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创新不应当回避“中国模式”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论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模式”命题最早是邓小平提出的，不是外国人提出来的。他把“中国模式”诠释为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的总和，把“中国模式”的本质归结为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章程”，揭示了“中国模式”的创造性、时机性、全面性、关键性和坚定性等五大特性。当前，在“中国模式”的讨论中所出现的倾向性问题，证明“中国模式”讨论离不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引领。
一、“中国模式”是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必然趋势
“中国模式”研究涉及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的历史进程。最早提出“后社会主义”概念的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杜克大学历史系教授阿里夫·德里克。他早在1989年《关心亚洲学者学报》第21卷第1期就发表了题为《“后社会主义”：反思“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称为是一种“后社会主义”，主要是与传统的社会主义概念相区别。他认为“后社会主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的原有概念陷入矛盾时，试图以创造性的方式反思社会主义；他坚决反对一些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吸收了资本主义因素，就得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结论①。他指出，“后社会主义”是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带有各国的特色②。在德里克看来，中国选择社会主义有它的特殊理由，社会主义已经成为民族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任何认为中国当前的发展道路是资本主义的说法，都是脱离实际的。然而，他又认为，中国已将社会主义扭曲得难以辨认，中国的发展前途未必是社会主义。他之所以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感到“捉摸不定”，主要原因是，他认为中国现阶段“理想同现实隔离”，虽然社会主义的理想仍被视为最终目标，但“对制定现实政策不再起直接作用”。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开放创造了一些新的发展可能性，其中之一就是拥有了更大的选择紧急发展手段的余地，甚至比资本主义的选择余地还要大。在存在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条件下，社会主义不再向资本主义挑战，而是谋求容纳资本主义，通过“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实现受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约的发展目标。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清醒地意识到后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不取决于社会主义对未来有什么理想，而取决于当代资本主义和“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之间为争夺未来而进行的全方位斗争③。在这里，阿里夫·德里克实际上已经涉及“中国模式”的基本概念。
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里，明确提出“中国模式”的则是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在讲到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问题时，詹姆逊以极大的热情鼓励说：“我认为中国会有较好的条件，至少国家政体还在使用马克思主义语言，还存在公有制等等。这些都是中国的历史造就的。所以，我想很显然，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环境更有利于接受进步的思想。但是，我想有很多内部和外部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中国的发展进步。比如，美国就不希望你们成功，不希望你们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我相信中国也有一些人不想要什么新模式。他们宁可要金钱、消费等等。所以，我想不管怎样，一定形式的斗争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我们必须揭露这些势力。”④系统阐述“中国模式”的则是乔舒亚·库珀·雷默的《北京共识》，2004年5月11日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他的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提供新模式》。该文对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成就作了全面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指出，“北京共识”的构成有三个定理：第一定理，就是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第二定理，是要求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第三定理，就是自主理论，“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
由此可见，“中国模式”是当代中国人最伟大的创造，况且当前需要有新的理论概括来提振我们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中国模式”内涵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形成了一个不小的研究热潮，出现几十本专著和上千篇论文，所谓“中国理论和学术话语权”不能不回答这场国际讨论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今天对于“中国模式”的研究已经涉及改革开放的成功不仅仅归结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结合，而且涉及中国不同于欧美各国的独特的社会政治体制特点，譬如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率优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组织优势、改革开放形成的制度创新优势以及中国文化传统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优势等，我们可以而且应当抓住这一机遇，展示中国理论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创造和智慧。
二、邓小平心目中关于“中国模式”的本质内涵
中国传统诠释学注重原典校勘、版本考证、语义澄清、脉络梳析、前后文逻辑消解、时代背景考察、历史原典诠释等。整个诠释过程可分为“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不可随意逾越的诠释阶段或层次。在邓小平关于“中国模式”的几次阐述中，这些“意谓”、“蕴谓”和“必谓”诠释方法可以收到澄清语义、梳析脉络、深刻理解“中国模式”本质的效果。
早在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就强调：“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当然，也不能要求这些国家都采取俄国的模式。”⑤这里邓小平首次提出“中国模式”概念。
1985年4月15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指出：“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总之，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⑥这是邓小平以世界的眼光审视中国模式对世界的影响。
1985年8月21日，邓小平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强调：“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当然，不是把它搬给别国。”⑦邓小平这里把改革看作是一场国际范围内的试验，但强调不把改革的经验搬给别国。
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穆加贝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⑧非常明显，邓小平心目中的中国模式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针对性的。
1986年9月29日，在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鲁泽尔斯基时，邓小平说过，中国原来的政治体制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邓小平的中国模式不回避政治体制改革，但强调与苏联模式的不同。
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说：“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⑨这里邓小平强调世界上模式的多样性，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问题。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讲道：“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⑩这里邓小平提醒我们注意，一切模式都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即使形成模式也不能墨守成规，还必须与时俱进。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南方谈话期间，他更是明确强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这里邓小平以清晰的语言告知我们，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全方位改革开放”及其章程。他还认为“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11)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从上下文的逻辑连贯性来看，这里邓小平所讲的“章程”是指道路、制度、方针和政策，在他的心目中已经把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全方位建立的章程看成是“中国模式”的内涵。他认为，只要这些改革开放所开创的道路，所创立的制度、方针和政策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中国就大有希望。
只要人们平心静气地看问题，其实不难发现“道路”与“模式”在词义上是相通的，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在别人看来就是模式，在具体体制和制度的意义上它们具有相近的语义内容。具体说来，道路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实现社会主义具体目标的具体手段方法和具体制度即社会主义体制的选择。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2)恩格斯强调：“我所在的党没有提出任何一劳永逸的现成方案。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脱离这些事实和过程，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13)他强调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4)列宁说：“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15)综上所述，虽然道路与模式的实质内涵具有同一性，但“模式”一词更具有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与前瞻性的含义，这也正是邓小平所讲的“全方位改革开放的章程”的具体含义。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过分强调离开普遍价值的传统特色，固守悠久的历史传统，在“中国模式”的一些研究中，也出现了某种不健康的因素，有的甚至把封建社会的专制统治手段也当作优点加以肯定。马丁·雅克在《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再三强调，中国不只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且是一个“文明型国家”，这表现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认识的进步。遗憾的是，有些中国学者离开独立、平等的“民族国家”的必要性和极端重要性，奢谈政治文明体制的“古已有之”，甚至把某些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手段也当作现代文明的特征加以肯定。殊不知没有独立平等的“民族国家”就只剩下落后挨打和被“开除球籍”的命运，离开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什么“现代文明国家”的崛起。因此，中国模式研究不能离开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精神，不能离开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思想原则，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不断自我革新、不断自我完善的改革精神。离开这些基本思想元素，就是背叛革命历史、背离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三、“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具有历史必然性
“实践创新指引理论创新”。13亿人走了30年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可能没有理论思维，也不可能永远“摸着石头过河”而没有理论模式指引。社会主义作为13亿人的一种共同社会理想，必然或迟或早地形成一整套理论模式，从而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运动起实际的指导作用，并进一步成为制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理论基础。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文化、社会、国际关系等各个方面，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都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基本政策和具体制度，虽然还不够成熟完善，但已经和正在从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何况中国道路的现实发展正在遭遇瓶颈难题，除了资源、环境、人口因素，还有气候变化、非典流感疾病等诸多因素，这才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应运而生，才有“中国模式”的理想范式应运而生的可能性。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虽然已经确定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题；而政治体制改革尚未确定明确的具体的体制目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在提炼和概括之中。后30年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迫切需要理论和理想的体制模式的指引，干部群众也迫切需要共同富裕、共同道德标准的理想信念的引导。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的理想范式应运而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从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考察问题，不难发现：
第一，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几代人探索创新“第三种文明”的历史结晶，我们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结论。李大钊在《动的生活与静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系统地阐发了东西文明的特点及我们对待东西文明应采取的态度。他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比较过程中抓住两大文明的根本缺陷：中国文明是“不及”，西方文明是“过”。由此李大钊意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亟待克服的八大弱点，如厌世的人生观，不适于宇宙进化之理法；惰性太重；不尊重个性之权威与势力；阶级的精神视个人仅为一较大单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价值全为单位所吞没；对于妇人之轻侮；同情心之缺乏；神权之偏重；专制主义之盛行。这些均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16)。他承认近代以来，中国确实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甚至是巨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拒绝西方文明是不可能的。在他看来，西方文化是代表工业经济结构的新文明，中国要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要以落后赶超先进，就必须接纳西方文化，用先进文化指导社会前进。虽然李大钊十分赞赏西方文化，但他也认为西方文化并非十全十美，也有许多缺陷，但比起东方文化来则确实是更先进。“彼西洋之动的文明，物质的生活，虽就其自身之重累而言，不无趋于自杀之倾向，而临于吾侪，则实居优越之域。”但是，对于东西方的文明，李大钊仍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平情论之，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东西文明互有长短，这是李大钊对东西文明作出的正确判断，并认为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这两种文明的共同参与。“以余言之，宇宙大化之进行，全赖有二种之世界观，鼓驭而前，即静的与动的、保守与进步是也。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为世界进步之二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17)
1916年8月17日，李大钊在《“第三”》一文中，从一种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循环论相结合的类似黑格尔的正、反、合的方法出发，提出了他所倡导的新文明的名称：“第三之文明。”“第一文明偏于灵，第二文明偏于肉”，吾宁欢迎“第三”之文明。盖“第三”之文明，“乃灵肉一致之文明，理想之文明，向上之文明也”。(18)“第三文明”是一个高度抽象且具有深刻哲学意义的范畴，“有其理想而无其实境。理想之‘第三’，一旦现于实境，则已复为第一之境，而又一‘第三’之境，又将陈于吾人之前矣”。由此可以看出，李大钊所说的“第三”是一个螺旋上升、不断运动发展着的概念。此外，它还是一个“理想之境”，而不是“实境”，这就赋予它一个高度抽象的含义，这“第三文明”就是概括了一切文明的变化和过程所达到的一般本质的概念，是“理想之境，复活之境，日新之境，向上之境，中庸之境，独立之境也”。在他的心目中，既然东西文明各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19)他还情有独钟地看好俄罗斯文明：“俄罗斯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东西文明真正之调和，则终非二种文明本身之觉醒，万不为功。”(20)李大钊把创造“第三种文明”的希望寄托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俄罗斯身上。“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20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发于今日俄国革命之血潮之中。”西方的资本主义致使阶级剥削发展到极致，还导致了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等世界文明恐慌，而社会主义文明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壮大起来，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拯救中西文明、发展世界文明的重任。“吾人对于俄罗斯今日之事变，唯有翘首以迎其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21)他把“第三种文明”与俄国革命、社会主义文明联系起来，使他成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在苏联模式遭遇失败之后，创新“第三种文明”的使命历史地落到了中国人的身上。
第二，从全球现代化运动进程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世界志士仁人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的理性思考，是关注世界进步发展的人们合力探究锐意丰富创新“现代性”的共同愿景。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化就是合理性，市场经济以货币形式为表现，从而产生出高度的形式合理性；计划经济适用特定的终极目的标准，因此合理性本质上蕴含着两难悖论。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未完成的构想。现代性的形成是对自身的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过程，从启蒙时期开始，依照理性主义方式来塑造现代性的合理形态。现代性的理性基础是主体性、合理性、目的性、道德价值等。他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的辩护，他用交往理性概念复兴现代性话语，从主体的自我意识的认识范式，转向具有言语能力和行为能力、以沟通为取向的主体相互之间的理解范式。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意味着某种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表现为与传统的断裂。现代性的自我理解即自我反思，现代性的风险在于自我反思性，人们依照自己对现代性的理解与设计来构造未来社会文化，此时构想充满不确定性。在这样的意义上，社会实际上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经济上走向市场化，还是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政治上实现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还是走向一元化的中央集权道路？道德上作为主体的人是自律的，还是需要依赖于某种超越的信仰？他主张“后现代性”是一种与现代性不同的制度性的新社会秩序。福柯则把现代性想象为古希腊人所说的社会的精神气质的“态度”，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自愿选择、思想感觉方式、行为举止方式，理性所具有的自我创造性，科学文化、技术装备、政治组织等合理性，从理论到实践、从观念到制度的各种创造变革等。他分析合理性的问题域有理性对“疯癫”的统治，疯癫的主体的真实性何在？话语主体、知识主体的真实性问题，先于语言存在、构成语言所有意义的本质、仅仅是话语构成规则的条件的产物？权力是福柯现代性理论的聚焦点，各种自我、性、知识、惩罚、规训等现象都归结为“权力”运作的产物。他把形形色色的社会控制都还原为权力的功能。合理性形式与权力形式的交换、传导、迁移和相互影响。权力关系是分析主体自身真实的诸联系中的决定性要素。他强调合理性要在偶然性之中把握必然性，排除对“后现代性”存在的认可。在持有“反思性现代化”或“第二现代化”发展观论者的心目中，整齐划一与多样性同时存在，但分化和多样性越来越主宰现代化，多样性在各个方面都构成了“第二现代化”的核心概念，成为这种世界观的基本范畴。“后现代性”与“全球化”的讨论提供了更为宽广的眼界、更丰富的带有现代化规律性的见解。中国的改革开放为“现代性”增添了“和谐”、“公正”、“尊严”等具有中国色彩的丰富内涵。
第三，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趋势看，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是全球社会主义实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总结，是越南、古巴、朝鲜等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多样化进程中所呈现出来的主流理论形态。邓小平把中国现代化理想变成可操作的“三步走”战略，并实现了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他强调：“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22)他强调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告诫党和人民，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他高度重视教育和科技工作，确定科教兴国战略，精心构思“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规划每一阶段的实现目标。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的起点低、人口多、国家大，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长期性、紧迫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和充分的思想准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他强调现代化建设要因时因地而制宜，各国情况不同，现代化建设的模式也不同。“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23)，“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24)
邓小平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指出：“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25)强调社会主义的制度也存在弊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必须改革。改革就是转换模式。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新模式的形成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实质与内涵，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等问题，并对此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证。邓小平认为，应该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全球性进程，在这一进程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是实现现代化的两种方式。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现代化不是西方化。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多样的。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式的现代化又是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要求和国际通则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必须同国际接轨。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6)，“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27)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28)。他的这些论述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转换扫除了障碍。邓小平设计了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蓝图，其中包括中国现代化的总体构想、主体结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战略步骤、策略等一系列内容。大量引进外国技术、资金以及管理经验，建立对外批租土地试点，设立沿海城市特区，沿江及内地一些城乡对外开放，广泛与国外交流等等，构成了中国现代化建设模式的新景观。邓小平提出了改革开放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思想。他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动力。现代化不仅是经济发展，同时还包括政治和文化的全面进步。因此，实现现代化目标，必须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全方位改革和发展。邓小平认为，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国跻身于世界现代化行列的必由之路。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不但成为“世界村”的一个成员，而且中国马克思主义也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走出去，加强与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交流互动，争取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界的话语权，善于传播中国学派、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然而，长期以来，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存在着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即“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常常是在相互分离、相互割裂的状态下进行研究的(29)。其实，如果把“中国道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那么“中国模式”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的成果(即“出口转内销”的结晶)，显然这两者也不应该相互分离、相互割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的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动力。从这层意思上讲，割裂“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更是不符合现实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逻辑和思想逻辑的。
四、“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的十条理由
目前关于道路和模式流行这样一种理解是可以讨论的，即所谓“道路”是动态的，而“模式”则是封闭的，这种理解仅仅是停留在现象表面的肤浅看法，不足为据。这就是说，如果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门户之见，心理上够健康的话，那么“中国模式”与“中国道路”的对立只是一个假问题、伪命题。从国际舆论来看，“中国道路”正在向“中国模式”演进，并日益生发出无穷的世界文化意义来。这就是说，13亿人走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国道路”走久了，走长了，同样可以形成自己的体制“模式”，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就没有当年毛泽东要搞中国学派、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这样的雄心壮志呢？
很显然，“中国道路”演进为“中国模式”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在我们看来，“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具有以下十条理由：一是从目标与途径的关系上看，道路与模式的实质内涵具有同一性，但模式更具有达到目标的途径和方法系统化、规范化与前瞻性的含义，更具有战略性与整体性的长远指导意义。二是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极端重要性看，由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化道路向低碳绿色文明发展模式的演进，是“中国道路”向“中国模式”演进的重要依据。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当今中国发展的第一号问题，涉及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贯彻落实，涉及生态文明和生产生活方式的综合治理问题。三是从技术创新模式看，国家创新体系由政府主导到国家与企业创新主体并行主导，这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经验。四是从国家治理模式看，从不争论敢试敢闯的威权阶段到“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民权时代的政治发展，其中包括《物权法》出台、经济预算民主与“四问四权”的民生民主制度形成，无一不是对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呼唤。五是从反腐模式看，从“运动反腐”到制度反腐加心理建设的惩防体系建设是一种历史的要求。六是从致富模式看，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分配正义、教育公平的共建共享模式的出现，再次证明共同富裕道路的可操作性。七是从外交模式看，由外交无小事的政府包揽型外交到政府主导与民间外交相结合的模式，已经成为历史的抉择。八是从核心价值模式看，由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深化到共同富裕、公平正义、人民利益至上、和谐发展等价值体系的演进，逐渐成为全民的共识。九是从改革开放的体制目标模式看，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政治体制、社会主义多元创新的文化体制、社区加社团的社会体制、社会全覆盖的党建体制、从人口资源到生态的综合治理体制，即从实然之境到应然之境、理想之境、创新之境，必将构建“中国模式”的具体蓝图。十是从中国模式的思维模式看，由姓社姓资的二元对立模式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导，吸收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建设现代化的中国，正在成为从一部分有识之士到13亿中国人的理论自觉和文化意识。
对于“中国模式”的讨论，我们必须热中有冷，始终保持清醒，不被别人“捧杀”。在肯定我们的某些政治优势的同时，必须清醒意识到我们的政治文化中还有不少弊病：譬如权力腐败、权力崇拜、滥用权力、滥用资本，甚至出现“权势分利集团”，依法执政主要表现为能人治政，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没有社会化为国民的自觉意识，实用主义盛行，拜金主义张扬等。譬如，7·23事故暴露了政府危机管理的短板，有关部门在头24个小时内基本没有为体制内舆论场提供关键信息，致使主流媒体一度集体“失语”。传统媒体被新兴媒体带着走，意见领袖影响主流媒体，而主流媒体则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被动回应。舆论传播秩序被颠覆，导致政府在舆论引导方面尽失先机，影响了社会动员能力。
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公民的知识水平普遍提高，但社会的法制水平较低，公民的整体富裕水平提高，但弱势群体扩大，公民自主意识在增强，但是社会民主机制没有跟上，公民私人传播手段非常发达但社会的公共传播机制并不完善。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突发公共事件可能产生蝴蝶效应，成为社会动荡的导火索。希望总结经验教训能催生出一些机制，推动政府应急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能有效防止事故，防止个别事故演化为社会危机，并且把安全事故像自然灾害一样，转化为增强政府公信力、民众自信力和社会凝聚力，提升经济社会管理能力的契机(30)。
需要强调的是，在邓小平的心目中，“中国模式”只是发展中的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还需要不断完善和发展创新。我们30多年改革开放取得成效，人民群众得到实惠，大多数人对于现状还是比较满意的。但是缺点和优点同样十分明显，分配不公、高官腐败和环境恶化，治理的任务还很重。尤其是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如何以人民群众利益为重、以人民群众企盼为念，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需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从战略思维、理性思考和忧患意识考察问题，我们绝不能自娱自乐、自鸣得意、自我满足。新的国际国内形势非常复杂，充满挑战，对于执政党的挑战格外严峻。
“中国模式”研究是一种复杂性研究和系统性研究，来不得半点马虎，来不得半点不懂装懂。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中国，谁都不能说对深层次的现实国情完全了解清楚，对国民的精神深处也不能说了然于心，必须以小学生的态度，老老实实地向群众学习讨教，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认真调查研究，对改革开放全方位的章程一一进行审慎的研究，才有可能做好一些有益于中国发展的工作。这就是说，只有认真学懂弄通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实质，才能搞好“中国模式”研究，从而做好夯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事业理论基础的事情。
注释：
①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②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2页。
③苑洁主编：《后社会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43页。
④王逢振主编：《詹姆逊文集》第1卷《新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08页。
⑤《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8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8页。
⑦《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9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19－42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43页。
(15)《列宁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1页。
(16)《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1、213页。
(17)《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18)《李大钊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19)《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20)《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4页。
(21)《李大钊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8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1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9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9)俞吾金：《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化》，载《现代哲学》2009年第1期。
(30)蓝蔚青：《提高政府应急管理能力，维护社会安定有序发展》，载《国情思考》201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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