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少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建设论文,刘少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0)03-0047-06
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刘少奇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系列重大活动中，对如何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与思考，提出了许多独创性的思想观点，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对于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经济建设必须从国情出发，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
“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1]P324同样，认清国情，也是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基本依据。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杰出代表，刘少奇与毛泽东一样重视对国情的研究。他认为，搞经济建设，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是从具体的国情出发，量力而行，实事求是。努力寻求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成为刘少奇建国后致力的重点。他早在1948年9月发表的《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一文中就曾经指出：总而言之，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又指出：“我国是一个产业落后，发展又不平衡的大国。”[2]P4261950年，他在《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还讲到：“在国民经济中，百分之九十左右还是手工业和个体农业，它们的生产力很低，耗费劳动力很大，不能生产出大量的物质资财来供人民享受。”[3]P1总之，中国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这就是基本国情。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刘少奇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从中国国情出发。
那么，经济建设如何从中国国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刘少奇提出了以下观点。
一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急于求成。刘少奇认为，中国刚刚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现代化经济十分落后，生产力水平很低，科学文化落后，国家和人民贫穷。在这样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是不能操之过急的，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19世纪50年代后期，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严重不协调，许多部门进行不切实际、违背客观规律的“大办”，结果是“欲速则不达”。[3]P361所以，刘少奇强调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决不会一蹴而就，必须作长期打算。
二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走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的模式。刘少奇指出：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建设工作中，自己还不会走路，只能照抄苏联经验，并且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之下，进行建设。”[3]P423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刘少奇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认真总结了“一五”时期效法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深感经济建设从本国国情出发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必须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
三是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国民经济。早在1950年，在把苏联经济模式神圣化、教条化的时候，刘少奇就看出了苏联忽视农业、片面发展重工业的严重后果，指出“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才能供给工业以足够的原料和粮食，并为工业的发展扩大市场。”[3]P5就在这时他就明确提出了应按农、轻、重顺序发展国民经济。把农业排在首位，这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且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得不到发展，其他工业所需原料根本没有来源，人民生活用品也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的整体发展。因此，农业的发展在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以农业为基础来发展我国国民经济，是我们的一个根本方针。”[3]P361
在经济建设不从中国国情出发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着沉痛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时期，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的破坏。刘少奇从实际的教训中深深体会到这一点，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他鲜明地指出：“我们应该学会自己走路，应该根据中国的特点，采取适合中国情况的方法来进行建设”。[3]P423但由于当时各种局限，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完全认识、把握中国国情，以致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脱离了实际，走了一段弯路。直到1978年邓小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后，重新对国情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制定了相应的“三步走”战略目标，新中国的建设才重新纳入正轨，开始稳步前进。
二、必须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发展社会生产力
刘少奇历来主张把经济建设作为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中心任务，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早在建国前夕，刘少奇就在考虑和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1948年12月25日，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提出经济建设作为党的总任务。”“现在提经济建设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有所不同，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议事日程上的问题。”[4]P451949年8月28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更是坚持经济建设中心论，认为革命胜利后，“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5]P222在这里，刘少奇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建国后，全党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发展社会生产力，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
新中国建立后，刘少奇关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路进一步明确。他一再重申：在建设时期，“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除了必要的国防建设外，其他各项都要配合经济建设。”[4]P205“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3]P601950年6月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指出：“现在全国人民的基本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经济建设，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4]P1641950年，针对中国人民的贫困状况，他提出要解放生产力，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对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进行了更为充分的阐述。他提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3]P253他还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5]P375也就是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出路就在于发展生产力。八大报告坚持和发展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明确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在于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对随后发生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批判和一些政治运动，刘少奇的态度是不积极的。只要有机会，还是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号召大家集中精力抓经济工作。同时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做法进行抵制。在全国开展“反右派”斗争的背景下，他仍认为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的，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中间夹杂着阶级矛盾。”[4]P396
进入20世纪60年代，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一齐集中精力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使经济建设取得很大成就。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实际上把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推到了次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仍然建议不要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应继续把经济调整工作放在第一位。“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首位的正确思想，被批判为“唯生产力论”，致使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刘少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社会生产力放在重要位置的愿望没有实现，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教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中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作出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这是对过去党在这个问题上经验教训的根本性总结。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果断提出将经济建设重新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并明确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概括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之一，他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6]P63他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我们要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然后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6]P157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既是对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中深刻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刘少奇等同志的这一思想的充分肯定。
三、必须调整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按照苏联模式建立了一套高度集中的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强调中央高度集权，按行政区域、行政层次的组织原则，用行政命令的方式管理经济。这种体制在建国初期对我国经济建设曾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弊端日益暴露，使经济体制改革成为必然。
刘少奇对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由于他一贯重视理论学习和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因此提出了加快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一系列真知灼见，并在实践中做了有益的尝试。
（一）改革管理方式，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按经济的办法管理经济，减少行政干预，这是刘少奇在探索我国经济体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为了改进经济管理体制，刘少奇作了大量的探索和研究。在中共八大政治报告中，他就指出：“我们的经济部门的领导机关必须认真把该管的事管好，而不要去管那些可以不管或不该管的事。”[3]P233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实际上已经涉及政企分开的问题。他认为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干预经济，这种超经济的管理方法，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管理方法。1960年5月，刘少奇提出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用托拉斯亦即企业联合体、经济联合体这种经济组织来代替行政组织管理经济。这是经济管理方式的一项重大改革措施。他主张打破部门、地区的限制，根据专业化协作的原则，按行业组织各种形式的专业公司。
党中央同意刘少奇试办托拉斯的建议。1963年批准成立了第一个托拉斯企业——中国烟草公司后，至1964年底，中央试办了12家，地方试办了11家托拉斯企业，实践证明，所试办的托拉斯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不仅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1965年6月，刘少奇在听取托拉斯试办工作座谈会情况汇报时，明确指出：举办托拉斯是要把一个行业、把整个国民经济（集体、个体经济除外）组织起来。可惜试点工作被“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刘少奇的意愿未能实现。
刘少奇组织托拉斯企业集团的设想，从实质上说，也就是建设现代企业。这正是后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二）主张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把经济搞活
我国“一五”计划期间，经济建设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暴露出照搬前苏联模式——高度集权管理体制的重大缺陷，把地方、企业的积极性都捆死了，严重妨碍、窒息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克服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的弊病，实行灵活多样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是刘少奇对经济体制进行艰辛探索的又一成果。刘少奇对有计划按比例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始终是重视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同时，刘少奇根据我国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越来越显现出来的弊端，更重视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1957年5月他在《关于高级党校学员整风问题的谈话》中指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还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使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4]P350“我们一定要使社会主义经济的多样性、灵活性超过资本主义，使我们人民的经济生活丰富多彩，更方便、更灵活。”[4]P350
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刘少奇对计划工作、企业管理、市场管理、价格政策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特别强调要开放和利用自由市场，他提出“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国家市场的不足，对国民经济有好处”。[4]P351凡是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就可以钻空子，他提醒人们不要把自由市场挤掉。同时，刘少奇提出要利用价值规律。他说，“有些东西，我们没有规定价格，是自由市场的价值法则指挥着它的生产，指挥着人们进城。我们不能用计划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5]P391刘少奇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相合的某些设想。
（三）鼓励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私营经济适度发展
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建立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这是刘少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的国情，为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而提出的又一重要思想。还在解放前夕，刘少奇着手制定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时，强调指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的国民经济应由多种经济成分构成，其中也包括私人经济。即主要由以下五种经济成分所构成：“(1)国营经济；(2)合作社经济；(3)国家资本主义经济；(4)私人资本主义经济；(5)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2]P426刘少奇认为，这五种经济成分既有公有的，又有私有的，还有引导私有向公有过渡的。不论哪种经济成分，“都应加以鼓励，使其发展”。[2]P428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已经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由于生产关系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脱离了我国生产力发展的实际。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社会上又出现一些“地下工厂”和“地下商店”。毛泽东曾指出，地下工厂的发展，是因为社会有需要，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刘少奇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进行了发挥。他在1956年12月29日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指出：“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我看也不怕，它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嘛！”“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4]P326-327同时他主张允许资本家私人开设工厂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在农村，他主张在一定范围内增加个人经济活动的自由。他说，“一家农户可以搞副业，可以喂鸡、喂猪，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7]P193刘少奇的思想是很实际很灵活的。这些宝贵的思想是根据中国国情对自己建设道路的探索，对我国经济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探索被打断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非公有制经济由被“割”到“有益的补充”，再到“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实践证明，多种经济形式的合理配置和发展，是符合中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实际的，它凝聚了刘少奇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心血。
（四）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按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办事
刘少奇为了改变在流通管理体制上长期存在管得过死的状况，对此作过认真的探索。
首先，提出了生产资料可以作为商品流通的思想。为了搞活社会主义商品流通，刘少奇不赞成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不属于商品的观点。1956年11月，他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讨论生产资料的调拨问题时提出，“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个观点恐怕还值得研究。”[5]P379他分析了我国生产资料流通领域的实际，提出生产资料也应该采取商品的办法有计划地组织流通，并着手对如何加强和改进物资工作进行研究探索。从1962年到1965年，刘少奇亲自抓物资工作的改革。他先后8次主持召开了物资工作的座谈会和专门会议，发表了许多指导性意见。提出物资部门实际上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它的重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完善生产资料市场，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
其次是关于商品流通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刘少奇认为在商品流通方面，按行政管理的办法不改变，就会人为地切断各地区的横向联系，生产就不可能更大发展。“必须充分发展商品交换，加强和改进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农村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3]P365实现多层次、多渠道的商品流通。他特别强调指出，要组织好社会主义流通，重要的是“按等价交换的经济法则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流通领域中，统购统销居于主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商品经济逐步得到发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经济改革目标，流通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刘少奇当年的许多思想和主张，今天已经变成了现实。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继续发展各类市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清除市场障碍，打破地区封锁、部门垄断，尽快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进一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刘少奇提出的改进流通体制，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到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可以看出我们党在探索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脉络，体现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完善。
（五）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建国以后，在分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蕴涵了“大锅饭”和平均主义的因素。刘少奇十分重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为了调动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他坚决反对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1957年他就曾把分配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特别表现”提了出来，“建议同志们要较多研究这个分配问题”。他说：“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不按劳取酬，不公平合理，就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3]P304在当时，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主张，但未被采纳。1958年“大跃进”后，出现的“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具有浓厚平均主义色彩的分配机制，曾给我国工农业生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刘少奇回湖南调查研究时，提出现在的供给制就是搞平均主义，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1962年1月27日，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总结这一历史的经验教训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在社会主义阶段，我们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分配；我们的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3]365
如何改革劳动制度，特别是如何打破“铁饭碗”的问题，刘少奇也作了认真的探索。他指出：“包下来”的政策（即统分统配的固定工制度），在建国初期是正确的，它的好处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但固定工制度弊病很大，造成了一些工人的依靠思想，反正有了“铁饭碗”，“干不干，一个样”，没有责任心、进取心、竞争心，不努力钻研技术。合同工制度就比较灵活，订合同，规定期限，企业需要，干得又好，合同可以继续订；不需要，工人可以另找工作，企业不背包袱。刘少奇建议：今后工厂进入一律都签订合同，新工人和学徒都应实行合同制。在一个时期内，固定工制度和合同工制度可以并存，逐步用合同工制度代替固定工制度。根据这一设想，我国从1958年起在四川等地进行了劳动制度改革的试点。刘少奇还指出无论是固定工，还是临时工、合同工，都是正式工，因而都应享受劳动保险。1964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重申改革劳动制度的主张，并着手在全国推行两种劳动制度。这说明，刘少奇很早就认识到了能进不能出的铁饭碗式的固定工制度的缺陷，因而主张实行合同工制度。实行这种能进能出的劳动制度不仅可以兼顾农业和工业生产，有利于充分利用劳动力，而且有利于劳动管理。刘少奇的这些思想是符合国情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个短暂的过渡时期，我们党就领导人民急切地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征程。然而，在大干快上的浓烈氛围中，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党一时并没有搞清楚。于是，就有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探索。刘少奇就是其中一位较为冷静、理性而又是成果颇丰的探索者。正如去年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刘少奇是新中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创立者之一。他对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刘少奇同志在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思想理论观点，是非常宝贵的财富，至今仍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
［收稿日期］201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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