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经验对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启示(提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提要论文,经济学论文,启示论文,经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资本主义对世界的统治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资本主义的破坏力和剥削力，对于不自由的社会政治秩序所负有的不可逃避的责任，激起了反对它自身的运动。但是，如果不能正确解释1917年后共产主义的宝贵经验，反对资本主义的左派就不能得到人民依赖。把俄国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实验”是片面的，但是马克思主义者不能逃脱一切责任。
马克思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是现实历史运动的产物，而不应是学者苦思冥想的结果。但是，随着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得到越来越大的胜利，越来越要求进一步阐述其关于未来社会的纲领。考茨基认识到，在革命后第一天的早上，工人政府要面对严重的经济问题，不能没有货币、工资和市场，也没有必要一下子做完每一件事。
魏赛、巴罗内和皮尔森等知识分子进一步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面临的问题。他们认为，价格、地租、利息等范畴在任何经济制度中都必须有其对应物。主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没有理睬这些批评，而是认为，金融资本已经为未来的工人政府准备了完备的经济计算和控制手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战争经济给布尔什维克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主张整个国民经济应当组织为一个大工厂。“战时共产主义”尽管在军事上有效，在经济上却一塌糊涂，在新经济政策中，不得不允许恢复国内市场、小商品生产和外国投资。
苏联作为一个非资本主义大国所取得的畸形的、代价高昂的成就，使它得以被看作是一种全新的、与资本主义相抗衡的社会政治制度。依靠对干部的准军事动员，斯大林完成了强迫性的集体化和工业化。这些干部们认识到，在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只有靠斯大林的“总路线”才能保住他们的党和国家。但是，托洛茨基指出，集权主义独裁者远远不像他们看起来那样强大，斯大林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只不过是一时得逞。斯大林声称苏联建成了比资本主义更优越的政治经济制度。考茨基不以为然。考茨基认为，苏联官僚没有能力管理复杂的现代经济，苏联的经济发展只能是与官僚集团的狭隘利益和狭隘能力相适应的发展。
托洛茨基指出，苏联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像一个巨大的大脑那样组织起来，由一个知道一切的中心控制所有事物。计划必须受市场监督，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没有对卢布的管理，过渡时期的经济制度就是不可思议的。”
20年代至40年代在奥地利学派的米塞斯、哈耶克和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兰格、迪金森等人之间发生了关于“社会主义计算”的论战。米塞斯在1920—1922年的论文中认为，由于无法估价劳动和其他资源，计划经济是不可能的。由于缺乏经济标准，计划经济倾向于以民族、种族等特殊利益代替消费者利益。这样，政府就得以篡夺消费者和企业家的权利。所以，问题不在于无政府状态还是自觉的计划，“问题在于，谁来计划？是由每一个社会成员为它自己做计划，还是由一个好心肠的政府为所有人做计划。”
迪金森、兰格和勒纳在新古典均衡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他们的复杂的数学模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当局可以建立一个模拟市场，运用试错法反复校正价格。
哈耶克进一步阐述了奥地利学派的批评。他指出，兰格和迪金森忽视了企业家在抓住机会和“创造”价格关系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哈耶克认为，公有制无法解决投资责任问题，企业为了取得资金可以向银行任意许诺回报，而对结果不负责任。投资是由中央当局决定的，而工厂经营却委托给个人企业家，如果经营失败就无法分清责任，“如果决策者不必为其错误付出代价，却以能创造条件实现充分竞争，这只能是纯粹的幻想。”
哈耶克指出，实际的问题在于，大量的经济事实不可能集中在某一个人、某一个机构的头脑中，知识分散在许多人中间，企图靠集中的意志指导整个经济只能是幻想。
哈耶克基本上没有注意到奥托·纽拉思的批评，纽拉思认为，市场只反映这一代人的利益和需要，而不顾及后代人的利益和需要，因而在利用经济资源时往往目光短浅，搞掠夺式开发。
60年代和70年代，苏联、东欧和古巴的经济学家进行了他们自己的论战，探索使经济更加灵活、更有效率的方法。占统治地位的一党制国家决定了论战的界限，论战的胜负最终是由党、甚至是由坦克来决定的。阿列克·诺夫的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学做出了新的贡献。诺夫认为，民主本身并不能解决社会主义的一切经济问题，也不能解决其大部分经济问题。市场机制在配套资源方面更有效率，但是在分配方面和生态方面不尽人意。
苏联式经济之所以失败，关键是由于缺乏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标准。这个问题，既与成本最小化有关，也与需求决定有关。如果只有几种基本投入，几乎不存在替代可能性，那么计划和计算的问题至少还可以应付。但是，计划当局无法了解，也无法管理庞大、复杂的现代经济，排斥了市场价格，也就推动了评价经济合理性的标准，苏联式经济只有跌入停滞的泥潭。
有人认为，在马克思看来，市场关系只是表面现象，掩盖了生产方式和占有关系的实际运动。但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者的“个别劳动”要服从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直接向我们指出了市场和竞争的作用。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说，市场是生产力，而不仅仅是生产关系。
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发展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寻找一种机制，以便引导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企业满足社会需要和承担社会成本，而不是自私地、盲目地各行其是，这就是戴恩·埃尔森所说“社会化市场”。通过调节税收和补贴以实现社会目标和保护自然资源；运用法律，要求企业公开商业信息，如价格，利润和投资决策；使消费者权力制度化，在地方、全国和国际水平上进行民主协商；估价生态成本和产品的多种用途，协调千百万自发的经济主体的活动，原则上，这一制度使消费者成为计划者，在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上逐级得供给者提出定货。
经互会的经验说明竞争对于经济创新是不可缺少的。生态要求决定了对于应用特定技术或原料的绝对限制，在此前提下，只有经济计算才能决定最佳方法。经济竞争会导致生产力的巨大进步，也会产生成功者和失败者。社会化市场可以限制成功者所得和失败者所失，但不应模糊经济主体的决策责任。奥地利学派关于成功的企业家行为必须以私有制为前提的观点与资本主义经济自身的经济也不尽相符。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多种形式的社会所有制金融机构将根据企业在竞争性环境中的削现向其提供资金。同时，通过社会保险，决定最低收入和最高收入，就能防止阶级不平等的产生。在“社会主义企业家精神”中，也许可以找到当代资本主义某些方面的影子，但是，资本主义的积累充动不复存在了。
在经互会国家，在不改变政治官僚统治的情况下，存在着妨碍市场体制有效运行的内在限制，政治需要决定了大企业不会破产。在很多市场改革派看来，只有全面私有化才能带来效率。实际上，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中，在大企业部门很少采用直接破产的办法。合并和接管在资产改组中起重大作用。这比传统的自由放任方法更合理。
在阿列克·诺夫之后，在支持市场社会主义的W·布鲁斯、K·拉斯基和批评市场社会主义的安东尼·德·耶赛之间又发生了新一轮“计算论战”。新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型的总目标是，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方面的优越性，同时避免它在分配上的不公正。主要的反对论点是，没有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和不平等，企业家就缺乏创新的动力，也不可能对托付给他们的财产真正负责。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创新和所得之间并不存在一对一的数量关系。创新的主要收益都被所有者拿去了。资产所有人可以在竞争性市场上雇佣企业家，资本主义用来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方法，市场社会主义同样可以用。社会主义企业家还可以从职位和收入差别中得到满足。在一个总体上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微小的收入差别就会显得很有意义。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企业经理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与所有者任命的经理相比，工人选举的经理因为有更大的合理性而感到满足。实际上，经济约束不是来自所有权而是来自信用。市场社会主义可以利用信用作为引导资源有效利用的调节机制。
在全球市场经济中，有些国家的经济总要比其他国家好一些。如果用最专断的方法来消灭不平等——从最有效率的经济中取走剩余——只会使每一个国家情况更坏。但是，如果通过国际金融机构增进穷国的购买力，实行严格的自由贸易，就会产生向上靠齐而不是向下靠齐的效果。总的目标是不断地改进最穷国家的绝对状况。
全球性的贫困和生态危机要实行世界水平的计划。但是，答案不在于全球命令经济。在关键领域，计划当局的指令可以起决定性作用。当然，市场调节也是改善生态责任的有效手段。资本主义市场鼓励不受限制的消费，这是与稀缺资源的有限性不相容的。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中，竞争充动将变到监督和约束。
马克思认为，支配未来社会的原则应当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我始终关心的问题，就是寻找一种能实现这一原则的全球经济模式。市场的“社会化”不应只是“自上而下”的，不能只是通过国家，还必须是“自下而上”的，必须通过劳动集体和社区的斗争。
*本文为英国New Left Review杂志主编Robin Blackburn博士专门为本刊所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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