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抃是开宋调诗人群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赵抃是开宋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491(2008)03-0046-05
北宋中期诗人赵抃(1008-1084)，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仁宗景佑元年(1034)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弹劾不畏权幸，号称“铁面御史”。神宗时参知政事，反对王安石新法，出知杭州等地。宋元之际的方回在《送罗寿可诗序》中将赵抃划入“宋初三体”中的“晚唐体”：“晚唐体则九僧最逼真，寇莱公、鲁三交、林和靖、魏仲先父子、潘逍遥、赵清献之徒。”[1](P93)许总先生《宋诗史》和詹杭伦先生《方回的唐宋律诗学》都沿用了方回的划分，认为赵抃是晚唐体诗人。程杰先生《宋诗学导论》第三编《宋代诗人短论》中《王安石等北宋中期诗人论》，把赵抃作为一个中小作家列出，这较方回显然是一大进步，因为这起码从时间上已经把赵抃与晚唐体诗人区别开来。但是论述赵诗风格时，说：“大多语言质朴，较少刻意雕琢涂饰之弊。部分作品风格婉丽，是晏殊、‘二宋’诗风之延续。”[2](P206)这些论述显然还没有抓住赵诗的主流风格。此外，在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中，没有一篇文章研究赵诗的主流风格。
赵抃是开宋调诗人群诗人。划分的依据有四点：生卒年代、政治态度、诗风状况和所宗之主。
一 生卒年代
赵抃生卒年，据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云：“元丰二年二月，加太子少保致仕，时年七十二矣。……以疾还衢，有大星陨焉。二日而公薨，实七年八月癸巳也。”[3](P523)《宋史》本传云：“元丰七年，薨，年七十七。”[4](P10325)赵抃卒于北宋神宗元丰七年即公元1084年，寿七十七岁。古人多以虚岁计算，那么赵抃当生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即公元1008年。据宋诗分六期的划法，公元960-1021年被划为北宋初期，公元1022-1062年则被划为北宋中期，因此赵抃应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诗人。而“晚唐体”诗人主要活动于北宋初期，如林逋生于公元967年，卒于公元1028年；魏野生于公元960年，卒于公元1019年。从生卒年看，他晚于宋初“晚唐体”诗人，而与开宋调诗人群的代表诗人欧阳修(1007-1072)、梅尧臣(1002-1060)、苏舜钦(1008-1048)处于同一时期。
二 政治态度
赵抃支持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云：“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荐，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铁面御史。……已而欧阳修乞蔡，……公即上言：‘近日正人贤士，纷纷引去，忧国之士，为之寒心，侍从之贤，如修辈无几。今皆欲请郡者，以正色立朝，不能谄事权要，伤之者众耳。’修等由此不去，一时名臣赖之以安。”[3](P518)赵抃在任殿中侍御史期间，向宋仁宗进言，确保欧阳修留在北宋中央朝廷。《全宋文·赵抃文》中有《乞勿令欧阳修等去职状》一文可以与碑铭所载事迹相参证。关于赵抃在任殿中侍御史的时间，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仁宗至和元年九月）抃，西安人也。抃为御史弹劾不避权幸，时号铁面御史。”[5](P4278)这些史料表明赵抃于仁宗至和元年(1054)任殿中侍御史，而这段时期正是“诗文革新运动”的前夕。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云：“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1057)，权知贡举。是时进士为文，以诡异相高，文体大坏。公患之，所取率以词义近古为贵，凡以险怪知名者，黜去殆尽。榜出，怨谤纷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变而复古。”[6](P266)从以上文献可知，由于赵抃任殿中侍御史期间，确保欧阳修留在中央机关，才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得以推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赵抃是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得以推行的一名幕后功臣。宋初“晚唐体”诗人大多为僧侣或在野人士，不中进士，不登仕途，难见其明确的政治态度。开宋调诗人群如欧、苏、梅等都中进士，登仕途，多倡导或支持“诗文革新运动”，赵抃为仁宗景佑元年进士(1034)，与苏舜钦为同年，任殿中侍御史之职时，为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更当属于开宋调诗人群之列。
三 诗风状况
据《全宋诗·赵抃诗》的前言，赵抃诗以影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清献集》（十卷，其中诗五卷）为底本，校以宋景定元年陈仁玉刻元明递修十六卷本（其中诗七卷，简称陈本，藏北京图书馆）、明成化七年阎锋刊本（简称阎本，藏上海图书馆）、明嘉靖四十一年杨准序汪旦刊本（简称杨本，藏华东师大图书馆）、一九二二年赵氏仿宋重刊本（简称赵本）等。新辑集外诗，编为第六卷。经校勘而成的六卷赵抃诗中仍有少量讹误，参见《赵抃两首诗之自注考》（《古籍研究》第四十六期）。六卷赵诗共七百多首，在内容和艺术两方面体现出开宋调诗人群诗风。
在内容上，赵诗体现出儒家积极用世之情。
曾巩《越州赵公救灾记》云：“其施虽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虽行于一时，其法足以传后。”[7](P317)朱熹《跋赵清献公遗帖》云：“清忠之节、孝友之行冠映古今，非赞叹之所可及。”[8](P87)都对赵抃的儒家操行进行了热情的歌颂。赵诗在内容上体现出浓郁的儒家积极用世之情。如：
和范御史见赠（节录）
我趋仕途三十春，矹矹求友难其人。
相逢探取百一二，庶几不泯磨功名。
或言同途行异径，或始卓荦终因循。
或临利害失趋向，或走势利遗贱贫。
或面盱睢背忌刻，或口仁义心顽嚣。
或名公卿节屠棣，或实盗踎文孟荀。
……
翰林巨公不识面，误以愚者名上陈。
至和改元秋九月，诏书晓落长淮滨。
孤贫自省预台选，无意顾藉家与身。
直期贤用不肖斥，忠邪路判如越秦。
频章累疏辨得失，上前往往婴龙鳞。[9](P4131)
这是赵抃与范师道御史的一首唱和诗，是作者任殿中侍御史的写照。该诗首先用八个“或”列举了北宋官场的黑暗面，然后描写他任殿中侍御史的经过。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云：“曾公亮为翰林学士，未识公，而以台官荐，召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号铁面御史。其言常欲朝廷别白君子小人。”[3](P523)和诗歌描述的经历相吻合。《全宋文·赵抃文》中有《论邪正君子小人疏》一文与碑铭所载事迹相参证。《和范御史见赠》反映出作者作为儒者所具有的积极用世、忧国忧民之情及秉公执法的精神。《论语》中孔子曾多次辨析“君子”、“小人”，赵抃以儒家的标准来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并且不畏艰难，正如其诗中所云：“孤贫自省预台选，无意顾藉家与身。”这种食君之禄、分君之忧的儒家积极用世之情，在该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又如《述怀》：“曾预机衡蒙帝眷，自同葵藿向晨晖。”[9](P4182)《武林阅兵》：“吴天霜晓弄寒晖，金皷喧阗大阅时。”[9](P4203)《题陶朱公庙二首》（其二）：“陶朱智则诚为智，欲把忠臣比得无。”[9](P4231)都体现出赵抃的儒家积极用世之情。与此相反的是，“晚唐体”诗歌却缺乏这类主题，由于他们中绝大部分是僧侣和隐逸之士，没有中进士、登仕途的经历，作品多反映他们的闲情逸致及隐逸之情。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修等人的诗歌中也有较强烈的儒家用世之情，这与他们中进士、登仕途，致力于改革的经历密切相关。可以说赵抃诗歌与欧阳修等人诗歌在思想情感上拂衣同调。
在艺术上，赵诗体现出开宋调诗人群风貌。
在艺术上赵诗体现出宋诗风貌，主要是三个方面：一、“以文为诗”；二、擅长长篇古风；三、语言平易显露。这三个特点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开宋调诗人群的最根本特点，以区别于宋初“晚唐体”诗风和“苏黄”诗风。
（一）“以文为诗”
“以文为诗”之说发轫于北宋黄庭坚，《后山诗话》记载他的话说：“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10](P303)清代赵翼在《瓯北诗话》中也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11](P57)宋诗继承并发展了唐代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从而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等建立起具宋代特色的诗歌风貌。就赵抃诗歌而言，其诗亦具“以文为诗”的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1、诗题长似散文；2、运用议论的表达方式；3、运用叙事写实手法；4、运用虚词入诗句；5、改变诗句常规节奏。具体如下：
1、诗题长似散文
赵诗有些诗题采用散文形式，把作诗的原因或内容等都表述出来，使人一目了然。如《先舆祠岳续以权市征弗克往呈通判沈侯》，该诗题可以断句为：先舆祠岳，续以权市征，弗克往，呈通判沈侯。好像一篇小序，把作诗的背景都交代清楚了。又如《张公咏二月二日始游江以集观者韩公绛因创乐俗亭为驻车登舟之所》，该诗题可以断句为：张公咏二月二日始游江，以集观者。韩公绛因创乐俗亭，为驻车登舟之所。同样是一篇小序，也把作诗的背景都交代清楚了。诗题似散文小序是赵诗“以文为诗”的一个体现。
2、运用议论的表达方式
赵诗善于发表议论，以议论作为诗歌的表达方式。如：
双竹（节录）
我见人弟兄，少有相和睦。
竹分长幼情，人岂无尊宿。
将竹比人心，人殆类禽畜。
常记五六岁，不见还呼哭。
及至长大时，妻孥相亲族。
咫尺不相见，相疏何太速。
不顾父母生，同胞又同腹。
旦夕慕歌欢，几能思骨肉。
枉具人须眉，而食天五谷。
静思若斯人，争及园中竹。[9](P4129)
该诗以拟人化手法，用双竹的长幼感情作为反面衬托，来批评弟兄之间缺乏骨肉亲情，议论形象生动而感人肺腑。又如《次韵周敦颐国博重阳节近见菊》：“把酒须同乐，分襟莫预嗟。”[9](P4146)《除夜泊临江县言怀》：“立身从道思无愧，得路由机患不能。”[9](P4164)都以议论作为诗歌的表达方式。
3、运用叙事纪实手法
赵诗较多地采用了叙事纪实手法，而所叙之事又往往能找到相关史料加以佐证。这样，就把诗写得像叙事散文一样讲究合乎实际，不具有诗所特有的艺术夸张和虚构。这正是其“以文为诗”特点的表现之一。如：
将至太和寄蔡仲偃太博（节录）
我忆去年仲冬月，夜醉离尊晓船发。
咚咚画鼓上穷江，章贡川源接南粤。
虔州之民十万家，下车公议乱如麻。
去除烦苛养疲瘵，今严讼简俗亦嘉。
……
迩来被旨还神京，乘秋系棹烟波行。[9](P4132)
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云：“公与唐介、吕诲、范师道同言升之（陈旭）交结宦官，……公与言者亦罢。公得虔州，……既至，遇吏民简易，严而不苛，……朝廷闻公治有馀力，召知御史杂事。”[3](P519)诗与碑铭互相参证，都记载了赵抃由御史出知虔州又召为御史的经历。《全宋文·赵抃文》中有《知虔州到任谢上表》，自注时间中有“十一月十三日”[12](P262)，与诗中“仲冬”相吻合。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云：“（仁宗嘉祐七年秋七月）甲子，右司谏、知虔州赵抃为礼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5](P4769)与诗中“迩来被旨还神京”之记事相吻合。又如《己未岁除言怀示诸弟侄子孙二首》（其一）：“高斋屈指呵呵笑，明日新春七十三。”[9](P4235)《致仕后立春偶成》：“高斋静有无穷乐，又报元丰第四春。”[9](P4234)都是叙事纪实的体现。
4、运用虚词入诗句
赵诗运用散文中常见的文言虚词入诗句，用得较多的虚词有：“嗟”、“哉”、“矣”等，其中以叹词居多。如：《次韵樊祖安秀才连理木》：“异哉先冢上，有木名百僚。”[9](P4126)《次韵江钺都官凉轩》：“恬然宠辱惊，足矣庭闱养。”[9](P4128)《题衢州唐台山》：“伟哉造物谁其尸，一山中起高峨巍。”[9](P4134)《和韵前人初出锁头》：“贤朋诗酒乐，行矣自相依。”[9](P4143)《留题修觉山》：“卖石镌豪句，高哉老杜名。”[9](P4147)虚词在赵诗中运用得较多，文言虚词的运用，使诗句句法灵活有似散文，语气变化也有似散文，这是赵诗“以文为诗”的一个重要体现，让人想起了韩愈《嗟哉董生行》等一些“以文为诗”的作品。
5、改变诗句常规节奏
“以文为诗”要把散文中的叙述、议论方法借鉴入诗，而要叙述、议论就可能会改变句式，打破诗句的常规节奏。以七言律诗为例，常规节奏是四、三的节奏，而赵诗有的句子改变这种节奏。如：《送十二弟太博扬倅潭州》：“我忆初筵湖外日，于今三十八年间。”[9](P4183)又如：《次韵文同学士春雪》：“最是西园花木好，晓来妆点作瑶林。”[9](P4190)都没有采用诗句常规节奏。
（二）擅长长篇古风
赵诗体式虽有王士祯所称誉的五绝，如《暖风》、《芳草》、《杜鹃》、《寒食》、《观水》，被认为是“数诗掩卷”，[13](P869-447)但真正体现其特色的还是长篇古风，明嘉靖四十一年杨准在给汪旦刊本《清献集》所作的序，对赵涛作了“兼李（白）之豪迈”[14](P401)的概括。像长篇古风是李白豪放诗风的特色一样，赵诗的长篇古风在艺术性方面有一定深度，较充分地体现了赵诗特色。如：
题衢州唐台山（节录）
唐台压郡东北陲，势旋力转奔而驰。
伟哉造物谁其尸，一山中起高
巍。
群峰环辅拱以立，背面肘腋相倚毗。
怪石差差少媚色，长松落落无邪姿。[9](P4134)
该诗运用夸张、拟人、对比等多种艺术手法描绘唐台山的雄伟风光十分成功，令人想起太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的一些诗句，如“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15](P706)虽然赵诗较多地用了拟人，而李诗较多地用了夸张，但是在手法上是相似的。又如《郁孤台》：“穷江足楼阁，危压斗牛墟。直登四临瞰，众势不可踰。”[9](P4127)艺术手法形象生动，较能打动读者，充分地体现了赵诗的特色。
开宋调诗人群诗人多擅长于长篇古风，如欧阳修《食糟民》、苏舜钦《庆州败》，梅尧臣《猛虎行》等反映生计民生的名作，抒情真挚，文笔生动，押韵不拘一格。尤其是欧阳修诗风学习李白诗风，赵诗在这一点更是极其相似。而宋初“晚唐体”诗人多擅长于五律，杨慎《升庵诗话》有“其诗不过五言律，更无古体”[16](P123)的评价，如魏野《春日述怀》、林逋《小隐自题》、惠崇《访杨云卿淮上别墅》等，描写山林隐逸情趣，格律精工，是其代表作品。因此擅长于长篇古风与擅长于五律成为了包括赵抃在内的开宋调诗人群诗人与宋初“晚唐体”诗人的分野之一。
（三）语言平易显露
赵抃诗歌语言平易显露，既不同于爱用事的“苏黄”诗风，又有别于几乎不用事的“晚唐体”。“苏黄”诗风在语言上喜欢用事，特别是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强调“无一字无来处”，[17](P185)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发出了“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17](P196)的感叹。因此有别于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开宋调诗人群那种平易的语言风格。“晚唐体”虽然少用典故，杨慎《升庵诗话》有“忌用事，谓之点鬼簿”[16](P123)的评价，但是“晚唐体”含蓄而赵诗显露，在这一点上，赵诗又与欧阳修诗极为相似。如：
访杨云卿淮上别墅
惠崇
地近得频到，相携向野亭。
河分冈势断，春入烧痕青。
望久人收钓，吟馀鹤振翎。
不愁归路晚，明月上前汀。[18](P51)
向晚
赵抃
向晚立汀沙，人闲目更赊。
林疏僧屋露，风转客帆斜。
幽白孤飞鸟，横红数抹霞。
渔翁偶相问，怜我宦天涯。[9](P4139)
戏答元珍
欧阳修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19](P173)
以上三首诗歌在语言上都较少用典故，用语较为质朴，不同于爱用事的“苏黄”诗风，但还是有较大区别。惠崇《访杨云卿淮上别墅》写景刻画细致，但没有流露出较明显的感情色彩，抒情含蓄。相反，赵抃《向晚》的尾联“渔翁偶相问，怜我宦天涯”，与欧阳修《戏答元珍》的尾联“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都是二人遭贬谪后的真情显露。在这一点上，赵抃诗歌语言风格更倾向于欧阳修诗歌那种显露的语言风格，而非“晚唐体”诗歌那种含蓄的语言风格。吴之振《宋诗钞·清献诗钞》云：“诗触口而成，工拙随意，而清苍郁律之气，出于肺肝。”[20](P185)说出了赵抃诗歌语言风格显露的特点。一般来说，唐诗与宋诗在风格方面有着重大区别，唐诗较含蓄而宋诗较显露，如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诗分唐宋》中说：“唐诗多以风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21](P2)因此，宋初“晚唐体”沿袭了唐诗含蓄的语言风格，而赵抃与欧阳修等人则开创了宋诗显露的语言风格，而且这种诗风又有别于爱用事的“苏黄”诗风。对于赵抃诗歌语言风格，赵善括《赵清献帖跋》有“诗有渊明古淡之风”[22](P403)的高度评价，杨准《清献集序》也有“诵其诗，冲淡如陶”[14](P401)的高度评价，这与梅尧臣《读邵不疑学士诗卷》“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17](P171)的艺术追求相似。其实宋诗的“淡”有平易显露的一面，因此不论是“古淡”、“冲淡”，还是“平淡”，都包含了赵抃和欧阳修等开宋调诗人群那种平易显露的语言风格。
四 所宗之主
赵抃诗歌理论有尊韩愈的倾向，例如：
题邛州文同判官五箴堂（节录）
李唐韩吏部，矫矫文宗师。
立言作诸箴，励世亦自规。
游箴警惰废，事业终光辉。
言箴慎嗫嗫，张口触祸机。
行箴死所守，于义无乖违。
好恶不悖理，戒或私是非。
知名惧浮实，动主嫌怨随。
五者日践履，要以君子归。[9](P4125-4126)
赵抃诗开篇称誉韩愈为“矫矫文宗师”，然后说明了韩愈《五箴》的主旨，结尾即以“韩徒”自称，可见其宗韩倾向明显。该诗既是对文同宗韩倾向的赞扬，也表达了他本人的意愿。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由文学内部发展规律所决定。韩愈“以文为诗”影响极大，北宋中期诗坛革新，完成从“唐音”到“宋调”的转变，需要继承与借鉴唐代文学，如“以文为诗”的表现手法。二是生活经历引起了赵抃的“共鸣”。韩愈三岁丧父，由从兄韩会抚养。《旧唐书·韩愈传》云：“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23](P4195)苏轼《赵清献公神道碑》云：“公少孤且贫。”[3](P517)赵抃幼时丧父，由兄赵振抚养。《全宋文·赵抃文》中《乞将合转官资回赠兄》云：“臣昨任屯田员外郎通判泗州日，合该磨勘转官，臣为有故兄振于臣教育之恩素厚，臣其时更不投入磨勘文字两次，具状恳奏乞将合转官资回赠故兄振。”[12](P267)以上文献证明，赵抃的生活经历与韩愈相似，因而易于产生“共鸣”。同样，欧阳修也有与韩愈相似的经历。《宋史·欧阳修传》云：“四岁而孤，……得唐韩愈遗稿于废书簏中，读而心慕焉。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亚。”[4(P10375)]由此可见，相似的生活经历使赵抃与欧阳修都易产生宗韩倾向。宋初“晚唐体”诗人多宗贾岛、姚合，开宋调诗人群多宗韩愈。从这点看，赵抃更倾向于开宋调诗人群。
综上所论，赵抃是开宋调诗人群诗人而不是宋初“晚唐体”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