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轨迹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轨迹论文,政治思想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77(2001)04-0125-(08)
吕振羽(1900～1980)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研究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学术思想史等领域都进行了堪称开拓性的工作，取得了杰出的研究成果。特别是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贯穿于一生，成就尤为突出。本文拟就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进行考察分析，论证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理论贡献，总结其逐步地深化和发展的轨迹，以就教于方家。
一、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开辟新径
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于1929年，他的研究工作是同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紧密相联的，而首先是针对陶希圣的著作而发的。
当时刚刚经历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中国社会进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战线上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非常激烈，且主要表现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的论战上。这场论战，实际上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间的斗争，是当时社会阶级矛盾的深刻反映。这个时期，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声势浩大，“其动员之广，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正是在这一汹涌发展的潮流下，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不得不改变过去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老一套办法，转而尽力去培养和利用各种伪马克思主义流派，企图从内部来破坏与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其中有以陶希圣为代表的“新生命派”，以李季、叶青等为代表的“托洛斯基派”。他们围绕中国革命性质这一核心问题，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中国社会史问题、中国哲学史问题等方面的论战。在论战中，伪马克思主义者采用了马克思主义词句夹裹着唯心论、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等观点手法，来掩盖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企图以之模糊人们的认识，反对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所作出的科学分析判断，以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纲领和无产阶级在当时社会革命中的领导权。马克思主义者勇敢地接受了挑战，从各个方面对反、伪马克思主义以有力的回击，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巩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成果。
哲学思想领域是这次论战核心阵地之一。在论战中，针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各派代表展开讨论。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研究者刻意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诸如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叶青的《胡适批判》、陶希圣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及日本人渡边秀方的《中国伦理学史》等等，他们都宣称用唯物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思想史，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同时也增加了马克思主义者揭露其假面具的迫切性和艰巨性。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吕振羽决定在自己还没有完成《中国社会史》写作之前，重点转入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并提早整理《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在青年中欺骗性最大的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
吕振羽早在从事古代社会史研究过程中，就已开始对思想史上的人物、流派、思想进行研究。1929年冬撰成《变态的封建社会与中国社会思想》，发表于《村治月刊》第1卷第11期，初涉思想史研究领域。后在中国大学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课程，开始对中国思想史作系统的研究。先后发表有《周秦诸子的经济思想》[2]，《墨翟的学说及其劳动思想》[3]，《杨朱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杨朱到邹衍》[4]，《两晋之际的一个农民派的社会科学家——鲍敬言》[5]，《孔丘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孔丘到荀卿》[6]，《老聃派哲学思想的发展——由老聃到庄周》[7]等一批关于思想史的论文。1937年6月，正式出版了他系统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中国政治思想史》。
吕振羽的这些论文和著作，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总体看法。特别是同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一书针锋相对，初步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体系。全书上起商朝奴隶制时代的神学哲学，下至鸦片战争前夕的魏源、龚自珍的“市民思想”，上下4000年，洋洋40余万言。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发展理出了三条线索，区分为两大阵营。即：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史、没落阶级或阶层的政治思想史、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史构成三条发展线索，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组成两大阵营[8]。打破了传统的按学派划分的思想史研究体系，为进一步探索和系统清理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吕振羽的研究工作自始至终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思想，因此从研究方法上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结合社会经济形态、社会阶级结构以研究社会意识形态，从社会经济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发展变化出发，探索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他指出，思想“是社会下层基础所反映着的一种意识形态”[2]，要说明周代诸子的思想，先要解释周代的社会。对那些不顾社会情形而对意识形态作任意解脱的所谓“社会主义”、“重农主义”、“重商主义”予以批判，认为“那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相当的排演其历史日程的时候才能发生的，而且在最初也仅是些片断的思想而已。”[2]这是所见他对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最早表述。在他看来，在研究思想史的方法上，“过去的研究者对于历史上各种社会思想之流派的分野，都相继的从形式主义出发，而分别为所谓儒家、道家、佛家、法家、名家、阴阳家、杂家……等，那完全把各种社会思想之存在根基的阶级内容隐蔽了，结果自然连什么也研究不了、说明不了。”五四运动以后，虽然资产阶级学者开始应用不完全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但“不幸胡适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出版后，便不能继续下去，已宣布其实验主义的失败。梁启超先生在实验主义方法论的素养上，似乎比胡适先生高明些，可惜他也只作了一些断代的零细的研究，而且也是同样的失败了。李石岑先生则自始并没有找出自己的体系来”。“渡边秀方的《中国伦理学史》，却不但把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各流派的本来面目隐蔽着，反一一都被其庸俗化了。”[9]自1927年以后，虽才有人利用新的科学方法来从事这一课题的研究，但不少人只是以新的科学方法相标示，因而其研究结果不能令人满意。如他认为杨东莼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讲话》，第一，由于对中国社会史概念的模糊，所以自始便没有从社会经济的构成与其变动的基础上，从社会诸阶级的构成的基础上去研究历史上各派思想之发生的社会根源与其阶级内容；第二，他虽然想用新的科学方法，可惜自始都不曾跳出经济史观与观念主义的圈子。李季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等书和叶青《胡适批判》等书，虽然肯从社会经济的构成上去说明各派思想之所以发生的根源，并知从社会各阶级的组成上去说明思想存在的各流派，但可惜他们同样只了解经济的唯物论，把历史上一切存在的运动的东西只是机械地去把握，从而限制他们不能达到完满的正确的结论，因而同样为现象所愚弄，甚至把运动的历史的东西都视作凝固于现象下面的静化的东西[9](P4)。因此，他说“我们对于历史上某一时代思想的研究，要想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第一重要的须要把某一时代的经济结构从而其政治形态放在念头，正确地明了这一时代的生产方法，以及其矛盾之发展的根本形式——在其内部之矛盾的对立性，对立物的统一性——人类的思想便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顺应着、发展着。”[9]（第一篇a，P2）在这里，吕振羽对当时各家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所持方法进行了仔细的分析，肯定其成果，批判其谬误，也揭露了部分研究者的特别居心。
他坚持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遵循马克思主义关于由量变引起质变的辩证法，指出：“在历史的发展全过程中，不断地由量的变化而引起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又引入量的变化。所谓经常在渐变的过程中，量的变化一达到某种程度，渐变便停止，入于一个飞跃的时代，而发生突变。突变的结局，便是旧质的死灭，新质的代起。代起的新质，又引入新量的发展。同时，在每一次的突变未曾到来之前，在渐变的行程中，也不断地引起部分的突变。在引入那整体的突变时，便是飞跃时代的到来。自然，在这突变中，甚至突变的完成，也依然有部分保留着连续的发展。所以在历史上，在某一阶级支配着的社会的全时期中，在统治阶级的内部也常引起部分的没落和被统治阶级中之部分的代起——尤其是中间阶级之向两级分化。同时新社会出生后，还不能不存留着前代社会的残余，保留其部分的连续发展。这种部分起落的社会的矛盾，常构成这种部分起落的分子之意识形态上的矛盾。”[9]（第一篇a，P2-3）吕振羽对马克思主义质量互变规律的以上认识无疑是相当准确的。据此，他认为，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哲学的儒学、道学和佛学，在各自的本质上，虽然贯通全封建时代都是同一的，然而随着中国封建制度的长期发展，及其部分的质变，也同样在发展着、变化着。同时，由于其阶级内部各阶层以至阶层内部矛盾的存在，所以同是封建地主的哲学，而有儒学、道学和佛学的区别，在儒学、道学、佛学各自的内部又有其流派的歧异。再由于各阶层相互关系的变化，有时表现儒、道、佛三者的相互对立，有时表现三者的统一，有时表现儒、道思想的统一与佛学思想的对立。这些虽然只是一方面的例子，但“足表现历史自身的生动性，不是机械般可以把握着的”[9](P5)。如此，吕振羽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看成是一永久运动变化的过程，其中充满了量变和突变，扬弃和传承，分歧和渗透，贯穿着互相矛盾、排斥和统一。比以往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来得更为深刻。
上述分析表明，吕振羽在研究方法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运用与坚持，虽然不免存在一些生硬之处和其他缺陷和不足，但其开创之功是既伟且巨的。所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是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政治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著作，开启了40年代以侯外庐为首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先声。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史研究走向成熟的十分关键的枢纽之作”[10]。该书自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而长久的影响。书店在出版该书所作广告上说，当时关于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书籍极少，该书运用正确史观写成，是“绝无仅有”的。“本书四十余万言，尤为著者精心杰构，乃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划时代之巨著，为研究史学、国学、哲学、政治学者均不可不读之书。”[11]该书自1937年上海黎明书店出版后，在国内外多次印刷，1945年在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修订本，1947年由生活书店出版，1949年三联书店印发增订版，1953年三联书店增订再版，1955年人民出版社四次先后再版、1962年重印，前后发行数万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该书出版后，也引起延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视。王稼祥对之多有赞赏[12]。抗战期间，吕振羽去延安，毛泽东还关切地询问此书写作经过，以及为何取名《中国政治思想史》。以后，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进入毛泽东的常备读书单，在他外出考察时，还指名随身携带[13]。该书还先后被翻译成日文和俄文，1940-1941年，在日本发行。日本人称此书“以社会科学的观点进行了研究，可以说是填补了一项空白”[14]。80年代，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学者罗梅君教授在所著《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纂——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一书中说：吕振羽指责陶希圣以其论说“来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至少从陶以后的政治活动来看，这一指责是有道理的。陶在其后来的论著中越来越远离马克思主义，甚至连先前的表面联系都没有了。抗日战争期间，他投靠了国民党勾结日本人的势力。最后又去了台湾，并在那里成为国民党的主要理论家。可以把这一发展过程看做大多数国民党知识分子早在社会性质论战中就已经表现出来的立场的继续。他们在进行论证时，虽然经常采用马克思主义术语，但最终在政治上还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14]这无疑是对吕振羽所作工作的比较客观的肯定性评价，此足以证明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所特具的学术价值和深刻的社会价值。
二、抗战时期研究工作的进展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社会形势又发生了很大变化。吕振羽一度中断学术研究，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洪流之中。在延安时期，吕振羽又继续从事史学研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了修订，代表了他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认识的发展。以下我们主要从《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与修订版的比较来试作说明。早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初版时，吕振羽就说此书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讲义稿》基础上修改扩充而成，“在系统上和原来的讲稿比较，虽没有过多的改变，然而已不仅有详略的不同，而且对于历史上各思想家所代表的阶级立场，都有重新估定者，从而自又不免引起组织上的部分的变更”[9](P6)。说明他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自觉发展自己的认识，以回答现实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正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中国政治思想史》修订版在初版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深化了。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极大威胁，有血性的中国人纷纷起而抗争，吕振羽除了直接参加抗日斗争以外，又出于学术研究的自觉使命，总结民族优秀文化，从思想文化方面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修订《中国政治思想史》自然成为他宣传民族文化的一块重要阵地。他在修订版的初版序中增加了不少关于民族文化的内容，认为作为一个文化工作者，要“在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的前提下，给中国社会思想史的发展以初步的估计。以及从历史上来给予较系统的暗示”，这是“一种不可逃避的义务”，这“在民族现实的实践斗争上，在民族文化传统之批判的继承的要求上，又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他对100年来特别是近20余年来国人对民族文化思想的估计进行了极认真的分析总结，把他们分成五种不同的立场和流派：首先是从维护封建势力立场出发的保守派。指出此派无条件拥护旧文化思想，并以此反对进步，反对新文化，“非把民族文化溺死在封建思想的深渊中不可”。但抗战以后，其中一些人“从民族气节、民族反侵略思想的优良传统上，表现着相当的进步性，表现其要求民主的思想”；第二，是代表官僚资本的一派。包括从太平天国后的洋务派到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保国会派、立宪保皇党，再到大革命失败以后的“再生派”。吕振羽分析他们既有很强的保守性，同时又有相对的进步性。如康有为等，他们一面提倡科学、民主，反对封建思想，但又解脱不了旧文化思想的羁绊，“完全用儒学的教条去解释其维新思想，表现其维新思想的无力，也表现其对儒学的曲解。另一面又主张用由上而下的改良主义办法，去打开资本主义的前途，建立君主立宪的国家。所以他们的思想在当时说，基本上是进步的，而改良主义的政治行动却是保守的。”又如，认为“五四”时期的梁启超等人，一方面赞成新文化，又接受实验主义方法来整理国故，另一方面又对旧文化思想妥协，且把科学拘禁在狭隘的圈子里。其保守与进步的方面显而易见。而大革命失败以后的所谓“再生”派，对民族旧文化，“不是批判地继承，而是无条件的拥护其一半”。抗日战争开始以后，他们一面要求民主和团结，一面也赞助文化专制政策，“今日他们和中国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者最重要的不同点，就是他们还有一种要求民主的思想”；第三，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这一派在五四运动时期提倡思想解放和自由，宣传科学和民主，在当时具有相当大的进步意义。但五四以后，他们逐渐与保守势力妥协，因此对旧文化思想“便应用其不彻底的科学方法，给以不恰当的、过高或过低的估计，和牵强附会的解释”，成为服务于文化专制主义的桥梁。他们虽然不主张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但他们用实验主义对民族文化思想的研究有着相当的成绩。吕振羽又称他们为洋八股派；第四，是资产阶级流派。此派对旧文化思想没有作过斗争，也没有对旧文化思想进行过系统的考察。但自“五四”至大革命失败期间，他们比自由主义派更进步，与马克思主义者一道进行过反对封建文化思想的斗争，“其代表者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也是一种伟大的民主思想”。但其哲学思想体系中仍存在与旧思想文化相妥协的因素，因而当大革命失败以后，他们便改变了原来的立场，提倡旧思想、旧道德，而拒绝其中积极的、进步的、有生命的一面。在抗日战争第一阶段，在对待民族文化上“表现着进步的倾向”，但当抗战进入第二阶段后，“他们不仅一天比一天倒退，而且比十年内战时期更保守、更反动、更法西斯化”。第五，是代表人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他总结了自“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认为自“五四”运动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成了中国文化思想运动的主潮。“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中国旧文化思想，自始就表现一种严肃的态度、正确的立场，自始就在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彻底科学方法去加以估计。”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止反对过时的、死去的或行将死去的旧文化思想，而且要求批判地去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即那些有现实意义的、有生命力的、积极的进步的东西，而加以发扬。”指出，“五四”运动时期李大钊所发表的《今》和《青春》等论文，就已经开始表现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认识民族文化思想的倾向。
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其机关杂志中所发表的一些历史论文，“基本上便开始表现了对民族文化正确处理的方向。”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下，也努力开展了对民族文化思想的探讨工作，虽然人数不多，但已经理出了一个初步的系统，“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文化何等重视！”这其中自免不了吕振羽本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是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结晶，是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继承的表率。“他不仅正确地估计了民族文化，提出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优良传统、创造民族新文化的方针和任务，而且把它贯彻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实际行动中，至今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已成为支配文化生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态的现实东西。”从而得出一个结论：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才真正重视民族文化，才能科学地认识民族文化、继承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这无疑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叙述。因此，他认为“深入地展开对民族文化思想之史的研究，把研究的结果提供到实践上去，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必要的课题。”[16]凸显出他的思想史研究的民族性和现实意义。
上述内容，可以看做是吕振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界的一次比较全面的清理。他把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作为划分派别的依据，在抗战烽烟正浓的情势下，其本身就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他的划分，既有学术的眼光，又有现实的依据。对各派在不同历史时期的表现所作的深刻的揭示和分析，肯定其积极方面，批判其保守甚至反动的东西，对于人们准确地认识现实、最大限度地团结民族抗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近代部分毁于战火的情况下，这部分新增内容无疑为我们了解这部分内容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概要性的材料。在修订版序中，作者说“现又就初版在文字上略加增减，并改正了我自己所发现的一些错误看法”。事实上，他所作修订绝不单纯是文字的变更，取舍之间自表达了他对问题的新的认识。如对封建全时期的概述，初版分为“初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制时期、封建末期的都市行会手工业时期，以至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修订本去掉了“封建末期的都市行会手工业时期”，又把近百年时期改称“过渡的时期”，说明他认为原来的表述并不妥当而作出修订。在增加的内容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对假马克思主义汉奸作品的批判，指出其“不独由于其方法论的错误，而且由于其别有用意的卑鄙阴谋，其作品便完全是反科学的有害的东西，不当作为学术研究来看的东西。”他改变了初版对李季、叶青等人的看法（见上文），指出他们应用假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破坏革命，把中国民族文化曲说为毫无生命力的僵尸，说没有外力的撞击就不能有丝毫的进步性，“这也不是什么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他们在响应日本法西斯军阀的对华侵略。”这充分显示出了吕振羽维护民族利益的崇高精神。
总之，随着认识的深入和客观社会环境的变化，修订本在原来的基础上作了不同程度的修正和发展，这不仅是其学术认识深化的成果，而且是吕振羽作为一个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史学工作者的充分表现。
三、建国以后的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后，吕振羽在政治思想史领域继续开展研究，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认识在不断深化。1955年，吕振羽又对《中国政治思想史》进行增订（以下简称抗战时期修订版为“修订本”，1955年增订版为“增订本”），其中就有不少值得注意的变化。如修订本第四编标题为“初期封建制发育成熟时代政治思想的各流派”，增订本将“发育成熟时代”改为“上升时期”，说明吕振羽对时代性质分析的变化。此编第二章标题，修订本作“封建主集团的政治学说——孔丘的保守主义”，增订本将“孔丘的保守主义”改为“集大成的孔子（丘）学”。第九编第三章第二节，修订本作“表现初期市民阶级朴素的政治意识的叶适陈亮哲学”，增订本改为“反映初期自由商人集团一些要求的叶适陈亮学说”。第十编修订本标题是“封建主义崩溃期的各派政治思想”，增订本改作“封建主义衰落期的各派政治思想”。此编第三章修订本作“市民阶级政治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增订本改作“萌芽状态中的平民政治思想”。第七编第一章第三节标题，修订本作“蛮族侵入后的‘道’、‘儒’学和‘佛’学的对立”，增订本改为“各部族集团间矛盾与道、儒学和佛学的对立”等等。以上诸例虽然都是标题变异的例子，但这些标题确是此书各个部分的主题句，能集中反映出作者真切的思想内涵。这些变更，实际上反映出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心路历程。如关于孔子的标题，从“保守主义”到“集大成”，反映出解放后作者放弃了以“保守主义”概括全部孔子思想的价值判断。又如改“市民阶级”为“自由商人集团”，改“市民阶级政治思想”为“平民政治思想”，是带有对一定社会发展水平认识的重大变化。再如把“崩溃期”改为“衰落期”，崩溃期一词说明旧的体制即将灭亡，而衰落期则表明旧制度虽然失去了旧日风光，但仍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应该说，吕振羽对明清时期社会发展水平的这一新的认识是比较符合明清历史实际的。因此，单从修订本到增订本标题的变更上，已经清楚地反映了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进程，增订本的内容是准确反映吕振羽5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思想史认识水平的重要方面。
此外，50年代以后，吕振羽还写出了许多很有分量的论文。如：《论社会思想意识和我们伟大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17]、《胡适派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批判》[18](P95-125)、《“五四”后历史哲学上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侧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再论叶适思想》、《贯彻哲学史研究上的厚今薄古方针》[18]、《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哲学战线上的马克思主义与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为纪念“五四”四十周年而作》、《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在山东历史学会、山东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孔子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在纪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19]等等。这些论文涉及两方面的内容：
（一）关于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研究
建国以后，吕振羽研究工作的一个重点是深入分析古代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叶适和王夫之的思想。他认为，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哲学上是与唯心主义作斗争的唯物主义流派，政治上是与保守派作斗争的具有进步倾向的改良主义流派，与主和派即妥协、投降派作斗争的主战派”。叶适的全部思想，“贯穿了一种批判精神，正反映了其时社会的阶级矛盾、部族矛盾以及地主阶级内部诸阶层间的利害冲突的复杂、尖锐和深刻”。在我国思想史上，叶适“是南宋时期主要的正面代表人物，在哲学、史论、政论以及文学等方面，都代表了其时的进步倾向。”[18](P540)而王夫之“是唯物主义者，而且是第一次提出了不同于庸俗进化论的进化论思想”。他“是代表市民阶级的，本身充满着那个时代的矛盾”[18](P586,P592)。不难看出，吕振羽此期的研究工作突出了加强党性判断的倾向，具有浓厚的时代色彩。
吕振羽还对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问题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分析了古代百家争鸣的社会性质和历史性质，指出那些认为古希腊时代的“百家争鸣”是奴隶社会的现象，文艺复兴时代的争鸣是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前夜、资产阶级抬头时期的现象的说法，是欧洲中心论关于百家争鸣社会属性的解释，并不符合中国国情。指出“所谓‘百家争鸣’，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它是社会上层建筑在一定的生产关系、经济上的利害关系的反映。”是阶级社会在一定时代，各阶级、阶层，同一阶层中各集团或各派流在思想上、意识形态上相互间的矛盾和斗争或利害冲突。“这在各个时代都是不可避免的。”各种因素利害冲突到一定的程度，加上其他条件的凑合，即社会自然科学知识、生产技术知识的掌握和新的成果的出现，在这些条件下，就必然出现“百家争鸣”，驳斥了在“百家争鸣”认识上以欧洲为中心的机械论。认为“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都出现过‘百家争鸣’的局面。‘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的重大特点之一”。它贯穿于自殷周之际到20世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全历史过程。他还归纳出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几个特点：第一，是以中国文化的悠久历史为条件的，是以自然科学知识、技术发展的成果为条件的，又是同特别丰富的革命斗争传统、阶级斗争传统，“百家争鸣”的本身传统分不开；第二，“百家争鸣”中的各家各派，都不能不代表一定的阶级、阶层或集团说话，反映一定的阶级、阶层、集团的若干利益和要求。即他们必然有自己的阶级性格；第三，争论各方，无论是敌对阶级的矛盾斗争，还是阶级内部的冲突、意见的分歧，总的来说，在争鸣中基本都是讲道理、严肃认真的；第四，每次“百家争鸣”的结果，总是使学术思想丰富了、发展了，把认识提高了一步；第五，统治阶级运用权力来干预争鸣，并常常直接参与和进行控制，这在不同程度上对“百家争鸣”起了约束、限制以至摧残的作用[9](P684-687)。这些分析和归纳，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批判了旧观点（欧洲中心论），深入中国学术的实际，总结出属于中国学术自身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显示了中国学术对于西方的独立品格。这些观点无疑代表了当时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前沿认识。
特别突出的是，此期吕振羽以不小的篇幅论说了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有关方法论和学风方面的问题。
在《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他指出：不切实研究两周时期的社会性质以及当时的阶级关系和各个阶级的特性等，是不能对孔子思想的阶级性问题了解准确的。认为“从全部人类历史看来，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和阶级斗争相适应的。唯物主义常是属于进步和革命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世界观，唯心主义则常是属于保守或反动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世界观。”“但这不是说，代表进步和革命的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思想家政治上是进步或革命的，在世界观上是没有唯心主义的。”“不能说，在形而上学者的思想中绝不包含辩证法的成分。也不能说，每个辩证法家的思想中毫不杂入形而上学的成分。归根结底，在于何者起主导作用。”这种认识无疑是相当深刻的，是作者在新时期对唯物辩证法更准确的理解和把握。在论说王夫之一文中，针对王夫之历史观问题，指出，“我们研究问题，不应该从经典上的原则出发作出结论，而应该从具体的历史出发。”“要分析他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的论断如何。”这些客观辩证的认识，脱去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上的仓促感和生疏感，以成熟深刻的姿态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在今天对人们认识世界仍具有指导意义。
关于学风问题，吕振羽也给予严肃关注，他在《孔子学术讨论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严正指出：“批判地继承既有的成果，是发展学术研究和不断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的客观规律，而且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肃学风所要求的。”他回忆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学术界，很认可当时的学风，认为当时学人很尊重前人的学术成果，“这样就使后起者或者以后的研究工作，不仅不能掠前人之功和偷懒取巧，而更重要的，还使他们不在已解决了的问题上去重复工作和浪费气力。”从而加速学术发展的进程，“并使后起的研究工作者清楚了解某些学术问题的发展过程和其具体情况。”指出了当时学术界存在的问题：在有些问题上，“重复了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已论证过或已解决和接近解决的问题，对既有成果的批判与继承还作得不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严肃学风也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这些论述，对当今学界同样可起到不小的警示作用。
（二）对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以来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作出总结
解放以后，吕振羽遵循“厚今薄古”的原则，开展对近代思想史的研究，认为：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统治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主要是以中国地主阶级传统的儒、道、佛学和欧美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哲学及其拼凑起来的形式出现的，一面表现为曾国藩等理学余孽的道统思想，一方面表现为张之洞等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并以耶稣教、佛教、道教等神学的世间观和宗教迷信作帮腔。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或多或少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和倾向的思想流派，主要也都是以传统的儒学、佛学、道学糅合‘西学’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连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及同盟会其他政论家如陈天华等人的思想，“也都有浓厚的传统思想因素和表现形式。”[19](P439440)“五四”运动后，思想理论战线上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思想战线上的战争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伪马克思主义有以陶希圣、梅思平为主要代表的“新生命”派，李季为代表的托洛斯基派。通过论战，马克思主义者揭露了伪马克思主义的欺骗本质，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工作者“得到锻炼和提高，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19](P464)。
总之，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是对其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科学回答，虽然不免有粗疏之感（特别在早期研究中），但“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其开辟之功是巨大的，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其认识在不断的深化。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历程，也正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更是他不断接受时代挑战，回答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他所从事的工作，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迎接时代挑战的宏大气魄。其学术工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追求真理性认识不断前进、永不停息的精神，是留给后人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珍视。
收稿日期：2000-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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