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审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启蒙运动论文,民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09-0062-04
五四运动是一场爱国政治运动、新文化运动，也是一场思想解放和民主启蒙运动。今天，当我们回眸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时，既要肯定它在倡导和宣传民主观念和思想、着力凸现“个性解放”和“民权政治”的民主内涵、推进近代中国民主进程中所起的重要历史作用，也应正视它在民主理论建构方面的不足和局限，以力求对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作出客观、公允的认识和评价。
一
“民主”是外来词"Democracy"的意译，在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中，多直译为德莫克拉西，它源自希腊文，本意是“平民统治”，原指古希腊城邦国家由奴隶主多数决定公共事务的思想和制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一词具有了丰富的内涵。在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表现为“人权平等”一系列原则；作为国家制度，则表现为“自由”和“民主”相结合的政治体制。在各国现代化尤其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变成了一个广受赞誉的词”（注：［美］乔·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在中国，人们初识民主，当在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是时，其代表人物及其代表作品分别是魏源及其《海国图志》、徐继畬及其《瀛环志略》、梁廷楠及其《合省国说》等。民主成为近代中国的一种社会思潮，则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洋务运动之后。其间，先有郑观应、王韬、郭嵩焘、汤震、陈炽等一批先进人物相继著述介绍了西方的民主制度，并以西方民主立宪制为参照，提出了改革中国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些构想，形成了被史学界称之为的中国早期民主思潮。随后，在戊戌变法前后，又出现了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关于民权、平等、自由的宣传，形成又一次民主思潮。在中国，民主由思想迈向行动，由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则始于辛亥革命。是时，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勇敢地进行了“共和”政治的设计和实验。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遗憾地看到，这一时期的民主思潮和民主运动，又存在着许多的局限。其中最主要的局限之一，是民主的倡导和宣传，仅局限于有识之士的著述中，局限于维新派的宪政主张、宪政活动中，局限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共和”政治的设计和实验中，没有在转变传统封建观念的基础上向整个中国社会广播民主的观念和思想，没有培养出民主制度应有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土壤。这不仅是戊戌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成果变质的原因之一，而且把民主“补课”的使命交给了历史的未来。
正是民主在近代中国的坎坷命运，不仅引起民主派政治活动家们的反思，也使一些渴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对这些政治活动的作为深感失望和怀疑。这些知识分子从中看出，民主政治在中国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基础，并由此认为：要巩固共和制度，实现民主政治，首无必须把多数国民头脑中的封建思想的影响洗涮干净，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大力批判和清除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传统，唤起国民的民主觉醒，于是，以《青年杂志》（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的创刊为起点，民主思想骤然成为壮丽的精神日出，民主的倡导和宣传充满了各种新期刊和报刊。
1915年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独秀撰写的相当于创刊词的《敬告青年》一文，文章在宣扬近代欧洲的“解放历史”、法兰西文明的民主政治和历数中国专制制度的“陈腐朽败”后疾呼：“国人而欲脱愚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从而鲜明地揭示了民主的旗帜。1916年9月，《新青年》2卷1号发表了李大钊撰写的《青春》一文，文章以不可遏止的激情表现了要求“青春中华”独立解放的强烈愿望，号召青年“冲破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旧学说之囹圄”，站在民主自由的最前列，“乘风破浪”，为“索我理想之中华”，为创造一个不可更新的青春的新国家而奋斗（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1919年2月，《每周评论》第8号发表了署名一潮的文章，文章认为，“旧的世界渐渐死灭，新的世界潮流渐渐产生”，“现在时代的根本思想，依我看起来，就是个‘得莫可拉西’”，“现代的根本思想，除了‘得莫可拉西’，是再找不出第二个来的”（注：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4月，《教育潮》第1卷第1期发表了署名仲九的文章，文章指出：“德莫克拉西是现在的世界潮流，是现在的时代精神”，“照法律上说起来，中国确是一个完全民主国家，但照实际上看起来，……实在是神治的军治的官治的政治，和民治的政治，相去尚是很远很远的。”（注：仲九：《德莫克拉西的教育》，《教育潮》第1卷第1期，1919年4月。）呼吁国民为实行民主政治而奋博。7月，《湘江评论》创刊号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创刊宣言》，宣言指出：“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兑莫克拉西，一作民本主义、民主主义、庶民主义），宗教的强权、文学的强权、政治的强权、社会的强权、教育的强权、思想的强权、国际的强权，丝毫没有存在的余地。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注：毛泽东：《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同一时期，由郑振铎、吴虞、蔡元培、渊泉、瞿秋白等撰写的倡导和宣传民主思想的文章，也层出不穷地见诸于各种期刊和报端。
从以上的摘录可看出，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期间民主观念和思想宣传的规模、声势，为以往任何一次民主思潮、民主运动所不能比拟。这种情势，诚然如李大钊当时所指出那样：“吾目所见者，皆民主战胜之旗；耳所闻者，皆民主凯歌之声”（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8页。），“现代生活的种种方面都带着民主的颜色，都沿着民主的轨辙”（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4页。）。也正如后来史学家王桧林所总结的那样：那一时期，“民主思想真可以说是蔚为大观、风靡一时，几乎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染上了民主的色彩。民主思想宣传的广泛、声势的浩大，在中国思想界不仅是空前的，而且那种盛况直到今天还没有超过”（注：王桧林：《五四时期民主思想的演变》，《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79页。）。
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对民主观念和思想的倡导、宣传，迅速扩大了民主思想的影响，为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养料和培养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二
民主是一个内涵非常广泛的概念。在西方，自由、平等、人权（或称民权）、反抗权威、个性解放等等都包含在民主之内。在其民主革命时期，民主不仅是进步人们的革命目标、政治思想，也是人们追求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由于近代中国是一个没有民主政治的国家，是一个历经了几千年封建专制的国家。因而，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思想，对中国的进步人士具有格外的吸引力，民主政治成为近代中国有识之士矢志追求的理想和目标，并形成多次民主思潮和民主运动。但是，一切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主的内涵是具有特定的时代特征的，在近代中国也不例外。
一般说来，清末民初期间，中国人所理解的民主，基本上只是一种政治制度，忽视了其特定的文化、思想内涵。因此，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以前的各次民主思潮和民主运动，都是围绕着介绍和学习西方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这个主题进行，即借鉴其中的“君主共和”、“民主共和”制度来改变中国君主专制制度。虽有个别人触及到西方的民主观念，但其用意也在于论证仿行西方政治制度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并不是为了提倡这些新观念，用它来变革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更谈不上是发自对人的自由权利、民权政治的要求。
在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期间，民主凸现出了以下两层含义：一是“个性解放”，即倡导和宣传个人价值和个性自由；一是“民权政治”，即国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法律上人人平等，享有各种自由权利，包括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上述两层新的含义，在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的著述和各个进步期刊的宗旨中体现得十分的充分。
在“个性解放”方面，陈独秀、李大钊、仲九、蔡元培、曹刍等撰写的以及《新潮》、《解放与改造》等期刊的宗旨均有论及和说明。其中，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注：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1卷1号，1915年9月15日。）在《一九一六年》一文中，陈独秀又指出：“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附属品”。“自负为一九一六年之男女青年，其各奋斗以脱离此附属品之地位，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1月15日。）李大钊在《青春》一文中鼓励青年，“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应“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注：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1916年9月1日。）仲九在《德莫克拉西的教育》一文中指出：“尊重人格和解放束缚二种意义，无论政治的德莫克拉西国际的德莫克拉西以及其他种种德莫克拉西，没有一种不含藏的。所以这两种可称为德莫克拉西的共通性质。”（注：仲九：《德莫克拉西的教育》，《教育潮》第1卷第1期，1919年4月。）曹刍在《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同他推行的方法》一文中指出：人们所向往的是一个“德谟克拉西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不容有威权的压制”，“要人人能努力，人人能奋斗，人人有人格，人人要尊重他人的人格”（注：曹刍：《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同他推行的方法》，《少年社会》第5期，1919年12月29日。）。蔡元培在为《国民杂志》创刊号所写的《序》中，着力强调了要增进“学生之人格”和“国民之人格”（注：蔡元培：《序》，《国民》1卷1号，1919年1月1日。）。《新潮》杂志发刊词在阐明其刊物旨趣时，积极鼓励“海内同学……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注：《新潮发刊旨趣书》，《新潮》1卷，1919年1月1日。）。而《解放与改造》杂志发表的创刊宣言指出：“我们的趋向”，“当首先从事于解放，就是使现在的自我完全从以前的自我解放了出来”（注：《宣言》，《解放与改造》1卷1号，1919年9月1日。）。等等。
在“民权政治”方面，陈独秀、陈启修、一湖、蔡元培等均有阐述。其中，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指出：“吾人既未能置身政治潮流以外，则开宗明义之第一章，即为抉择政体良否问题。”“其拨乱为治者，罔不舍旧谋新，由专制政治，趋于自由政治；由个人政治，趋于国民政治；由官僚政治，趋于自治政治。此所谓立宪制之潮流，此所谓世界系之轨道也。”并大声疾呼：“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注：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1卷1号，1916年1月15日。）陈启修在《庶民主义之研究》一文中指出：“狭义之庶民主义为政治学家之所主张，指包含(1)以福民为本，(2)主权在人民，(3)由人民自己行使政权三者之主义而言。简言之，即包含民本、民主及民治三主义而言也。而三者之中，民治主义尤为要素。”（注：陈启修：《庶民主义之研究》（一），《北京大学月刊》，1919年1月。）一湖在《新时代之根本思想》一文中更明确指出：“简单一句话，无论什么‘德莫可拉西’，都是一切以民众为主的思想，这种思想，和贵族主义、官僚主义、军国主义以及金钱主义，绝对不能相容，是不待言的了。”（注：一湖：《新时代之根本思想》，《每周评论》第8号，1919年2月9日。）值得注意的是，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在论及“民权政治”这一民主内涵过程中，还萌生了以普通民众为主体的民主思想，认为包括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在内的各种类型的普通劳动者具有特殊重要的价值。为此，蔡元培在《劳工神圣》一文中便指出：“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并鲜明地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注：蔡元培：《劳工神圣》，《新青年》5卷5号，1918年11月15日。）。随后，陈独秀在《劳动者底觉悟》一文中指出：劳动者“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并提出了“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口号（注：陈独秀：《劳动者底觉悟》，《新青年》7卷6号，1920年5月1日。）。“劳工神圣”口号和“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的口号的提出，无疑深化了“民权政治”的内容。
五四民主启蒙运动间对“个人解放”、“民权政府”的宣扬，不仅表明了近代中国对西方民主认识的深化，并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极大的民主热情。
三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民主的对象是什么？民主的使命是什么？实现民主的途径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无疑是民主理论必须包含的内容。然而，当我们回眸和审视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时，发现了其理论建构方面存在的明显局限，且史学界对这一局限的研究，又显得不够充分。
马克思说过：“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04页。）固然，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曾着力倡导和宣传了民主观念和思想，着力凸现了民主所包含的“个性解放”和“民权政治”的内容，但始终未能就民主这一概念作出准确、科学的定义。是时，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向往的是西方的人权说，是法兰西文明中的民主政治。所以，在《新青年》等期刊和报刊中，民主被称为了“人权”，五四民主启蒙运动诸多代表人物也多“着重宣扬个性解放，极少议论具体的政治制度和现实政治问题，甚至一度不谈政治”（注：徐宗勉、张亦工：《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致使在许多国民中，民主仍然“还是一个缺乏社会规定性的模糊概念”（注：徐宗勉、张亦工：《近代中国对民主的追求》，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页。）。
政治学原理又告诉我们：“民主是社会产生国家权力，制约国家权力以及最终收回国家权力的唯一途径，是多数人决定支配和监督少数人行使国家权力的主要方式。”（注：荣剑、杨逢春：《民主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导言第4页。）这不仅是对民主这一概念的一种定义，也是对民主的使命的一种表述。固然，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曾着力宣扬“民权”思想，但却未能把它上升到民主使命这一理论高度。从而对民主要着重解决的三个问题即国家权力的来源问题、国家权力的制约问题、国家权力的归宿问题，没有作出应有的阐述。
我们还知道，民主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地丰富和扩大，但首先和主要的是指民主政治，应该说，五四民主启蒙运动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倡导仿行西方民主政治。陈独秀便指出：“美利坚力战八年而独立，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注：陈独秀：《抵抗力》，《青年杂志》1卷3号，1915年11月15日。）陈独秀还指出：“欲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的基础。”（注：陈独秀：《宪法与孔教》，《新青年》2卷3号，1916年11月1日。）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其他代表人物也都不同程度地论及到这一问题。但是，美利坚的独立、法兰西的共和、西洋社会国家的基础怎样在中国国土上生成，五四民主启蒙运动诸代表人物均没有论及。
那么，造成五四启蒙运动理论建构明显缺憾的原因在哪里呢？
第一，由民主理论与民主进程的同步性所决定。近代民主国家的形成，在任何地方都经历过一个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其民主理论便是在这样一个长时期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的。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在近代中国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这一过程相适应，民主理论不可能在一次或几次民主思潮或民主运动中得到完善。虽然五四民主启蒙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清末以来各次民主思潮和民主运动，民主的步伐较之以前进了一步。但它毕竟是近代中国民主渐进过程中的一朵浪花，是近代中国追求民主活动中的一幕。因而，很难设想和苛求在这一次运动中即可获得民主理论建构的完善。
第二，受到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自身民主理论水平的局限。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以难能可贵的勇气掀起了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但他们的民主理论准备是不足的。在投身五四民主启蒙运动之前，对于西方民主学说的源流及其在近世所形成的各种流派，以及近代中国接受民主学说的社会条件，都缺乏应有的了解和正确的研究方法，因而无法形成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民主理论体系。在这一点上，诚然如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1-832页。）
第三，中国思想主流的改向，使五四民主启蒙运动的民主理论建构失去了社会依托。我们知道，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期间倡导和宣传的民主思想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然而正值五四民主启蒙运动深入发展之际，1917年11月发生了俄国十月革命，1919年5月国内又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十月革命给人类带来了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彻底的新的民主模式，五四爱国运动则使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这就推动了中国的思想主流向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转换，向着研究社会主义民主转换，使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范畴的民主理论失去依据，失去了继续探讨的现实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