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与后现代的缠绕及其出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后现代论文,出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91(2004)01-0033-09
“现代性”不知不觉就成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键词，更为微妙的在于，所有本来可以用“后现代”的地方，都神不知鬼不觉地换上了“现代性”。这一切确实有点蹊跷，后现代原本与“现代性”你死我活，而且一度让“现代性”变得疑难重重，现在怎么就沦落为被“现代性”扫地出门呢？后现代何以就甘拜下风，被洗心革面呢？
实际上，现今人们谈论的“现代性”比当年的“后现代”更混乱，更不确定。甚至到底是要肯定它还是要怀疑它都不清晰，现代性就变成一面理论的旗帜——一面没有确切含义和方向的旗帜，这也令人奇怪。后现代在中国一开始就备受质疑和责难，人们几乎来不及思考就凭本能迎头痛击。但谁想到，要不了多久，它就变成常识，就可以从人们的直接经验和现在广泛接受的知识中得到印证。这多少使人们有些尴尬。“现代性”如期而至，人们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心领神会，接受了这个同样是外来的词汇，但这回没有人责问“舶来品”之类的问题。甚至都不必了解一下这个概念的来龙去脉，它的基本含义。这回好像真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真是回到中国的历史中去。如此贴切，如此顺理成章，也让人们难怪杰姆逊在2002年8月，在上海的一场讲演，令中国一代学人摸不着头脑而奋起反击。这位当年中国的后现代祖师爷，怎么又变成“现代性”的鼓吹者呢？战斗正未有穷期，不想一开始就陷入深度误会。在这里，现代性与后现代，中国与西方，后殖民叙述与民族本位，差异的文化政治学与文学的审美问题等等，正像一团乱麻一样裹在一起，尽管它们之间从来就没有被认真清理过，但也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裹得这么紧这么乱，这正说明清理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在今天，理论的天平向现代性彻底倾斜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追问，“后现代”真的就失去了理论潜能吗？抛弃了后现代的能指，人们的话语就能和后现代脱开干系吗？杰姆逊不无揶揄而又尖锐地指出：“这次古老的现代性在当代语言里痼疾复发，真正患的其实是一场后现代病。”（注：参见杰姆逊2002年7月访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时所作的《后现代的幽灵》讲演稿。有关该讲演的中文译文未能见到，《文汇报》“学林版”刊登过部分内容，现在的中文译文采用张旭东根据杰姆逊的原讲稿翻译的文本。该文本可见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文化研究网站，www.culstudies.com.据张旭东所言，杰姆逊的讲稿由作者在当时尚未问世的新作《现代性的神话》的“导言”和“结论”两部分组成。该书由英国伦敦新左派出版社于2002年底出版。）杰姆逊真是一语中的，仔细辨析不难发现，当今的现代性言说，骨子里却是后现代的货色，不管是后殖民、身份认同、全球化，还是差异政治、多元文化、消费社会，其实质都是后现代的视点、立场和态度在起作用。这显然又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何以后现代要被改换成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是如何被混淆在一起的？这种混淆会带来什么样的理论后果？很显然，这种状况应该加以清理，应该借此提出更明晰且更富有建设性的理论方案。
一、后现代的薄命
后现代在中国的引介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时后现代的概念并不清晰，也不常见，而且经常与“后期现代派”这类含混的概念混用。80年代后期，关于先锋派文学的“后现代性”刚刚构成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但这一论说立即遭到强烈怀疑。怀疑的依据主要是中国社会尚未进入“现代”，何以有后现代之说？立论主要在于从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学角度来推断后现代在中国的可能性。此种质疑显然站不住脚，后现代在中国并不只是经济的直接产物，更重要的在于它是经济、文化、政治多边作用的产物，在人们的心理经验、感觉方式、观念和立场，诸方面产生后现代的特征。随着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城市化、电子电信和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大力推进，人们已经无法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质疑后现代在中国的可能。而且，随着大量的图书翻译出版，后现代知识生产十分强劲，后现代迅速就变成直接经验和理论思想的常识。后现代的本土叙事奇怪地停滞不前，这可能与后现代在中国的叙事一开始就被推到存在的合法性的困难境地有关。后现代叙事要花费主要精力去证明中国的后现代具有真实性。一旦后现代知识成为普及性的常识，这项论证也就完结。本来这是进一步深化中国后现代性的本土化叙事的极好契机，但后现代的论说者却都停顿了下来。实际上，这项停顿只是表面的，因为后现代被改头换面，被新左、新自、被后殖民理论、被文化研究，被现代性论说所替代。这种替代在拓宽后现代论域的同时，也消解了中国当下的后现代。
后现代在当代中国一直就被妖魔化，人们根据对后现代的一知半解，不知何故，后现代居然被塑造为“什么都可以”的语言游戏——这是对当代中国后现代最经典的定位。这一定位一半来自“新自”（新自由主义），另一半来自“新左”（新左派）。可见两方面阵营都不满意后现代。汪晖虽然不是后现代最激烈的批判者，但像汪晖这样眼界广阔的研究者，对中国后现代的评析也很难做到公正客观。也就足见流行的误解和偏见有多深。在他那篇影响卓著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后现代问题》一文中，汪晖虽然声称他无法对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进行全面分析，但他还是作了相当深入的诊断。在不少层面上，汪晖的概括是有道理的，是切中问题的实质的。他把中国的后现代看成是受西方的后现代影响的产物，同时看成是中国现代化思潮的补充。他认为后现代论说没有对中国的现代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进行细致分析，它们解构的历史对象与启蒙思潮如出一辙，但后现代嘲弄了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把它看成是置身于消费社会中的不合时宜的思潮[1](P107-110)。在这里，值得提出来的是，汪晖忽略了后现代主义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规范的解构，而这一解构是与前80年代中期此后在90年代上半期影响甚大的“人文精神”的启蒙思潮本质上不同的。在处理主体性的问题上，后现代主义确实是赞扬了边缘化非主体性意识，而这一点恰恰是对与主流意识形态或明或暗同质化的那种主体性意识截然分离的。后现代的群体并不一致，有主观意识很强的解中心化的后现代批评；也有客观上起到解中心化的作用的后现代论说。不管如何，后现代在80年代末期及90年代初期在文学界和思想界出现，并且有效地形成了一股话语的力量，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话语产生强有力的冲击，为创建一个相对多元化的话语格局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些历史的能动性一面，汪晖避而不谈，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后现代话语的出现以及由此引领形成的论争局面，实际上是90年代初旧有的权威话语秩序解体产物，当代思想界第一次自主性地在文化场域内为重新争夺和分配话语权展开演练。在90年代初，一部分青年学人声称回到学术史，而反思80年代重思想史的学风，特别是受到西学影响而表现出的“浮躁的”学术态度。沉入书斋而反思激进主义，回归保守主义立场。这当然也是一种姿态，一种在特殊的意识形态氛围中试图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的姿态。但这也使90年代初的思想界客观上处于单调贫乏的状况。后现代话语打破了这种历史僵局，它一方面揭示了当代文学中富有活力的现象；另一方面也给话语的重新的建构提示了历史导引。在主流权威话语秩序之外，知识分子因此开始重新开辟话语空间。正是经历了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变故，旧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才耗尽了它最后一点真实的历史品质。随后的历史岁月，它只需要制作符号化的能指，它自身，以及它周边其他的话语并不关心它的实际所指。庞大的能指符号群不断地无限地再生产，这就是中国在20世纪末期独有的文化景观。但在它的庞大体系之外，创生的富有活力的话语开始生长，尽管一开始是以混乱的、无序的、自相冲突拚杀的方式展开历史实践，但中国的思想文化场域，第一次开始不是围绕主流意识形态中心而展开话语叙事，而是以学术性话语的自相论争攻讦开始创建自主性的思想基地。在此之前的所有的思想理论话语，都是以直接对话的形式，以“获得承认”的主体意愿展开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而后现代则不同，这是另一种话语。正如罗朗·巴特所说的那样：“最大的问题是去胜过‘所指’、胜过法律、胜过父亲、胜过被压制者，我不说驳倒，而是说胜过”（注：罗朗·巴特：《符号学原理》，三联书店，1988年。巴特这里所说的“所指”之类，可以理解为权威性的秩序，当代中国的权威性话语当然不可能处于“被压制”的状况，巴特是描述在他们所面对的语境中，权威性的话语因为真理性和历史依据的丧失，在特定的对话语境中也可能处于劣势。这就有点如同威廉斯把文化划分为三大块：主导文化、剩余的文化、崛起的文化。当主导文化失去某种历史的合理性时，它就可能转化为剩余文化。在这种话语情境中，剩余文化就可能处于实际的边缘化状况。）。正是因为这种“胜过”，后现代在当代话语中扎下根来。
然而，后现代之根并没有长出茂盛的枝叶，人们偷盗了后现代的思想成果，再对光秃秃的树林大加攻讦。实际的情形是，人们吸吮了后现代的那些观念和知识，不知不觉也在进行思想和观念的转换，但却依然对后现代进行另类化处置。后现代在当代中国的新型话语建构中的积极作用并未获得普遍的理解，更多的情况下，后现代被描述为“什么都可以”的游戏态度，或者解构一切价值准则，反对任何思想目标的破坏者形象。当代知识和观念的推进，无论如何也离不开后现代清理出的一块基础，但当代话语场域的权力分配体制，使人们不愿意在后现代的论域之下推进，而是另起炉灶。这种情况也不过是美国和欧洲的翻版。后殖民理论与新左派的崛起，既是后现代的顺理成章的推演，也是冠冕堂皇的改头换面。在中国，这种情形则显示出“多元性的混乱”。
由于后殖民理论的介入，后现代出现了明显的左翼转向。后殖民理论在美国就打上了鲜明的左派标记。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无不是“全球化浪潮中的知识左派”。后殖民理论的身份诉求移植到中国显然出了严重的错位。这些来自第三世界或有第三世界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在发达资本主义的世界里，强烈要求获得民族身份的认同，这是反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策略需要。它继承的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传统，以及美国大学校园反主流政治的传统。它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资本主义权力轴心构成直接反抗和冲突。但后殖民在中国也强调中国的民族性，强调中国的文化身份，其诉求则是全球化中的文化权力形势，并且明确的或潜在的对抗语境是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处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后殖民知识分子，他们强调的身份诉求显然有二点依托，其一是其个人生存处境的离散化状态，他们离开了祖国，作为少数族群而生活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他们的个人认同危机是存在的；其二，这些第三世界，如印度、巴勒斯坦等，确实有着被帝国主义殖民化的历史和现实，就他们的民族——国家来说，存在严重的民族身份认同危机。后殖民在中国的叙述显然缺乏这两方面的依托，过分强调民族文化身份在全球化文化权力形势中的地位，这更像是将国家意识形态转化为国际政治格局中的战略争夺，虽然它们看上去也有强烈的“全球化浪潮中的知识左派”们的反思精神（注：后殖民理论在中国最早的引介且产生广泛影响的，可能是张宽在90年代初期在《读书》发表的介绍赛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文章，随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在中国不胫而走，这使原来杰姆逊的第三世界理论所隐含的反对资本主义文化霸权的意义浮出地表。后现代的知识谱系开始具有了完整性，后现代主义几乎是突然变成了“后学”。没有人区别这二者的内在的本质的不同，后现代论述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界的兴起，恰恰是采用了局部战略，它只具有战术的意义。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是作为一种工具箱起作用，面对的是中国当下的问题。但转化为“后学”，它所包含的知识谱系当然更完整，举凡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都显示出它在理论上的完整性。正是这一完整性，它的意义更具有标准化的特征——它与美国的左派理论叙述有着更紧密直接的联系，但这又使中国的后现代论述失去了原有的反对当下意识形态霸权的主导意义。很显然，海外学人开始广泛介入中国学界也推动了中国的“后学”迅速发展。海外学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左倾，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这种所谓的“后学”增加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后现代的知识谱系也因此开始具有了完整性，后现代主义几乎是突然变成了“后学”。没有人区别二者内在本质的不同，后现代论述在8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界兴起，恰恰是采用了局部战略，它只具有战术的意义。后现代及后结构主义是作为一种工具箱起作用，面对的是中国当下的问题。但转化为“后学”，它所包含的知识谱系当然更完整，举凡后现代、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理论等等，都显示出它在理论上的完整性。正是这一完整性，它的意义更具有标准化的特征——它与美国的左派理论叙述有着更紧密直接的联系，但这又使中国的后现代论述失去了原有的反对当下意识形态霸权的主导意义。很显然，海外学人开始广泛介入中国学界也推动了中国的“后学”迅速发展。海外学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左倾，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所谓的“后学”增加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后现代论述就这样发生了转向，打上了“新左”的烙印。实际上，正牌的“新左”从来就没有赞同过后现代，始终不渝地抨击后现代，这倒与“新自由主义”如出一辙。但人们并不管这些，特别是“新自”阵营，从来不顾及二者的区别，对后现代论述一视同仁，结果是二者共享了各自的恶名，却再也看不到后现代的本来面目。
后现代的历史与现实就这样被遮蔽掩盖了，仿佛后现代论述与后殖民叙事没有任何转折，再到现代性言说，这些变化都显得顺理成章。“新左”的崛起，后殖民理论作为其精神底蕴功不可没。在全球化语境中，强调中国的民族身份，反对帝国主义的霸权，一时间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这确实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1996年间的“中国可以说不”，还只是一班文化掮客的闹剧的话，随后的“新左”阵营祭起反美的大旗，则不能不意味着当代中国思想界已经形成一种潮流。这股潮流概括了一大批极其出色的知识分子，在年轻一代的大学生、研究生中很有市场，其形势越来越壮大。这真是对80年代思想界追求西方的自由民主理念的极大反讽。
带有“新左”倾向的后殖民论述与西方的学术主流贴得更近，其主题指向二个方面：其一是批判资本主义（包括全球化、自由市场、跨国的文化渗透等）；其二是指向现代性的历史，关于现代性的形成、起源、现代性的多样性方案等等，这些构成反西方中心主义的论题，并且隐含着“承认的政治”的模糊愿望。后现代拐弯抹角转向了现代性，并且向着那些历史死角进发，除了挖出帝国主义的陈芝烂麻还有什么更多的“宝藏”呢？但现代性论说如今已形成声势，人气鼎盛，点铁成金也不在话下。不过，后现代是被作为“陈芝烂麻”抛弃了，不就是一个能指吗？问题是，人们已经不再关心当下的问题，不再看看当代文化不管是诡秘还是生动的面目。
应该重新提一提后现代，这没有什么好羞愧的。据说德里达已经被轻易超越了，连德里达都不得不说，他是落后了，他变成保守派了。这就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难道还不应该强调一下后现代的当代性吗？后现代不应该被后殖民以及现代性的论域简单遮蔽，而是在更富有建设性的层面上，对这些知识展开重构。这就要重新发掘后现代论述回到当下中国的问题来，既具有当下的批判性，也具有当下的启示性。后现代理应是一种具有思想活力的论述，它增强人们对当下事物的感受力，对当下新型文化和审美经验的领会。
现代性论说的厚重的历史感，遮蔽了思想的鲜明与犀利。就这一现象，敏锐的杰姆逊也看到形势不妙。2002年，在北京《读书》的一次讲座，杰姆逊的主题是“回归当前事件的哲学”，他提出“当下本体论”的问题[2](P16)。当然，杰姆逊基于他的左派立场，他回归当前是针对当前国际范围内的共产主义运动低谷状态而言，左派马克思主义要回应当前的全球化和新的压迫制度。杰姆逊对现代性论述的时兴显然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发明现代性的概念是不值得的。何以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现代性概念并不能直接应对当下的问题。但他的当下本体论也不甚了了，他提到福利和教育问题，这显然只是一个现实实践的问题，“当下的本体论”的理论内涵在这里没有说明。杰姆逊当然还是要保持他的左派立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实进行猛烈的抨击，为国际共产运动的重新复兴提供理论依据。回到当下，当然不能去重复那些意识形态的老路，过强的意识形态倾向性，无助于看清当下问题的实质。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是把结论当作出发点，所有的论述都有现成的答案，最终都绕回到起点上。而我们现在需要运用后现代知识和方法的在于，捕捉那些从未有过的新的思想品质、新的感觉方式和存在的态度。它既直接面对当下的困境，也试图发掘当下存在的希翼。这种思想、知识和感觉应该是真实而富有质感，智慧而有快乐，犀利而仁慈。
二、美学上的困扰与愿望
建构这种新的当下的后现代知识，并不是要再次颠覆当今已经时兴起来的现代性论述，恰恰不是，再说也没有谁有如此能耐。但力所能及的事则是有必要做一些，这就是适当摆正后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后现代理应是一种更富有包容性的知识范型，它可以而且应该具有更强的兼容性。尽管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曾提出，一种知识对另一种知识，只能是革命式的替代，这是你死我活的革命。但在这里，并不是用后现代性再次去代替现代性——后现代对现代性的革命已经完成，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当今的现代性论述本质上是后现代的方法和立场。在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明确它所具有的后现代性。这就是把现代性论述在文学研究的论域纳入后现代论域，使二者得到同步的拓展。当然，所有的问题——对于我们这些依然对文学抱残守缺的人来说，都应回到当下的文学实践，以后现代知识重新建构文学的审美趣味、审美感受力与它的挑战性。这才能使当前的现代性／后现代论述具有活的生命力。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当代作家一直在现代性的美学规范圈子里寻求突围的路径，只是现在的突围，不是像早年具有意识形态诉求的那种突围怀着强烈的时代情绪，而是内在的“胶着”状况。当代作家们，特别是青年作家们，艺术上已经趋于成熟，特别是现代性的那套规则，得心应手。熟悉的认知方式和美学手法实际上并不能令他们满足，但要寻找新的突破则找不到方向。当年的先锋派们，苏童、余华、格非、孙甘露、北村、潘军等人，放弃了形式主义实验，在回到常规小说方面，确实显示出他们的艺术才能，对生活的洞察与对人性的穿透不可谓不深刻。但这只是简单地从形式主义的高地撤退，在艺术上只是退回到原来的规范之下，并没有看到能够鲜明表现这个时代特征的那种方式。也就是说，不只是观念上有着对这个时代的新的认知，而且在艺术表现方法上，也有强有力的这代人新的方法和风格。“晚生代”这批作家，以他们对现实的直接表现，在一段时期令人耳目一新。“晚生代”的作品已经看不出多少先锋派的痕迹，也不再显露出对表现形式创新的兴趣。“晚生代”一度也因为他们的叙事过于直接和直白，而给人以艺术上缺乏力量的感觉。但是近几年“晚生代”的作品在艺术上明显成熟得多，特别是对当代底层人生活的艰难处境的表现，显示出他们的思想和艺术力度。但很显然，他们的表现依靠的明显还是现代性美学规范，也就是在完整性的故事中表现人物性格的完满性和充分性。尽管他们也走了奇崛险怪的路数，例如，把生活状态和人物性格都推到极端，寻找到生活断裂的那种极限状态。但整体上看，艺术上的变异幅度并不大，也不显露出明显的冲击力。但是，可以感觉到，他们一直在寻找一种东西，一种与这个时代更相适应的感觉方式，这种方式从总体来说，就是重新塑造后现代的艺术认知方式和表现方式。
再看看更年轻一代的女性作家和另类作家。女性作家更倾向于写作当代时尚生活，那种个人化的情感和趣味，具有某种小资情调或中产阶级味道。从现代性的历史变化来看，这种情感无疑对缺失的早期现代性的个人主义具有重新修复和补充的意义，但在当下现实来看，还是少了一些更尖锐和挑战性的东西。当然，也有少部分年轻的女作家（例如戴来和魏微等人），她们的写作向晚生代的那种风格靠拢，则又更多现代性的特征。少部分另类倾向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作品颇有挑战性，表达对当下社会反叛与拒绝的态度。像石康、狗子、李师江、巴桥等人的作品，在语言表达、价值认同和生活态度方面，显示出一种边缘性的特点。他们是反城市的城市“新人类”。但那种略显颓废和反叛的态度，也与现代性的先锋派态度不无承继关系。例如，与19世纪的巴黎的为艺术而艺术的那种波西米亚式的反叛者的姿态。这二种情况本来最有可能产生后现代的观念与方法，实际上并没有，只是出现了某种过渡性征兆，似乎差那么一点破壳而出的力量。
所有的这些，都表明当下中国的写作更深地回到文学本身的历史中，回到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本身发展的那种历史中。突然间介入的强大的历史异化的力量，以及外在的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逐渐减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学与社会、与图书市场、与当代的阅读趣味在进行互动。这种自发的历史回归，确实与中国当下的现代性实践不谋而合，它似乎补充了中国现代性缺失的那些环节，也重现了那些缺失的情景，但却缺乏更强劲的向前突破的那种冲击力。
现在，人们一直在谈论当代中国文学的贫乏与浮夸，人们寄望于得建道德力量和某种深度精神。在我看来，这恰恰是一种误导。当代文学的建构与当代精神价值建构可能存在深刻差异，不能把社会的价值建构简单搬到文学。而当代文学缺乏的是四两拨千斤的那种美学力量。这要巧妙地把后现代的思想方法与现代性的历史感重新嫁接。实际上，当年的先锋派文学已经迅速被人遗忘，如果我们重新捡起那段历史，从当下的后现代与现代性的重新嫁接的眼光去看，会意外地看到，有不少作品，在那个时候，是隐含着相当复杂的重写中国现代性的“美学愿望”的。我之所以说是“美学愿望”，那是通过艺术的方法对中国现代性的价值理念进行深入的探究。不管从哪方面来说，《罂粟之家》真正显示了苏童的思想深度和他的美学处理方法。不管苏童有意还是无意，这篇小说实际上是对革命历史经典叙事的一次重写。在《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红旗谱》等革命历史小说的序列中，《罂粟之家》显得似是而非。这些小说都是对某一段历史变革的书写，但书写的方式和给予的意义却大相径庭。在《罂粟之家》的叙事中，阶级与血缘建立的冲突模式，通过双重颠倒来完成。陈茂这个乡村无产者的革命性被阶级本质决定了，但苏童显然是有意在重写阶级本质这一关键性的主题。在乡土中国进入现代性革命的进程中，强行的阶级斗争打破了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秩序，结果并没有培育出一个先进的革命阶级。无法调和的阶级矛盾，使传统的家庭伦理必然在错位的阶级冲突中崩溃。沉草最终打死了陈茂，他拒绝承认与陈茂存在血缘关系。并不是说他要维护传统宗法制社会的秩序，但也许更重要的是，沉草这个在城里受过西式教育的现代人，他所怀有的现代性梦想与乡土中国发生的现代性革命发生巨大冲突，他的悲剧性命运正是现代性在中国发生歧义的后果。
在苏童的观念里，到底是血缘关系、阶级关系还是人伦关系起决定作用？嗳昧的血缘关系丝毫没有动摇明确的正义的人伦关系。就这一意义而言，苏童试图超脱经典的革命叙事模式。沉草这个“现代中国人”内心的价值选择是清晰的，家庭、伦理、正义、善与美……，现代性范畴，并没有被中国式的现代性革命所颠覆，沉草不过是中国现代性断裂的殉难者而已。爱欲与革命以怪异的形式混淆，它们共同意指乡土中国在现代性转型中的历史境遇。很显然，在苏童的叙事中，爱欲是其叙事的主要主题，而革命则是叙事转折的因素。革命导致命运的突变，导致人物关系的重新结构处理，对于苏童的叙述来说，它们如同河流的偶然转向一样自然。把命运的突变，把叙事中的那些具有强大变异功能的因素，如此轻松自如地处理，散发淡淡的历史忧郁之情而远离悲剧，故事明白晓畅却不失深邃诡秘之气，这就是苏童作为一个出色小说家的非同凡响之处。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说，《罂粟之家》不是一部典型的现代性传奇（也许是反现代性的传奇），而只是乡土中国走到它历史末路显现的困境——苏童小说的独到之处正在于此——这是他反复书写的主题，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以清峻优雅的后现代笔调抒写着乡土中国在现代性绝境中的挽歌。
如果说苏童的故事已经是“陈芝烂麻”，那么看看最近的作品，也会让人觉得促使后现代的思想视野介入现代性空间的意义。最近，《小说选刊》（2003年上半年号）登载魏微《拐弯的夏天》，小说讲述文革后时期一个少年与一个少妇的情爱故事。文革后这段沉重而充满变异的历史，在年轻一代的小说家笔下，已经改变为更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体的和精神的联系方式。魏微有意去除了历史的宏大性，那些深重的民族劫难以及劫后重生的经典叙事，在任何时候，都有个人的历史存在，都有身体、欲望，生活的选择，错误、冲动等等存在，在没有被反复铭写的历史的背景下，魏微的叙述依靠什么力量推动呢？就是两个人的心理与身体的碰撞，同样造成了一个叫做生活史的东西。这些个人是如何试图摆脱历史，然而，却无法摆脱那个叫做宿命的东西。1980年的夏天，火车把那个少年带向一个陌生的方向，他也许换乘一班车，他一直乘下去，从此变成另外一个人……。这个敏感、孤独的私生子，遇上那个美丽神秘的女骗子，他们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相遇。小说不再去书写外部世界，而是以第一人称不断地回到自我的内心，在反思性的叙述中，去触摸命运的那些关节点，抚摸所有的细节。这是一部写得相当舒畅的小说，叙述人的视点自由机敏地推动叙事。现在的小说要写得有力量，不再是依靠对外部世界的刻画，更多的情况下是回到叙述本身，回到那些心理分析、反思、氛围的创造、以及修辞和情境描写。更具体地说，当代小说叙述中，“实”已经不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不是一个难题，而如何“虚”起来则是一个最大的挑战。而这个“虚”起来，我以为就是当代作家在寻找的后现代的感觉方式和表达方式。像张炜、韩少功这样的老道作家，其实都在寻找一种超越故事实在的那种叙述力量。在“实打实”的客观化历史中，找到虚化的方法。更不用说更年轻的那些作家，力图找到富有表现力的方法，同时又有力量。最近几年的汉语小说正在起显著变化，那就是当年先锋派创造的那些语言经验和叙述方法，又在起作用。只不过在复活的故事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被恰当发挥，需要更灵巧的穿透历史又能回到个人的命运和心理中去的那种力量。
三、理论建构的可能性
这些状况表明，在当今文学场域正在寻求新的变异，更主动自觉地寻求重新处在当代感觉前沿的那种艺术敏感性。也许，我们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历史／文化建构，这就是，在后现代的语境中重建现代性的那些基础；在现代性的基础上建构后现代的未来。既不必用后现代全盘颠覆现代性；也不必用现代性论说压制后现代话语。在当今中国，把二者结合起来考虑问题，可能更具有思想的包容性。简单扼要地说，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理念可以作为思想的出发点；而后现代的思想视野可以看到更复杂多样的差异状况。
如果说在后现代话语初起阶段，人们还并不能梳理清楚二者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为了给新的理论话语创建一个崭新的形象，而夸大了二者之间的对立和裂痕，那么，全部理论发展至今，就没有理由还在二者之间制造人为的冲突。在我看来，后现代并不是对现代性简单的抛弃和颠覆，而是在更加合理和从容的境况中，对现代性的修正、拓展和精细化。后现代理应是更丰富、更多元、更富有变化活力的现代性。杰姆逊在强调他的“当下本体论”时，他显然是试图超越现代性和后现代这种理论话语，但说来说去，他并不可能真正超出多少。他所设想的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建造面对这个时代当下实践的新型理论，其实质也只能是对后现代理论作出某些改变而已。“当下性”可以说敏感地在某种程度上抓住了后现代对现代性的修正要点：这就是“当下性”的实践问题。虽然说这未必是杰姆逊的本意，但“当下性”确实是留住现代性在后现代历史境遇中的有效方式。例如，对于中国这样的高速发展的国家来说，在这样的时空堆积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沉积物，有必要在当代活的历史实践中来理解和重建现代性，这本身就构成后现代的思考的出发点。
现代性与后现代相互包容的想法，齐格蒙特·鲍曼有不少精辟的见解。鲍曼这个地道的左派社会学家，奇怪地对现代性怀抱强烈的眷恋。正如有俄苏背景的柏林明目张胆打出右派的招牌，鲍曼这个有着东欧背景的左派，也敢于对现代性的基本理念持肯定态度。不消说，写过《现代性与大屠杀》的鲍曼对现代性有激烈的批判，对后现代同样持反思态度。但他是少数能够冷静处理这两个难题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考虑未来方案的人。鲍曼曾经指出，“后现代的来临”这个命题试图把握的那种含混但却是真实的忧虑，暗示了情绪、知识分子的思潮、自我理解等的变化。这个变化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智力劳动的策略，尤其是对于社会学和社会哲学的策略具有深远的意义。鲍曼告诫说：“只有从保护好后现代时期现代性的希望和雄心的愿望出发，才可能开展起来。上述的希望和雄心指的是有可能以理性为导向来改善人类状况的可能性；这种改善归根到底是以人类解放的程度来衡量的。不论是好还是坏，现代性所论及的都是提高人类自治的程度，但这种自治不是那种因缺乏团结而导致孤独无助状态的自治；是关于如何提高人类团结程度，不是那种因没有自治而导致压迫的团结。”（注：鲍曼：《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参见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中文版，吴世雄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269-270页。译文略有改动。）对于鲍曼来说，怀着这样的雄心抱负去推动那种历史状况是值得加以实现的理想情怀。一个拒绝放弃自己的现代的责任的策略之所以会变成一个后现代的策略，就在于它直截了当地承认它的理论前提不过是一些假说。“从一个真正‘后现代’的风格上说，这样一个策略指向的是价值，而不是法则；是假说，而不是基础；是目的，而不是‘根基’(groundings)”（注：鲍曼：《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参见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中文版，吴世雄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270页。译文略有改动。）。
鲍曼把后现代与现代性的长期对立的关系，加以富有活力的调整，虽然他的着眼点主要是建构一门后现代性的社会学（注：鲍曼特别解释他的设想是建构一种具有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的社会学，而不是一种后现代社会学。前者可能指的是着眼于后现代社会现实的策略性的后现代社会学研究；后者则是理论层面上的后现代社会学研究。）。在鲍曼的头脑中，关于前东欧的社会政治情景肯定还记忆犹新，他不能放弃现代性的那些启蒙理想；同时作为一个当代社会最敏锐的观察者，他看到当代社会巨大的变化，不强调后现代的立场和观念无疑不能准确把握当代社会。鲍曼看到，现代性的知识处理民族—国家的系统，而后现代的知识则着眼于个人。也就是说，现代性知识旨在实现国家和社会的权力的理性化；而后现代知识旨在实现个人行为的理性化。他说道：“后现代意味着新的状态且要求对传统的任务和策略进行反思和重新调整。然而，对于旨在于后现代的新条件下保持现代的希望和宏图大志的这样一个策略而言，谁在运用管理的知识以及为什么样的目的而运用这些知识的问题就变得至关紧要了。”（注：鲍曼：《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参见史蒂文·塞德曼编：《后现代转向》，中文版，吴世雄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第272页。）
鲍曼关于现代与后现代知识对社会和个人分别产生作用这一见解极具启示性，这可以用于理解我们反复无法绕出的关于多元文化或多元现代性的怪圈。这些怪圈里，虽然强调多元性，看上去是一种后现代的态度，实际还是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观念在作祟，多元只是立足于某些民族传统、国家主义或是社区集体，其本质还是现代性的权力斗争。后现代知识立足于个人，其差异性真正是个体的差异性，其多元真正是建立在个体一主体利益之上的多元。在这个意义上的无限多元，也就消解了有限的民族——国家立场的多元，也就可以超越诸如民族主义、传统主义和社区至上主义之类的政治诉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在后现代时代，民族、传统、国家、社区就没有真实意义，其认同都是虚假的；而是说，这些诉求经常是一些政治团体和阶层的权力诉求，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尤为如此。鲍曼强调的现代性关怀作为后现代建构的基础，正是解决好二者的矛盾。后现代所有的思想、知识和社会要求，都包含着现代性的那些基本价值，而反过来，后现代着眼于个体的差异性，是对现代性强大的普遍性的一种修正。这项修正不是在普遍价值认同本身，而是在普遍性过分推演的社会化建构中加以修正。
后现代的叙事本身显然始终包含着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没有同质化，就没有对异质化的强烈需求；没有异质化，也就没有同质化存在的基础。这并不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翻版，而是全球一体化的世界潮流涌现出的新现象。也许人们会把经济一体化与文化特殊性区别开来，实际上，文化与经济一样，本身的内在结构都存在同质化与异质化的矛盾。而新的同质化与普遍性当然不只是现代性的简单延续，实际上，它是现代向后现代转化中完成的新的同质化或普遍性。同质化与普遍性并不是令人恐惧的或令人窒息的某种状态，或者如少数民族主义者或传统主义者所指认的那样，那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真正的同质化或一体化，是发生在单一的宗教或文化体系内（例如某些专制政体或宗教原教旨主义），在那里，个体的差异性，性别的差异性，家庭与人伦的价值，都被置于某种强制的一体化规则之内。我们很难设想，要用这种数个一体化的东西，来建构所谓全球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性”对谁是公平呢？谁是这种“多元性”中的赢家呢？答案应该是很清楚的。
在这样的时代，真正要建构多元性，只能是在依然怀抱着现代性理想的后现代性基础上，以人为本，以个体为要素，建立起的多元文化，才真正是同质化与异质化始终保持着相互转化活力的文化。后现代知识经历过相当长时期的解构之后，以更富有包容性和启示性的方式走向建设性的未来，这无疑是一种更明智的出路。
收稿日期：2003-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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