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词为“献”的古代汉语双宾语结构研究
郑文婧，王用源
(天津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350)
[摘 要] 文章对谓词为“献”的两种古代汉语双宾语结构进行了探讨，并分析了谓词“献”在后世发展中的变化以及对句式的影响。虽然韵律和语用因素都会影响双宾语结构中宾语的句法位置，但是韵律是其中较为主要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 双宾语；献；双宾语位置；韵律；语用
双宾语结构，是指一个句子的谓语动词同时带了两个宾语，它们分别和谓语动词发生关系，彼此之间没有直接关系的一种结构。其中一个宾语所指的对象受谓语动词表示的动作的直接支配，这个宾语就是直接宾语；直接宾语的接受者就是间接宾语，它所指对象通过谓语动词表示的动作和直接宾语所指对象发生关系[1]。双宾语句是古今汉语中都存在的一种句式，但古代汉语中的双宾语在谓语动词、动宾关系、宾语位置等方面比现代汉语复杂得多。根据宾语位置的不同，古代汉语双宾语结构大致可分为四种：(1)谓语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如“汉王授我上将军印 ，予我数万众。”(《史记·淮胡侯列传》)；(2)谓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如“得璧，传之美人 以戏弄臣。”(《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3)间接宾语+谓语动词+直接宾语，如“我龟既厌，不我告犹 。”(《诗经·小旻》)，“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 乎？’”(《吕氏春秋·制乐》)；(4)直接宾语+谓语动词+间接宾语，此种情况极少，如“又何予之 ？玄衮及黼。”(《诗经·小雅·采菽》)第1种双宾语结构仍存在于现代汉语中，第2-4种结构常见于古代汉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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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动词，以“给与”义动词居多。“与”类动词就是指表达“给与事件”的行为动词，表示把某一事物从一方转移给另一方的自主可控行为过程，发出者A主动地使物体C由A处转移至B处，该类动词的语义结构和认知结构中必须包含传递行为过程、主体给予者、与体接受者、客体给予物几个方面的要素[2]。古代汉语中，同是“与”类双宾动词，“贻、与、赐、遗、授、予”等动词主要构成“谓语动词+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结构，如：
例1.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诗经·邺风》)
例2.冉子与之粟 五秉。(《论语·雍也》)
例3.晏子至，楚王赐晏子酒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例4.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例19.涂修国献昭王青凤丹鹄 ，饮于洛溪。(北宋《太平广记》)
本文以谓语动词“献”字为例，探讨“献”做谓词时的双宾语结构的特点及形成原因。
例17.尉陀献高祖鲛鱼荔枝 。(六朝《西京杂记》)
式中，是S的估计向量，其中l=L-BX0，X0是X的近似值，是X0的改正向量。在误差方程的基础上附加最优化准则：
例6.今王之地方九千里,带甲百万,而专属之昭奚恤 。(《战国策·楚策》)
例7.项王使人致命怀王 。(《史记·项羽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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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高帝 。(《史记·田儋列传》)
例16.后别战斩贼小帅，多获甲首，而献捷幕府 。(六朝《抱朴子》)
例10.厉王薨，武王即位，和复捧玉璞而献之武王 。(西汉《新序》)
例5.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 。(《史记·淮胡侯列传》)
一、“献”为谓词的两种双宾语结构
“献”为谓语动词时主要存在两种双宾语结构。
(一)“献+直接宾语+间接宾语”
例11.窃马而献之子常 。(《左传·定公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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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2.范座献书魏王 。(《战国策·赵策》)
例13.杀太子丹，欲献之秦 。(《战国策·燕策》)
例14.楚人有献鱼楚王 者。(西汉《新序》)
例15.又献玉斗范增 。(《汉书·高帝纪》)
例9.毛遂奉铜盘而跪进之楚王 。(《史记·平原君列传》)
以上例句中，“鲛鱼荔枝”“上策”“青凤丹鹄”“画敕笔”“千万岁”是受“献”直接支配的宾语，“高祖”“天子”“昭王”“晋王”“君王”是直接宾语的接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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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献+间接宾语+直接宾语”
而“属、致、献、进、奏”等动词主要构成“谓语动词+直接宾语+间接宾语”结构，如：
例18.性与道合，智若有神，献天子上策 。(唐《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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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0.而循忽献晋王画敕笔 一对。(北宋《太平广记》)
例21.南山翠应北华高，共献君王千万岁 。(《全宋词(第7册)》)
以上例句中，“之”“书”“玉斗”“捷”是受“献”直接支配的宾语，即直接宾语；“子常”“魏王”“秦”“范增”“幕府”分别是直接宾语的接受者，即间接宾语。
下面分别对这两种结构的宾语特点、句式的形成原因作进一步探讨。
二、关于“献 +直接宾语 +间接宾语”结构的探讨
(一)宾语特点
在“献+直接宾语+间接宾语”这种结构中，直接宾语绝大多数都是单音节词。上古时期主要是“之”和“书”，汉代开始，直接宾语出现了其他事物，如例14、15、16中的“鱼”“玉斗”“捷”，虽然有的直接宾语是双音节词，如例14的“玉斗”，但总体上仍然是单音节词居多。而间接宾语则单、双、多音节词都有，且大多数比句中直接宾语的音节要长。
(二)韵律对双宾语语序的影响
近年来，韵律对句法的影响渐渐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并且出现了韵律句法学。冯胜利指出，在很多语言中，音节的长短跟韵律的轻重都有不容置疑的关系，这不是因为短则轻，长则重，而是因为“短”不足以构成一个音步，而“长”则可以自成音步。音步是韵律系统中最小的独立单位，一个轻重的组合就是一个音步，包括音节音步和韵素音步。韵律学中普通重音规则指出，在句子跟短语里，较重(较长或较复杂)的成分一般都比较轻(较短或者较简单)的成分靠后。[3]例14和例16中的双音节间接宾语“楚王”“幕府”比单音节直接宾语“鱼”“捷”在韵律上更“重”，所以间接宾语比直接宾语靠后，以符合汉语重音规则的要求。
一般认为，普通重音后移是汉朝以后汉语的一大特点[4]，那么汉朝以前的双宾语结构又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呢？这可能与代词宾语有关。我们来看例11和例13以及下面的例句。
例22.献之皇祖 ，曾孙寿考，受天之祜。(《诗经·小雅·信南山》)
例23.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 。(《吕氏春秋·异宝》)
例24.又奉其璞而献之武王 。(《韩非子·和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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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13、22、23、24中的“之”在各自篇章中分别代指句中前文出现过的“马”“太子丹的头”“菹”“千金之剑”“璞”。汉朝以前的文献《诗经》《吕氏春秋》《战国策》《韩非子》等中的双宾语句，直接宾语多数是代词“之”，而代词“之”在韵律句法中被称为“隐形成分”，即由于自身的语义及语法性质导致“从来就弱”的词汇形式，一般都不负载重音[3]，所以在韵律上自然比间接宾语“子常”“秦”“皇祖”“丈人”“武王”间接宾语轻，位于间接宾语之前。这种韵律现象在汉朝以后也一直存在。值得一提的是，其实不仅在谓词是“献”的双宾语结构中，在其他动词作谓词所构成的双宾语结构中，只要其中一个宾语是隐形成分，就会出现该宾语位于另一个宾语之前的现象，如：“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诗经·小雅·小明》)“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西汉《战国策》)
厅直水电站大都承担着江河的防洪、灌溉、航运等社会责任，承担的这些社会责任都无法得到相应的补偿，要争取政府相关部门对水电站的支持：①免征或减征水资源费和库区扶持基金；②逐步提高上网电价。因厅直水电站建成较早，资产未重新评估，资产账面价值严重偏低，折旧少，导致物价成本调查中资产部分成本小，人工成本所占比重大，更新改造隐性成本无法真实反映，补偿时间严重滞后，以致账面上的生产成本不能真实客观地反映现实成本，以致电价难以提高，水电站没有更新改造的能力。水电站要争取物价部门的理解和支持，逐步提高上网电价。
但是，如果在不受普通重音韵律规则影响的汉代以前的双宾语结构中，直接宾语不是隐形成分，如例12中的“书”，那么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位置前后是受什么因素影响呢？如果在受普通重音韵律规则影响的汉代及以后的双宾语结构中，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的音节韵律轻重相同，如例15中的“玉斗”和“范增”，那么两者的位置前后又是受什么因素的影响？我们认为，可以根据上下文语境去判断。
(三)语用因素对双宾语语序的影响
刘润清在介绍费尔巴斯关于“句子功能前景”理论时说：“一般说来，句子后面的成分比前面的成分交际力要大些，费尔巴斯称这种现象为交际基本分布(basic distribution)，即在一个序列中第一个成分交际力最小，然后逐步增加，直到交际力最大的成分。”[5]余志鸿(1983)也认为双宾结构的表达重点在远宾语位置[6]。
例12“范座献书魏王”出自《战国策·赵策》，上下文内容是：魏相范座反对赵国成为合纵盟主，于是赵王派人以百里之地要求魏国杀掉范座，范座在被捕后分别写信给魏王和信陵君说明其中利弊，从而获释。根据上下文语义，上文范座被捕，下文魏王和信陵君明白了其中的利弊，从而魏王把范座放了，所以决定范座生死的人是魏王，虽然信的内容也很重要，但是只有让“魏王”看到才能做出决策，所以在此句中，间接宾语“魏王”是句子需要强调的重点。
例15“又献玉斗范增”出自《汉书·高帝纪》，上下文内容是：刘邦脱身逃离了项羽的鸿门宴，留下张良道歉，张良向项羽献上了白璧一双，又向范增献上了玉斗，范增生气摔破了玉斗。根据上下文语义，上文是张良给项羽献礼，下文是范增生气摔玉斗，所以张良献给的对象(范增)是重点，不是所献之物(玉斗)，从而引出了下文的行为发出者。因此，根据上下文语义，在例12和例15中，间接宾语位于直接宾语后面。
三、关于“献 +间接宾语 +直接宾语”结构的探讨
(一)宾语特点
上古时期“献+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结构较少，汉代之后此种双宾语结构较为常见，并且间接宾语以双音节君王名称为主，如例17至21中的“高祖”“天子”“昭王”“晋王”“君王”，而直接宾语则和句中间接宾语音节一致或更长。
(二)韵律对双宾语语序的影响
汉代以后，普通重音原则发挥作用，如例17、19、20、21三音节或多音节直接宾语“鲛鱼荔枝”“青凤丹鹄”“画敕笔”“千万岁”的韵律比双音节间接宾语“昭王”“晋王”“君王”重，所以位于间接宾语之后，构成了“献+间接宾语+直接宾语”的双宾语结构。
(三)语用因素对双宾语语序的影响
此种结构中也有特殊例句，如例18“献天子上策。”句中间接宾语“天子”和直接宾语“上策”韵律轻重一致，且都不是隐形成分。这种特例也可以根据其上下文语境进行解释。例18出自《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的《大唐故回纥府君墓铭》，上文简单介绍了其姓、字、出生地、官职，下文介绍了“上策”的结果，即“断吐蕃之右臂”，并且这也是其受封赏的原因。可见根据上下文的语境，献了“上策”对于回纥府君一生仕途的重要性比献给“天子”更重要，是需要强调的重点。根据“句子功能前景”理论，例18中重要的直接宾语处于远宾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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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献”做谓词的双宾语结构的发展
东汉之后双音节韵律词的发展突飞猛进[7]，“献”在句中也由一个单音节词发展出了双音节结构，如“献与”“献上”“献于”“献给”等。并且随着汉语句法的发展和丰富，“献”字做谓词构成的双宾语结构也发生了变化。如：
例25.张松把西川图献与荆王 。(《三国志评话》)
例26.遣使将其诗章献上朝廷 。(《东汉秘史》)
例27.愿以金帛献于齐王 。(《周朝秘史》)
传统上认为窖泥微生物总数和耐热芽孢杆菌数越多，窖泥质量越好。但经我们的研究发现，微生物总数和耐热芽孢杆菌数在优质窖泥和劣质窖泥中的分布并不存在明显的规律性，这就为从微生物方面制定窖泥质量评价标准带来了困难。虽然包括我们在内的白酒行业专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研究窖泥的微生物本质，但由于窖泥中的微生物体系太复杂，以行业现有研究水平和程度，要完全弄清楚窖泥的微生物学本质尚需时日。因此，只能对窖泥的微生物学评价标准进行简单描述，更科学、更系统的窖泥微生物学评价标准还需深入研究。
例28.你将老道师徒献给吾 ，吾将宝刃仍然还你。(《三侠剑(中)》)
监测区的农业种植品类有油菜、水稻、玉米、烤烟、蔬菜、经果林等，不同时期获取的遥感影像，其纹理特征差异较大。4月中旬至5月中旬正处于春茶采摘期，是茶树的生长期，为翠绿色，该时期成茶种植区的影像纹理特征反映显著。而该时期油菜已收割，水稻、玉米、烤烟等种植品类未播种或处于播种幼苗期，与茶叶种植区最易区分。茶树为常年青植物，10月为水稻的收割期，玉米、烤烟均已完成收割，蔬菜、油菜未播种或处于播种幼苗期，这个时期的影像纹理特征反映显著，也是很好的监测时间窗口。结合监测任务情况，本次监测的时间窗口期选择为4月中旬至5月中旬。
这些例句已经不是双宾语句了。张永隆提出，古汉语中带双宾的动词是否有告语、赠与等意义，往往是它能否在现代汉语中继续带双宾语的关键[8]。而不含有告语、赠与意义的“献”在后来的发展中已经不能带双宾语了。这些句子已经不是双宾语句，而是演变成“介词短语+述宾短语”的结构。例句中通过介词“把”“将”“以”把句中的直接宾语提到动词之前，如例25通过介词“把”把直接宾语“西川图”提到“献与”之前，例28用介词“以”将直接宾语“老道师徒”提到“献给”之前，构成介词短语，再和后面的述宾短语结合。另外，例27“介词+直接宾语+献于+间接宾语”的结构还有一种演变形式，即“献+直接宾语+于+间接宾语”，如：“公献首级于操前。”(明《三国演义(上)》)“至七年锁南坚错献书于江陵张相公。”(明《万历野获编》)但这些都已经不是双宾语句了，这类双宾语结构的消失，与韵律的制约有密切的关系。冯胜利认为，动宾之后不能接介宾短语，介宾短语不能自由地出现在句末动词之后，是受重音指派规则的制约[9]。古汉语中这类双宾语结构的演变，也说明韵律可以制约句法。
吴文好认为，盐湖股份拥有丰富的钾资源、技术和市场优势，与机制、“互联网+”、金融等方面有优势的优秀民营企业合作，有助于我国钾肥行业稳健发展。
五、结语
古代汉语中，“献”字做谓词可以构成“献+直接宾语+间接宾语”和“献+间接宾语+直接宾语”两种双宾语结构，虽然韵律和语用因素都会影响双宾语结构中宾语的句法位置，但是韵律影响比语用因素更普遍。现代汉语中，“献”做谓词已经不能构成双宾语结构了，在重音指派规则的作用下，发展为“介词短语+述宾短语”等结构。
Three-dimensional computed tomography reconstruction indicating a rich collateral renal blood supply and confirming the origins and extent of the renal artery stenosis.
[参 考 文 献]
[1]周文德，沈林.论“双宾语”结构的实质[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7，(11)：243-247.
[2]徐红.上古汉语给予动词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18.
[3]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引论(下)[J].学术界，2000，(2)：94-117.
[4]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引论(上)[J].学术界，2000，(1)：100-123.
[5]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5：151.
[6]余志鸿.浅谈汉语里的双宾语[C]//上海市语文学会.语文论丛(第二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
[7]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106.
[8]张永隆.古汉语双宾结构的今译[J].青海师专学报，1986，(1)：39-44.
[9]冯胜利.汉语韵律句法学(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205-208.
[中图分类号] H1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5823( 2019) 10- 0045- 03
[收稿日期] 2019- 07- 25
[作者简介] 郑文婧(1996-)，女，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王用源(1980-)，男，天津大学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
[责任编辑：白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