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本位的新闻学：黄天鹏新闻学术思想的历史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闻学论文,本位论文,中国论文,学术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黄天鹏是民国时期著名新闻学者、报刊活动家，也是“新闻本位”时代新闻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早年进入平民大学报学系，师从徐宝璜、邵飘萍，热衷学术研究和编撰工作，也曾留日学习新闻学，较早接触欧美资产阶级新闻思想。但他并没有固步自封，而是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和新闻事业实际状况，提出了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目标和途径，厘定了新闻学术研究的方向，也形成了他关于新闻学术研究的基本观点。 一、从适合国情和切合新闻界实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 1903年，西方现代新闻学开始引入中国。在随后的十几年里，国内流行的几本新闻学著作，都是译述英、美、日的作品，若干理论和事实并不尽合国情。早在1918年，蔡元培就提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要重视西方新闻学本土化问题。他说：“我国社会，与外国社会有特别不同之点。因而我国新闻界之经验，亦与外国有特别不同之点。吾人本特别之经验而归纳之，以印证学理，或可使新闻学有特别之发展。”[1]随后，徐宝璜的《新闻学》、任白涛的《应用新闻学》、邵飘萍的《新闻学总论》等国人自己的新闻学著作相继问世，但是中国新闻学术界并没有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专著数量不多，研究内容也不完备，专著作者或为留洋学者，或为报纸执业者，以学人论新闻实务不免隔靴搔痒，而报人涉学理又难窥门径，往往拾人牙慧，甚至辗转抄袭，以壮篇幅，凌乱驳杂，难成体系。”[2] （一）“中国式的新闻学”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背景和过程 徐宝璜的《新闻学》是黄天鹏的新闻学启蒙课本。这本书让黄天鹏对新闻学有了模糊的印象，并让他觉得：“工作和理论离得太远了，眼前的新闻纸的浅薄幼稚，更不用说了。要怎样的改革才能进步呢？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当然地只有从提倡新闻学术入手”，通过新闻学术研究来改革新闻事业。[3]但是如何研究新闻学术，促进新闻事业的发展呢？这便成为当时新闻学者不可回避的一个现实问题。 1927年1月，在黄天鹏的倡议下，“以研究新闻学术，发展新闻事业为宗旨”的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并出版第一本纯粹新闻学术刊物《新闻学刊》，黄天鹏担任主编。新闻名流徐宝璜、戈公振、徐凌霄、周孝庵等都曾在该刊发表文章，该刊也载有邵飘萍的一些遗著。北京新闻学会和《新闻学刊》成为当时中国新闻学术研究的重要基地。 《新闻学刊》创刊号的广告语就提出：“《新闻学刊》本研究之态度，独立之精神，批评之眼光，以解决新闻纸上一切问题，期于斯学有所贡献。”《新闻学刊》上发表的鲍振青的《予之中国新闻事业观》、黄天鹏的《新闻事业说略》等都注重从中国新闻界的实际出发，进行理论探讨和研究。即使研究外国人的新闻活动，如黄天鹏的《太上新闻界》、《外人在中国经营之通讯业》等也注意观照对中国的影响。 《新闻学刊》问世一年后，黄天鹏应邀在北平《全民日报》主编了一个姊妹杂志《新闻周刊》，作为该报的附刊，以研究新闻学术，报道新闻消息。在《新闻周刊》发刊辞上，黄天鹏提出要“厘定新闻学理”，“予同业及国人明显之认识”；“探讨新闻法术”，“根据学理与原则，下以严格之批评，指示应走之径途。”[4]他提出：“建立中国本位的新闻学理论基础，第一要适应民族性的要求，第二为文字表现的美化，第三是伦理观念的加强……新闻学的最高境界，可以哲学的真善美三字来说……（也就是）新闻本质要真，写作技术要美，效果影响要善……（这些意见）曾引起同业的争辩和响应，后来在报学杂志还出了个专号。”[5] 这正如三十年代黄天鹏在复旦新闻学会座谈上所说：“我在五六年前办《新闻学刊》的时代，就主张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我的著述也从这一点着眼。”[6]1948年6月1日，他在复旦大学的学生杜绍文还在《大众新闻》创刊号上发表《新闻学之新理论的新体系》一文，对建构中国本位的新闻学理论体系进行了初步尝试。 （二）“中国式的新闻学”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原因 黄天鹏如此关注中国实践，主张“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是因为黄天鹏认为新闻纸有两种特质：“第一是民族性。东西的风俗、人情、趣味完全不同，在新闻的认别上，就很有差异，例如西洋的新闻界说，在我国就不大适用。第二是文字性。西洋的拼音字是横行的，中国方块字却是直行，标题书版各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至于经营管理设备等等，物质和技术上，至少相差数十年，还在其次。中国实在需要一种适合国情而切合新闻界实际应用的书。”[7] 此外，黄天鹏还认为：“新闻学的对象是新闻纸，是社会的反映，是活动的事业。研究的方法，最好是用动的科学方法。”[8]所谓“动的科学方法”，也就是关注新闻事业现状，注重新闻实践的研究方法，而“盖人类之生活在未脱离民族或国家，而进于世界大同之前，新闻纸必有其民族性与文字性之存在。”[9]所以，他觉得：“新闻学要切于应用，是不能忘民族和文字性的，中国需要着中国式的新闻学。”[10] 正是基于以上考虑，黄天鹏开始了他的新闻学术生涯，并最早明确提出“建设中国式的新闻学”，且一直进行理论探寻。 二、从唯物史观和大众出发建设“新Journalism” 20世纪30年代前后，中国民营报业得到充分发展，营业性质更加明显，报业托拉斯开始形成，但“中国新闻学的书籍，不过寥寥的几本，而这几本又大半是介绍西洋的学说”[11]。面对中国新闻界现状，黄天鹏忧心忡忡，积极倡导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愿望更加强烈。 （一）“新Journalism”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背景和过程 早在1925年，黄天鹏就写作有《苏俄新闻事业》一文，对苏俄新闻事业的利弊做了分析。1929年他又去日本留学，考察过多家报馆，对西方新闻学与新闻事业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1930年回国前后，为了推广新闻学术，也为了后人开展中国新闻学研究，黄天鹏将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及新闻学刊物上的有关新闻学的重要论文一一收集起来，先后编辑出版《新闻学名论集》、《新闻学名论集》（增订本）、《新闻学论文集》、《新闻学刊全集》、《报学丛刊》、《新闻学演讲集》共6种新闻学论文集，主持多个新闻学大型丛书与编目，并组建第一个大学新闻学研究室，以使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全国新闻学术研究中心。 在复旦新闻学会座谈时，他积极呼吁要“建设新Journalism的理论造成新闻学的中心……新闻纸基于民族性和文字性这一点上，中国式的新闻学是当有一点中国式的色彩的”。[12]这一时期，黄天鹏的新闻学术活动最为活跃，出版的著作和发表的文章也最多，为新闻学的普及、应用与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1年2月7日，黄天鹏专门撰写《新Journalism的建设》一文，分析了当时新闻界出现的问题，较全面、系统的提出和阐释了关于新形势下新闻学研究的主张。关于中国新闻学术界的情况，他认为：“从所有的新闻学书籍中来检阅，大半移译东西洋的学说，这也许是初期必经的现象。最堪注意的是这寥寥的几个作家的中心思想，老是在大谈‘改良政策’，在过去或可以说是时代的关系，但在黄金独占了一切的现在，‘改良政策’简直是空谈。”[13] 针对这些不良现象，黄天鹏大声疾呼：“为解决迎头的大问题，新闻人迫切的需要着新的组合来应付新的环境和担负新的使命”，“我们要从唯物史观来解决新闻业的实际问题，从大众的出发点来作新闻业社会化的运动。由这二点来做新Journalism的理论的中心，就是我们所应建设的新的‘新闻学”’。[14]黄天鹏在1933年出版的《新闻学入门》一书《自序》中说：这篇文字“很可代表我在辍笔前对新闻学的转变，特地附在卷末代跋。”[15] 之后，黄天鹏在《我从事新闻运动的经过》、《新闻学演讲集·例言》等多篇文章中也谈到建设新Journalism。针对新闻业的托拉斯化、反托拉斯的运动以及“新闻社的组合化”趋势，黄天鹏认为：“这可以说是物极必反的现象，新闻业终必进化到公有的新时代，新闻学也将进于更昌明更伟大的新时代”。[16] 这一时期，黄天鹏对新闻学理论进行了新的研究，写作有“划一新时代作品的《现代新闻学》即社会主义新闻学，彻底的报纸革命”[17]。因时局原因，该书未能出版[18]，但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该书是黄天鹏对他的“新Journalism”的一次大胆尝试。 （二）“新Journalism”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原因 和第一阶段比较，黄天鹏这一时期关于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新思考，除继续强调新闻学要适合国情，切合新闻界实际应用外，还明确提出从唯物史观，从大众出发来建设新新闻学。20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自由知识分子中的广泛传播，以及用历史唯物论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进行研究和著述成为文化学术界的时尚是黄天鹏这一思想变化的历史背景和重要原因。 20世纪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界的主导性潮流。“1928年至1932年短短的时期中，除了普罗文学的口号外，便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之介绍。这是新书业的黄金时代，在这时，一个教员或一个学生书架上如没有几本马克思的书总要被人瞧不起了。”[19]徐谦曾对蔡元培说：“我本来不想左倾。不过到了演说台上，偶然说了两句左倾的话，就有许多人拍掌。我不知不觉的就说得更左倾一点，台下拍掌的更多更热烈了。他们越热烈的拍掌，我就越说越左了。”[20]“‘左’倾之世风，竟使一位清末翰林出身的国民党大员也不得不跟着跑，可见30年代中国人的社会主义热情确已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21]“左联”提出的文化大众化观点即真正健全的文化应该是为着大多数民众的利益服务，启迪大众、教育大众，也成为很多知识分子的共识。 处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黄天鹏不可能不关注马克思主义，也难免不受其影响。他与后来成为中国左翼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的袁殊在日本相识。回国后，两人交往甚密：袁殊在创办“左联”外围报刊《文艺新闻》前曾登门拜访黄天鹏，请求办刊方针与指导；在《文艺新闻》创刊会议上黄天鹏也以赞助人身份列席。1931年10月，我国第一个研究无产阶级新闻学的学术团体——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黄天鹏和袁殊都是重要发起人。而《中国新闻学研究会成立宣言》就明确提出了新闻大众化问题，并声称“将以全力致力于以社会主义为根据的科学的新闻学之理论的阐扬”。 从这一时期的社会活动以及发表的文章来看，黄天鹏明显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是，由于黄天鹏此时也进入与国民党有密切关系的《时事新报》供职，后来又与国民党高层关系密切，他的这种思想转变随之也就戛然而止了。 三、从撷取欧美之长和中国文化出发建设“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 抗战时期，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时新闻学，几乎被所有的政治文化派别所认同，纯新闻学研究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解放前，黄天鹏又去了台湾。但是无论是在抗战时期还是在台湾，黄天鹏探索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理想并没有中断。 （一）“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背景和过程 新闻学在中国本来就是舶来品，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都是在欧美潮流的影响下起步的。“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中国向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力求建国良策，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纷纷转而效法西方。”[22]这也是当时中国新闻学教育和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南迁，重庆新闻教育也随之成为中国当时典型的官方新闻教育，充满了浓郁的英美色彩。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系秉持的美国新闻教育特色更是非常明显，几乎可以说是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的中国版，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来访参观后，也称赞该校新闻系是“中国的密苏里”[23]。 1941年3月16日，中国新闻学会在重庆成立。该会“以研究新闻学术，改进中国新闻事业”为宗旨，除出版《中国新闻学会年刊》外，还筹办了多场学术演讲会。19日，黄天鹏应该会约请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演讲《四十年中国新闻学之演进》。当时虽然正值抗战时期，但是黄天鹏仍然对中国新闻学的发展充满期待。他说：“在新闻阵容中，我们鉴于英、美之所谓言论自由，既不过是少数资本家或政党之护符，过去德、意的法西斯统制，报纸又成为少数统治阶级的工具，而苏联之国有政策，也全为阶级利益而努力，都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在三民主义之共和国中，我们需要一种适合于新时代的新闻理论与新闻事业……我希望十年后我来论述《五十年来中国新闻学的演进》的时候，一种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理论已经完成，就是撷取欧洲大陆学派的偏重学理与美国式教育的趋重实际技能两者之长，适合本国的文化及政治经济社会新形态的新闻学术已经完成，领导新的新闻事业进入新时代，使每个国民都有合乎理想的精神食粮”。[24] 1953年，黄天鹏继续提倡创建“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他说：“一种学术的发达，总在其本体及对象发展到相当时期以后……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新闻纸的理论和实际问题，而求得完满解答的新闻学的产生，自有其时代的意义……在重庆时代，中央有个文化事业计划纲要，有三项重要原则，即（一）根据国父‘保持吾民族独立地位，发扬吾国固有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的遗训，择善取长，以建设我民族健全久远之文化基础。（二）本三民主义之原则，以文化力量建立全国民众精神上之国防。（三）对于一切文化事业，绝对负起保育扶持之责任，以督促指导奖励及取缔等方法，除莠培良促成协同一致之发展。根据这些原则，来建设新的新闻学，我们要重新评估新闻的价值，整订经营的方法，新闻事业所造成的新文化，更能尽其服务人群的责任……（这样的理论才能）领导新的新闻事业，迈向新的大时代。”[25] （二）“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目标和建设途径提出的原因 黄天鹏“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思想首先提出中国新闻学术研究要有国际视野，撷取欧美新闻学所长。这也是黄天鹏长期以来主张的观点。1927年，他主编的《新闻学刊》在注重中国本位新闻学研究的同时，就有着开放的编辑意识和宽广的国际视野。《新闻学刊》不仅密切追踪国际新闻界的最新发展，而且与众多海外新闻学者和新闻记者也有着密切的关系，李昭实、鲍振青、夏奇峰等都常为该刊撰文。黄天鹏认为：“新闻学是现代勃兴的科学，并没有悠久的历史”，在我国，因为新闻事业的落后，新闻学始终没有奠定它在科学中的位置，而欧美新闻学经过多年的探讨和阐扬，早已“卓然成为专门的新学科”，所以开展中国新闻学研究自然要参考借鉴西方所长。[26] 黄天鹏“崭新而完美的新闻学”思想还提出要用三民主义作为指导，强调从文化角度开展新闻学研究和新闻事业建设，服务中国人群。这与他对“国父印刷业遗教”的研究以及对报纸功能的新认识有着密切关系。 1941年，黄天鹏即负责筹办中央出版事业管理处，曾对“国父印刷业遗教”即《总理实业计划第五计划第五部印刷工业》有详尽的研究，并做出了分区实施计划，著有《国父印刷工业计划之研究》。“国父印刷业遗教”强调印刷业与人类文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并从民生主义出发，提出发展印刷工业及其辅助工业，富有深远的理论价值和启迪意义，“在民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以‘总理遗教’的话语方式，被专家学者从多方面加以阐释。”[27]1943年黄天鹏的《中央出版政策及其实施》一文就是根据“国父印刷业遗教”，提出印刷出版业要发扬固有文化，介绍世界新知，以适应文化建国的需要。 新闻业是印刷出版业的一部分，对于国家进步、文化发展具有重要作用。黄天鹏对“国父印刷业遗教”的研究也促使他对新闻事业功能和新闻理论建设有了新认识。在重庆时，他就说：“在这四十年代中，我们要重新认识报纸的功用，固在报道消息领导舆论，但最大的目的，仍在推动文化，服务人群”。[28]到了台湾，黄天鹏仍坚持“以报纸推动文化，以文化促进国家的建设”，认为“新的新闻事业”就是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启发民族的思想，“尽服务人群的责任”，以新闻事业为研究对象的中国本位新闻学理论的建设，也应该从这一点出发，一定要符合人类社会文明潮流，促进社会和文化发展。[29] 当然，在大陆时期，由于国人疲于战事以及后来的政权更迭，黄天鹏中国本位新闻学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的社会条件。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正处于威权时期，“国民党当局把新闻事业视为有力的武器，新闻研究主要是为此提供合法性论述，强调配合当时的政治情势。研究者都是国民党的文宣大将，有着丰富的政治资本，如谢然之、曾虚白、王洪钧、徐佳士、余梦燕、郑南渭等。而与当局文宣及媒体并不亲近的黄天鹏并没有获得进入主流话语圈的机会。”[30]黄天鹏中国本位新闻学的理想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格格不入了。 面对传播学以及其他西方学说的冲击，如何构建中国本位的新闻学长期以来都是贯穿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症结和困惑。黄天鹏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建设中国本位新闻学的观点揭示了中国新闻学术研究应该遵循的基本规律，为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