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城市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TU984
自1960年代以来，随着新国际劳动分工的逐步形成，跨国公司的不断渗透和信息通讯技术的革命性进展，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经济全球化对城市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城市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日益重要，城市之间的经济网络开始主宰全球经济命脉，并涌现出若干在空间权力上跨越国家范围、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世界性城市。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日益引起西方城市学界的重视，从早期的P.Hall到后来的Friedmann、Sassen、Castells、Thrift、Knox、Taylor等，云集了一大批著名的城市学者，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世界城市的概念、功能、分类、形成机制以及世界城市网络等方面。我国在1990年代也掀起了国际性城市研究的热潮。本文对世界城市研究的历程及其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回顾与阐述。
1 世界城市研究历程回顾
1.1 早期研究阶段：从全球主义到公司经济
早在1889年，德国学者哥瑟(Goethe)就曾使用“世界城市”一词来描述当时的罗马和巴黎。1915年，英国城市和区域规划大师格迪斯(Patrick Geddes)在其所著的《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明确提出世界城市这一名词，指的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绝大部分都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但真正最早从事现代世界城市研究的西方学者是英国地理学家、规划师彼得·霍尔(Petter Hall)，他从政治、贸易、通讯设施、金融、文化、技术和高等教育等多个方面对伦敦、巴黎、兰斯塔德、莱茵一鲁尔、莫斯科、纽约、东京7个世界城市进行了综合研究，认为它们居于世界城市体系的最顶端[1]。
1960年代以后，跨国公司得到迅猛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所向披靡，带动了资金、技术、劳务、商品在各国的流动，从而推动了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跨国公司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要载体，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引起了世界城市研究学者的注意。Stephen Hymer(1972)在这方面做出了开拓性工作，实现了世界城市研究的“经济转向”。他认为，在联系日益密切的全球经济中，公司决策机制是至关重要的，跨国公司总部往往倾向于集中在世界的主要城市：纽约、伦敦、巴黎、波恩、东京等。因此，可以采用拥有跨国公司总部数量的多少来对世界城市的重要性进行排序[2]。自1955年《财富》(Fortune)杂志首次公布了美国500家最大工业公司和国外100家最大公司后，有关跨国公司的资料日益丰富和完整，利用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来研究世界城市就成为最基本的方法之一。
1.2 世界城市理论的形成阶段
随着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通过跨国公司的发展而联系起来。与此同时，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也出现新的变化。Frobel(1980)把1960年代以来的国际劳动分工称作新国际劳动分工(the new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新国际劳动分工不同于以往的殖民化国际分工，它是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为代表，重构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生产联系，体现了世界范围内以城市为依托的生产与控制的等级体系。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从Frobel、Scott等的新国际劳动分工研究中得到启示，提出了著名的“世界城市假说”(world city hypothesis)。1981年，弗里德曼发表了《关于世界城市未来的札记》的论文，开始关注世界城市的研究。1982年，他和沃尔夫(G.wolff)合作完成的论文《世界城市形成：研究和行动议程》对世界城市的形成作了进一步探讨[3]。1986年，弗里德曼在《环境和变化》杂志上发表了《世界城市假说》一文，提出了七大著名论断和假说，为世界城市理论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4]。在论文中，弗里德曼继续和延伸了他60年代空间结构理论的思想，着重研究了世界城市的等级层次结构，并对世界城市进行了分类。世界城市假说的实质是关于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空间组织理论，它将城市化过程与世界经济力量直接联系起来，为世界城市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
1.3 世界城市理论的发展阶段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进程全面加速，世界城市化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处于再城市化和城市复兴阶段，发展中国家则进入更快速、更全面的城市化阶段，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城市间、尤其是国际大都市间的竞争，有关世界城市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国际城市学界的热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流派和动向有：
(1)萨森(S.Sassen)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假说。与弗里德曼从宏观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的发展相比较，萨森着重从微观的角度即企业区位选择的角度来研究她所称的全球城市。萨森认为，全球城市在世界经济中发展起来的关键动力在于其集中优良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从而使它们具有了全球控制能力[5]。萨森还对纽约、伦敦、东京作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指出这3个城市是主要的也是真正全球化的城市（尤其是东京的地位明显上升），它们位于世界城市体系金字塔的顶端，构成了一种清晰的新的城市形态——全球城市[6]。在这个“全球城市三角”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全面的互补的关系而不是竞争关系，它们一起覆盖了世界所有时区范围，由此控制着全球经济系统的运行。
(2)以Scott,Soja,Davis,Jameson等为代表人物的洛杉矶学派。该学派从后现代主义理念出发对洛杉矶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把对世界城市的理解恢复到早期霍尔所界定的更为广泛的定义上。如Scott等认为洛杉矶是全球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节点，兼具世界城市的共性和个性。除了经济因素以外，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洛杉矶的发展中起到异乎寻常的作用，并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的传播[7]。Soja从政治、历史、文化和社会批评主义角度出发，认为当代的城市化是一个完全的全球化的社会过程，城市化与全球社会变革是相伴而生的，全球化的城市化或后福特主义城市化产生了象洛杉矶这样的全球城市[8]。
(3)以Castells,Batten,Warf,Hepworth,Lanvin等为代表的关于信息技术革命和世界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1980年代以后，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深刻地影响到以世界城市组织起来的全球城市体系，城市通过信息网络被吸纳进世界城市体系中，它的运作越来越依赖于全球的背景。因此，从信息网络的角度来研究世界城市和世界城市网络就成为1990年代以后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主流方向。
(4)英国的P.J.Taylor和D.R.F.Walker，意大利学者G.Catalano和德国学者M.Hoyler等人联合开展的世界城市网络作用力研究。Taylor等采用公司实证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案例分析，测定了世界城市网络作用力的大小，指出了世界城市网络形成的关键因素，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城市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5)发展中国家的世界城市研究。早期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欧洲的大城市，这一方面是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理念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欧洲城市之间的数据资料易于获取和欧洲城市一体化趋向日益明显。1990年代以后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太地区的世界城市或潜在的世界城市的研究，引起了本地区学者和国际城市学界的重视。其中一项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由联合国大学组织的“巨城市和城市发展”(UNU Program on Mega-cities and Urban Development)国际合作项目，重点对亚太地区、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巨大城市综合体进行系统研究[9]。
总之，世界城市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密切相关，两者在时段上相吻合，反映了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城市体系的相互作用、相互依赖。世界城市是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对世界城市的研究也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而不断深入。
2 国外对世界城市的研究
2.1 世界城市概念的研究
尽管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已有数十年的历史，但学术界关于世界城市的概念还没有一个为各方面所接受的标准和定义，也没有哪一个权威的国际机构以定量的指标来界定世界城市。1966年，霍尔最先对世界城市作出了较全面的解释，即专指那些已对全世界或大多数国家发生经济、政治、文化影响的国际第一流大都市，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主要的政治权力中心；国家的贸易中心；主要银行所在地和国家金融中心；各类专业人才聚集的中心；信息汇集和传播的地方；大的人口中心，而且集中了相当比例的富裕阶层人口；娱乐业已成为重要的产业部门。1986年，弗里德曼在《世界城市假说》一文中阐述了有关世界城市的几个基本观点：(1)一个城市与世界经济的融合形式和程度以及它在新国际劳动地域分工中所担当的职能，将决定该城市的任何结构转型；(2)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城市均是全球资本用来组织和协调其生产和市场的基点，由此导致的各种联系使世界城市成为一个复杂的空间等级体系；(3)世界城市的全球控制功能直接反映在其生产和就业结构及活力上；(4)世界城市是国际资本汇集的主要地点；(5)世界城市是大量国内和国际移民的目的地；(6)世界城市集中体现产业资本主义的主要矛盾，即空间与阶级的两极分化；(7)世界城市的增长所产生的社会成本可能超越政府财政负担能力。弗里德曼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城市是全球经济系统的中枢或组织节点，它集中了控制和指挥世界经济的各种战略性的功能。
研究世界城市的另一著名学者萨森(1995)则认为，全球城市就是那些能为跨国公司全球经济运作和管理提供良好服务和通讯设施的地点，是跨国公司总部的聚集地。全球城市具有以下4个基本特征：(1)高度集中化的世界经济控制中心；(2)金融和特殊服务业的主要所在地：(3)包括创新生产在内的主导产业的生产场所；(4)作为产品和创新的市场(Sassen,1991)。
M.Castells(1991)针对那些少数国家中能吸引和集中高层管理活动的特定区域而创造了节点城市概念，节点城市是全球经济下的点，电信港的发展使得这些城市能够跨越传统的边缘界线而进行交流和贸易。世界城市则是“那些在全球网络中将高等级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中心与它们的辅助性社会联结起来的地方”，“世界城市产生于公司网络活动的关系以及以知识综合体和经济反射为基础的城市之间的联系之中”，“城市不是依靠它所拥有的东西而是通过流经它的东西来获得和积累财富、控制和权力”[10]。与以前的静止的世界城市概念不同，Castells赋予世界城市动态的和联系的内涵，从而将世界城市理论向前推进一步。
2.2 世界城市的功能和作用研究
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国企业和跨国银行总部。因此，金融中心、管理中心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经济功能。金融中心构成了最高等级的世界城市体系，并以它们之间强烈的相互作用为特征。国际金融中心可以看作是世界城市概念的延伸，对国际金融中心的研究成为世界城市研究领域的一个特别分支。Reed在这方面做了开创性工作，1981年他收集了美国76个城市1900～1980年有关金融、经济、文化、地理、政治方面的50多个指标进行多变量分析，勾勒出美国金融中心的等级体系和演变过程[11]。1989年他又对全球金融中心体系进行研究，认为纽约、伦敦属于全球性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法兰克福、巴黎、东京、苏黎世属于第二层次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布鲁塞尔、芝加哥、多伦多、悉尼、圣保罗、新加坡、香港等属于第三层次的区域性金融中心[12]。之后，L.Budd & S.Whimster(1992)、Lee & Schmidt-Marwede(1993)、Drennan(1996)、Meyer(1998)等也研究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机制及分类，绝大多数学者认为纽约、伦敦、东京属于全球性金融中心，而对第二、第三层次的金融中心则存在较大分歧。
Friedmann与Wolff(1982)认为全球城市的经济从制造业向生产服务业和金融业快速转移正是这些全球变化进程的空间表现，在世界城市中的许多地方性的问题总是可以理解为超国家的影响结果，特别是那些跨国界资本的快速和无规制的流动。Friedmann(1986)指出，尽管历史背景、国家政策和文化因素在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变量是解释不同等级世界城市对全球控制能力的决定因素，并认为世界城市的形成过程是“全球控制能力(global control capability)”的生产过程，而且这种控制能力的产生充分表现为少数关键部门的快速增长，包括企业总部、国际金融、全球交通和通讯、高级商务服务。
美国著名学者萨森对世界城市“生产服务综合体”(producer services complex)进行系统研究，认为金融和生产服务业是特定生产过程的产品，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独立市场，已成为决定城市在全球经济中竞争力强弱的新的重要因素，并且它体现为一种建立全球生产和服务交换空间过程之上的“控制能力”的生产，而全球城市就是生产这种控制能力的中心。萨森(1995)还指出，全球城市服务功能的发展会因为全球投资和贸易的迅速增长以及由此带来的对金融和特别服务业的强大需求而进一步壮大。随着国际交易成为世界经济的主体，政府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也会逐步为世界城市所替代。
随着信息革命的发展和信息社会的来临，世界城市在信息网络建设中更是领先一步，成为全球通讯网络的主要结点，发挥着全球信息中心的功能和作用。Castells(1996)认为全球性城市支配着先进的通信网络，在描述世界城市发展时他写道：“巨型城市是连接各种全球网络的连接点。互联网不能掠过巨型城市：它依赖于坐落在这些中心里的电子通信与电子通信者(telecommunicators)”。Castells还指出，世界城市不是一个地点而是一个过程，一个把生产中心、消费中心、服务中心以及从这些中心的地方社会融入某个整体网络中的过程。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全球支配性功能和过程是以网络组织起来的。新的通讯技术推动城市之间的国际连接，在全球信息网络中世界城市充当着主要的节点，支配着互联网的全球地理结构。S.Graham & S.Marvin(1996)也认为，全球城市在塑造浮现中的全球地理和远程通讯基础设施发展格局中有着关键性的影响，特别是全球城市的CBD在快速变化的通讯景观中发挥主导作用。M.Drennan(1991)也发现美国信息密集型的公司总部趋向于定位在全球城市。Malecki(2001)运用全球主要城市所拥有的骨干网络带宽与网络数量等数据，从中发现全球范围的网络信息空间的分布倾向于世界城市。
此外，世界城市还具有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功能。如Hall(1966)曾将政治要素作为区别世界城市与其他类型城市的重要基础，他认为世界城市应是“主要的政治权利中心、国际最强势政府和国际商贸等全球组织的所在地”。Friedmann(1995)也认为，“世界城市处于世界经济和地域性的国家政府之间的结合部分，”因此，“被要求扮演双重角色”。世界城市这一概念具有典型的经济学语言痕迹，尽管这概念具有分析世界城市的能力，但掩盖了城市生活其它重要特征，如历史的、社会文化、管理、政治和环境等因素。
2.3 世界城市分类研究
1986年，弗里德曼采用7个指标：主要的金融中心、跨国公司总部、国际性机构的集中度、商务服务部门的快速增长、重要制造业中心、主要的交通枢纽、人口规模，并按照核心国家和半边缘国家对资本主义世界的主要城市进行分类。但是，由于缺乏世界城市的完整的统计资料，或者是有些指标本身难以测度，因此，弗里德曼当时提出的世界城市分类方案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995年，弗里德曼又增加了人口迁移目的地这个指标，并改变了以往区分核心国家和边缘国家的做法，而是按照城市所连接的经济区域的大小，重新划分了世界城市，这是迄今为止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城市等级分类[13]（表1）。在弗里德曼提出“世界城市假说”之后，有关世界城市的研究迅速开展起来，一些学者或组织也先后对世界城市的类型进行研究。N.J.Thrift接受了弗里德曼的基本思想，但更强调服务功能的重要性，据此他选择了公司总部数量和银行总部数量2个指标界定世界城市，将世界城市分为三类：全球中心（纽约、伦敦、东京）、洲际中心（巴黎、新加坡、香港、洛杉矶）、区域中心（悉尼、芝加哥、达拉斯、迈阿密、檀香山、旧金山）[14]。以研究大都市带而著称的美国学者戈特曼(Gottmann,1989)也提出了界定世界城市的三大指标，除了人口指标外，他认为“脑力密集型”产业是世界城市最重要的标志，同时他还注意到政府权利中心对世界城市形成的重要作用。在他列出的世界城市名单中，除了伦敦、巴黎、纽约、东京、莫斯科、兰斯塔德、莱茵—鲁尔区等以外，还包括北京、圣保罗、汉城、墨西哥等新兴的世界城市。
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The London Planning Advisory Committee,1991)在讨论如何促进伦敦的可持续发展、维持其世界城市地位时，从基础设施、财富创造能力、增加就业和收入、提高生活质量等4个方面对世界城市进行比较和分类[15]；Knox(1995)认为以功能分类的方法来界定世界城市可能更有效，于是他提出了世界城市的3个判别标准：(1)跨国商务活动，由入驻城市的世界500强企业数来衡量；(3)国际事务，由入驻城市的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数来衡量；(3)文化集聚度，由该城市在国家中的首位度来体现[16]。D.Simon认为，世界城市就是全球化经济社会活动在空间上的基点(basing point)，世界城市的判别标准如下：第一，存在一个完整的金融和服务体系，以服务于国际机构、跨国公司、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等客户；第二，发展成一个全球资本流、信息流和通讯流的集散地；第三，有高质量的生活环境，能够吸引和挽留有专长的国际移民、技术人才、政府官员和外交官[17]。Beaverstock J.V.,Taylor P.J.等(1999)则从会计业、广告业、银行业和法律服务业等高等级服务业方面入手对世界城市进行等级划分，他们将55个世界城市划分为三个层次：10个α级城市、10个β级和35个γ级城市[18]。从表1中可以看出，各学者对第1层次世界城市的认识比较一致，即包括纽约、伦敦、东京或者加上巴黎，而对第2层次世界城市的划分分歧比较大。
表1 世界城市的等级划分
Tab.1 The grade demarcation of the world city
资料来源：根据Friedmann,1995;Thrift,1989；伦敦规划咨询委员会，1991;Beaverstock等,1999整理而来。
2.4 世界城市形成机制研究
弗里德曼(1986)认为，世界城市形成的基本动力来自于新的国际劳动地域分工，在与世界经济的融合过程中，所有城市均会重组其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从而使一些城市凸现为全球的关键城市。这些关键城市不再直接生产工业产品，而成为积累和扩散国际资本的基点，并通过复杂的全球城市体系成为整合全球生产和市场的指挥者和协调者，即世界城市。Friedmann(1995)进一步指出，世界城市是世界经济体系的空间表达，而世界经济体系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区域经济系统所构成。经济实力越雄厚的区域，其拥有的世界城市的等级就越高，反之就低。Sassen(1995)认为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商务交易的复杂性，伴随着最先进的通信技术在这些城市的集中，也造成企业命令与控制职能的集聚。全球城市的形成动力来自于两股强大的经济力量的结合：一是以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散，与此同时，对这种生产活动的控制不断地向大城市集中。但同时她也指出，世界城市只是一种分析框架，用以抓住世界城市的共性，而每一个世界城市的功能在相当程度上要透过浓厚的当地制度环境和法律、行政框架才得以形成和发展[19]。
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新的信息和通讯技术对城市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日益发达的全球通讯网络在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智能建筑、电信港、光纤以及其它关键技术，已成为正在浮现中的信息化城市的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这些电信设施的建设和扩张对一个城市未来的经济增长以及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Moss,1987)[20]。WAN（城际网）、MAN（大都市地区网）、LAN（地方网）的全球连接为城市对市场、资源和就业机会的竞争创造了一个新的经济和技术平台(Gillespie & Williams,1988)[21]。Lanvin(1993)认为信息已成为世界经济新的战略性资源，而电信系统则成为城市关键性的基础设施，先进电信设施在少数世界城市的集中，为它们进一步的繁荣提供了保证[22]。Alles(1994)则指出当代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得世界主要城市与其它城市之间出现严重的“技术鸿沟”(technological gap)[23]。Batten(1993)也认为，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方面：一是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结到世界各地；二是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性交换作用；三是有无创新性和适应性去不断开发网络中所固有的潜在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在信息化环境下，一种新型的城市形态——网络城市(network city)应运而生，它是基于快速交通和通讯网络以及范围经济的多中心的城市集合体，与传统的中心地城市相比，网络城市更富有创造性和竞争优势[24]。
美国著名学者M.Castells把当代信息经济归纳为由“流的空间”(space of flow)组成的网络型社会，而世界城市网络就是其中的网络之一。Castells于1989年首次提出了信息城市的概念，并从信息流动的角度分析了世界城市形成的力量基础，构造了所谓的“发展的信息模式”(information mode of development)[25]。他认为，信息技术使得地理磨擦为零，世界经济将由“地方的空间”(space of place)转变为“流的空间”。信息经济的流具有独特的网络结构特征，通过建立全球性的具有“瞬时”通达性的网络，就可以消除国家疆域的壁垒，这种情形充分表现在以通讯联系为基础的世界资本市场交易之中。如何获得信息空间的进入权和对信息空间主要节点的控制权，就是在国际资本积累博弈中取得最终胜利并成为世界城市的关键之所在。
尽管电信设施在世界城市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公认，但是它们的影响程度还无法进行测度，其主要原因是统计数据的缺乏。部分学者曾对全球性或区域性网络的结构进行研究，如环太平洋地区的光纤链和电信港的分布(Warf,1989)、美国BITNET和NSFNET网以及Internet的通达性研究(Warf,1995)、IP Sharp网和伦敦股票交易网(Heoworth,1990)、国际租用网(Langdale,1989)等，均证明了世界城市在全球电信网络中的枢纽地位。1997年，Hall设计了一套测量方法，通过计算城市信息、货币和权力流在全球的份额来界定其地位，结果表明纽约、伦敦和东京三者是全球城市支配中心。A.Leyshon & N.Thift(1997)的研究结论也表明，全球城市的发展和功能日益依赖于先进的远程通讯网络和服务，这样的城市在地理空间的小部分集中了绝大部分经济部门和跨国活动的通讯最密集的要素。通过提供多样化的交易方式（面对面的或通过电子邮件），而不是简单地替代，远程通讯网络加速了社会经济要素的集聚性增长，从而促进了世界城市的形成和发展。
2.5 世界城市网络研究
世界城市存在着一个客观的全球性网络，它较少受政治势力控制，以资本流动、信息传递、商品交换、生产分工和合作为主要沟通纽带。但迄今为止，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多集中于对单个城市的评价或几个城市的比较分析，对世界城市的形成研究较多，而对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和世界城市网络的形成了解甚少，其主要原因是缺乏连续、完整、具有可比性的数据资料。P.J.Taylor(1997)分析了世界城市报刊业的地理分布[26]。Short & Kim(1996)等从电信容量方面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探讨[27]。Lee & Chen(1994)、Smith & Timberlake(1995)、Keeling(1995)、Rimmer (1998)等曾采用国际航班旅客资料来研究世界城市网络之间的联系。Beaverstock等(2000)采用高级生产服务公司的办公区位来分析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着重探讨了伦敦与其他世界城市之间的联系强度[28]。但是，这些研究者都承认，由于统计资料的局限性，直接影响到研究的精度和深度。最近，P.J.Taylor,D R.F.Walker,G.Catalano(2001a,2001b,2002)联合对世界城市网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29～31]。Taylor等把世界城市看作是彼此连接的网络体系中的“全球服务中心”，世界城市网络的构建内容是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内以及办公点之间的那种很少面对面的接触，通过办公点间的各种信息、观念、知识和教育等这些物质流彼此连接在一起（陈存友等，2003）。因此，世界城市网络可以解释成全球服务公司办公点以及它们之间产生的各种“流动”的混合体。Taylor等还强调世界城市网络具有三个层次上的含义：作为构成世界经济的网络层次；作为网络多重中心的城市节点层次；作为创造网络的服务公司次节点层次。据此，Taylor等(2002)从容纳力、支配指挥力和通道等三大方面和7个不同侧面（世界城市连接、国际金融连接、支配中心、全球指挥中心、地区指挥中心、高连接通道、新兴市场通道）对世界城市网络作用力进行了测定。
3 国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
中国大陆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始于1990年代初。1990年以后，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大潮中，部分重要经济中心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相继提出了建设国际性城市的目标，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因而迅速升温，成果甚多。中国学者对世界城市的称谓各不相同，如国际城市、国际性城市、国际化城市、国际经济中心城市、国际性大都市、世界城市、全球城市等。研究内容则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国外世界城市理论的介绍和引进[32～36]；二是对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分析，尤其是针对上海、北京、广州及一些沿海大城市的实证研究[37～41]。其中，系统性的研究成果有2项，一项是蔡来兴等著的《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崛起》，该书对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基本内涵、形成条件、发展趋势以及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前景进行全面探讨，特别是分析了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与国际性城市形成之间的关系[42]。另一项是顾朝林等著的《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城市发展——跨世纪城市发展战略研究》，该书立足于世界城市体系框架，对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中国城市体系的发展进行系统的研究[43]。到了1990年代后期，随着理论界对世界城市的认识逐步明朗和各地方政府建设国际性城市热潮的降温，对世界城市的研究明显减少。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我国加入WTO和加速开放的背景下，对世界城市的研究重新引起重视，研究的视野较前有所拓展，研究结论也更为客观和理性[44～47]。
4 结语
在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之际，全球化的势头有增无减，逐步向广度和深度推进。尽管全球化的未来前景尚未定论，但对大城市来说，全球化无疑是新的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全球范围内的大城市将被重新挑选排队，它们将在形成中的世界城市体系中确定自己的位置。在全球化背景下，城市的极化作用将加剧，少数大城市将代表各自的国家和地区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世界城市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是全球化的有力推动者和主要受益者。各国学者对世界城市的概念、判别标准、形成机制和发展趋势的研究都处于探索之中。尽管学者们在概念界定和研究方法上存在差异，但世界城市的基本内涵还是比较清楚的，即指那些在全球或世界某一大区范围内起到经济、政治、文化和信息枢纽作用，并具有高度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与国际服务功能，集中了世界主要的跨国公司与金融机构，是具有全球意义战略资源的聚集和配置中心。世界城市按照其经济能级和影响范围的大小，可分为全球性世界城市和区域性世界城市。世界城市的形成是长期竞争的结果，世界城市格局处于不断演变之中，如战后东京的崛起就是最好的例证。我国在加入WTO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世界城市的研究将日益引起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重视。在实践上，中国建设世界城市的进程已经开始，应该遵循世界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循序渐进，选择少数条件较好的特大城市（如上海、北京等），积极创造条件，加快与全球经济接轨的步伐，提升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促进其向世界城市迈进。
收稿日期：2004-02；修订日期：20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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