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结构研究_语义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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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语言符号的结构

1.语言的符号

(1)语言符号系统的特点

我们观察到系统的维持在于内部要素之间的张力和约束力使其处于动态的平衡中。维持自然系统的内部的张力和约束力是物理的,维持人工系统的是人为的信息操作。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人工的操作系统,由社会信息交流活动决定。语音之间的区分是张力,一定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约束力。在语言的演变中某一辅音元素的增加或删除往往会引起相关行或列中其他辅音元素的增加或删除,某一元音的变化可能引起元音系列的变化。

语言的符号系统通常是非完全的平衡系统,如辅音系统带有过去演变或最近演变留下的不完整序列和孤立的元素,把历史上某一时期的语音系统设想为十分整齐的结构可能是不合理的。

语言如同记数的符号系统,编码如同不同进位的计数方式,言语或话语(discourse,utterance)是语言符号构成的提示意义的排列。符号系统中的符号可自由运用,或组合使用,其他如手语符号、建筑符号、服饰符号和游戏符号等都一样,不同的组合产生不同的意义。

语言的符号系统包含着语素、词、短语和常用的句子,它们是使用者熟悉的,可以自由运用的符号。语词是经过词汇化和短语化才成为群体共同的符号,为了实现一个意义一个提示的方式而存在,词汇化和短语化使符号的提示的意义产生变化。如“包子有肉,不在褶上”,比喻外表不能说明内在,或指外表不能完全显示内在。这样的复合句成为自由运用的符号后,寓意与语境有关。

概念集的存在决定语言符号相互的区分,语音集的存在决定语言符号的形式。系统的共时结构是由历时态决定的,结构的共时特征则在稍晚或较晚才能表现出来。

哥本哈根学派的代表叶姆斯列夫(1899—1965)发展了索绪尔有关语言的符号学思想,他认为:“概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属于语言的结构。这些概念以某种方式直接和成分表征的外部形状(如,声音或字母)联系起来。”① 这一区分对于从索绪尔的符号学走向现代语言符号学,具有重要的意义。

叶姆斯列夫强调语言的系统性在于语音的系统性。他指出,“成分组合系统一建立就是封闭的,但符号系统却是可再生的;成分构成封闭的集合,但符号集合却是开放的”。关于语音的变化,他指出:“转换永不改变语言成分的数量,转换和符号构成的规则保持一致,而符号构成规则控制成分运用的语言结构规则,语言结构规则控制转换成分的运用。”②

心理的语言(或称为内在的语言)与外在的语言必须予以区分。每一个人通常还掌握着其他的表达系统,心理语言变成表达语言,是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转换,是不完全对应的投射。内在语言的直接表达不一定是前后连贯的,与正式文本不一样。客观的语言符号是同一群体公认的规约(conventional)形式,言语必须以此为基本标准,否则就不能很好地交流。语言和言语的构成同样都需要研究。功能派言语的研究,不能代替语言的研究。

(2)语言符号的编码

语言有两个基本功能:区分概念和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词的指称(reference)区分概念,句子的描述和判断说明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用词法构成新词和短语进一步确定指称的对象,用句法进一步确定描述和判断的范围。

我们有两类区分概念的基本语义,指称义和描述义。指称义的所指是事物,描述义是对指称的说明,语言符号在表述这两类语义的时候往往有所区分。名词有指称义,动词和形容词有描述义。

一种语言除了使用者共有的符号系统,还包括共同语感中隐含的编码规则。也就是说,语言不仅仅只是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还包括编码的方式。乔姆斯基部分地同意索绪尔关于语言是符号的观点,他认为,“如果你对语言的了解只是知道它是由词构成的,或你只了解索绪尔类型的理论,它告诉你‘语言是一连串符号,每个符号都有声音和意思’,那么,这会极大地限制你研究过程模型的类型”。③

话语中的语言符号的编码规则包含词法、句法和篇章法,语言符号系统中的符号编码规则只包含词法和句法。词法和句法是可以自由运用的语言符号的构成规则。

话语中,我们利用语法框架构成意义的表达,听话人或阅读者通过语法逻辑和语义逻辑的推理寻找意义。同一层次的编码有不同的框架,同一框架中以有差别的形式表示不同的提示。语言符号编码的形式受语法规则和语义逻辑两个方面的约束。汉语的编码,如“刮风”“下雨”,确定了第一个符号以后第二个符号的选择是有限的。数词、量词和名词的符号构成一组编码,如“一本书”“一个人”等,包含着语法和语义的两种关系。只有语言符号编码的语法和语义两种的蕴含的关系得到满足时,表达的提示作用才能实现。

(3)语言集合中的系统关系

叶姆斯列夫强调语音的系统性。他指出:“成分组合系统一建立就是封闭的,但符号系统却是可再生的;成分构成封闭的集合,但符号集合却是开放的;…”他还指出:“转换永不改变语言成分的数量,转换和符号构成的规则保持一致,而符号构成规则控制成分运用的语言结构规则,语言结构规则控制转换成分的运用。”④

语音集中的音节集是辅音集和元音集的结合,在语音的历史演变中它们显示出相对独立的特征。格里姆定律(Grimm's law)是关于印欧语塞音(和擦音)和日耳曼语的对应关系:

印欧语 日耳曼语

p,t,k f,θ,x

bh,dh,gh(f,θ,x)b,d,g

b,d,g

p,t,k

印欧语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变,辅音的系统仍表现出有结构上的对应关系,这是一代一代语言习得中的模仿,也包括语言的转用。每一个人的辅音结构保持着相互排斥的张力和同一类发音部位和方法是不同的约束力,同一人群的辅音系统表现出相同的特点。事物内部元素之间的关系是由它们共同的历史决定的,结构的各个部分处于动态的平衡和一种结构到另一种结构的演变中。

语法范畴中不同语法成分集合的张力和约束力必须区分为不同的一个一个的小范畴,并不具有辅音系统和元音系统那样的严格的结构和历史演变中的有序的变化。

2.集合和集合的变化

(1)集合的相互作用

我们引入数学集合论(set theory)的研究模式讨论语言符号的结构和变化机制,这样的研究不同于以往的单项因果决定论。数学中的集合指按照某种特征或规律结合起来的事物的总体,集合论研究的对象包括系统内部和系统外部两类要素之间的作用。

我们必须区分不同系统的集合和系统中的集合。一种语言的方言、土语和社团方言有相近的信息结构,构成集合。“一种语言”,是具有某些类似或相同特征的系统的集合,语言符号系统特征是语言集合的特征。语言群体对语言符号的作用是一个集合对于另一集合的作用,语言的接触是不同语言的符号系统通过双语人的集合之间的相互作用。

至于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系统中符号的集合,又是概念、语音和编码三个不同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变化中相对独立。所有的语言符号都是语音表达和符号编码规则的结合对于概念的表达。⑤ 语言的接触是不同语言的概念、语音和编码三个系统各自分别的相互作用。譬如彩虹是大气中的水珠折射阳光造成的,不同波长的光线折射率不同,折射后的这一部分阳光看起来与其他的不同。水珠的集合B作用于阳光集合A中的事件a产生作用映射为a′

索绪尔认为语言的言语活动包括两个部分“社会的和心理的”,其次是“个人的”。语言是集体的模型,存在的方式是1+1+1+…=1。⑥ 语言并不是封闭的系统,语言的符号组织中,符号的成员有时被重新定义,或为新成员所代替。⑦

语言的符号系统由不同层次的符号构成,负载意义的基本符号就是词汇符号。从语言符号和意义的关系出发,我们会觉察到一些传统语言学所疏忽的问题。

(2)历时中的滞后影响

任何事物的状态必然有内部和外部两类相关要素的支撑。在设定的时刻,事物A分别有的状态,外部因素的影响稍晚或过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才对A产生作用,内部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是事物之间关系的“滞后作用”。

时刻发生的闪电和打雷,分别在时刻才能感觉得到,也就是说,时刻某一外部事件的发生对A的作用是滞后的。这一事件的不同因素开始作用的时间不同,或是持续的,或是短暂的,有作用的经过积累才能有所显示。历史事件有的过了很久,今天仍可观察到,或者刚刚才显示出它们的作用。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中,相关因素的滞后作用是规律中的一部分。事物的共时态并不是由这一时刻的共时关系决定,而是由此前的历史态决定。如果把事物内部不同要素分别视为独立的A,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也是如此。

A相关因素的滞后作用如:

二 语言符号集的特点

1.语言符号的集合

(1)语音集

语音集是语言中可以自由运用的语音单位的集合。汉语中包括不同声调的音节,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为主的语言或有词重音或节拍的特点。一两岁的儿童通过对辅音和元音系统的学习使自己的语音集接近于成人的语音集。⑧

辅音和元音的集是音位元素的集合,复辅音和复元音亦视为集中的元素。音节集是一种语言中可以出现的所有音节的集合,其中包括复音节的集合。

生成派把区别特征作为语音的最小单位,音位理论把音位作为最小的单位,解释的事实相同,解释的意图不同。辅音和元音的存在与发音方法和发音部位配合直接相关,生理的和物理方面的解释分别是语音学和实验语音学的研究专长,我们观察的主要角度是语音不同集合共时的存在和历时的变化。

声调是提取的特征,其客观的存在是音节的变化。声韵调三个集的结合(笛卡儿积)构成有声调语言的音节。

汉语的入声原本是-p、-t、-k韵尾的伴随特征,-p、-t、-k韵尾的消失和韵尾的伴随特征的保留是映射产生新子集的条件。声母的清浊又促使入声分化,全浊声母清化之后宋代中原的北方方言中入派三声。

语音识别的策略要求区别特征足以识别不同的音节,又要求减少不必要的识别,于是音节集保持一种结构上的张力。这种内部的张力促使声调这样的新集出现,也促使一些语音元素的边际化和模糊化,直至消失。

元音系统较为简单的语言通常它们的辅音系统要较为复杂,或以复辅音的形式增加音节的区分。元音和辅音都比较简单的语言,如日语,词的音节数较多,弥补了音节较为简单的不足。而单音节词根为主的语言,如汉语、苗瑶语和侗台语,在简化音节某些声母和韵母特征的同时,发展了音节的声调。

音节的集合以生理特征、构成需要和符号的历史认同为条件,形成过程是辅音集的元素和元音集元素的积(笛卡儿积)。

语音集、形态集和概念集的笛卡儿积产生词。词集、词法集的积产生复合词,复合词、短语规则集的积产生短语。

概念集的存在并不依赖于音节集和编码规则集。通常情况下概念集只是要求外在语言符号的差别足以区分语词的存在,不同的方言可采用有所不同的语音集或编码规则集,文字符号也可以用来代替语音符号。

语言的词汇符号集是音节集、概念集和形态构词规则集的子集,它们的存在取决于这些集存在的方式。历史语言学的构拟则从词汇的比较中分别指出不同亲属语或古今语中形成词汇符号集的语音、概念和形态构词的对应关系,进一步说明不同历史阶段语音、概念和形态构词的历史演变。

(2)概念集

语言是符号的表达系统,其功能是构成言语。言语的功能是表示意义,我们头脑中设想的场景是意义的存在形式,言语的形式结构与意义结构往往有一定的差别。句法分析讨论的是语法相关的形式结构,场景分析讨论的是意义表达的信息结构,语义分析讨论的是语义的逻辑关系,语用分析讨论的是形式和意义一定条件下的关系,不同的范畴须分别讨论。

思维的基本方式是根据现象把动态、连续的世界区分为离散的个体,归纳个体的特征作为概念的表征,用指称作为标记,构成概念和指称的集合。我们先有对颜色感知的分类,对动作方式的分类,对某些程度区分的分类,然后才有相关的概念。语言指称的集合是概念集的映射。

语言符号是寻找概念和相关意义的线索。感知(sense)、意义(meaning)和语义(semantic)是相关的。感知是外界刺激引起直觉的意义,譬如风景,使人有美的感觉。意义是在感知的基础上产生的,伴随着联想。

我们头脑中的概念可描述为多维的空间,概念由这个空间上的点来表示,特征相似的概念构成范畴的空间。颜色的概念只是颜色范畴空间的一个小范畴。“语义场”是我们心理上意义相关的概念构成的空间。个人心理上的概念空间通常不能等同于语言的词汇结构。语言的词汇结构是群体概念空间重合的那一部分,交流中经常需要确定各自认定的概念包含的意义空间是否一致。

我们有两类性质的概念空间,感知的概念空间()和自定义概念空间()。感知空间是因物质世界的感知直接有关的概念空间。与物质世界没有直接关系,由理念产生的空间概念,可称之为自定义空间,或称为理念空间。

理念空间以虚构的要素作为构建虚拟空间的元素。譬如说,政治信仰、宗教活动、学术理论等,每一个领域都有自己定义的概念范畴。我们的思维活动与不同概念范畴有关,是概念构成的虚拟世界。

感知概念的区分,如关于颜色,古代先有“赤、黄、青、紫”的区分,然后才有词的表达。⑨ 古代的一段时间里“青、绿、蓝”看作是同一类的颜色,蓝天叫做“青天”,绿草叫做“青草”,甚至黑发叫做“青丝”。

词和短语等符号对心理概念的表达有相当的局限性,如对颜色的感知可以产生数以十计的有关颜色的概念,可是颜色词的数目要少得多。并不是每一意识到的区分都有现成的语词来表达,表达的需要促使颜色词更加丰富。人们把自己观念上的概念配上读音,于是就有了新的词语。个人的感知、分辨、归纳和类推在空间的建立中发挥了作用。客观世界的唯一性、同类事物的相似性、人类认知的共性和人群的互相交流使得不同语言的概念空间有着相似的结构,这是不同的语言符号系统可以互相转换的基础。

指称(reference)区分概念,在传统词法讨论的范畴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不同种类的符号,首先可以把它们区分为表述“实质性的指称”和“描述性的指称”两大类的符号;然后可以再区别出另外的两类,即“对于描述性符号的再描述符号”和“标记符号”。

传统语法的名词、代词等,或称为体词,可称为实质性的指称符号。传统语法的动词、形容词和数词等,或统称为谓词。描述性的符号是描述性概念的表示,描述性的符号“名谓化”后成为实质性指称符号。

复合词和短语进一步确定指称的对象,句子确定描述或判断的范围。

在语言符号的三角关系中,概念是事物表征的心理区分,语词是区分的标记,词义是伴随的联想。我们可以从语词的代表的概念、表达的形式和词义的变化三个角度来研究词的变化。专名、通名的转换,语词含义的扩大或缩小,是概念内涵的变化。词的派生是概念外延的变化。意义的引申,表达另有所指,是能指的延伸。比喻是一个范畴中的概念的表达用来表示另一个范畴的概念。

“河”和“江”原本是专名,现在是通名。“丈夫”本指成年男人,如《毂梁传·文公十二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后来专指男性配偶。

语词意义的引申,譬如“毛”本指毛发或草,引申指货币价值的降低,手指的“指”也可以做动词。

比喻是一个范畴中的概念的表达用来表示另一个范畴的概念,区分为隐喻、转喻和类喻。隐喻,如用“木头”比喻死脑筋,叫做“木头脑袋”。转喻,以相近范畴的事物来比喻。如用“人手”“耳目”来比喻特定的角色,是以局部表示整体的类比。类喻,以范畴的类似性为比喻,如用“春秋”指“历史”,“四海”代指“天下”等,可以认为是转喻的一种。

“蔓”指长的秧,“鳗”是细长的鱼,“慢”需要较长时间,是比喻,文字上的表达是另外的事。比喻构成表达的投射,如表示空间关系的“上、中、下、前、后”的基础上,构成“上午、中午、下午”“前半晌、后半晌”等时间的表达。“头、脊、腰、脚”进一步构成“山头、山脊、山腰、山脚”等。“滋生词”“同族词”“同源字”这样的提法容易把不同历史时期的方言词、引申词和派生词混为一谈。

构成句子的固定符号形式可以成为指向一定象征意义的概念。“吃过了?”成为问候语,也是一种词汇化,或者说是指称意义的变化。成语典故除了最初的语境意义,还有后来引申和变化的意义。如“五十步笑百步”“虎头蛇尾”这样的典故和熟语再也不指向词和语法框架结合的意义,跟“包子有肉,不在褶上”一样,成为表达复杂意义的符号组合。

(3)编码规则集

语言编码方式的集合由形态、词法、短语和句法等规则集构成。词法、短语和句子的语法框架通常是按一定的语法逻辑关系构成的符号形式,包含一定的语法标记,较少使用形态标记的汉语,则侧重于语序,即以语序为标记。框架本身就是一种综合性的隐含的语法标记。

1)形态规则集

形态规则集由不同的形态成分与词根接缀的规则构成。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只有后缀,南岛语系的语言通常有前缀、后缀和中缀。语言中不再活跃的形态成分只能归于古语的形态规读作成音节的,另外又从这个后缀派生出用来指小。如“篮子”叫做,“小篮子”叫做

形象的和抽象的两类感知的结合,是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词代表的意义的抽象区分体现为词的分类。有关名词形态的标记如生命度、可数不可数、形状和性质等。

动词的意义要素或区分为运动(motion)、路径(path)、图形(figure)、背景(ground)、方式(manner)和因由(cause)等。⑩ 时间的感知表现为对运动次序的区分,空间的感知表现为对上下、左右和前后的区分以及运动方向的区分等。动词表达的概念,如关于下肢的动作和运动速度特点的概念,参照运动的背景和运动方式,可区分“跑”“走”“站”。认知上我们区分现在、过去和将来,一些语言的动词有时式的标记。动词可以区分为表示动态和静态,表示持续和瞬间等对立的特征,是认知上的区分,动词的表达中因此附带不同的形态标记。

2)词法规则集

词法集是构词法的规则集,是不同词根结合的规则。在传统词法讨论的范畴中我们可以归纳出不同种类的基本语言符号集,可以把它们区分为表述“实质性的指称”和“描述性的指称”两大类;然后可以再区别出另外的两类,即“描述性符号的再描述符号”和“标记符号”。

名词、代词等,即体词,可称为实质性指称符号。从逻辑学的角度看,这样的语言符号指向对象;从哲学的角度看,指向客观。描述性的符号,如动词、形容词和数词等,或统称为谓词。描述性的符号代表描述性的概念。“描述性符号的再描述符号”指副词,“标记符号”指介词、量词、冠词和形态成分。

基本语言符号集按照词法的规则集可以生成各种复合词和词组。如:

指称复合符号——父母、家庭成员、电视节目、冰糖葫芦、机械工程师等;

描述性复合符号——站立、躺下、积累等;

标记符号和实质性指称的复合语符——两位老师、三栋楼等。

形态标记符号和基本语言符号的结合我们已经归于形态规则生成的范畴。介词符号和实质性指称语号构成介词短语,属于短语的范畴。

指称复合符号中指称可以作为描述性的成分,如“汝父”“你爸”“木头椅子”“真皮沙发”。汉语的人称代词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表达描述性的概念,不能说“我书”,应表达为“我的书”。“木头的椅子”“真皮的沙发”中带“的”标记的修饰语是表示感受的概念。

已经词汇化的“囊括、席卷、豕立、蛇行”等描述性符号分析为名词当状语,不妥。(11)

3)短语规则集

现代汉语的动词短语的框架,如动宾、动双宾、连动、处置、动补、处置和兼语式等的构成方式,是构成短语的规则集。

语法规则是不同历史时期语法形式的遗留和积累。一段时期内,编码形式在调整中达到不同形式的区别作用,有的几百年上千年不变。

名词性短语(NP)、动词性短语(VP)和介词短语是短语的三大类。名词性短语和动词性短语是分别以名词和动词的表达为核心构成的短语,介词短语则是以介词为核心的短语。

名词性短语中如描述性指称和实质性指称的结合,如“舞蹈演员”“美丽的花朵”“短暂的旅行”也可以归入复杂的复合词类。

动词性短语,如“跑得快”“吃上了瘾”“买了三本书”等。

名词性短语NP和动词性短语VP是简单的名词N和动词V的扩展。NP具有体词符号的性质,一些语言中也携带类似名词、代词的语义分类标记和格标记,VP具有谓词符号的性质,如英语中与简单的动词表现相同。NP和VP分别也是“实质性的指称”和“描述性的指称”。

动词通常涉及施动和受动等相关的角色,VP结构表现出多样性,框架比NP结构复杂。按照汉语传统语法的命名VP有以下主要的基本结构:

①不及物动词

②存在动词(系表结构)

③二元及物动词和宾语

④三元及物动词和双宾语

⑤处置式

⑥动补式

⑦连动式

⑧兼语式

语法标记是语法显性的表现,潜在的编码规则是隐性的语法。汉语和英语的所属关系有显性的标记。汉语的不同词类缺少标识,英语的词类也没有一致的标识,日语和朝鲜语的动词有较为一致的标识。英语的动词和名词,有不同的形态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确定英语的这两个隐性的范畴。

词法和短语的框架本身已经成为因语法逻辑关系而存在的隐性的语法标记。以语序为标识成分的分布是隐性语法规则的表现。

汉语名词、动词、形容词缺少标记,感知的区分仍与语法逻辑关系对应,因为语法逻辑关系所依据的是抽象的语义关系。现代汉语北方方言用“不”来否定动词和形容词,用“很”来说明形容词的程度,语义逻辑关系的区分可体现为词类的区分,我们不会错用,因为有共同的语义逻辑关系的区分。

4)句法规则集

短语集、句法规则集的积产生句子,我们用符合语法逻辑和语义逻辑的句子表达描述和判断。汉语句子有NP+VP、NP+NP和VP+VP三种基本框架,构成主题—述语和主语—谓语两类语法结构。

主题—述语是古今汉语的基本句法框架,可以用符号表示为X-Y。X代表任何可以作为主题的成分,Y代表任何作为述语的成分。

主语—谓语型的结构是以动词为中心的语义描写,其形式取决于动词约定的使用框架,其语义与动词及框架中的其他成分配合有关。语义成分进入约定的框架,只能以约定的语法关系来理解。

简单句也可以按照规则成为短语,成为表示概念的符号和表示描述的符号,再利用句法规则集产生复合句。句子是构成篇章的基本单位,句子符号链的生成是句法和篇章法共同的辖区。传统的语法研究止于复句,在这个句法和篇章法共同的辖区中复杂复合句归入篇章法。

以动词抽象的语义关系为研究句子结构的依据,是研究句子框架有效的方法。关于句子结构的规则,我们看到:

①句子的结构从形式上看是语法逻辑的编码,为实现一个意义一个表达的要求。

②句子又往往是事件发生的描述,涉及人物、事件、时间和地点,语义关系的表达必须符合可能世界的语义逻辑关系。

③句子编码规则的存在是历史的,而不是共时的。

一切规则都具有社会性、体验性和知识性,都是历史的。

语言规则的社会性表现为语法、语音和词汇的历史约定,句子的合理性取决于是否符合语法逻辑;体验性表现为相关规则的交叉关系是体验中的理解;知识性表现为语义的逻辑与知识相关。

句法和篇章法在句子的层面上的作用往往是交叉的。句子可以有独立的场景特征,句子的场景特征往往属于句段,分析的范畴属于篇章法。这一类“句法”是篇章中句法语用的语法。不同语法派别都承认语义对于语法的约束作用,各自的分析意图不同。

2.意义的感知和语义逻辑关系的映射

(1)意义的感知模式

认知以注意、记忆、想象等为基础构成意义的感知模式,心理上的意义感知是复杂的。感知的离散模式是我们处置信息的方式,从连续体中根据某些特征区分个体是产生意义的基础。这一类原本用来处理自然界的视觉和听觉信息的方式也用来处理人工的信息。

心理场景是视知觉和记忆中的信息感知模式,知觉区分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12) 语义的感知中我们也采用这样的模式。如话语中往往突出前景信息,话题或焦点标记为提示,主谓结构中常见的语序是已知的旧信息(old information)作为背景信息在前,新信息(new information)作为前景信息在后。(13)

联想产生形象和抽象的、经验和想象的意义。语言的符号,只是标记的形式,产生的意义在于联想。联想的意义通常与语词的不同义项有关,此外谐声也会产生联想的意义。

形象的和抽象的两类感知的结合,是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词代表的意义的抽象区分体现为词的分类。语词以及各种标记,如生命度、可数不可数、形状和性质等的语义区分是归纳的结果。

表达的意义中往往包含着主观的态度,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有”通常表示客观的拥有或事物的存在,“是”表示主观的判断或事物的属性。“没(有)”表示客观的否定,“不”表示主观上的否定。

复杂语义理解的能力是在意义感知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语言的使用者在先天能力的基础上后天获得的。

言语提示中不同心理信息结构模式的平行加工和连续加工的机制在起作用,并产生各种不同的语义。在感知的离散和场景模式的基础上,我们能够同时关注几个方面感知的意义和复杂的意义场景,理解相关的时空次序和判断语义逻辑和语法逻辑等方面的合理性。

(2)逻辑关系的映射

前面已经说明,区分概念和表示概念之间的关系是语言表达的两项基本任务,词的指称区分概念,句子的描述和判断说明概念之间的关系。词语、句子和语篇是言语中不同层次的表现形式,其对应的分别是概念、场景的描述和文本的意义。

词、词组、短语、小句和复句,是语言符号构成的形式单位。名词、动词、形容词代表不同性质的概念,是语言符号抽象的语义关系;主语、谓语、宾语等的区分是句子结构中语法功能的区分。施动、受动是语义逻辑关系的说明。语法成分之间的语法逻辑关系是语义逻辑关系的一种体现。

指称的概念可以作为描述的概念。汉语的人称代词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表达描述性的概念,不能说“我书”,表达为“我的书”。

语言的表述中要把心理的场景变成有条理的说明,必须经过概念化和符号化,语言的表达仍以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的分布为原型。

指称的概念映射为描述的概念,比喻利用语言符号来实现的这个变化,如“慈父”“榆木脑袋”。描述的概念可以成为指称的概念,把代表前者的语言符号变成代表后者的语言符号的过程,语法上叫做“名谓化”。

句子表达概念的逻辑关系,需要表达指称的逻辑关系的时候,句子变成短语。如,“昨天买书了。”→“刚刚读完昨天买的书。”

不同的语言有着一些相同的语法范畴,也有着一些不同的语法范畴。不同语言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和副词等词类范畴的区分建立在对于抽象意义相同的感知的基础上,这些范畴的区分是相同的。

三 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作用

1.系统临界态的突破

临界态的突破是系统结构的变化和平衡的重新构成,在此基础上人们往往因此重新认识该事物,把它归入另外的一类。

事物内部临界态的突破有两种主要的模式,由一个的元素启动的一个接一个的逐渐变化和众多元素平行启动的变化。多米诺骨牌的倒下是第一种情况。水一百度时变成蒸汽,零度结冰是第二种情况。雪崩和泥石流的形成包含着这两种情况。我们暂时把第一种情况叫做多米诺效应,第二种情况叫做平行变化效应。这两种效应都会引发事物临界态的突破,复杂事物的内部变化通常都包含着这两类的变化。

从古英语到中古英语,从中古英语到近代英语,语序从SOV型逐渐演变为SVO型,另一方面修饰语的语序也发生了变化,并产生主题一述题型的结构。如古英语(AD 900)大约有52%的所有格修饰成分是前置的,到了中古英语(AD 1400)大约是84.5%,到了现代英语的词组中修饰成分基本上是前置的。(14)

SOV型或SVO型是语序的倾向性特点,其演变涉及一系列句法框架的变化,是平行变化和多米诺效应共同进行的演变。

音节声调产生之初通常是韵母或声母的伴随特征,与声调共存的韵母或声母特征的丢失使声调成为独立的特征,对于不同的音节而言这是平行的变化。

南北朝时代汉语的不同方言出现区别意义的四声,苗瑶语和壮傣侗水语也是在这个相近的时代产生区别意义的四声。这些语言不约而同地产生区别意义的四声,机制相近。壮侗语族的黎语和仡央语也有各自独立产生的声调,但与壮傣侗水语的不同。南北朝时代的汉语不同方言、苗瑶语和壮傣侗水语四声的产生可能是平行变化和多米诺效应的共同作用。可以比较的是藏语的四大方言——分布在西藏的卫藏方言,分布在西藏、四川和云南的康方言,分布在青海、甘肃和四川的安多方言,分布在巴基斯坦北部的巴尔蒂方言。(15) 卫藏方言和康方言有区别音节的声调,安多方言和巴尔蒂方言没有。安多方言和巴尔蒂方言的复辅音比较复杂,卫藏方言和康方言的已经简化,音节的简化是产生声调的主要因素之一,声调的产生也促使音节简化。

2.语音集的变化

我们根据语言符号集中诸元素的关系来分析概念集、语音集和编码方式集的构成。汉语中曾发生元音大转移,魏晋南北朝期间北方的汉语方言中发生了*ai>*a>*o>*u>*ou这样的链移,隋唐之后的链移为*a>*o>*u>*ou>*au。(16) 上古鱼部字“无”“乌”的α→中古的o→现代北京话的u,单元音分别以前元音和后元音为元素的组发生变化,后元音组中的变化为:

上古 *a *o *u

↓ ↓ ↓

中古 *o *u *ou

↓ ↓ ↓

现代 u uo au

每一时期语音的集合通过一代对下一代的映射而传播,元素组之间互相的作用是滞后的。开音节中的α是独立的,可以听起来像,这样的作用总在发生。开口小的总比开口大的省力,于是在几十代人的模仿中发生α→o→u的推链。类似的情况如等。

格里姆定律和维尔纳定律所说明的是辅音的推链。后来的学者认为从原始印欧语到古日耳曼语经历了这样的演变:(17)

这种情况说明,语音集中元音和辅音的历史映射是有条件的,映射的历史条件最终可以解释为新子集构成的条件,似乎有一种推动的力量迫使系统的角色转换。

系统角色的转换是系统内部元素的相互作用,推动转换的可能是外部的因素。

一切事物的变化不仅仅取决于事物本身的内部结构,还取决于事物外部的多种因素。英语和汉语的元音大转移通常解释为是“推链”。(18) 英语的元音大转移大约从1500年开始经历了250年才完成。这样的估计可能依据于文献中的书面语形式,与内在的变化和读音的传播有关。

语音集的变化可以影响编码方式集中形态规则集。如产生音节的声调后,形态形式可能用声调的变化来表示,形态的规则也相应地发生变化。

语音集的演变也受形态的影响。如由于后缀“儿”等的普遍使用,北京话中出现一系列的儿化韵。

3.概念集的变化

(1)继承、创新和借用

语词是语音、形态和概念集的笛卡儿积所产生的,概念的集总是因为观念的变化而变化。语言规则的变化服从于概念集表达的需要。观念中的概念通常有三个主要来历,继承、创新和借用。

承自过去的概念涵盖范围变小时,通常是概念的区分比原来仔细,原本一个概念就能概括的往往用两个或多个词来说明,原有的词只好退居其次,用来表示较小的概念。当词义涵盖的范围得以伸延,意义就扩大了。原本是专名的,后来可能成为通名。有的词,它的意义一再引申,原来的意义为别的词所取代,或原意不为所知。如上古汉语中“臭”,原本是指“气味”,包括“香气”和“臭气”,后来仅指“臭气”。“水”古汉语中表示物质的“水”和“流动的水(河流)”,后来只用来代表物质的“水”和“水质”。

指称的概念投射为描述的概念,比喻利用语言符号来实现的这个变化,如“慈父”“榆木脑袋”。

概念引申,产生新的引申概念,是产生新概念的最常见的方法。如“太阳”这个词原本是道教与“太阴”相对的概念,后来成为“日”的别称。《汉书·元帝记》:“是以氛邪岁增,侵犯太阳,正气湛掩,日久夺光。”如今汉语方言中取代了“日”成为核心词。

把其他语言表达的概念借过来,再创造自己的说法是常见丰富词汇的手段,最常见的是各种借词。《易经·文言》“天下文明”的“文明”本指“美好光明”,这个词中古时代进入日语,成为日语的汉字词。清末民国初年期间留日学者套用日语汉字词的意思,用中国的读法创造了“文明”等现代汉语词。(19) 其他如,“文学”“经济”“封建”“社会”“精神”“环境”“革命”等,汉语是借用日语的概念和概念的文字表达形式,读法不同。

借词表达的概念可能是语言中原本没有的,原本有这个概念,往往把借词语义调整在一定的范围内,避免与原有某词的语义重合。借词有时甚至喧宾夺主,把原有词排挤到次要的位子上去,或完全排挤掉,连核心词中也有这种情况。

(2)语言符号、概念和意义构成的符号三角背后,支撑它们的是观念。观念把各种符号的三角关系联系在一起,产生复杂的联想意义。约束和控制语言符号系统构成的是观念和感知产生的概念系统。当我们研究以语法为规则以语音为形式的语言符号和它们的编码形式的存在的时候,容易忽视支持和引起它们变化的是感知和观念产生的概念及其意义。

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体制的不同,即文化的不同,归根到底是观念的不同。人们的知识体系都是用他们内在的一种或一种以上的语言或方言以符号化的形式储存于大脑中,以一定的观念为指导的概念是内在的语言符号和外在表达的结合点,观念不同,概念的所指和关系不同。

符号之所以会是符号,是人们的认识所致。语词符号与语音和概念有密切关系,语音和概念分属于不同的系统。词语分布的结构取决于观念,语音系统的结构决定语音的形式。语词的增减和语词意义的变化并不能使语言成为另外一个系统。语言的符号只能属于一定观念的人群,语言的表达形式是传承、积累和淘汰的综合结果。

也就是说,言语提示中符号的所指是两类坐标决定的,一类坐标是传统观念决定的概念坐标,另一类是情景的坐标。概念空间决定概念的坐标的位置,语境决定情景坐标的位置。

语义逻辑对于语言符号的约束以人们对于客观事物的直接认识为依据,包含文化体系的作用和经验的认识。数学、物理学的专业研究的表达中,语义的约束以该专业自我定义为准则,即理念空间中的语义逻辑的约束不同于感知空间中的约束,有不同的语义逻辑。

概念活动有概念、概念的表达和表达的意义三项要素。当心理上需要说明一种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有表达一个概念的需要。表达这个概念的可以是简单的,也可以是复杂的指称,它必须与相关的概念空间中概念的表达有所差别。我们往往借用其他概念空间中的概念的表达,这就是隐喻。

我们把不同概念空间所规定的语义逻辑称为概念空间的逻辑关系。感知空间中符号的意义是客观世界的心理印象,具体的、抽象的或多方面的综合。感知空间中的语义以与客观世界的对应为语义,决定理念语义逻辑的是构成该空间的定义,不能把不同空间的语义逻辑混为一谈。

语词并不是独立地提示意义,它所代表的意义一开始就由概念空间和意义关系的逻辑所限定的。

现代汉语书面语中主观愿望的表达有词汇手段和句法手段两种方式。如“要”和“别”是表示主观愿望的词。

4.编码规则集的变化

(1)语法框架的来历

语法框架是编码规则集的表现形式,其形成与意义感知模式有关,主要与以下九个方面相关:(20)

①心理场景模式的约束

②信息分布的模式

③逻辑原则

④对于事物变化和因果关系认识的作用

⑤邻近原则

⑥简略原则

⑦韵律的作用

⑧情景语义的作用

⑨主观态度的影响

心理场景模式是为了实现心理上的完型模式,句子框架是为了满足心理认知的需要,为了构成表达上的形式差别。

话语的信息提示是线性的,通常采用旧信息在前新信息在后的模式。主题—述语句式的构成及其变化是这一分布模式的体现。汉语句子中往往是前面的体词定性的,其后的是定量的,或前面是有定的,后面是无定的。动词提示的意义通常是语义的主要支点。在汉语的句子中,动词前的光杆名词为有定,其后为无定,以满足对于场景的说明。

信息的分布又与意义的场景感知模式相关。表达中的场景由前景信息和背景信息构成,如句子的主题和焦点标记都是为了突出前景的信息。

语义逻辑是对事物关系是否合理的感知,形式逻辑是思维的逻辑。对于意义场景中一部分信息的不确定或有对立看法的表达意图句子分别以疑问、否定的句式来表示。

我们对于事物变化的认识表现在动词描写的种种方式上。动词有关于存在、变化和动态的描写,分别产生不同的句子框架。

变化因果关系的描述表现为使动和自动、自主和不自主等语法范畴和相关的句式。变化因果关系的描述还表现在两个状态或动作关系的表述上,如汉语的处置式、兼语式和动补结构的框架。

在词法或句法的结构中,描述性的成分服从邻近原则。在多个描述成分与描述对象有连续的线形关系的时候,性质最密切的与描述对象位置最近,构成局部的前景和背景的关系。这一点,以往在关于中心语和修饰语关系的研究中已有较为充分的说明。

在与原有框架不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人们在话语中往往采用扼要的说法。表达的缩略是编码语用的一类方式,同时也是形成新的构词方式和新句式的过程,表现为“昨天的章法是今天的句法,昨天的句法是今天的词法”。古汉语的动词连用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把一个动词变成介词,二是发展出动补结构或兼语的句式。把动词变成介词或后置词是语言演变中的常见现象。

说话人心理上的情景,包括时间和位置的出发点等等,构成情景诸要素的关系。如焦点标记和主题标记突出前景。主题标记往往突出旧信息。情景语义原本是语用的因素,产生的语法标记就会构成新的语法框架。

表达的意义中往往包含着主观的态度,以北方方言为基础的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有”通常表示客观的拥有或事物的存在,“是”表示主观的判断或事物的属性。“没(有)”表示客观的否定,“不”表示主观上的否定。

表达有现实和非现实的区分,编码框架中语气(mood)是主观态度的表现,句子中分别以陈述和非陈述的句式来表达。非陈述语气又可区分为祈使和虚拟两类。英语中非陈述类的句子用特定动词标记来表示,汉语中也有类似情况。先秦汉语“不”用于陈述,非陈述用“弗”。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非陈述用“没”,不用“不”。(21) 如“衣服没洗干净。”

陈述句中说话人为了表示主观态度往往采用特别的句式,“什么都什么了…”等,如“买都买了,还说什么呀!”许多语言用不同的句式表示虚拟语气,英语、汉语等都是如此。

汉语的数量名词组和指量名词组可前加人称,构成“人称数量名词组”(如“我们的一些书”)、“指量名词组”(如“我们的这些书”),说话人就把主观的态度包含在语词的构成中。

(2)形态规则集的变化

语言现有的形态规则同样是历史的产物,不同历史时期留下的形态形式共存于一个系统中。形态规则只是规定仍然活跃的规则。它的变化包括旧规则的取消和新规则的产生两个方面的变化。

古英语的名词有性、数、格的词尾变化,形容词修饰名词时词形也发生变化,与名词性、数、格方面保持一致。从古英语到现代英语,形容词的形态变化逐渐被取消,绝大多数的名词也是如此。在抹平古英语这些形态形式的过程中类推(analogy)起主要作用。

-(e)s作为后缀表示现代英语一般普通名词的复数是类推在起作用。古英语“母牛”的单复数形式分别为cǖ和,1300年的中古英语中复数形式还有记录为kyn的,几个世纪以后其复数皆为cows。类推大约是在比较中发挥作用。原本人们只知道“母猪”的单复数形式分别为sow和sows,没听说过cow的复数是cows。于是有sow:sows=cow:x这样的类比,x=cows。(22) 现代英语名词规则的复数形式和动词过去式、过去分词规则形式是经历了历史上的类推留下的,不规则形式是类推受到习惯的抗拒造成的。

(3)词法和短语规则集的变化

当语言的表达需要语法标记使语言的语义关系更为明确的时候,就使用一定的标记。日语分别用wa和作为话题和主语的标记。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也有话题的语法范畴和标记。现代汉语“的”可作为属格和VP结构的标记,介词短语以介词为标记,“数量名”结构以固定的词序为标记。

语法规则的变化有两类,框架内或框架外。框架内的通常是添加、改变语法成分或变化语序。古今汉语框架内的语法成分的替换最典型的是所谓“结构助词”的替换。自西周“之”成为表示属格等标记后,唐代用“底”宋代用“的”来替换。

“今天的词法就是昨天的句法”,句法框架与意义的对应关系成为词法框架和意义的对应关系。如古、今汉语的名词性短语,英语的从句(clause)和短语,与同一时代句子的语序结构是对应的。

在共时平面上,句子表达概念的逻辑关系。把句子变成短语,是语义逻辑关系转变成指称的映射。

(4)句法规则集的变化

古英语从SOV型演变为SVO型,涉及句法规则集多种句法框架的变化,所以语序类型的变化比较慢。

隋唐时汉语佛经书面语从“动+补+宾”和“动+宾+补”并存到最后完全变成“动+补+宾”的格式,还曾产生VCOV的“动补结构”,作为规则交替中的临时规则。如:(23)

但自去非心,打破烦恼碎。(《坛经》)

决退杀我魔军,如象塌破诸瓦坏。(《佛本行集经》卷二十七)

后面的动词是重复的表达,是双重框架标记。

西周时代“矣”表已然,春秋时代用法同,战国时“矣”承前用法。虚化为完成体标记的“已”有“矣”的功能,可与“矣”在一句中分用,“矣”为语气词。东汉时代的佛经,不用“矣”,只用“已”表完成。六朝时代的白话文中“竟”“讫”“毕”“已”等表示完成,这一类完成动词还可进一步构成“已竟”“己讫”等词,表示完成。

语言的传播是语言符号使用方式的传播,是不同人群之间一定观念组织起来的概念集、语音集和编码规则集的映射,除了系统内部的相互作用,还会牵涉到语言接触所引起的其他语言的概念集、语音集和编码规则集的干预。也有一些意见认为语序类型的变化跟语言接触的影响有关。语言接触中被干扰的语言符号集的序列需要新的序列来代替,早期汉语可能与古英语类似,形态的简化伴随着从SOV型演变为SVO型的语言。

语言的传承关系不同于物种传承,物种传承和演变是细胞遗传物质为基础的信息传递,语言的传承关系是以心理认知为基础的模仿。语言的传授和习得是构成语言符号系统的三个相互独立集,语音集、语词集和编码规则集的映射。

本文从事物变化的一般规律出发,结合系统论、符号学和集合论的研究探讨语言结构变化的情况。

注释:

① 路易斯·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② 路易斯·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第38、43页。

③ 乔姆斯基:《语言学和人文科学》,何晓炜译,载《乔姆斯基语言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86页。

④ 路易斯·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第38、43页。

⑤ 梅耶的说法是:“任何语言都包含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彼此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大体上这三个系统可以各自独立发生变化。这三个不同的系统就是:形态、语音和词汇。”

⑥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7、41页。

⑦ 叶姆斯列夫强调语音封闭的特点,因此可以摆脱索绪尔的困境,他说,语言的“成分构成一个封闭的集合,但符号集合却是开放的”。参见路易斯·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第38页。

⑧ 有的孩子因为某一辅音发音困难混同于另一辅音,较晚时才能纠正过来。

⑨ 从前染布用的蓝色是从蓝靛草中提取出来的。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中的“蓝”,本指“蓝靛草”,又叫做“靛青”。

⑩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Leonard Talmy,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2000,p.9.

(11) 康瑞琮:《古代汉语语法》,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9页。

(12) 阿恩海德姆强调视知觉心理上的格式塔整体形式,认知心理学派强调信息加工的过程。我们用“场景”来指视知觉和语义表达中的信息结构。场景模式包含着对于前景信息特别关注的信息处理策略,话语中可以利用上下文或情景语境省略背景的描写。

(13) 句子和篇章中的已知信息可区分为原知和告知两类。原知的信息是文本的背景带来的信息,告知的信息是文本的前文告知的。它们作为已知的信息,都带来背景的作用。

(14) Winfred P.Lehmann,Historical Linguistics:An Introduction,New Fetter Lane,1992,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pp.244-245.

(15) 黄布凡:《从巴尔蒂语看古藏语语音》,《藏语藏缅语研究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年。

(16) 朱晓农:《元音大转移和元音高化链移》,《民族语文》2005年第1期。

(17) Theodora Bynon,Historical Linguistics,p.83.

(18) R.L.Trask,Historical Linguistics,p.85.

(19) 王力:《汉语史稿》(下),中华书局,1980年,第529页。

(20) 吴安其:《意义的感知和语法的形式》,《语言研究》2011年第1期。

(21) 石毓智:《语法的形式和理据》,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33页。

(22) 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501页。

(23) 曹广顺、遇笑容:《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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