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需求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转基因论文,大米论文,城镇论文,消费者论文,需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商业化种植以来，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迅速增长。据2014年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统计，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从1996年的170万公顷增加到2013年的1.75亿公顷，增长了100倍以上。截至2013年，有60个国家接受了转基因作物及产品。我国是世界上主要的生物技术研发国之一，自1997年以来，我国已经商业化了转基因棉花、矮牵牛花、西红柿、甜椒、杨树和木瓜6个品种①，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位居世界第六位。2009年，我国为转基因Bt水稻与植酸酶玉米颁发了安全生产证书。我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基因大豆进口国，进口转基因大豆与大豆油已经16年。近年来，我国开始进口转基因玉米，进口量预计将不断增长。 然而，伴随着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的快速发展，社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问题的争议也日趋激烈，特别是2009年农业部发放转基因水稻品系安全证书以来，质疑、反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声音几乎左右了整个争论。世界卫生组织(WHO)、经合组织(OECD)、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等国际机构、发达国家和我国转基因食品监管机构均认为，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都是安全的。科学界已经共识，转基因作物具有抗病虫、抗逆、改善营养和品质的潜力(Noussair et al.，2004)。但是，转基因反对者坚称，转基因技术及食品可能会造成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会危及国家的粮食主权。这些争论加剧了社会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疑虑，影响了政府和企业对转基因技术的研究和投资，制约了转基因产业的发展(Marchant et al.，2003)。如：自1997年国产转基因抗虫棉获准生产之后，我国未再批准任何一种重要转基因农作物的商业化种植。 开展转基因食品的需求研究，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willingness to pay，WTP)及其影响因素，对于全面了解这场争论并制定相应的公共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世纪初以来，国内外学者针对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问题做了大量的研究，代表性文献包括Li等(2002)、侯守礼等(2004)、钟甫宁和丁玉莲(2004)、张晓勇等(2004)、黄季焜等(2006)、钟甫宁等(2006)、仇焕广等(2007b)、钟甫宁和陈希(2008)、齐振宏和周慧(2010)、马琳和顾海英(2011)等。然而，随着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信息的传播，特别是转基因“危险形象”的建构(姜萍，2012)，消费者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已有文献的许多结论不能准确地反映当前消费者的消费行为②。另外，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支付意愿估值，不仅可以量化消费者的态度，而且可用于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以确定相关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Lusk et al.，2005)。但是，绝大多数已有文献侧重于消费者对转基因食品的接受程度问题分析，很少对转基因食品进行估值研究。本研究旨在了解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基于2013年15省(直辖市)城镇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和区间删失模型(inter-censored model)，估计不同类型的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开展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需求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水稻是中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是大部分居民的主粮，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关注程度显著高于其它类型的转基因食品。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需求研究结果，对其它转基因作物及食品的需求分析有适用价值。另外，基于国家粮食安全、水稻种植业可持续发展以及抢占转基因技术制高点的考虑，我国政府优先投资于转基因水稻的研发，将相当于生物技术全部投资20%的科研基金集中投入到转基因水稻的研发上，并拥有全球最大的转基因水稻项目(董悦，2011)。我国转基因水稻研发水平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转基因Bt水稻已经获得安全生产证书并达到了商业化条件(谭涛、陈超，2014)。因此，开展转基因大米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研究，深入探讨各类因素对消费者接受转基因大米的影响，将有助于分析和预测未来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需求前景，为政府部门制定转基因水稻和其它转基因作物研发规划提供科学的参考依据。 本研究其余部分的架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调查问卷设计；第三部分调查组织实施与调查结果的说明与分析；第四部分构建计量模型；第五部分解释与分析模型估计结果；第六部分给出研究结论。 二、问卷设计 转基因水稻没有商业化种植，属于非市场化产品，只能采用具有假想色彩(hypothetical)的条件估值法而不是非假想色彩的实验拍卖法，引致出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因此，本研究采取条件估值法，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 问卷内容由5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基本情况，包括调查对象的人口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从业状况等，家庭特征，如家庭人口数、月均收入、消费和购买大米的频率以及储存大米的数量。第二部分认知水平，包括调查对象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客观知识水平，对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大米的主观认知水平，以及食品信息渠道。第三部分基本态度，主要考察调查对象对转基因大豆油、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抗虫转基因大米和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第四部分支付意愿，采用三边界二分选择法(triple bounded dichotomous choice)③，了解不同转基因水稻信息对消费者支付意愿的影响。另外，为了解和消除条件估值法的“假想偏差(hypothetical bias)”，该部分还设定了“友情提示(cheap talk)”。第五部分信息接受情况，通过设置几个“对/错”提问，考察调查对象对第四部分转基因水稻信息和友情提示信息的接受情况。 本研究的条件估值法内容主要体现在问卷的第四部分中，包括转基因水稻信息、友情提示以及三边界二分选择提问。转基因水稻信息由基准信息、改善环境的转基因水稻信息(简称环境信息)、改善营养的转基因水稻信息(简称营养信息)和改善环境与营养的转基因水稻信息(简称联合信息)构成，其中，基准信息仅包含转基因水稻的基本概念，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则含有转基因水稻概念及其优缺点内容(见附件)。需要指出的是，本问卷设计的转基因水稻信息中的优点内容，是经过了科学证明的事实，而缺点内容则来自相关研究文献提及的转基因水稻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没有得到科学证实。 Cummings和Taylor(1999)、List(2001)和Lusk(2003)研究表明，基于条件估值法取得的消费者支付意愿明显高于消费者的实际支付额，即基于条件估值法取得的数据存在着“假想偏差”。借鉴上述文献设计的“友情提示”内容，本问卷设计了相应的“友情提示”(见附件)。为了解不同类型的转基因水稻信息、信息优缺点顺序排列和友情提示对调查对象支付意愿的影响，采用了1×2+3×2×2因子设计，生成了14套问卷，即基准信息问卷2套，包括1套含友情提示问卷和1套未附有友情提示问卷；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问卷各4套，即先优点后缺点、先缺点后优点、附友情提示、未附友情提示，共12套问卷。 转基因水稻信息和友情提示之后，设置三边界二分选择提问，以普通大米为参照系，了解调查对象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所有调查对象首先回答以下提问：“如果您购买大米时有两种选择：一种大米是普通非转基因大米，另一种是转基因大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两种售价均为5元/公斤，您会买哪种？”如果调查对象选择购买普通大米，则其必须回答起始价格低于5元的双边界二分选择提问，即“如果转基因大米价格为
(小于5元)时是否购买转基因大米？”如果调查对象回答“是”，则其须回答“如果转基因大米价格为
时是否购买转基因大米？”如果该调查对象回答“否”，则其须选择“如果转基因大米价格为
时是否购买转基因大米？”同样，如果调查对象选择购买转基因大米或者转基因大米和普通大米皆可，则其必须回答起始价格为
(大于5元)、次标价为
和
的双边界二分选择提问。为了避免起始价格偏差，共设置了10套初始标价
和
，次标价
和
相应地以0.25元幅度递增和递减，此10套价格在14套问卷中均匀分布。 三、调查组织及结果 本次调查利用北京大学生暑期回乡期间进行，通过对其亲戚、朋友或者邻居进行面对面的访问收集数据。调查时间为2013年7～8月份，调查区域涵盖了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云南15个省(直辖市)，共49个城镇，均为大米为主食的城镇。为了保证附有不同信息和标价的问卷在样本总体中的均匀分布，每个调查员负责的问卷均由不同类型的问卷构成。为了确保调查质量，所有调查员均参加了培训，并领取了如何填报项目、如何询问以及调查工作应注意事项等内容的调查指导手册。另外，调查组织者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督查和指导调查工作，发放给调查员高于一般调查活动的劳务费，以增强调查员工作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本次调查共回收问卷1050份，其中有效问卷962份。表1报告了主要调查指标的汇总情况。汇总结果显示，有效问卷主要来自地级市和县城，地级市为46%，县城37%。由于调查省份和具体城镇的确定实际上取决于调查员的家乡所在地，本调查问卷在15个省(直辖市)中不是均匀分布的，其中来自四川、江苏、安徽三省的问卷最多，占全部有效问卷的45%。受访者平均每天吃两顿米饭，与本研究选择的大米为主食的省份吻合。受访者家庭的平均规模为3.5人，大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家庭人口数(2.86人)④。家庭平均月均收入为5000～6999元之间，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全国城镇居民家庭月均收入(6425元)水平相符。受访者男性比例为52%，平均年龄为37～38岁，受教育程度以高中为主。 为了解受访者对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大米的主观认知水平，本次问卷分别设置了“是否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和“对转基因大米的了解程度”指标。表1显示，86.8%的受访者听说过转基因食品。相对于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受访者对转基因大米的了解程度较低，转基因大米认知水平均值等于2.8，接近于“仅听说过”(见表1)。2012年发生的“黄金大米事件”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重要影响，因此，本次问卷专门设置了“是否听说过2012年的黄金大米事件”指标⑤。表1显示，大约54%的受访者听说过“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为了考察受访者对转基因水稻信息和友情提示的接受情况，本问卷专门设置3个“对/错”提问。表1显示，近79%的受访者提供了正确答案，表明调查员基本按照调查方案要求行事。 表1还报告了友情提示、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指标的汇总结果。样本总体中，接近50%的问卷附有友情提示。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问卷占样本总体的比例分别为27.8%、24.2%和33.8%，因此基准信息问卷比例为14.2%。信息问卷比例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是整个问卷采用了1×2+3×2×2因子设计，以反映不同类型的转基因水稻信息、信息的优缺点顺序以及友情提示对调查对象的影响。基准信息问卷由2套问卷构成，而其它信息问卷则各由4套问卷构成。二是本次调查是按照每套问卷70份问卷设计的，即980套问卷，由于本次调查组织者额外收集了70份联合信息问卷数据，导致联合信息问卷数量明显多于其它类型问卷。三是剔除的问卷数量不相同也是导致各类信息问卷数量不同的因素。另外，环境、营养和环境与营养信息问卷中的先优点后缺点问卷比例基本为50%。从回收的各类问卷比例看，各类问卷在962份有效问卷中是均匀分布的，符合问卷设计要求。 为方便叙述，选择初始标价低于5元的消费者简称“低于5元”人群，选择初始标价高于5元的消费者则简称为“高于5元”人群。表1显示，约25%的受访者属于“高于5元”人群，约75%的受访者则属于“低于5元”群体。与“低于5元”人群相比，“高于5元”人群的男性比例稍高，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略低，家庭规模稍小，居住在县级市和镇的比例略大，家庭月收入水平稍高。从每天大米消费频率来看，两个人群相差不大。“高于5元”人群对转基因大米的主观认知水平略高于“低于5元”人群，但后者对转基因食品的认知水平和对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的了解程度，则稍高于前者。另外，“高于5元”人群问卷中的友情提示、环境和营养信息指标均值，略低于“低于5元”人群，但后者联合信息和接受程度指标均值则略低于前者。从表1列出的各项指标看，“高于5元”和“低于5元”群体基本相同。
图1 双边界二分选择提问选择结果 注：图中百分数表示消费者接受或者拒绝比例，小数则表示转基因大米的平均价格。 图1报告了“高于5元”和“低于5元”人群双边界二分选择结果的简单统计数。图1显示，当初始标价高于5元时，随着标价的上升，接受转基因大米的受访者比例逐步下降，当标价均值由5元上升至7.19元时，接受转基因大米的受访者比例由25.3%下降至6.1%。当初始标价低于5元时，随着标价的下降，接受转基因大米的受访者比例则逐步上升，当标价均值由5元下降至2.12元时，接受转基因大米的受访者比例由25.3%上升至56.8%。上述结果表明：第一，愿意购买转基因大米的消费者比例随着价格的下降而上升，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购买意愿符合需求定律，价格是影响消费者的重要变量。第二，目前消费者购买转基因大米的意愿偏低，如果转基因大米比普通大米价格低56%以上时(即标价均值为2.12元)，那么愿意购买转基因大米的受访者比例仅为56.8%。这一结果明显低于Li等(2002)和黄季焜等(2006)的研究结论，前者报告约86%的北京消费者愿意以等于或者低于普通大米价格购买抗虫转基因大米，后者发现约76%和81%的消费者愿意以低于普通大米10%的价格分别购买抗虫转基因大米和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 图2展示了转基因水稻信息对消费者的影响。此图是根据各信息组“高于5元”和“低于5元”人群的选择结果粗略勾勒的逆需求曲线。图2表明，转基因水稻信息降低了消费者的接受程度。转基因大米价格由5元降为2元时，基准信息样本的接受程度由29.9%上升为59.1%，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样本的接受程度，则分别由22.8%、22.7%和27.1%提高为57.7%、53.2%和57.5%。转基因大米价格由5元升为6.25元时，基准信息样本的接受程度由29.9%降为11.7%，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样本的接受程度，则分别由22.8%、22.7%和27.1%调低为8.2%、6.0%和12.6%。因此，营养信息对消费者的负向影响最大，环境信息次之，联合信息最低。
图2 愿意购买转基因大米的消费者比例
四、经验模型 本研究基于初始标价低于5元和高于5元的双边界二分选择结果，采用Cameron和James(1987)提出的区间删失模型，分别估计这两个消费者群体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假定某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真实支付意愿为
，则支付意愿
设定为：
其中，X表示解释变量向量，β表示解释变量参数向量，ε表示服从均值为零方差为
的独立且均匀正态分布的误差项。
是不能直接观察到的，但可以通过受访者的选择而识别出其取值范围。表2报告了“低于5元”和“高于5元”人群的双边界二分选择及其支付意愿的取值范围，其中，“低于5元”和“高于5元”人群的初始标价分别对应于
和
，次标价则对应于次选择为“否”的标价
和次选择为“是”的标价
。 利用Cameron和Quiggin(1994)提出的似然函数，估计受访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低于5元”人群的似然函数式为：
式(2)和(3)中，Φ表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似然函数式(2)和(3)中的参数估计值可以解释为解释变量
对支付意愿的边际效应。 根据Cameron和Quiggin(1994)，如果仅关注受访者的支付意愿均值和尺度参数(sigma)，那么仅以常数项为唯一解释变量回归函数式(2)和(3)就可以取得“低于5元”和“高于5元”群体的支付意愿均值和尺度参数。本研究除了估计不同人群的支付意愿均值外，还需要了解受访者的家庭人口特征、对转基因大米的认知水平以及信息等变量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因此，除了以常数项为唯一解释变量估计不同人群的支付意愿均值和尺度参数外，本研究还估计包括所有解释变量的模型，以确定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 绝大多数物品支付意愿的可行取值下限为零而不是负无穷，但线性模型(2)存在的问题是没有施加此经济理论约束(见表1D1类)。为了限制支付意愿估计值的取值范围，本研究又估计了仅允许取正值的指数支付意愿模型
。出于比较和一致性的考虑，本研究同时估计了对应于线性模型(3)的指数模型。指数模型的似然函数式与函数式(2)和(3)类似，仅将价格标值改为自然对数值，即将函数式(2)和(3)中的
相应地变为
。由于指数模型估计的支付意愿均值过大，存在着肥尾分布问题，本研究同时报告线性模型和指数模型的参数估计值。借鉴Lusk(2003)的办法，如果基于线性模型的支付意愿均值估值落入负值的概率非常小，本研究将视线性模型为本研究的恰当模型设定。 五、计量模型结果 本研究将三边界二分选择结果调整成两个部分，第1边界结果用于probit模型，以了解消费者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选择转基因大米的影响因素，该模型中的被解释变量指消费者的购买意愿，1表示愿意以5元/公斤的价格购买转基因大米，0表示愿意以5元/公斤的价格购买普通大米；其后的双边界二分选择结果则用于区间删失模型(2)和(3)，估计“低于5元”和“高于5元”人群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表3 probit模型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居住城镇、家庭收入、环境信息和营养信息等变量，对消费者选择转基因大米有显著影响。其中，都市受访者倾向于选择普通大米，而家庭收入高的受访者则倾向于选择转基因大米。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参数均为负值，其中环境信息和营养信息10%水平上显著，与图2结果基本一致。由于转基因水稻信息包含了正反两方面内容，因此这一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水稻负面信息的敏感程度高于其正面信息(Fox et al.，2002)。
在诠释和分析“高于5元”和“低于5元”群体的区间删失模型结果之前，首先需要评判基于线性模型估计的“低于5元”人群支付意愿是否处于合理的取值区间。线性模型(2)估计结果表明，该消费者人群的支付意愿均值等于1.738元，标准误差为0.120，即支付意愿小于零的概率小于0.1‰。这些数字表明线性模型不可能违反支付意愿等于或大于零的经济理论约束，因此本研究视线性模型为本研究的恰当模型设定。 表3结果显示，“高于5元”人群与“低于5元”人群的消费行为明显不同。首先，虽然家庭收入对两个群体均有显著的影响，但对前者是正向影响，而对后者是负向影响。因此，“高于5元”群体实际上视转基因大米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正常品”，而“低于5元”群体则视转基因大米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次等品”。其次，“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对“低于5元”人群的影响10%水平上不显著但呈负向，而对“高于5元”人群则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第三，受教育程度和居住地变量仅对“低于5元”人群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支付意愿越低；都市消费者的支付意愿要低于中小城镇消费者。值得注意的是，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和转基因大米认知水平变量均对两个消费者群体有负向影响，其中转基因大米认知水平变量5%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表明，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主观认知水平越高，其支付意愿越低。此结论与黄季焜等(2006)的研究结果完全相反，但与国外的研究结论一致(Lusk，2003；Noussair et al.，2004；Huffman et al.，2007)。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已经形成某种态度的消费者不同于尚未形成某种态度的消费者，面对外部信息冲击，前者不会轻易改变其原有的消费行为，而后者的消费行为则可能会发生改变(Huffman et al.，2003；Noussair et al.，2004；Huffman et al.，2007)。如果上述结果也符合中国消费者行为，将有助于相关政府部门和转基因技术研发机构选择目标人群，开展针对性的转基因技术信息传播工作。因此，本研究探寻了上述研究结果是否应验于中国消费者身上。尽管所有受访者没有消费转基因大米的直接经历，但可以按照对转基因大米的了解程度，将受访者划分为“了解转基因大米”和“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按照“是否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并至少“了解一些转基因大米知识”，构建新的虚拟变量“了解转基因大米”和“不了解转基因大米”。如果“是否听说过转基因食品”变量取值1且“对转基因大米的了解程度”变量取值1或2，则“了解转基因大米”变量取值为1，否则为0。因此，“了解转基因大米”样本是自称了解转基因食品及大米的人群，而“不了解转基因大米”样本则是自称不了解转基因食品及大米的群体。表2显示，样本总体中的“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比例约为35%，“高于5元”和“低于5元”人群中的“了解转基因大米”群体比例则分别为36%和34%。
表4报告了“低于5元”子消费者人群的模型估计结果。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家庭规模、居住地、家庭收入、“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和营养信息等变量，对“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的支付意愿有显著影响，其中，“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环境、营养和联合信息均对“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产生了负向影响，其中仅营养信息变量10%水平上显著⑥。改善环境的Bt水稻是第一代转基因作物，而富含胡萝卜β素的黄金大米则属于第二代转基因作物。Lusk(2003)发现美国消费者愿意以高于普通大米的价格购买增加了营养成分的黄金大米，本研究却发现营养信息而非环境信息对消费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水稻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担忧大于潜在的环境安全风险担忧。表4显示，仅家庭收入对“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低于5元”群体中的“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与“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不同。可以预见，随着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的迅速发展和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信息的普及，占样本总体约50%的“低于5元”群体中的“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对转基因大米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 本研究基于线性模型和指数模型对“高于5元”群体中的“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87人)和“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156人)也分别进行了估计。然而，所有解释变量对“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没有显著影响，仅有家庭月收入和“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对“不了解转基因大米”群体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 Cummings和Taylor(1999)、List(2001)和Lusk(2003)研究表明，友情提示会显著降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减少条件估值法存在的假想偏差。同时，List(2001)和Lusk(2003)特别提出，友情提示内容要详尽、全面，否则不会产生效果。本研究结果表明友情提示对任何消费者群体没有显著影响(见表3、表4)，有两种可能：一是本次调查不存在假想偏差，目前反转基因声音左右了公众舆论，消费者存在低估而不是高估其支付意愿的可能。二是本次调查存在假想偏差，但由于本问卷设计的友情提示内容过于精炼而使其没有发挥作用。本研究曾试图设计一份内容详尽、全面的友情提示，但问卷试填中发现受访者对过于详尽和冗长的友情提示不耐烦，只得采用目前版本。未来研究可尝试设计长短两份友情提示，通过给予受访者一定激励，了解中国消费者意愿调查是否存在假想偏差、友情提示是否会消除这种假想偏差。
表5提供了各类人群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估值。结果显示：第一，我国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偏低，基于“高于5元”和“低于5元”人群的支付意愿均值估算的样本总体支付意愿均值为2.89元(模型5)，即低于普通大米价格的42%。这一结果明显不同于Li等(2002)研究结论，Li等(2002)发现北京消费者愿意为转基因大米支付比普通大米更高的价格。第二，约1/4的受访者愿意支付高于普通大米26%的价格购买转基因大米，而约3/4的受访者则愿意低于普通大米65%的价格购买转基因大米(模型1和2)。这一结果说明绝大部分消费者将转基因大米视为“次等品”，此结论与国外相关研究结果相一致(Lusk et al.，2005)。第三，“低于5元”群体中的“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的支付意愿(0.84元)，显著低于“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的支付意愿(2.13元)(模型3和4)。此结果表明，占样本总体约25%的“低于5元”群体中的“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对转基因大米持负面态度，与表3报告的转基因大米认知水平对消费者有负向影响的估计结果相吻合。 开展转基因大米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研究，深入探讨各类因素对消费者的影响，对于转基因水稻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2013年15省(直辖市)城镇居民调查数据，采用条件估值法和区间删失模型，估计了不同类型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本研究结果如下：第一，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均偏低，只有在转基因大米价格足够低的情况下，56.8%的消费者才会接受转基因大米；或者只有在转基因大米比普通大米价格低42%的情况下，消费者方愿意购买转基因大米。这一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态度与10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第二，调查结果显示，随着转基因大米价格的下降，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呈现上升态势，表明我国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需求符合需求定律，价格是影响消费者的重要变量之一。第三，对转基因大米的认知水平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转基因大米不仅被反转基因舆论成功地定义为“特殊食品”，而且已经被建构成了“危险形象”。第四，改善环境和改善营养的转基因水稻正反两方面信息对消费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消费者倾向于放大负面信息效应，负面信息左右了整个信息的影响走向和效果。第五，家庭收入水平对不同类型的消费者产生不同的影响，这一结论不同于仇焕广等(2007b)总结的国内外相关研究结论，表明收入水平提高并不必然导致消费者排斥转基因大米。第六，“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对近50%的消费者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媒体有关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的负面报道对消费者有负向影响(仇焕广等，2007a)。 以上研究结果是否意味着中国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前景是悲观的？本研究结果表明消费者受教育程度、居住的城镇、家庭收入水平和对转基因大米的认知水平，“2012年黄金大米事件”和转基因水稻信息等变量，均对视转基因大米为“次等品”的消费者群体中“不了解转基因大米”人群有显著影响。这个群体约占受访者总体的50%，其转基因技术知识有限，对转基因大米的认知程度不高，对负面信息反应强烈。可以预见，随着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信息的传播，该群体对转基因大米的态度将会发生变化。另外，本研究还发现约25%的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持欢迎态度，视转基因大米为“正常品”。可以判断，随着我国政府对转基因食品监管力度的加强，转基因技术研究和应用的迅速发展，以及科学的转基因技术及食品信息的普及，我国消费者整体对转基因大米的接受程度和支付意愿都将会进一步提高，转基因水稻商业化前景还是乐观可期的。 附件：转基因水稻信息 转基因水稻是利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将特定的基因片段植入普通水稻的基因序列中而形成的新品种水稻，该品种水稻会在性状和营养品质方面发生改变。 转基因水稻是利用现代基因工程技术，将特定的基因片段植入普通水稻的基因序列中而形成的新品种水稻，该品种水稻会在性状和营养品质方面发生改变。转基因水稻的优点为：能够减少40%～60%的农药使用量，为种植者节约9个工作日的农药喷洒时间；减轻由于农药过度使用而造成的水污染和土壤肥力退化问题，缓解生产与环境生态问题之间的矛盾；降低种植者由于农药喷洒而造成的农药中毒的比率。转基因大米的缺点是：靶基因能够使转基因水稻抵抗病虫害，但不排除靶基因也会作用于包括益虫在内的非靶生物；不排除转基因水稻会将植入基因转移给其他普通水稻的可能性，大面积种植可能会导致此风险达到0.05%；由于病虫害的自我更新交替较快，不排除植入基因无法抵抗变异病虫害的可能性。 转基因水稻是利用现代基因技术，将特定的基因片段植入普通水稻的基因序列中而形成的新品种水稻。该品种水稻富含胡萝卜β素，从而促进维生素A在人体内的合成与吸收，该品种水稻祛壳后呈金黄色，又被称为“黄金大米”。转基因大米的优点：能够增加维生素A的吸收，食用此大米可将人体对维生素A的摄取量提高8%；食用此大米可以提高孕期和哺乳期妇女的免疫系统，并预防由于维生素A缺乏所导致的儿童夜盲症。转基因大米的缺点：食用转基因大米可能会导致几率微小的过敏反应；由于转基因技术的应用，转基因水稻在后代繁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基因序列重组的现象，导致变异风险而出现不可知的性状和营养品质。 环境信息和营养信息的叠加(略)。 我们随后开始的问卷内容属于消费意愿性质的，也就是说，被调查者不必对自己的购买意愿真的付钱。这类调查容易产生消费者意愿购买行为与实际购买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一项有关消费意愿的研究结果显示，80%的被调查者表示他们会购买某食品，但当把这种食品真地摆上超市货架时，却只有43%的被调查者真正购买了这种食品。为了避免出现这类现象，请您在回答下面的转基因大米消费意愿问题时，想象您正在超市购买大米，“如果我决定购买转基因大米，那么我必须付钱！” ①目前国内仅种植了转基因棉花和木瓜。 ②黄季焜等(2006)基于2003年数据发现，“完全接受”和“比较接受”抗虫转基因大米、改善营养的转基因大米、用转基因玉米饲养的畜产品和转基因大豆加工的豆油的消费者比重分别为72%、69%、55%和57%。本研究于2013年开展的“中国城市消费者对转基因大米的消费意愿调查”结果显示，只有24%、33%、26%和29%的消费者“完全接受”和“比较接受”上述4种转基因食品。另外，Li等(2002)研究表明北京消费者愿意为转基因大米支付38%的溢价，反映了本世纪初中国消费者对转基因技术及食品缺乏认知，将转基因大米等同于“其他高科技食品”(张晓勇等，2004)。 ③第四部分有关支付意愿选择问题的第一个提问，“当转基因大米价格与普通大米价格相同时是否购买转基因大米？”相当于消费者分类指标，可以视为半个边界，随后的两个提问则属于双边界二分选择式(double bounded dichotomous choice)。因此，严格意义上说，本研究采用的三边界二分选择式实际上是2.5边界二分选择式。 ④本次调查取得的家庭规模(3.5人)明显大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家庭人口数(2.86人)。国家统计局城镇家庭人口数据来自城镇住户调查统计，其对家庭和家庭人口有严格的定义，如，城镇家庭人口指居住在一起，经济上合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本次调查并没有强调上述家庭和家庭人口定义，部分受访者家庭子女虽已婚配，未与父母共同居住生活但联系密切，这些受访者仍将其视为家庭人口。 ⑤湖南省衡南县江口镇中心小学25名儿童于2008年6月2日随午餐每人食用了60克“黄金大米”米饭。“黄金大米”米饭是由美国塔夫茨大学汤光文在美国进行烹调后，未按规定向国内相关机构申报，于2008年5月29日携带入境，违反了国务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有关规定，存在学术不端行为。此事件于2012年12月经中央电视台曝光后，引起了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监管力度的担忧，同时对转基因大米产生了负面影响。 ⑥基于三边界二分选择结果的区间删失模型结果显示，环境和营养信息对消费者的支付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3结果显示，转基因水稻信息对“低于5元”和“高于5元”人群的支付意愿没有显著影响。上述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与研究方法相关。本研究将三边界二分选择结果调整为两个部分，其中第1边界结果用于probit选择模型。从表3结果看，probit模型捕捉了转基因水稻信息变量对消费者的大部分影响。
标签：转基因食品论文; 转基因水稻论文; 大米论文; 转基因大米论文; 黄金大米论文; 水稻论文; 调查对象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