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文学的发展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特征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时间向度上的“生长性”
任何发展都是时间——空间转换意义上的发展。中国新世纪文学作为当下的文学，一种“发展中的文学”，其“发展性”的特征，究其要旨，首先是新世纪文学所显现出来的那种时间的“生长性”。
“生长性”是个隐喻性的说法，正如“新世纪文学”、“发展”同样都是隐喻性质的说法一样。有什么不是隐喻？问题在于不同语境赋予隐喻以不同的含义与功能。当代极具影响的哲学家理查·罗蒂说：“语言是创造而非发现。”① 我们之所以这样言说而不那样言说，之所以采用新词汇而少用或弃用旧词汇，并“不是对旧有语汇相互适切方式的发现”，“也非发现了现象背后的实在，或发现了整体的本真观点以取代部分的浅陋的观点，恰当的类比应是创造新工具以取代旧工具。”② 以此返观我们自身，不言自明的是，我们已不应或已不能站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背景和立场来言说，却一定要立足在新世纪的文化背景下对新世纪文学来言说。“新世纪文学”正是我们这种类似“新工具”的言说。
所谓新世纪文学的生长性，意在强调一种常规的或自然的发展形态，一种仿佛自然生长出来的文学景观。它无疑应从“新时期文学”中生长出来，当然也从“20世纪文学”中生长出来，从上千年的中国文化文学传统中生长出来，从对世界范围的文化文学传统的借鉴中生长出来。它正在长成一棵大树，向21世纪的天空伸张而去，开花结果。然而我们已不能再单纯地或简单地称其为“新时期文学”，因为这棵大树已然立足于新世纪的中国文化时空，因为如果那样，你就得很复杂很费周折地去解释一个不断膨胀的“新时期文学”，如同当代文学界正在不断地维持一个已从五十六年前开始不断膨胀的“当代文学”一样。然而我们也从未试图在它和“新时期文学”之间寻找一处“断裂”或“转折”的界标，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将1999年末的最后一天视作一个文学时代的结束，我们只是想说，总体上，新世纪文学已然成形，早已非“新时期文学”同日而语；并且，也可以同样肯定地说，新世纪文学正是从新时期文学中自然而然地蜕变生长出来的，如果你愿意，完全可以将1978年看作是一个开启了21世纪的起点。③
“生长性”基于一个连续的常规的自然的发展过程，基于一种“发展观”而非断裂式的革命观或转折观。这种常规的自然性的发展观反对“特征”的形而上学。过去我们面对时间的变化和事物的变迁，总是要取一种绝对的认识论的框架，采用严格的正/反式的“区分”认知，以认知“内在本质”的方式指出其区别于从前的“旧”的“新特征”。理查·罗蒂在批评“认识论的非自然性”时认为：认识论背后的动机永远是“了解证据与理论如何发生关系”，而“大多数思想史家惊奇地发现，我们现在称作知识论的东西在十七世纪以前的思想家思想中只起着微不足道的作用。”④“近代哲学家们把对理解的自然性寻求与对确定性的不自然寻求搞到一块去了。”⑤ 他引用奎因等人的观点说明：“认识论学者梦想着一种第一哲学，它比科学更坚实，并可用于证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知识。”⑥“认识论是一套对确定性的执着的关切，它应当通过治疗加以解除。”⑦ 罗蒂等人有关认识论的哲学诉讼且不去管它，令人感兴趣的是罗蒂在此给我们提供了一条在那种简化了的非自然性的认识论思路之外的更为自然地看待事物的发展的思路，在认识论不无自信地给我们所谓的事物的“内在本质”之外，罗蒂恢复了事物发展中充满偶然和机缘的深厚自然的现象流淌，那些连绵奔涌的表象的“内在本质”不过是人们以所谓“理性”的名义加诸其上，并又以事物的“特征”、“性质”或“规律”的名义加诸给人们的知识和行为的结果。非自然性的认识论容易使我们陷入“特征”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它非要找出一个确定性的不同以往不同其他的“特征”或“本质”来不可。当我们面对新世纪文学这一现象时，罗蒂的理论是富有启发的。我们当然不会成为对“特征”、对“新”等语汇及其语用意义的取消论者，但是，应该明确反对将“特征”、“新”绝对化，避免陷入一场“特征谬误”和“新之谬误”。因为经过我们观察和理解，中国新世纪文化和新世纪文学正在回归一种自然性的持续稳定发展形态，已经在扬弃如吉登斯所说的由现代性的“断裂性”⑧ 造成的上世纪不断革命、不断转折的压迫和弊端，而呈现了“别样”的面貌。新世纪文化和文学也许并不要“告别”什么，不要那种非此即彼的“特征”，它的很多基本特征在“新时期文学”里都有，如果非要找出一种代表性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它正努力地走出“现代性断裂”的循环，形成一个自然性、稳定性的发展态势。它是一种更高层面的生长，“新时期文学”曾经有过的精神内核，无论是伤痕文学的、改革文学的，或者是反思文学的、寻根文学的、先锋文学的，在一个宽容稳健的新世纪平台上正在融合着生长，都快长到了一块了，以至形成了一种让你不能不正视的态势。这当然与新世纪中国现实社会背景有关，某些由新的现实语境造成的改变和矫正是必然的。而且新世纪文化和文学也不是没有一些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所没有的新的因素从新世纪现实中生长出来，如网络、媒体的新因素，社会分层的新因素，社会及其文坛“老龄化”的新因素，中国整体的崛起及现代性城市文明崛起和底层弱势群体生活维艰的新因素，等等，都已在新世纪文化和文学中引起了不同程度不同状态的反应，从而生长出众多新的文学表现，诸如打工文学、网络文学、80后写作、底层书写等。然而不论是从上个世纪生长而来的文学精神的新的显现，还是本世纪以来现实生活所提供的新的文学生长，它们都不是作为对一个旧的文学和文化的“反拨”而出现的，它们都不再重复地作着旧世纪的种种文学“新潮”的对旧文学习俗、旧文学程式的突破式、否定式的姿态，它们只是向着现实生长，向着未来的可能性生长，除了生长，还是生长。
生长是一个植物性的隐喻说法。1999写完《青衣》的毕飞宇在随后的十多个月里没有动笔。世纪初的一个下午，“我打开电视，臧天朔在电视机里唱歌。他唱到：如果你想身体好，就要多吃老玉米。奇迹就在臧天朔的歌声中发生了，我苦苦等待的那个人突然出现了，她是一个年轻女子，她的名字叫玉米。”⑨ 毕飞宇创作出的这个使他名声更加大噪的小说《玉米》时的经历，完全印证了新世纪文学所产生的那种生长性的文学隐喻的形成，那是一种写作的机缘，由偶然的触发而导致了灵感的天机泄露，由一棵玉米的意象活泛起了一个人物的创作掌故而呈现出的，完全是一派有机性的自然创作情态。在新世纪文风大变，同样写了使用一种生长性隐喻的小说名字《万物花开》的林白，在谈自己的创作状态时说：“这样你的心就安静了，像一片天然的草地那样干净明亮，该发芽就发芽，该开花就开花，即使一场大火烧光了，到春天仍会生长。”“每个人的风格都只能从她自己生命的深处长出来，像植物那样缓慢地生长。”⑩ 毕飞宇、林白这两位曾经写过先锋意味很浓的小说的作家，是什么使他(她)们从意气风发的“先锋”反叛而达致如此心平气和地相信“生长”的创作哲学？乃至使他(她)们笔下的叙事也直可以称作是一种以“生长叙事”为特征的叙事？有关“生长叙事”在此不想多说，而我们所知道的是，他(她)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己以前的创作，而大言其“变法”，而只是不动声色地如此这般而已。对此，我们能够给的解释就是要将这种从过去的《是谁在深夜说话》到现今的《玉米》的变迁，从过去的《一个人的战争》到现今的《万物花开》、《妇女闲聊录》的变迁，看成是一种创作生命的自然生长。就像毕飞宇所说：“我更愿意把‘新’和‘旧’的区别与对抗放在一边，尊重和认同‘写法’的变迁。‘变迁’这个说法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一个无聊的逻辑，无聊的逻辑是这样下结论的：‘新的就是好的，有生命力的；旧的就是坏的，快断气了。’……如果我们勇敢，我们一定会在‘变迁’面前沉着一些，而不会争新恐旧。”(11) 这变迁在他看来是太自然不过的一件事情，因为这是他38岁时写的小说，而18岁，或68岁时的小说会自然地成为另外的样子，他说：“感谢时光”。(12) 更确切的说法是：他应感谢新世纪这个仿佛毫无倾向和意义的“时光”。我们将毕飞宇、林白这种“变迁”表述为一种自然的“生长”，如果还嫌不明白，我想写过《午后的诗学》与《花腔》的李洱，在新世纪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其含义倒是非常有助于我们的理解的：《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说：“在21世纪的今天，构成这个寓言和神话的诸多要素和要素之间博弈和纠葛，以及由此带来的诸多悲喜剧——就像石榴树上结樱桃，却需要我们耐心讲述，需要我们细加辨析。”(13) 李洱这部小说以一场当代乡村的民选故事为基本内容，而西边来的石榴要结出东边的樱桃来，太奇异也太风险，但李洱对此却也心平气和地娓娓道来，在叙述中翻出一种《颠倒歌》的民谣来点明态度：“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兔子枕着狗大腿，老鼠叨个花狸猫。”还有什么比兔子、狗、老鼠、狸猫在乡土中国更为日常自然的吗？尽管“颠倒”，也是一种民间生活的自然之物，常态之象，没有什么可奇怪和异样的。理查·罗蒂说：“旧有隐喻不断消融为刻板的文字并成为新生隐喻的始基或陪衬。这一类比使我们把‘我们的语言’(即20世纪的欧洲科学文化)的形态看作纯然是无数机缘的产物，我们的语言文化与兰花和类人猿一样同是一种机缘，是无数次变种的结果(而其他更多次变种则未能发生)。”(14) 理解这句话，我以为，对一种生长性的现实发展而言，新世纪文学虽然常作“异常想”，其关键则在我们眼光和态度要秉具一颗“平常心”。
新世纪文学的生长性还呈现在长篇小说对细节的强化上。细节天生地就是生长性的有生命质感的叙事部分，仿佛一个有尊严的长篇小说的生命。这就是新近莫言所强调的长篇小说的“密度”，所谓“密集的事件、密集的人物、密集的思想”。(15) 而在贾平凹，则直接地就是“柔软的细节”。过去他写商州，“那都是写整个商州”，而后写棣花街(《秦腔》)，则“是那些生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16) 从《商州》的写作到《秦腔》的生长，大概也是铁凝从《哦香雪》到《笨花》的生长性“变迁”。当然铁凝从写作之初就是一位注重细节感性的作家，但正如王蒙从新时期一开始就写出《杂色》等以意识细节纷杂涌出见长的意识流小说，但那还是为了突破性的文化实验而不免形式生硬一些，而到了《尴尬风流》则可真正成为一种叙事文体的自然的生长了。
新世纪文学的生长性还出现在历史视域。新时期文学中本来就存在一种向前看的生长性的因素，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和大胆探索的精神，已成为新时期文化的一种积极的、向前看的、勇敢的、实事求是的立场，是一种回归自然本色的事物发展真实状态的面向未来开放的可贵精神文化资源。正是这种精神的渐行渐大，才导致了新世纪文学的生长性特征。但与新世纪文学不同的，新时期文学还有其与从前的“文革”文化与文学的断裂性立场，它在向未来敞开的同时，也无时无刻地不在“拨乱反正”，突破着旧有束缚和僵化，实践批判的旨向。伤痕文学自不必说，就是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也大抵都将很大的精力用在对过去的突破、批判、拨乱反正上。一拨一拨文学新潮建立在某种线性的否定性时间上，在新时期历史与文革，甚至与十七年历史之间，造成了一种重新历史化的困难。很多作品如果涉猎到这两个时期，必然地要以断裂式或转折式的安排来叙写。这一局面在新世纪的长篇小说正在得到改观。比如最早毕飞宇在写了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的《玉米》之后，又写到故事发生在新时期初期的《玉秧》，他依然在《玉秧》写了精英们从文革的残酷迫害当中学会了“文革”。“寻找敌人”式的“不可兼容的人际，依然是1982年的基本生存，所以我要说，灾难的长度比实际的长度要长很多”。(17) 在这个说起来很实在的理由之后，毕飞宇实际上是把这两个曾遭“断裂”的历史阶段重新整体化了，过去的历史生长进入了新的历史时间，而具有了某种一致性。在这方面，其后我们看到，刘庆的《长势喜人》(又是一个生长性的隐喻作品标题)和余华的《兄弟(上、下)》，同样书写了两段历史的某种生长性关系，那种非理性的疯狂现象和表征弥合了历史的断裂，体现了重新历史整体化的景象。历史是如此的前后连绵一致，我们并没有引起多少惊讶，却要对历史的真实发展形态与意义更认真地加以理解了。而东西的《后悔录》同样如此，不过在他的作品看来，这种历史的整合是依靠一位个体的主人公“我”不断“后悔”的状况而达成的。“后悔”在改革开放前后共约30年的时间跨度中连续不断，成为在一个曾经“断裂”的两片历史视域空间达成一个整体的主人公的“后悔”隐喻史。或许，在很多读者那里这是别一种真实的历史化景象，那是“后悔”的连绵生长。
中国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互相包容，其中有着不可否认的生长性联系。没有新时期文学，哪有新世纪文学？这一历史的连续性整体性是新世纪文学由新时期生长而来所规定的。我们不能腰斩历史，正如不能将王蒙、莫言、贾平凹、铁凝、王安忆等作家的创作生命割断一样。但是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已不能不说出一个新世纪文学的言说来，因为，中国文学在当下，在近年来，已经立足于现实文化背景来谋求新的发展了。屈指算来，过去20多年来的新时期，包括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可以作为今日文学的源头，却不能作为今日文学的立足点了。我们关注的当下那些重要作家和重要的文学现象，都是立足于这个现实而生长的。因此，理解新世纪文学的生长性特征甚为重要，这个生长性的特征是走出对特征的形而上学之后的那种自然性、说明性、理解或对话性的特征。它表明这样一种主张：1、新世纪文学是我们对发展中的中国当代文学尤其是当下文学所持的一种言说立场和言说方式。2、我们必须建立一种以新世纪文学为立足点为中心的现实的文学时间观，并由此后溯新时期文学，且允许将其视作新世纪文学的某种直接来源，乃至某种历史起点。而相反，若将现阶段的新世纪文学视作被新时期文学所包容的，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延伸，并将继续延伸，则不能说其为错误的，但也是不灵活不明智的，甚至是僵硬或笨拙的。3、如此，新世纪文学自然地是新时期文学告别从前之后的一个结果，一个生长的结果，而新时期文学将包容在向未来作世纪展开的新世纪文学的范围之内，是20世纪文学与新世纪文学间的一个过渡。最后，我们主张新世纪文学不以一个自然时间来理解，而以一个文学社会时间来理解，对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些不是更多在突破和否定旧往文学成规意义上，而是在面向新世纪展开上具有更为积极的意义上的作家或作品，因其更具有新世纪的价值意义而应给予新世纪的文学认同。我们应在着眼于新世纪的大历史认知前提下，在处理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等概念上发挥更多的超越性历史智慧。
二、在空间拓展上的盛大性和自主性
说清中国新世纪文学在时间向度上的发展特征不很容易，我们试图用对生长性的描述与理解并展现一种有机的、自然的、稳健而面向未来的新世纪文学发展特征，努力避免陷入特征的绝对性的形而上学，同时，着重于“新世纪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之间的富有张力的理解和相对开放的关系处理。至于“新世纪文学”和“20世纪文学”的生长性关系及其新的超越性理解，则本文不作涉及。然而，如何在空间意义上落实新世纪文学同样重要，因为，对于中国文学来说，其时间与空间都是不可或缺的发展因素，尤其空间向度，对于一个在数千年中国文化时空有着深厚传统的“中国文学”，它往往以空间取胜而独标于世。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诗经》中，中国文学就不但在中央王畿地区确立了“大雅”中心，而同时又以广袤的“十五国风”确立了中央/四方的宏阔结构，撑起了一片建立在大规模“国家”体系之上的中国文学时空，一个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偌大的中国文学共同体。没有空间的维度，就谈不上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文学。这对中国新世纪文学而言，也是如此。
先谈新世纪文学发展的盛大性。
盛大性表明的是中国新世纪文学时间向度上的生长的同时所取得的空间维度的一种状态。我很喜欢使用“盛大性”这个概念。这比说中国文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更加能体现出中国特性。“盛大性”实在可以包括丰富性和多样性的意涵在里边。盛大性是建立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成为大规模“国家”体系的历史空间的实际情况之上的，这个偌大空间的物质文化支撑就是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文化历史地理基础。如此，中国文学历来都是以一个盛大性的文学共同体来作为其明显特征的。从《诗经》开始，到《楚辞》、《乐府诗集》、《文选》、《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词》等等，一路下来，仅仅数量的尺度就足以成为中国文学之所以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更勿论其广阔的文学地理及道路网络的展开了。
应该说，20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文化文学因素的影响下，很大程度上被一个西化的世界时间及其进化观念所挤迫，忙于时间向度的追逐与赶超，匆匆地进行着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以“主义”为名义的仿演操练。在这种线性时间的发展上，中国文学的空间特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压抑，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不出一个现代大国文学的盛大状况。新时期以来，文学在打开封闭后又故事重温，以启蒙现代性为主导，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重新置于一个时间序列向前推进。世纪之交以来，中国文学正在走出上世纪以来压迫于中国文学的时间焦虑，并回复一个中国自身传统的更加空间化的追求与表现。新世纪文学已不再追赶各种“主义”的时髦，正在与古今中外文学建立起一种更加理性的对话关系，与现实与社会的“紧张”关系也由紧绷而趋于缓和，它似乎已淡化了时间的焦虑，而更着重空间的建构。如果给这个建构一个大纲式的描述，大约有如下内容：
1、统计学意义上的中国新世纪文学的盛大性。如今由于现代出版及传媒的发达，以及人们文化水平与需求的普遍提高，中国文学已达到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写作与出版的盛况，每年全国都有各数以千计的长篇小说、中短篇集、散文集、诗歌集面世，使我们正在目睹一个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大文学体的时运前行。像历史上的文学中国一样，这种数量可以成为中国文学空间优势的占有和繁荣的一种表征。
2、中国新世纪文坛的总体格局的盛大性。就所谓全国层面而言，中国文坛的总体格局也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格局。这个总体格局以主流文学/边缘文学的结构展开其丰富和多样发展的可能性。首先是主流文坛的偌大。包含了能够在全国主流文坛层面上显露过成绩的众多作家和作品。这个主流文坛，它包含了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形成的文学主流传统的最新演变，如在伤痕文学及反思文学传统流变中，我们可以见到如王蒙的《青狐》、《尬尴风流》，张洁的《无字》，尤凤伟的《中国1957》等；在改革文学、社会主题文学传统的演变中，我们可以见到张平的《国家干部》、周梅森的《绝对权力》等；在寻根文学传统流变中，我们可见到莫言的《四十一炮》、《檀香刑》，阎连科的《受活》，贾平凹的《秦腔》，王安忆的《富萍》，铁凝的《笨花》等；在先锋文学传统流变中，我们可见到林白的《妇女闲聊录》，毕飞宇的《玉米》、《平原》，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韩东的《扎根》，东西的《后悔录》等，这还是仅就当下小说的主流传统形态而言。这个主流文坛无疑是产生自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但来到新世纪，它们已经有了或集大成或面向未来敞开的新的重要表现与重大飞跃，显示了新世纪文学某些别样新质，其转变无疑是深刻的。然而这对新世纪文坛是非常不够的，我们还应注意到新世纪文坛的快速扩容，今天的文坛之广阔盛大，如果不包括如基于现代互联网技术的“网络写作”，不包括所谓“80后”“青春写作”的我称之为“新性情写作”的现象，不包括那些在数以亿计的打工一族人群中产生的打工者文学写作的“在生存中写作”，那就不是一个符合今日文学社会趋势的真实文坛，这种主流写作加若干边缘写作的文坛格局，其盛大性表征乃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最大变化。新世纪文学总体描述，正可基始于对这样的新的文学体及其复杂机制和写作实绩的客观描述而成立。
3、新世纪文学的媒介展开。包括纸质媒介的文学展开和电子网络媒介的文学展开，共同组成新世纪文学的盛大性，这种状况是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
4、新世纪文学的地域展开。新世纪文学在继承寻根文学成果的基础上，正在一个更加广阔的中国地域框架上展开。新世纪文学从大地出发，如马丽华的《如意高地》，范稳的《水乳大地》，杨志军的《藏獒》，姜戎的《狼图腾》，铁凝的《笨花》，迟子建的《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红柯的《西去的骑手》，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刘醒龙的《圣天门口》，以及莫言、贾平凹的地域性空间展开的作品等。
5、新世纪文学的文体展开。包括小说、诗歌、散文、儿童文学、报告文学等，在新世纪文学中的展开也是前所未有的新局，每种形式都有自己的“学会”机构，都自成系统，聚集着大批作家与作品。连“小小说”这一新兴的种类都作者读者众多，在社会上影响广泛，充分证明着中国新世纪文学空间的盛大性。
再说中国新世纪文学发展的自主性。
新世纪中国文学的自主性，主要是就世界背景下中国文学的发展态势而言。上个世纪，在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学时间逻辑中，“走向世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没有多大反对声音的口号。人们所争论的不是是否“走向世界”，而是怎样“走向世界”。经过近20多年的发展，“走向世界”的焦虑正在减缓压迫力度，人们似乎以更加理性的心态来打量世界了。那些80年代至90年代以西方文学精神资源为直接传统的大批先锋作家，正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关注本土生活和主题。
新世纪文学正试图走出一种文化“依附”的殖民式心态，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那种普世主义的世界文学理想也已风光不再，在新的全球化的背景下，新世纪文学正越来越明显地体现出中国自主性、汉语文学的自主性。在世界文学的联系中建构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的开放性，这些似乎都已不再成为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现实的发展告诉人们，中国文学的存在的理由，这个大国文学体的存在理由，并不更多地依赖于他者的存在。他者所造成的映像和焦虑固然很重要，甚至可以成为挑战，成为动力，但中国文学事实上有着自身的秩序和规律，所谓人类性的普遍的人道主义都必须在一个“中国”的现实情境之中，在一个不断“中国化”的社会共同体和人生经验中，在一个在实现着“中国”自身的过程中，实现着中国文学自身，实现着人的文学自身。人的文学，以人为本固然重要，但其现实性、历史性都会告诉我们，那些汉语中、中国内生存的人才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具体而感性的丰富内容。这是新世纪文学某种程度地疏离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线性时间链条，进而在时间与空间的双重递进中，必然导致的生存于中国空间的自主性发展特征。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新世纪文学中，那些中国式思维与汉语言方式的追问和表现，都在对上个世纪末中国文学对以西方文学为中心的所谓世界文学的普世主义赋魅之后，开始了对这些他者文学的祛魅过程。我们不仅要以文学的方式把握和追问人的主题，通过人的主题追问文学的本质，而且要追问中国人，追问中国文学的特质。这是人的从愚昧到文明的追问，更是对文明本身的追问。中国文学、汉语文学本身就构成一个整体，一个偌大存在，一个文明“世界”。它的自主性，相对于过去20世纪而言，是自然的、自觉的新的表现趋势。在这个新趋势中，我们看到了毕飞宇的《玉米》，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贾平凹的《秦腔》，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劳》，王蒙的《尴尬风流》，铁凝的《笨花》，刘醒龙的《圣天门口》等不同程度地以不同方式走向回归中国文学传统和本土资源开掘表现的途中，这正在形成一种绕过或超越20世纪“新文学观”、直向中国文化悠久传统的回归潮流。作家们似再也不以中国文学传统为“旧”，反以为荣，王蒙的《尴尬风流》的内封简介就这样写道：“作者更深的用意是光复百多年来随着西学东渐，已经遭到断裂的中国传统的小说精神以及中国人对自我和世界传统想象方式，重在表明中国人之‘心’并未死亡。”而莫言的《生死疲劳》封底则标明这是“一部向中国古典小说和民间叙事的伟大传统致敬的大书。”新世纪文学的“中国”回归，无论是语言的、文体的、符号性的，还是精神资源的，都显得更加自觉、自主，其行为是一种时间上的回寻，其实际则在于世界空间背景下的自主性生长。这是否是当代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独特文明价值和形态开始真正的回归的一种表现？抑或是对很长时期以来统治我们的“现代性”的反思？“现代性”分离了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现在中国新世纪文学，起码在这一最有条件的写作性的审美文化领域，开始了重新统一的想象，体现了某种自主性的努力，虽然它注定并不能脱开“现代性”的制约，但总可以生活在不断的“反思性的现代性”(18) 的生活中。
注释：
①②(14)[美]理查·罗蒂《语言的机缘》，《哲学译丛》1992年第1期。
③值得参考的是，2006年5月25日英国《卫报》刊发一篇文章，题为《20世纪止于1989年，那么21世纪始于1978年》，新华社《参考消息》在译发这篇文章时标题为《中国的1978年开启21世纪》。这种提法富有意味。
④⑤⑥⑦[美]理查·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第195、196、19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
⑧(18)参见[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第4页，第32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版。
⑨毕飞宇《玉米·后记》，《玉米》第276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2月版。
⑩林白《生命热情何在》，《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4期。
(11)(12)毕飞宇《玉米·后记》，《玉米》第279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2月版。
(13)李洱《啼笑之外》，参见《长篇小说选刊》2004年12月试刊号。
(15)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
(16)贾平凹《秦腔·后记》，《秦腔》，第563、565页，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17)毕飞宇《玉米·再版后记》，《玉米》，第284页，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玉米论文; 秦腔论文; 毕飞宇论文; 笨花论文; 尴尬风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