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没有出现在话语中的作者，作者是什么？对该条款的解释_福柯论文

话语方式中不在场的作者——福柯《什么是作者？》一文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作者论文,一文论文,中不论文,话语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69年2月23日，青年福柯在法国哲学学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什么是作者？》的著名演讲。①这次演讲可被视作福柯试图回应公众对《词与物》(Lesmots et Les choses，Une 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hu?maines，1966)重重质疑的进一步努力。不过，我们将在这次演讲中看到，福柯总是以反击式的思考使问题域变得更加复杂和深不可测。这一次，他干脆宣布了那个作为沙滩面容的现代人之写作主体的消失：“作者的消失——自马拉美以来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停步的事件(La disparition de I'auteur，qui depuis Mallarmé est un événement qui ne cesse pas)。”②不是作者肉身的死亡，而是他在话语方式中的不在场。

       一 作者在何种意义上不在场？

       一上讲台，青年福柯就开始调侃法国哲学学会的学术正统样态。他说，到你们这里讲话，通常必须“提交一个工程结束的成果(résultat de travaux déjà achevés)”，这是指完成的学术论文或有具体结论的成果报告，“但不幸的是，我今天提交给你们的却是一个很不成型的东西”。③依我的理解，这是他走向《认知考古学》(L'Archéologie du Savoir，1969)话语事件说的第二次预备性思考。第一次就是《科学考古学》(Sur l'archéologie des sciences Ré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1968)一文。福柯声称，要进入他的这个新的很不成型的研究计划，还必须具备两个新的构境点：一是思想的不确定性(incertitudes)，二是话语存在方式的不在场性(absence)。不确定性是福柯哲学之思的基本存在方式，他的哲学方法论构境总是在消解自己中发生改变，一生皆如此；不在场性(缺席)是拉康的本体论原则，福柯在此引用这个概念是要引出他自己想说明的一个爆炸性观点：在实际的写作活动中，作者是不在场的！在青年福柯看来，在写作中，作者总是在不断地消失；在文本中，谁在说话恰恰无关紧要；在签名中，名字不再指向作者，而不过是话语簇的一种表征。福柯总是语不惊人誓不休。

       我想，当青年福柯以这个思路开讲时，他一定预知台下听众听到自己这番怪论后会怀疑，这里所指认的这个写作的人或作为作者的主体的不在场是否显得过于做作和矫情？所以，他马上作了一个缓冲的解释。青年福柯说，直到现在，至少就在话语中的一般作用和他在自己著作中发生的作用来看，比如像在《词与物》一书中，“作者”仍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当然，这首先归因于自己的粗心。先检讨自己，这的确是一个退一步再行跃起的好姿势。并且，这也是福柯难得出现的一次公开的自我批评。但是，我们很快会看到，这种内省却是为了引出更惊人的思想爆裂。

       青年福柯以自己的具体文本《词与物》为例剖析道：

       在我的《词与物》里，我的目的是分析作为话语层次(nappes discursives)的动词簇(masses verbales)，它们处于熟悉的一本书、一部作品或一个作者的范畴之外。但我在照一般方式考虑“自然史”、“财富分析”和“政治经济”时，我缺失了作者及其作品的视点(point d'ouvrages ou d'écrivains)；也许是由于这种疏忽，我才在这本书里以天真的、常常是粗糙的方式运用作者的名字(noms d'auteurs)。当我提到了布封、古维尔、李嘉图和其他一些人，但却没有意识到我在使他们的名字歧义地发生作用。④

       根据《词与物》一书的逻辑，如果在话语塑形层面以多重être发生作用的“动词簇”(在《词与物》中被称之为认识型)是一个时代文化的总体制约结构，那么，这一话语塑形方式的在场恰恰是在一切文本和一个具体的作者之外。所有文本的词语被组织构序，都只是这种话语塑形方式的布展和具象化实现。在这个另类的话语实践构境层中，一个有姓名的作者并不能替代或充当话语塑形方式(认识型)的直接肉身。恰恰是在《词与物》的讨论中，青年福柯自己“并无意于对布封或是马克思作出描述，也无意于复述他们的观点陈述或言下之意；简单地说，我只是要赋形于(avaient formé)他们作品中某些概念或理论整体(d'ensembles théoriques)的那些规则(règles)”⑤。通俗地说，就是要找到认识型。然而，有的时候，福柯却让有姓名的作者直接顶替了“认识型”的在场。在此，福柯承认自己的论说中存在漏洞，这个漏洞或思考盲区恰恰就是作者的在场问题。青年福柯甚至认为，直到现在，“当我们研究一种观念史、一种文类史或一种哲学分支的历史时，对于作者及其作品的稳固和基本的作用，这些问题也表现为一种相对软弱和次要的地位”。⑥这显然已经不是在数落自己，而是在敲打遍及现实的整个学术思想域了。我们能看出，这是在进一步认证他所提出的“作者何为”问题的合法性。为此，他还反讽式地引用法国作家贝克特(Samuel Beckett)的话：“谁在说话重要吗？(Qu'importe qui parle?)”⑦

       在言说中，在写作中，那个有名字的谁，真的在场吗？青年福柯此时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在他看来，真相是，不是作者在说在写，而是话语让他说和写。作者总是看起来在场，那个肉身在现场演讲，那个文本真是他写下的，然而其实却真的不在场。当然，对这一耸人听闻的宣判，福柯需要通过多重关系的颠倒来证明。

       首先，是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塑形方式关系的颠倒。通常，作者作为主体在场，首先是通过言说和写作表达自己的主观意图，青年福柯却认为，在今天，作为表现主体的作者在话语分析的层面上正在消解。他说，“我们今天的写作摆脱了表现的主题(thème de l'expression)；它只指自己，然而又不局限于内在性的形式(forme de l'intériorité)，相反，我们在其外部展开(extériorité déployée)中辨认它”。⑧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作者在写作和言说中看似是在自主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实际上写作只是更大尺度中一种话语运作“外部”决定的结果，你的自主性恰恰是生产出来的无意识他性存在。比如，在苏东斯大林教条主义的话语塑形下，人们都以为是自己在面对马克思、列宁的文本，但实际上发生的事件只是那个看不见的意识形态大他者在强迫每一个无主体性的作者。如果说，《联共(布)党史》是一个史学话语塑形的标准，那么，所有关于历史的写作都不过是这一“辉煌史”的微观对象化而已。对此，福柯就会说，在这种历史写作中根本不存在作者的真实在场性。这只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福柯是想将这种可见的暴力性伪构境情况泛化到全部言说和写作中去。在福柯看来，在一切看起来由作者发动和操持的言说和写作中，其实都有某种外部看不见的话语塑形方式在规制着作者。老师在课堂上讲授，在大多数场境中都并非真的是他自主地创造性言说，而是一个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隐性知识系统在让他陈述，这就是后来在所谓后现代状态中的“话在说我”。而作家、学者的写作也是如此。作品中看起来有意图的人物和故事的创造，其实都取决于作者自己背负的文学话语塑形构架和无形的世界观；学术研究就更是话语塑形和思想构境的无意识的布展。青年福柯认为，这种个人主观意图表现与话语方式关系的彻底颠倒，使写作变成了符号的一种相互作用，它们更多地由漂浮的能指自涉关系建构，而不由主观表现的所指内容支配。这一点，很容易让我们想起罗兰·巴特—克莉斯多娃的互文性。青年福柯说：

       这一反转把写作变成了一种符号的游戏(jeu de signes)，更多地受着能指的性质本身(nature même du signifiant)而非所指(signifié)的内容的调控。进而，它意味着这样一种行动，总是在测试着写作常规性的界限，总是在越出为自己所接受和操纵的秩序的界限，并进而将其反转。写作就像一场游戏一样逐渐展开，它不可避免地越出自身的规则，最终把它们抛在身后。因此说来，这种写作的根本基础并不在于与创作行为相关的崇高情感，也不在于将某一主体(sujet)嵌入语言。恰恰相反，它关注的主要是开辟出一块空地，让写作的主体在那里不断趋于消失(sujet écrivant ne cesse de

)。⑨

       这是福柯比较少见的对索绪尔能指—所指论的致意。这便是青年福柯那个著名的“作者的消失”的第一现场。写作由于更多地受制于能指符码的自涉性关系，而不断脱离原来构成写作意图的主体性所指内容，所以，居以为作者主体性的基础被掏空了。如果说写作是能指的一场游戏和狂欢，那么作者就是一个从游戏开始就在消失的幻影。

       其次，写作与死亡关系的颠倒。青年福柯告诉我们，传统的写作观认为：写下来就是为了不死。在西方，写作作为希腊叙事或史诗的古老概念，“它是用于保证某个英雄不朽(immortalité)的概念”。写作即意味着不朽。可是，在今天的文化中，这一切又被颠倒了，写作不再能够令作者不死，它本身反倒成了杀死作者的过程。这是一个关系颠倒的辩

       写作现在与奉献和奉献生命本身联系在一起；它故意取消在书中不需要再现的自我，因为它发生在作者的日常生活之中。凡是作品(oeuvre)有责任创造不朽性的地方，作品就获得了杀死作者的权利，或者说变成了作者的谋杀者(meurtrière de son auteur)。⑩

       言下之意，不同于传统经典作品与作者不朽的关联，在现代性的文学创作中，作者是故意被取消的，青年福柯将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人都列为上述作品杀死作者现象的“明显实例”。我觉得，福柯对这个观点的论证是不充分的——凭什么说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等人的作品就是自杀，个中原因和逻辑为何，福柯语焉不详。我们在理解构境层中去设想，如果这话指的是，以传统经典的眼光来看，今天已无经典，写作沦为时尚，经典作家因而早已死亡，那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这种经典不在场的否定性构境，并无法推出福楼拜、普鲁斯特和卡夫卡的写作已经不再不朽。与此相关，青年福柯进而指控，上述写作与死亡之间关系的颠倒，还表现在作者个人特点(individualité particulière)在作品中的完全消失，或者说，今时今日，作者存在的标志恰恰在于其“特殊性不在场”(singularité de son absence)。所以，如果我们试图理解今天的写作者，切入点必得是其缺席的独特性，或者说将会是作者与死亡的关联，而这种关联恰巧又使作者成为他自己写作的牺牲品。福柯之思的迂回缠绕和刻意做作，从中可见一斑。

       其三，作者与写作本身之间关系的颠倒。青年福柯指出，作者的不在场还表现在写作本身的消失。依他的看法，今天，在真实发生的“写作”(écriture)活动中，写作——

       既不关心写作的行为，也不关心在文本内部作为征兆或符号(

ou signe)对作者意义的表示；相反，它标志着一种详述一切文本状态(condition)的非常深刻的尝试，既包括文本在空间弥散(disperse)的状态，也包括它在时间里展开(déploie)的状态。(11)

       写作不再关心写作本身，它只是开启了一种文本在特定空间和时间中布展的状态，它“只是把作者在经验上的特点转变成一种超验的匿名(anonymat transcendantal)。作者经验活动中极其明显的标志被抹掉了”。(12)一言以蔽之，并不是作者在写作，而是特定时代中生成的话语塑形方式在文本中的布展：不是我在写作，而是话语塑形方式在写我！倘若我们说，先前，对作者而言，我写故我在，那么，现在发生的事件则是我写故话语塑形方式在，因为写作的过程恰恰是作者死亡的过程，作为作者的我在写作过程中已然不在。你以为你在写作，然而，你真的并不在！l'écriture comme absence(作为不在的写作)，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么？在今天的中国，文学写作、影视写作甚至是学术论著的写作，多少都出现了作品沦落为市场票房玩物、论文堕落成升职称的功利指标的现象，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恐怕是比福柯此处揭示的深层话语塑形支配要肤浅得多的另一种写作之死亡。

       二 作品和作者名字的空心化

       青年福柯剖白道，自己对作者不在场的思考并非是要刻意制造某种简单空洞的断言式口号，譬如与“上帝的死亡”相似的“作者的死亡”，而是希望能真正作些严肃的讨论。他认为：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作者消失所留下的空(vide)的空间；我们应该沿着它的空白和断层(lacunes des lacunes et des failles)的界线，仔细观察它的新的分界线，仔细观察这个空的空间重新分配的情况；我们应该等待由这种消失所释发的流动易变的作用。(13)

       那么，与作者关系最为密切的东西是什么呢？显然是作品(oeuvre)以及作者的名字(nom)。而作品、作者名字与那个正在缺席的作者留下的空白和断层的关系又是什么呢？

       第一方面，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作品与正在消失的作者的断层关系。青年福柯指出，在学术思想领域，发现这种隐性的断层的任务落在了真正的批评之上：

       批评的任务不是重建作者与其作品之间的关系(rapports de l'oeuvre à l'auteur)，也不是通过作者的作品重构(reconstituer)他的思想和经验，进一步说，批评应该关注作品的结构(structure)，它的建筑学(architecture)，通过研究它们了解它们固有的内在形式(forme intrinsèque)和内部联系(relations internes)。(14)

       真正的批评从来就不是为了将作品与作者联系起来而作，分析作品的目的并不是要维护作者的同一性，而恰恰是要深究已经离开作者、杀死作者的文本的结构，是要思考作品何以能被如此建构起来的过程和原因，是要透析作品建构的内在形式和复杂关联。我们能感到，这里的批评(学术评论)背后其实就是福柯所谓的考古学和后来的谱系学建构的批判现象学。

       由此青年福柯发问道，每当我们讨论一个作者时，他写的和说的一切，他所留下的一切，是不是都包括在他的作品当中？在这里，他再次例举尼采作品全集整理出版中发生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正是此时他与德勒兹正在紧张从事的工作。(15)面对大量不断新发现的尼采文献，我们在什么地方划定界限？毫无疑问，一切东西都应该出版，但我们能对“一切东西”的含义一致吗？当然，我们会包括所有他本人出版的东西，以及他的作品的手稿、他的警句安排和他页边的注释与修改。但是，如果在一本充满警句的日记里，我们发现某种参照符号，某种关于约会的提示，某个地址或一张洗衣账单，那么这其中什么应该包括进他的作品？一个人在他死后会留下千百万线索，只要我们考虑一部作品如何从千百万线索中提炼出来，这些实际的考虑便无休无止。(16)

       不难看出，这还是他在《科学考古学》中已经涉及过的那个“全集不全”的观点，即一个思想家作品中的统一性必然是后人阐释性操作(opération est interprétative)的意识形态统摄结果。批评的任务，是要除去作品重构中存在的遮蔽断层和空白的迷雾，让作者不在场的真相呈现出来。

       第二个方面是作者名字(nom)的空心化问题。又一个奇怪的概念！他的追问是：“作者的名字是什么？它如何发生作用？”他自认为，这就已经提出了一个专有名称(nom propre)的问题：“专有名称(包括作者的名字)不是一种单纯的指称，它还会是一个指示功能的他者(d'autres fonctions qu'indicatrices)。”(17)专用名称并不简单地指认它自己，它还会具有一种反指关系中的他性功能，即“表意之外的功能”。譬如，作为专有名称的亚里士多德这个名字，就不仅仅是指亚里士多德这个人的名字，它表征了包括“《基始分析》(Les Premiers Analytiques)的作者”或西方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创始者”这种名字之外相关联的一系列学术事件。同理，哥白尼、康德也不只是这两个人的名字，而是一种表征科学革命和认识论革命的话语塑形和整体构式转换事件的专有名称。此时此刻，作者的名字早已是一种处在作者个人存在之外的学术他性存在。

       那么，作者的名字究竟是什么呢？青年福柯比较了作为常人的名字与作为作者的名字这两种名字在发生变动时所导致的不同后果。他描述道，当我们发现一个叫彼埃尔·杜邦的人竟然不是我们原先想象的蓝眼睛，不是住在巴黎，也不是个医生，这些新发现都不会使彼埃尔·杜邦这个名字在我们心里不再指向原来那个人，可是，如果人们发现那些被我们归于莎士比亚名下的十四行诗和史诗剧作并不是莎士比亚写的，那无疑就会产生一种后果重大的变化，并由此必然会影响到作者名字发生作用的方式。

       这些差别表明，作者的名字不只是一种话语的要素(élément dans un discours，如一个主语，一个补语，或一个可以用名词或其它词类代替的成分)，同时也具有一种分类的功能(fonction classificatoire)。因为它用作一种分类的方式。一个名字可以把许多文本聚集在一起，从而把它们与其他文本区分开来。一个名字还在文本中间确立不同形式的关系。(18)

       与寻常人的名字不同，大写的作者的名字不只是通常意义上的人的姓名的代码，后者会被用以指认特定文本群、指称文本差异。甚至，当我们对同一个作者名字作判别性使用时，常能差异性地区分一个作者在不同时期中的文本性质。譬如我们在本文中对“青年福柯”与“福柯”的特设使用，就区分出了不同时期的写作出异质性文本的同一个作者。

       当然，青年福柯也特别指出并阐述了另一部分文本，即与有作者的那些文本不同的“其他文本”。“其他文本”是什么？福柯说，“一封保密信件可以有一个签署者，但它没有作者；一个合同可以有一个签名，但也没有作者；同样，贴在墙上的告示可以有一个写它的人，但这个人可以不是作者”。(19)简言之，还存在一种没有写作主体意义上的作者的文本。在青年福柯看来，

       作者的名字不像专有名称，专有名称可以从话语的内部移向产生这一话语的外在的(extérieur)实际个人，而作者的名字始终处于文本的轮廓之内，区分各个文本，确定文本的形式，刻划出它们的存在模式(mode d'être)的特征。它指的是某些话语集合(ensemble de discours)的存在，指的是这种话语在某个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作者的名字不会随一个人公民地位的改变而改变，但也不是纯属文学之事。它处在断裂(rupture)之中，引发了新的话语群(groupe de discours)和它们那独特的存在模式。(20)

       真是复杂的思想构境！依青年福柯之见，作者的名字更多地表现出话语群存在的一种特殊方式的特征，它处于写作主体的不连续性的断裂缺口中。包含一个作者名字的话语实践不会马上消失和被忘掉，比如青年福柯的种种复杂的哲学话语实践，它们也不会只得到那种通常人们赋予普通词语的短暂的注意。比后者幸运得多，它们指向的是“认识型”、“考古学”和“作者的不在场”之类的话语群组，涉及这些话语事件在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而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接受方式，由它们在其中传播的“文化”所控制。在解读福柯的不同文本时，作为文本写作主体的作者福柯是不在场的，他不过是上述这些话语群组的一个功能集合状态罢了。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些话语群组时，福柯这个名字已经是一种空心化的存在。

       三 解构于功能存在与话语实践方式中的作者

       青年福柯声称，所谓的作者，并不是一个实名实姓的实体性的肉身，而是话语存在的一种“作者—功能”(fonction-auteur)。从以上我们已经初步进入的福柯这种另类思想构境层中，约略可以理解福柯所说的作为写作主体的作者是不在场的构境意义，这里他则想再告诉我们，如果有在场者，真正在场的只是一种功能性话语构式群组。那么，福柯笔下这个“作者—功能”又是什么呢？他解释道，“作者—功能”就是一个社会里某些话语存在、流通和运作的功能特征。具体而言，

       “作者—功能”关系到限制、规定和表达话语领域的法律和制度方面的系统(système juridique et institutionnel)；它并不会以完全相同的运作方式，体现在各种话语、所有时间以及任一给定文明形式(formes de civilisation)中；它的确定不在于将一篇文本简单地归之于其创作者，而是要通过一系列复杂而精确的操作(d'opérations spécifiques et complexes)；它并不单纯指向一个实际个人，因为它同时引发出许多种自我，引发出任一阶级中的个人都有可能占据的一系列主体位置。(21)

       这段说明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话语塑形构境。青年福柯是在告诉我们，作为一种话语塑形功能的作者其实也是历史的。从来就不存在作为个人的作者孤立进行创作的情况，因为所有的创作都只能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建构起来的话语的产物。所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者—功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形式，但唯一不变的是，人们只能以一定的方式在一定的范围内进行写作，一切写作实际上都不过是特定话语塑形和构式操作的结果。这番话的口气颇有马克思在1845年创立历史唯物主义之后的言说气势。也是在这个特殊的构境意义上，作为独立个人创作者的作者根本不存在。比如，“作者—功能”并不是普遍的或永恒的，甚至在欧洲的历史文化里，同样类型的文本并非总需要作者，“曾经有一个时期，我们现在称作‘文学的’那些文本(小说、民间故事、史诗和悲剧)得到承认、传播和维持，但根本不询问谁是它们的作者”(22)。这些没有作者的文本，也就不可能被当作个人私有财产，成为被占有的对象(objets d'appropriation)。再比如，在西方社会进入17、18世纪时，就有一种全新的科学话语塑形方式得到发展：

       当时，科学话语(discours scientifiques)根据它们自己的价值得到承认，并被置入关于既定真理和证实方法的一种匿名(anonymat)的集合的系统(ensemble systématique)。证实不再需要参照生产文本的个人；作者作为一种真实性的标志作用已经消失，在它仍然作为一个发明者的名字的地方，它只是表示一种特殊的定理或命题，一种奇怪的效果，一种特征，一个主体，一组因素：或者病理学上的症候(syndrome pathologique)。(23)

       这是在指证，现代性的科学话语也是消解作者个人的。万有引力不等于牛顿，相对论不等于爱因斯坦，它们都不过是匿名的科学理论集合系统中的一个话语事件，甚至，在数学中，作者的地位已经沦落到充其量不过是为着一则特定的定理或一组命题而顺便带出的附属物。这恐怕也是事实。

       青年福柯认为，作者—功能“不是通过简单地将一套话语归之于某个个人就可以自动形成的。它是一套复杂的操作的结果(résultat d'une opération complexe)，这些操作的目的就是要构建(construit)我们称之为作者的那个理性实体”(24)。理性实体意义上的作者，其实是被话语建构起来的。所以，

       被我们指称为作者的那个人(或构成作为作者的那个人)，他的这些方面的特征只是一种投射(projection)，来自我们从多少带有些心理学性质(psychologisants)的角度入手处理文本的方式：我们所做的比较，我们视为有关而抽取出来的特性，我们指定的连续性(continuités)，或者我们所践行的排除(exclusions qu'on pratique)。(25)??

       被假定为主体性的作者，只是我们事后的建构物。青年福柯还告诉我们，所有这些建构作者的操作，还会随着所涉话语方式各自基于的不同历史时期与形式而发生变化。“构建一位‘哲学家’与构建一位‘诗人’，方式是不会一样的；一部18世纪小说的作者，其构成方式不同于现代小说家”。(26)关于这一点，当我们联想一下作为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与作为诗人的策兰，或联想一下18世纪的伏尔泰与当代的普鲁斯特，对其独特的构境意义就完全可以理解。

       更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真正跳出作者个人与一本书的关系，那么就能发现一个新的话语事件，即处于“跨话语”位置(position〈transdiscursive〉)中的作者。在青年福柯看来，与撰写一本小说的小说家不同，跨话语的作者可以被指认为“话语方式的创始人”〈( fondateurs de discursivité〉)。话语方式是此后让他人言说的那个大他者！因为，他们不仅生产自己的作品，而且生产出更多的事物(chose de plus)，即“其他文本塑形的规则和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et la règle de formation d'autres textes)。这个文本塑形是十分关键的。比如，“弗洛伊德就不仅仅是《梦的解析》或《智力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的作者，马克思就不仅仅是《共产党宣言》或《资本论》的作者，他们都确立了话语的无尽的可能性”。(27)弗洛伊德和马克思都不只是一本书或多个文本的写作者，他们更是一种新的话语生产方式的创立者。以福柯之师阿尔都塞的话来说，他们都创立了向世界独特发问的理论生产方式的问题式(problèmatic)。对此，青年福柯十分感慨：

       作为“话语方式的创始者”，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不仅使可以为更多文本采纳的“相似”成为可能，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们还使某些“差异”成为可能。他们为引入非自己的因素清出了空间，然而这些因素仍然处于他们创造的话语范围之内。在说到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时，我们不仅指利比多的概念或解梦的方法在卡尔·阿布拉汉姆或米莱尼·克雷恩的著作中重新出现，而且还指他使关于他的作品、概念和前提的某些差异成为可能，而这些差异全都产生于精神分析的话语(discours psychanalytique)。(28)

       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出场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作为作者和写作本身，更重要的是在他们作为“话语方式的创立者”的身后，出现了整个精神分析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实践。这两种学术话语塑形与构式产生出巨大的可能性空间，历史也已经证明，他们带出来的这种新的话语实践，甚至影响或者说改变了世界和人的存在。青年福柯告诉人们，在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后面，他还可以开列出一个无穷尽的名单，如伽利略、居维叶(Ceorges Cuvier，1769-1832)、鲍普(Franz Bopp，1791-1867)和索绪尔，等等。他们都不是文本作者，而是世界的改变者。这是此时福柯那种话语决定现实的唯心主义残迹。福柯不能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改变世界，绝不是观念话语方式直接作用客观社会存在，而是通过转化为物质实践，对象化地真正改变存在。

       青年福柯指出，除了话语方式的创始者之外，还有另一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即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对创始构境的“回到开端”〈( retour à l'origine〉)的努力。他说，后继的话语实践者“必然地、不可避免地”(nécessité inévitable)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话语创始的原初语境。福柯特意强调，话语实践者的这种“回到”完全不同于(distinguer)科学活动的“重新发现”〈( redécouverte〉)或“重新现实化”〈( réactualisation〉)。(29)他辨析道，科学活动中的所谓“重新发现”，在于与通行知识形式的类比或同构，是它们容纳了有关已被遗忘的或默默无闻的人物的看法；而“重新现实化”则是指“话语被嵌入概括、实践和转型的全新领域”(30)话语实践构境中的“回到”与上述二者都不同。之所以需要“回到原初语境”，倒不是因为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困难或是有什么其他障碍，而是由于话语实践本身的“本质的和建构性的遗忘”(oubli essentiel et constitutif)。显然，这个遗忘是海德格尔式的：

       实际上，创始的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注定要受制于它自身所产生的存在之遗忘(être oublié)，这些遗忘从创始行为中发展而来，同时也导致了该行为的偏差(dérive)与曲解(travestit)。这种并非偶然的遗忘必须由某些精确的操作(opérations précises)加以调控，这些操作可以在向着创始行为的回归中，得以定位、分析和化约。遗忘所设下的障碍(empêchement)并不是从外部添加的(surajouté de l'extérieur)，而是从所探讨的话语实践当中兴起的，正是话语实践为它立下了法则。遗忘既是导致这障碍的起因，也是消除这障碍的手段，还要对妨碍回归创始行为的阻碍负责，只有通过回归才能得以解决。(31)

       être oublié就是海德格尔那个对Sein的存在论的遗忘，在福柯这里，就是对être在动词构式中的话语塑形作用的遮蔽。而“回归”则是让这种遮蔽暴露出来。所以，一切回归会是“向着文本自身(texte même)的回到(revient)”，具体而言，也就是——

       带着对那些在文本的空心、缺席和缝隙(en creux，en absence，enlacune)中体现出的东西的特别关注，回到一个原初的、不加修润的文本(texte dans sa nudité)。我们回归那些空洞的空间，它们被遗忘所掩盖，被带有误导性的虚假的充足所隐匿。(32)

       福柯的这一分析是非常深刻的。我的所有“回到”“( 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以及这里的“回到福柯”)可能都是在这个构境意义中的某种有意向的解蔽。在青年福柯看来，向着文本的回归是使话语实践发生整体转型的一种有效且必须的手段。比如，在回到文本的全新构境中“重新检视(réexamen)弗洛伊德或马克思的著作，就会转变我们对精神分析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是对的。显而易见，这个所谓的“回归”又是与福柯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的本质相一致。

       在全部演讲结束时，青年福柯不无得意地提到，先前，我们会听到这样一些提问：

       “谁是真正的作者？”

       “我们是否能够证明他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他用自己的语言对自己最深刻的自我做了怎样的揭示？”

       可是，现在，人们则会听到一些新的问题：

       “这种话语有哪些存在模态？”

       “它从哪里来？它如何流通？它受谁控制？”

       “针对各种可能的主体将作出怎样的安排？”

       “谁能实现主体这些各不相同的功能？”

       在所有这些问题的背后，我们却几乎只能听到一种漠然的咕哝：

       “谁在说话重要吗？”(33)

       四 一个有趣的争论：结构上没上街？

       福柯的演讲结束后，参加会议的学者纷纷发言，有批评，也不乏肯定，福柯也作出了一定的回应。批评的声音，主要集中在福柯所指认的话语实践中作为理性实体的“作者的不在场”问题上。很显然，福柯的这一观点被一些人听成他在《词与物》一书中那个“人之死亡”的断言的具象化，即作者的死亡。

       在提问和评论环节，发言最长的是法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发生的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戈德曼(Lucien Goldman，1913-1970)。在算是福柯学术前辈的他看来，青年福柯的思想代表了一种“否定一般的”(l'homme en général)的观点，虽然“福柯没有明说否定作者，但是，从他的作者的消失的视角所揭示的所有的一切都暗示了这一结论”。(34)他反讽地说：

       我绝对同意一个事实，即福柯不是作者(n'est pas l'auteur)，福柯不是他刚刚对我们说过的那些东西的开创者(certainement)。因为，否定主体在今天是一群思想家，更准确地说是一群哲学家的一个核心概念。在这群哲学家之中，如果福柯是一个特别原创的杰出的学者，那么，应该将其归入人们通常所说的非发生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enon génétique)学派之中。一般认为尤其应该把列维-斯特劳斯、巴特、阿尔都塞、德里达归入这一名下。(35)

       显然，戈德曼在打趣福柯，你说了那么多，可你不是作者？你的这些前人都没有思考过的东西难道都是别人文本的互文结果？这令人难以理解。这种悖论的原因恰恰在于，福柯归属于戈德曼所贬斥的所谓“非发生的结构主义”。而戈德曼自己想要标榜的“发生的结构主义”，则是他追随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将强调共时性的结构视角与历时性的发生学视角相整合而形成的一种新结构主义观点。(36)我们不难看出，戈德曼的逻辑构境，是先将福柯归类为非发生的结构主义，然后指控福柯：你的确不是一个作者，不是一种生产原创性成果的独立主体，因为你本就属于结构主义话语簇。戈德曼这里已经在出差错了，解构理论创始人德里达从一开始就不是结构主义阵营里的一员，而复杂的情况还有已经在反水的巴特。并且，福柯的思想原来就不属于结构主义，此时，他也正在生成一种全新的思想构境。用一种二元逻辑判断学术思想的质性，这本身就是非法的。

       戈德曼说，福柯所提出的“谁在说话？”这一问题是重要的，但“什么是说？”〈( Qui parle?〉)更重要。他也承认，“在当代人文科学的启示下，个体观念作为一个文本的最终作者，特别是一个重要的、有意义的文本的作者，显然已无立足的理由了”，但他坚持认为，看到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可以断言一切主体都会消失。因为，可以像戈德曼已经做的那样，用集体主体和超个人的主体(sujet collectif ou transindividuel)取而代之。这完全可以既不宣布人的死亡，也不让主体消失。戈德曼认为，在学术界回答“谁在说话？”这个有意义的提问时，在否定个人主体的共同基础上又分裂为两种回答：一是福柯所归属的非发生的结构主义，在这里，“没有任何主体，它已经为各种结构(structures)所替代，如语言的结构、心智的结构、社会的结构等等。也没有了人以及人的属性。这些地方只不过是内在于结构的功能和角色。结构构成了研究和解释的终点”(37)。“语言的结构”应指巴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心智的结构”可能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而“社会的结构”当然就是阿尔都塞的“无主体社会历史过程”论。戈德曼的意思是，上述这些非发生的结构主义者试图消除主体的做法是不可取的，无主体的历史是不可想象的。二是戈德曼自己的所谓发生学的结构主义，这种结构主义在历史和文化的维度中也拒绝个体主体，但是，个体主体并未因此消亡，而是被超个体的集体主体所取代。“至于结构，远不能把它当作或多或少终极的自主性实在(réalités autonomes)，结构没有在这种整个实践(praxis)和整个人类现实的普遍属性的视角之中考虑事情。不能假设存在不是结构性的人类行为(fait humain)，也不能假设存在没有意义的结构。”(38)结构无思，它不可能成为创造历史意义的原动。

       在发言的最后，戈德曼特意说了一段自以为非常有趣的话：

       在结束我的讲话时，我将提请大家注意一句变得有名的话。五月风暴时，在巴黎大学大阶梯教室的黑板上，一位学者写下了一句话，我觉得这是对哲学，也是对非发生的结构主义的一个最根本的批评：“结构没有上街”(Les structures ne descendent pas dans la rue)。这就是说，不是各种结构塑造历史，而是人在塑造历史，并且人的行动总是结构性的和有意义的(structuré et significatif)。(39)

       戈德曼在引述完那句著名的“结构没有上街”一语之后，显然十分得意。然而，这可真的不是最后的笑。

       我们从记录上可以看到，在戈德曼讲完之后，福柯立刻作了如下回复：首先，“我在作品中从未使用过‘结构’一词(mot de structure)。你们可以在《词与物》里找找看，你们是找不到的。当时我就想避免结构主义的整个弱点。你根本不能称我为结构主义者”(40)。这是福柯在公开场合明确拒绝对自己的结构主义标签。但是，从我所做的《词与物》一书文本词频统计的结果来看，福柯在全书中共51次使用了structure一词。应该准确地说，福柯没有将此词作为重要的理论方法论塑形范式来使用。其次，福柯显得有些生气地争辩说，他也从未说过“作者不存在”(1'auteur n'existait)！“我很奇怪我的话总是会导致类似的误解”。福柯自认为，他刚才的发言只是在讨论作者的自行消失(l'auteur doit s'effacer)，或“由于话语的特殊形式作者的消失”的问题，或者说，是想思考“什么规则使我们能发现作者和书写者的消失呢？这一规则能使我们发现作者功能的作用方式”，即作者功能发生作用的方式、条件、领域。他的言下之意是指责戈德曼连这种重要的区别都无法体知。再次，他从来也没有要断言人的死亡(l'homme est mort)，而只不过是——

       从人之死(或人的消失，人被超人所取代)这一主题出发，看一看人的概念的功能的运作方式和规则。自19世纪末以来，人之死的主题就不断地重现。这一主题不是我的主题。我以同样的方式处理了作者的概念。让我们收起我们的眼泪吧。(41)

       福柯的回答显然有些匆忙和敷衍。

       在讨论的最后，学术大鳄拉康作了发言。他首先肯定了福柯演讲最后对“回归”问题的思考，因为他说自己就是在“回到弗洛伊德”的大旗下进行新的工作的，其实，他所谓回到弗洛伊德就是杀死自己的学术父亲后的重生。所以，他完全能理解福柯的良苦用心。其次，拉康轻蔑地反驳了戈德曼对“结构主义不上街”这一口号的肤浅引用，因为在他看来，

       如果说五月事件(événements de mai)证明了什么，它恰恰证明了结构在街头(descente dans la rue)。正是在写下这一口号的地方，人们走上了街头，这一事实只能说明，人们恰恰自己认不出(Méconna?t luimême)行动本身所内在固有的东西。(42)

       这是无与伦比的精彩反驳。结构，恰恰是在人们不认识它的地方起作用，反对结构也许正是结构的一种作用方式。人们都是疯子，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窘境罢了。人不是死去，而是从来没有真正出场过。

       拉康关于结构已经在街头的回答，显然令戈德曼十分难堪。据说卢罗回忆，“拉康的神经质把我们吓坏了”，在回家的路上，戈德曼像一个被打败的拳击手那样沮丧。(43)而青年福柯，一定是大大开心的。

       注释：

       ① Michel Foucault,〈Qu'est- ce qu'un auteur?〉,Bulletinde la Société

de philosophie,63e année,n° 3,juilletseptembre 1969,pp.73-104.Dits et écrits,1954-1975,Paris,Gallimard,1994,pp.817-849.中译本见[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真译，第270—291页，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②⑥⑩(12)(19)(22)(24)(26)(29)(30)[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真译，第276页，第273页，第274页，第276页，第279页，第280页，第281页，第281页，第287页，第287页。

       ③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19.中译本没有翻译此段文字。

       ④⑤⑧(11)(13)(14)(16)(17)(18)(23)(27)(28)[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真译，第271页，第271页，第273页，第275页，第276页，第274页，第275页，第277页，第278页，第280页，第285页，第285—286页。译文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19,p.819,p.821,p.823,p.824,p.822,p.822,p.824,p.826,p.828,p.832,pp.833-834.

       ⑦资料显示，福柯是在1968年“五月风暴”之后开始阅读贝克特的。同期重新阅读的文献还包括马克思、罗莎·卢森堡和托洛斯基。

       ⑨(20)(21)(25)(31)(32)(33)[法]福柯：《什么是作者？》，《后现代主义的突破——外国后现代主义理论》，逢真译，第274页，第278—279页，第284页，第281页，第288页，第288页，第291页。此处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并有改动。参见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 1975,p.821,p.826,pp 831-832,p.829,p.836,p.836,p.840.

       (15)1964年开始，福柯与德勒兹共同主持了《尼采全集》法文版的编辑工作。

       (34)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40.中译本没有翻译这一重要的部分。

       (35)(37)(39)(40)(41)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1975,p.841,p.841,p.844,pp.844-845,p.845.此处参考了李康、张旭的译稿。

       (36)参见拙著《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1 卷，第428—447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8)(42)Michel Foucault,Dits et écrits,1954- 1975,p.842,pp.848-849.

       (43)转引自[法]多斯：《从结构到解构——法国20世纪思想主潮》，下卷，季广茂译，第16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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