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斯特的当代资本主义危机思想及其借鉴意义

　　（一）经济垄断化、停滞化和金融化在全球水平上相互作用

　　近年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有所复苏，虽然分化态势明显，但却呈现出同步增长的良好势头，特别是美国经济增长较为明显，可谓“一枝独秀”。面对美国经济呈现出的“U形”反弹之势，福斯特一直保持谨慎的态度。“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4]。福斯特之所以持这样的态度，一方面是由于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已然进入全球垄断资本主义或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激烈的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垄断企业之间日益炽烈的全球争夺，而“跨国行业巨头不断追逐扩大化的利润率，造成新的不平等和对剩余资本的更加攫取，同时也降低了整个资本积累的速度，这些问题在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部尤其突出。”[3]30-55因此，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表现为世界范围内剥削的强化和停滞趋势的加深，而非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金融资本大行其道地主导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资本积累过程的金融化”趋势愈发明显，而这所“带来的后果是，一系列金融泡沫在刺激着经济，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更加脆弱和不稳定。”[3]30-55对此，福斯特心怀忧虑：这一系列刺激着经济的金融泡沫会不会像传染病一样迅速蔓延，又将会在何时骤然爆裂？在此背景下，福斯特更为担忧的是，与金融体系相伴生的“影子银行”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经济问题。有资料表明，“近年来，位于金融体系中心的国有银行损失了许多存款，这些存款都流向了不受政府规制的影子银行”[5]。由于“影子银行”长期游离于政府视线之外，既不受政府的监管，也没有政府的信用作保障，使得它一直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因此聚集了大量的风险隐患。事实上，福斯特的这种顾虑和判断并非没有道理，近年来全球“影子银行”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这些野蛮生长的“影子银行”对银行体系稳定性具有巨大的破坏力，甚至可能再招致一场前景难测的金融危机。基于以上种种认识和判断，福斯特坦言，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未来世界有出现经济下滑抑或金融动荡的风险。基于以上种种认识和判断，福斯特坦言，未来世界依然存在经济下滑抑或金融动荡的风险。应该说明的是，虽然福斯特对世界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前景的分析、判断并非无懈可击，但瑕不掩瑜，整体观之，在外部观察家们纷纷看好世界经济发展渐趋向好之时，他关于世界经济前景的冷思考对中国更深刻地体认现实中的全球经济态势提供了极富洞察力的分析视角。

　　（二）垄断金融资本推动全球劳动套利进一步加剧

　　福斯特注意到，经济垄断化、经济停滞化、经济金融化不仅在全球水平上相互作用，更与全球劳动套利相勾连。所谓“全球劳动套利”，就是一些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国际工资差异和南半球廉价而富有纪律性的劳动力，获取更低劳动成本、更高经济收益和巨大投资回报的过程。关于全球劳动套利，福斯特曾举例分析道，“在挪威捕捞的鳕鱼运往中国变成鱼片，然后再运回挪威出售”[6]57-67，就是全球劳动力套利在作祟，它利用了中国较之于挪威的低工资；同时，全球劳动套利也是“欧洲一半的豌豆要在肯尼亚种植和包装”[6]57-67的幕后推手。“显而易见，生产全球化是围绕中心经济体和外围经济体之间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巨大鸿沟建立的，并反映了外围经济体更高的剥削率。”[7]福斯特指出，作为后发的现代国家，南半球新兴经济体虽然可以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实现经济起飞，但目前仍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在福斯特看来，这些国家的制造业是围绕跨国公司的离岸需要而发展的，它受制于跨国公司对产品供应链的控制，也并未通过出口创造或获取全球供应链中的大部分价值。在不断加深的不平等的经济交换和全球劳动套利等因素的作用下，“1970—1989年，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年人均GDP仅仅是G7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的6.1%；在1990—2006年，这一比例下降到5.6%（只仅仅比金融危机时期高一点）。”[3]30-55此外，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增加的背景下，美国、欧洲国家、日本等成熟经济体很可能会利用积累的金融化趋势，打着“自由贸易”的幌子推动“全球劳动套利”进一步加剧。在这里，福斯特把人们引向思索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作为大型新兴经济体，中国不仅要紧紧抓住一切发展机遇打造新的核心竞争力，拓展生存空间，实现中国区域性价值链的崛起，推动中国制造业在全球化供应链之中的地位升级；还要审慎而理性地对待国际金融资本通过“全球劳动套利”对中国劳动力的剥夺，特别是不能忽视世界其他经济体可能采取的以邻为壑的政策，利用中国的开放与全球供应链的不利地位来转嫁经济危机，使中国成为国际资本全球积累的依附性环节，增加经济发展的变数。

　　二、社会维度：工人阶级生活和就业不稳定状态日益凸显

　　作为一名思想深刻、目光敏锐的观察家，福斯特不只关切世界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向，他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社会主义情结的学者，长期关注着社会底层人民的生活境遇。福斯特认为，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特别是“由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掌权以及2007—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给全球经济的挫伤，工人阶级的生活与就业呈现出的不稳定状况日益凸显”[2]330-350。

　　（一）剥夺式资本积累造成深层且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公

　　福斯特指出，世界范围内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成为主要趋势，即使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的贫富分化也在加深。为了明确这一点，他还查证了2007—2009年大衰退之前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福斯特洞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一方面积极引导收入分配向低收入家庭倾斜，着力培育中产阶级，使经济繁荣的成果更多地惠及普通家庭；另一方面，对高收入群体征税，使财富的集中度明显降低。在历史的这一时段，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小，不同阶层的距离感降低，社会更加平等，“美国梦”兴起。但19世纪70年代之后，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的一系列纷扰事件造成了形势的大反转：美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开始逐年扩大，20世纪80年代基尼系数冲破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此后便一路上扬。究其原因，美国政府政策向右转以及经济金融化程度的提高固然难辞其咎，但福斯特认为剥夺式的资本积累，尤其是以牺牲工人利益为代价的资本积累才是根本因由。由于“资本积累有赖于持续不断地利用剩余劳动力来推动经济扩张”[8]112-118，一旦经济有所衰退或是停滞，年均净增就业岗位就会倏然减少，而被列为“脆弱雇佣”的工人很容易遭遇解雇，从而被迫在疲软的劳动力市场上“漂移”，沦为长期处于贫困中的劳动后备军。这些漂泊的工人，不得不从中介公司那里找到一份零活儿，从事着低等的工作，忍受着无报酬的工作时间，挣着远低于维持生活的平均工资，“许多工人住在破败的出租房里，吃的是豆荚和马铃薯，依靠食品银行（foodbank）以及纳税人资助的医疗保险艰难度日”[8]112-118；虽然有些工人尚处于被雇佣状态，但是他们的境遇也没有更好，由于工资停滞、家庭负债以及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这些在岗工人也长期处于极大的压力之下，以至于不得不谋求全职工作之外的机会来维持生计。很显然，福斯特之所以强调工人现实境遇发生的深刻变化，意在揭示，社会生产力越是提高，私人资本的财富和权力越是膨胀，而与此同时，工人的相对贫困和经济的依赖程度也越深。正是由于牺牲了工人的利益才实现了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而这也恰恰是造成当今深层次的并且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公的幕后推手。

　　（二）“逐渐增长的不安全感”与令人忧虑的健康问题

　　福斯特秉承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9]的理念，认为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的存在所需要的基本必需品的权利，包括充分的健康和医疗保障、像样的住房、最基本的交通工具以及有意义的有报酬的工作。由于历史遗留的问题和现行制度的缺位，福斯特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的缺憾，并由此带来了生存的不安全感，福斯特认为这主要体现在：（1）这些国家未能在经济结构调整之前建立充分的保障体系，致使失去工作岗位的企业工人所得到的保障，譬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教育培训、各项津贴等，均大幅缩减。（2）社会保障体系设定的受益范围不够全面，尚有大量的劳动工人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福斯特注意到，目前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流动人口，这些处于流动中的群体发生安全事故的几率特别大，却极少享有公共或商业性的意外事故保险的机会。（3）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不匹配性。尽管近些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成就斐然，但当前在教育事业、医疗保健、健康投资等领域的投入比重尚显不足。与高收入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相比，这些国家的医疗保障水平还比较低，目前还有很多病人因无法承担高昂的医疗费用而自行放弃去医院接受治疗。这一切都意味着，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所衍生的问题，给人们的现实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此外，福斯特表示，由于当前全球经济发展前景并不明朗、工资收入比重下降以及大多数家庭收入缩水，人们纷纷降低消费比重，留存一部分资金以备不时之需，造成了“逐渐增长的不安全感”。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也没有更好，福斯特调查发现，尽管发达国家有着较为牢固的社会安全网，但工人阶级的整体状况也在恶化。由于工人阶级长期处于一种极大的压力之下，担忧职业发展前景、最低生活工资、工作长期稳定性、工会代表权等等，大部分处于亚健康状态，而种种研究表明一些严重的健康问题更与失业休戚相关：相较于没有失业的人群，糖尿病、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疾病在那些失业（哪怕是短期失业）的人群中更为普遍。为了说明这一点，福斯特援引了一份来自瑞典的调查：在1992—1994年这短短两年中，那些在经历了3个月或是更长时间的失业者，“常常伴随着由自然原因（包括心血管病）而引起的死亡率上升风险，同时还包括外部原因，既有自杀也有非自杀的。”[8]112-118“在英格兰，2008—2010年自杀人数增加明显与失业率上升有关，估计有1000人属于非正常死亡。”[8]112-118

　　（三）资本对工人的公开战争引发一系列抗议

　　随着世界经济增长的放缓和工人状况的普遍恶化，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博弈和冲突也在悄然凸显，各种抗议事件陡然增加。关于劳工运动，福斯特并不讳言自己的态度：鉴于资本对工人阶级长达数十年的剥夺和压制，当前所能够采取的唯一的回应就是发动一场浩浩荡荡的由上而下的阶级斗争。福斯特指出，事实上，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资本便对劳工运动进行了关注，“尤其是1946年的一系列罢工浪潮———这一年约有450万工人参与罢工，从夏威夷的甘蔗种植园到奥克兰（总罢工），到通用汽车公司，再到铁路、钢铁和煤炭行业”[8]112-118。虽然此后美国政府对工人的利益进行了关切，一度提高了工人的社会地位，且对雇主的一些行为进行了限制。但是随着经济的起落，资本对劳工的阶级战争一次次地被推入到一个新阶段。在福斯特看来，近些年，“在金融危机以及茶党作为共和党的右翼辅助力量崛起后，对工人的攻击仍在进一步加剧。”[8]112-118社会上层联合一些大企业集团不断开展有组织的、有目的、单方面的阶级战争，持续削减工人的工资、降低工作场所的安全保障水平以及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雇员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一系列压榨行为的后果便是广大工人赚取中产阶级工资的能力不断下降，工人的切身利益受损严重。福斯特表示，这场来自上层社会的阶级战争已经表现出了一种有毒化趋向，对此，他非常认可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州长约翰·卡西奇的观点：“我注意到一个事实，好像这是一场针对穷人的战争。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穷人，那么毫无疑问你就是没有出息和懒惰的。”[8]112-118对于广大工人阶级来说，这显然是一个坏时代，然而对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这照旧是个好时代。虽然从整体上来看，当前全球经济可能并不尽如人意，但是处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上层社会依然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制度以及自身财富的金融化，不费吹灰之力地牟取高额利润。“停滞，金融化，采取一切紧缩措施来加强资本的权力和财富，使工人置于一种更加脆弱和更加依赖性的境地”[8]112-118，这便是那些长期遭受资本攻击而丧失权利的美国工人以及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其他地方的工人阶级的状况，更遑论世界经济体系外围地区急速增长的工人阶级的境遇。对此，福斯特一针见血地指出，面对当前广大工人被经济套牢的境遇，如果我们只是进行经济方面的抵抗显然是不够的，唯有从社会底层发动一场普遍的政治进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平等和不合理才是正途。

　　三、生态维度：人类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全球生态崩溃威胁

　　看周遭世界，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资源枯竭仍在继续，所有自然之物都因受到虐待而在痛苦中哀鸣。有鉴于此，福斯特提请人类注意，世界正面临着由资本主义积累所引起的日益严重的全球生态崩溃威胁———生态环境退化、生态失衡及其导致的全球生态不平等。

　　（一）“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导致“物质变换断裂”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崩溃的危害比全球经济危机更加严重，森林破坏、海洋污染、过度捕捞、土地沙化、有毒气体的排放、临近枯竭的资源……“按照目前的全球排放速度，预计世界将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达到万亿公吨的累积碳排放量，从而打破全球碳排放预算。”[10]鉴于地球作为人类的居住地所遭受的威胁，福斯特曾多次表达自己内心的忧虑，甚至直言不讳指出：科学研究表明，“如果要避免重大的转折点或‘临界点’，我们最多只有一代人的时间对经济关系和我们与地球的关系进行彻底的改变”[6]57-67。面对当前的全球生态崩溃威胁，福斯特坦言，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批判思想依旧彰显“令人震惊的空间感”，划时代危机的生态表现可依据马克思关于“自然—社会物质变换”来分析。在马克思那里，劳动首先表现为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即人以劳动为中介引起、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而这一过程得以存在和维系的前提就是自然界中的物质及物质变换保持平衡。然而，当前人类遭遇的日益严峻的全球生态崩溃威胁，不仅表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已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物质变换断裂”，而且显示身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边缘地带的国家和地区也笼罩在垄断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经济与生态阴霾中。显然，在这里，福斯特并没有避讳发展中国家的生态问题，并对此做出了善意的提醒：发展中国家亦需及时意识到经济增长中环境代价太大的问题，一旦生态环境状况逼近生态阈值，很有可能会遭遇“增长的极限”，甚至重蹈西方国家发展的沉疴旧路。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环境有着本质的区别，一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生态问题背后有着生态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生态不平等交换的原因；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11]

　　（二）环境无产阶级生成已是突显的新现实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日渐显露和人们生态环保意识日益觉醒，全球逐渐步入环境群体性事件高发阶段。福斯特指出，近年来，全球因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而引发的环境类群体性事件不断攀升：2012年数万意大利民众参加示威活动，反对修建都灵至里昂的铁路快线，称其会使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2013年墨西哥首都的抗议者们，身着画有因污染而病变的内脏器官的人体彩绘服，控诉每况愈下的空气质量；2014年数百名美国民众在白宫外严正抗议“拱心石输油管道系统”计划，认为这将使全球变暖进一步恶化；2018年印度2万人抗议铜矿污染环境，警察动武引致至少10人死亡……面对此起彼伏的环境群体性事件，福斯特感到担忧和不安，他郑重指出，世界上因生态环境问题造成的群体性事件不仅在数量上日渐增长，而且分布广泛，规模化和对抗性愈发明显，这些群体事件触碰着整个社会的神经，可能会成为影响世界稳定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福斯特还将环境群体性事件放入阶级的视角去考察，分析指出，由于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的双重交迫，在一些生态状况严重恶化的地区，特别是在全球南方地区，“环境无产阶级”日益生成已是一种突显的新现实。可以说，福斯特这是在提醒人类：生态环境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因之于环境权益而引发的冲突与抗争是民众对自身生存权利的维护，亦是长时间累积下来的问题的汇聚和总暴发。有鉴于此，各国既需要在短期内妥善处置和解决这些事件，避免利益受损者心怀怨怼，萌发社会不满情绪，又需要从长远眼光出发，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推动生态环境保护从末端治理向源头防治转变，破解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问题相互叠加的态势。

　　（三）摆脱生态危机须摈弃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

　　尽管诸多现象向福斯特展现了世界不可避免地遭遇了生态环境问题的事实，但福斯特却坚持认为生活在广袤大地上的中国人有能力探索出一条摆脱生态危机的道路，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福斯特做出这样的论断，在于中国能够摈弃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同时具有的独特的历史、文化及现实语境，以及中国在世界建设生态文明过程中所付出的种种令人赞佩的努力：（1）福斯特旗帜鲜明地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理论还没有被人们广泛、深入地接受或吸纳，但却构成了解决生态问题的“潜在的灵感源泉”，而中国正是由于受到马克思的分析理论的影响，使得它能够朝向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向发展，进而摈弃西方国家一直以来的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正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2）在福斯特看来，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依然隶属于国家或集体，这一点正契应马克思所确证的社会主义符合的发展生态社会或生态文明的条件，即人类社会同自然之间进行合理的“新陈代谢”。因为，“从更高的社会生态观点来看，土地作为个人私有财产，将会显现出和一个人拥有其他人作为私有财产一样的荒谬性。甚至社会、国家，或者是同时存在的所有社会放在一起，也不能拥有这个地球。”[12]（3）面对世界前所未有的环境问题和生态灾难，中国政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系列努力令福斯特感佩非常，他不但高度肯定中国率各国政府之先将建设生态文明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创举，而且由衷欣赏中国政府在调低经济增长目标、启动政府公务人员节俭生活方式的运动、推广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技术等诸多领域进行的巨大投入。他还特别明确地表示，这一系列举措都是中国共产党立志建设生态文明的明证。可以显见，福斯特认为中国具有建设生态文明的内在本质，同时拥有建设生态文明的信念、决心和气魄，因此认定中国能够摈弃西方国家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福斯特的这一思想引起了不少人的共鸣，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观点，特别是与法国生态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安德烈·高兹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最佳选择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不谋而合。

　　四、福斯特的资本主义危机论之于中国的多维启示

　　问题和问题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总根据。作为当今世界最着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对世界形势的关注有着强烈的时代意识和现实针对性。尽管他的资本主义危机论可能并不代表西方的主流观点，也难以做到认知的全然客观和准确，甚至还会因之于视角和立场的缘故，自觉不自觉地对世界形势的实景有所取舍地误读、误释，但他也并非是在捕风捉影、穿凿附会中做出的判断，而是在深入观察、感知、分析世界所发生的种种现象中得出的结论。此外，作为一个基于社会学立场的批判理论家，福斯特的世界镜像难免让人心生沮丧———福斯特的资本主义危机论弥散着较为深沉的忧虑情绪和悲观气质，但是客观地看，他的一些认知诊断也确实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症结所在。对此，应在坚持民族主体性的同时，“细审西方他山之石，再省中国攻玉之道”，以一种较为理性的方式对待福斯特之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仔细甄别其中有意义的思想资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一些镜鉴。

　　（一）持续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提升中国抵御外部输入性风险能力

　　应该承认，虽然福斯特对世界经济的发展态势持一种谨慎甚至较为悲观的态度，但他对全球经济问题的冷静思考，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性矛盾的论证剖析，对国际金融市场风险隐患的观察判断，对垄断金融资本利用全球供应链之于发展中国家的“全球劳动套利”的本质揭示，均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性，并体现出一定的理论深度，大体上也是客观中肯的，因此存在一定的可取之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不仅蓬勃增长，更在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中表现出色，令世界瞩目，但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当前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福斯特谈及的当前世界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一些情况，譬如，全球经济复苏放缓下的经济增长问题，全球劳动套利下的产业升级问题，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风险防控问题，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新时代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更高更长远目标的实现。中国在经济发展中出现这些问题，并非社会主义发展的逻辑必然，又远非社会主义中国所独有，而是在复杂国际环境下———特别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资本主义危机”的全球扩展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实践中所出现的有待改进并可以解决的问题，对此应该进行辩证的分析。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不仅要顶住全球经济面临的下行风险，持之以恒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释放实体经济发展活力，“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投资的关键作用，稳定国内有效需求，为经济平稳运行提供有力支撑”[13]；还要审慎对待垄断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劳动套利，牢牢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和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机遇，积极瞄准国际标准，大力度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14]，促进中国产业不断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迈进。

　　（二）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瞄准民生难点痛点发力

　　在福斯特看来，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所遭遇的问题，诸如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公问题、令人忧虑的生存状况问题、抗议事件不断增加的问题，背后始终闪烁着资本逻辑的魅影，是剥夺式的资本积累无限扩张的必然结果。当前，“中国经过几十年改革开放，通过允许资本逻辑介入，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都获得巨大发展和进步，但发展的方式、能力、质量、综合效益、结构等与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期盼相比，仍然存在一定距离[15]。有鉴于此，我们在借助资本所具有的文明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扩大既有改革成果的同时，还要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瞄准民生难点痛点发力，不断增加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弱化乃至消解资本逻辑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来说，不仅要大力扭转收入分配在城乡、行业、要素间比例上的不均衡状态，积极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构建新型的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促成二次分配结构的优化，努力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还要加快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植根于当代中国社会，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深化公共服务体制改革，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通过公平、有效、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让人民的幸福更有“质感”，让中国的发展更有“温度”；更要有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化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交织叠加的社会各类矛盾和问题，加强和创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在确保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坚决守护好人民平安生活的同时，增强全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创新活力。可以预见的是，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中国根据现有条件坚实地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积小胜为大胜，做到“有志于力而又不随以怠”，人民期待的美好生活之路必将越走越稳，越走越宽阔，越走越光明。

　　（三）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定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福斯特透过雾霾恣肆、水资源严重短缺、沙漠化加速扩展等现象以及屡屡发生的环境抗议事件，意识到了当今世界生态环境严峻的态势，并多次提醒人类：全球已不可避免遭遇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需要肯定的是，福斯特对全球生态环境的关切并未止步于此，他还集中考察了中国在应对生态危机过程中推行的生态文明战略以及与之相关的政策措施，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肯定中国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的做法，为中国政府致力于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努力点赞，更坚决驳斥了“中国倡导建设生态文明是西方式生态现代主义的直接产物”的错误说法。可以说，福斯特对于中国生态环境现状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分析和评论是比较有分寸的。尽管他倡导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殷切希望中国实现生态社会主义，但面对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具体国情，面对中国可持续生存与发展的现实压力与挑战，他并没有宣称特别熟稔中国而强行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而是在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怀有一份应有的尊重的同时，保持着一种坚定的支持。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不仅要继续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坚决跳出西方式生态现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谨防资本逻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要改革完善环境经济政策，提升绿色发展能力，壮大绿色环保产业，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更要持续推进污染防治，巩固扩大蓝天保卫战成果，努力实现人们追求的“诗意地栖居”。只要中国继续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就一定能够促进社会—生态关系的转变，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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