚集的经济环境，为技术成果提供了众多的商业化机会和条件，同时有效地刺激和推动了技术创新，而且为技术发明所依赖的基础研究、技术推广所依赖的教育，提供了必要的规模经济的门槛。
(7)自由就业人口大量的聚居和迁入、公共生活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条件，使厂家大大降低了选择劳动力特别是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成本。
(8)大量的就业机会、基础设施、福利制度、教育、卫生、治安、社区服务等使家庭能够享受到与城市聚集和规模相关的种种好处。居住向城市中心集中的选址决策，通常是在可支配收入的约束下，通过靠近城市中心的居住选址，寻求在节约交通和房价支出与获得居住及其它消费效用满足方面的利益最大化。
以工业化经济为基础的城市聚集经济结构具有突出的空间密集性和时间过程同步性的特点。这种聚集经济结构能够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产生规模经济、降低交通运输成本、使供给与需求充分邻近市场、降低交易成本、促进公共经济部门发展等等，从而产生最大的外部经济效益。基于聚集和外在化因素所形成的广泛和强大的“磁力”，城市“容器”的内容和规模在工业化经济环境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聚集”对于城市经济来说是一把“双刃利剑”。在以工业化经济为基础的环境中，经济运行的规模决定了经济要素和活动聚集的经济合理性。然而合理的经济原则通过非限制性的市场机制可能驱使聚集在过程和规模上超限度地加剧，其结果是将城市经济系统推向丧失长远整体利益的死角。为我们所熟知的城市环境质量恶化、城市中心衰退、拥挤产生高成本和失业等等正说明了这一点。
依靠内燃机技术、电力输配技术、通讯技术以及公路航空航运网络等工业化技术的更新，城市聚集经济结构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扩展。城市发展的群体化、组团化、巨型化、郊区化和多中心的趋势说明了聚集经济结构经历的这种演变。而这些事实同样说明聚集对城市不利的影响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和转移。依靠上述工业化经济范畴内的技术更新根除城市中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过度聚集所产生的种种弊端，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化，没有从本质上改变物质能量集中开发、转化、传输必须尽可能在空间和时间上集中利用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决定了聚集导致的经济外在化的性质和数量性、规模性的界限——分散只有在这个界限内才是经济合理的，相对于集中，分散必然是昂贵的。
三、城市聚集经济结构演变的现实性探讨
城市经济是一个开放系统，相对稳定的聚集经济结构是它处于宏观结构有序和动态平衡的系统状态，而城市聚集经济结构的演变是城市经济系统从一种旧的有序结构经历混沌达到新的有序结构的进化过程。
对一个城市聚集经济结构来说，经济要素的输入、技术创新、产业活动和经济运行方式更新等，即动态意义的聚集经济，都可以认为是来自其系统特征性边界以外的物质、能量、信息流动，即“负熵”流，它不仅能够维持城市经济有序结构的稳定，而且能够推动城市经济达到新的有序结构。
城市始终聚集着最先进的技术发明和技术革新的成果，聚集着大量具有创新冲动和资质的人力资源，成为“技术创新和文化创新得以扩散的沃土”[4]。城市聚集经济结构的每一次重大变革和每一个阶段性系统有序状态的确立，都发端于城市经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主导产业、基础性技术、生产组织方式和主要经济要素的变化，发端于广义技术的重大突破。因此可以说聚集使城市经济成功地孕育了推动自身结构变革的重要因素。著名系统进化理论家E·拉兹洛(Ervin Laszlo)认为，“在显而易见的历史总趋势后面的驱动力是技术的进步……一项技术革新不仅仅是工具的发明，而且是想象力的伸展和常识的改变。重大的技术突破总是造成超越自然的自然，而且把反常事情变成了正常的事情，把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了普普通通的事情。它还对人的价值和习惯作法提出挑战，并且动摇已经确立下来的制度的基础。”[1]
从开放系统进化的角度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根本上改变工业社会城市由于过度聚集所面临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必须依靠城市经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主导技术、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的组织运行原则等一系列基础性经济变量的根本性变革。
近20年中产生于城市科研、教育机构和大企业集团的一系列高新技术（以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包括生命科学、生物基因工程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海洋开发技术和环境技术），不仅推动了产业经济类型的创新，而且正在为城市和整个社会经济系统构造一个新的物质能源环境的框架和可供选择的经济运行方式。
在正在形成的新的物质能源环境中，社会经济活动的物质能量来源变得多样化，而对非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在摆脱传统工业经济高能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特点。技术进步使太阳能、风能、生物能、核聚变能等正在成为具有生命力的商业化能源。可以预见的是城市经济将移植到具有分散化、多元化特点的物质能源基础上。
产业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的聚集，不仅取决于所依赖的物质能源环境，而且受到空间性成本（地价和运输）和时间性成本（等待、搜寻和利息）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在新技术条件下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
首先，不断发展的计算机技术、数字通讯技术正在实现广泛的信息数字化和计算机网络化。这种变化已渗透到产业活动和消费活动各个环节和经济要素内部（经济要素信息化）。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而非实物形式的交流，能够满足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相关性的需要。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仍然通过市场，而市场则越来越依靠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信息趋于完全化使均衡过程的成本得以降低；同时经济要素的信息化和知识化使产业活动逐步摆脱以往对实物资本、货币资本和一般人力资本的过分依赖，形成对知识和高素质人力资源的依赖。这种转变无疑降低了经济要素聚集对空间集中方式的需要。
其次，与高速运输技术不同的是信息数字化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不仅使时空距离相对缩短，而且市场信息趋于完全化在本质上减少了经济活动和经济要素对运输和出行的需求总量和对速度的要求。基于时间和空间聚集所产生的外在化因素正在被基于信息密度和传输速度的外在化因素所替代。
在另一方面，随着环保产业技术和环保能源技术的推广和商业化，产业主导技术将能够避免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率的技术弱点。污染这种传统产业技术必然产生的消极外在化因素得到了根本的控制，而环境治理只能是收费污染的被动状况也将得到根本的改善。
潜在但可能是符合规律的演变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基本的、趋势性的思考方向，认识知识经济、信息时代将会对城市聚集经济结构产生的重大影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分散会比集中产生更多的外部经济效益，知识流量和存量的经济重要性超过对实物经济要素的直接掌握，经济活动中的智力密集支配物质资源与资本密集地等等。而城市经济将会伴随着与直接工业生产活动的空间分离，向信息中心、知识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和资本市场中心的方向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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