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近两年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两年论文,操作论文,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欧美发达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经济运行中多一些政府作用,宏观调控的范围较宽一些,干预方式较直接一些。这就事实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政府干预”和“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斯蒂格利茨,1998)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很好地解决“政府如何干预经济”和“怎样提高宏观调控效果”的问题。本文从“政策操作”角度,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教于读者。
一、对近两年来政策操作的评价
1.中央银行5次减息,经济没有明显回升
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连续5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存款利率平均降低4.23个百分点,贷款利率平均降低4.17个百分点,其中,1年期存款利率从10.98%降到4.77%,减息幅度为56.56%。此轮减息次数之多,下调幅度之大,首、末相隔时间之长,均是以往年份所不能比的。但是,在这期间,包括GDP、工业、投资和社会商品零售额(消费)等在内的经济指标的增长速度,不但未转向回升,反而呈持续下降之势,出口自1997年第二季度达到高峰后逐季下降(见表1)。
1998年初,政府以为,该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将在上年到达谷底后转向回升。但是,7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该年上半年的数据未达到政府的计划值。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只有7%,比计划的8%低一个百分点;工业增长7.8%,比上年低3.3个百分点;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11.1%,比上年低4.3个百分点;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自上年9月份为零以来,出现连续9个月负增长,从上年10月的-0.4%降到该年6月的-3%。这种“持续下降”在经济学上可以定义为“经济衰退”。
面对“利率下调未能停止经济衰退”的形势,政府管理层发现,在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没有根本改善、国有企业的改制没有完全结束以前,单一利率调节的效应是有限的,仅仅只是放松货币政策很难从根本上扭转经济衰退格局。所以,政府的政策思维逻辑转到财政政策方面。
2.实施强力赤字财政,国民经济回升加快
1998年初,有经济学家建议适当放松赤字规模,在经济低潮期可灵活运用赤字政策刺激经济回升。但是,政府管理层依然坚持“缩减赤字政策”,在1997年减少100亿元赤字的基础上,1998年再减少100亿元赤字,从550亿元降到450亿元。直到3月九届人大闭幕时,财政部长还在重申要坚持1993年以来的“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直到1998年6月底,财政政策并未见明显放松,赤字计划未作调整。
当经济增长持续下滑造成矛盾和困难越来越严重,8%的经济增长目标实现有困难,企业效益一再下滑,实际失业率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快速下降,从而造成税收增速明显下降,有可能同时发生企业、银行和财政危机时,政府管理层才下决心调整政策操作工具,加大刺激经济回升的力度,从主要放松货币政策转向主要放松财政政策。从7月份开始,财政政策的“适度从紧”明显变成为放松。
这次放松,不仅表现在财政部于7月份将公路投资计划由年初定的1200亿元增加到1800亿元,大幅度增加水利和环保等基础设施方面的财政性资金投入,而且在给商业银行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基础上,于8月份猛然增发1000亿元用于公共投资的建设性国债,使今年的赤字规模猛然达到960亿元之多,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赤字之最。由于这一次财政政策放松不是从增加经常性开支入手,不是一般地增加政府的消费需求(通过增加机关事业单位职工的工资),而是从增加财政性资金投入入手,扩张政府的直接投资需求,所以,对经济的刺激很快、很明显(尤其表现在投资和工业的突然加速增长上,见表2)。
表2显示,工业、投资、零售三大指标由衰退转向回升的“拐点”位置不同。资产投资增长的“拐点”在1997年底和1998年初,之后转入回升轨道,4月开始回升加速,7月以来加速最明显。全国商品零售额增长的“拐点”在1998年2月,4月以后转入回升轨道,但是回升加速也是自7月以来。工业回升不稳定,月度之间有波动,“拐点”在8月份。出口和物价还在下滑之中,目前未见“拐点”。可见,在政府采取强有力的赤字财政政策以前,除出口和物价继续下滑外,工业和零售开始出现回升迹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已经明显回升。这一方面说明,减息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差后,对国民经济的刺激效应逐渐显示出来,我们不能轻易得出“减息效应失灵”的结论。另一方面也说明,财政政策放松对经济的刺激效应,比货币政策放松特别是比单一的减息措施要明显、要快一些。尤其是,如果财政放松不是一般的减税或增加补贴,而是增发国债、用扩大赤字的办法增加投资,其效果更为明显。
3.促使经济止跌转升,财政手段是主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操作力度要有长期考虑
当采用力度非常明显的财政政策时,效果非常明显,上述各项经济指标转降为升。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是不是货币政策失灵了?或者说,是不是只有财政政策才能快速反映政府的意愿?我认为,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这一次财政政策放松的力度很大,以巨额放债和扩大赤字方式增加政府对“短缺”产业的资金投入,实际上是适时运用了扩张型赤字财政政策,在经济持续下滑后出现萧条迹象时,采用这一做法是非常有效的。尤其是,通过放松财政来创造政府需求的突破口放在固定资产投资上,用扩大公共投资需求来加快全社会需求的形成,不仅可以起到引导投资结构调整的作用,而且公共投资需求本身既会以乘数方式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可以产生需求的示范效用,包括对私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示范。
但是,这一次扩张型财政政策的运用不是孤立的,它配合有促使银行信贷放松的措施,要求银行加大给优质企业的贷款力度。政府增发1000亿元债券,落实到基础设施等建设项目上,需要另外1000亿元配套资金,这是简单“乘数”计算的结论,实际上,它还会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的投入。就是说,1000亿元国债可以创造大于2000亿元的投资需求,这个需求创造过程不能仅仅由财政来解释,要有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来支持。此次财政政策放松,实际上走的是以放松财政尤其是放松直接投资性财政为主、银行货币信贷放松为辅的路,而不是“单一财政放松”。
由于中国的政府财政还不是象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公共财政”,而是“综合财政”,用财政资金支持的投资,不只是用于生产“公共物品”,而且有很大部分用于生产“私人物品”,用于生产竞争性程度很高的工业制造品,这样,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中的份额大大高于西方国家。所以,用财政政策工具来紧缩或刺激经济,比用货币政策工具见效要快一些。
这就给我们一个启示:在政府财政未完全转换为公共财政以前,政府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份额还很大时,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可以更多地考虑运用财政手段,货币政策要充分发挥作用,需要和财政政策配合使用;一旦政府财政转换为公共财政,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中的份额接近或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主要是以交通基础设施为基本内容的公共投资时,政府财政对整个经济活动控制的范围缩小,货币政策的调节功能才会更为突出起来。因此,在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对经济景气变化方向和程度的调节,中国不能象美国一样过分依赖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整,不能过分依赖利率的变化,财政政策特别是“建设性预算政策”的灵活运用,是极为重要的。但是,一旦多项财政放松政策出台并产生明显的效应后,后续的财政措施要注意控制节奏,比如赤字规模的扩大要有长期考虑。以避免短期放债过快而使今后陷于债务陷阱。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财政方面的努力应更多地注意调整自身的职能,特别是向“公共财政”转变,将目前的税费分流变成为税费合一,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单一税制”,其政策操作则应强调在时间和空间上和货币政策协调配合。
二、减息效果不明显的政策和制度解释
1.利率功能的发挥,需要其它政策工具的配合
由于本轮减息未能明显刺激投资、消费和市场购买,未能及时推动经济回升,理论界有人便怀疑利率在我国的作用。实际上,本轮利率下调没有发生应有的作用,不等于说货币政策功能在中国无效。除了前面提到的因素外,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中的缺陷也是值得注意的,这就是采取了“力量相互抵销”的政策操作方式。
一般来说,货币政策的运用主要包括三个基本内容:一是由流通中的现金和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构成的基础货币;二是中央银行的基准利率(包括存款准备金利率和贴现率)和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三是以买卖政府债券为主要内容的公开市场业务(陈东琪,李茂生,1997)。为了使货币政策充分发挥作用,这三个工具的合理配合非常重要,至少,它们之间不应该互相矛盾和对立,不应该反向操作。在中央银行掌握的证券数量很有限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配合主要表现为基础货币和利率调整的协调使用。为了刺激经济从衰退转向回升,政策操作中,可以在不同时期使用不同的货币工具,但不应当在同一时期反向运用货币工具。
从实际情况来看,1996年5月到1998年6月期间,中央银行对前两项政策采取了反向运用的做法。一方面,大幅度降低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目的是诱导存款者从银行分流出资金,并将这些流出的资金用来增加投资和消费;另一方面,严格控制基础货币,尽管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实际上从原来的20%降到了8%,中央银行直接控制的资金减少,商业银行可以独立运用的资金增多,但是,货币净投放一直很紧,流通中的现金增长速度下降。在本轮减息过程中,每次减息时中央银行总是强调“减息不是放松银根”,一再重申连续执行了几年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不变。1998年年初制定的M[,0]增长率计划数为15%,但是,到6月末,这个指标的实际值只有6.6%,不到计划数的一半。所以,中央银行在这期间的货币政策操作特征是:一只手放松息口,另一只手将货币发行的闸门扭得很紧。结果,两只手的力量被抵销了,作为货币政策放松重要手段的减息,失去了它应有的效应。
进一步看,中央银行采取这种在同一时期相互矛盾的货币操作,如果持续时间较短,还没有大的问题;如果持续时间过长,尤其是货币发行的闸门从紧的时间过长,减息的功能就会抵销。本次货币政策工具反向操作(“松银行息口”和“紧货币发行”)的时间前后达两年多,这无疑会抑制减息效应的正常发挥。
1998年7月以来,工业、投资和零售等经济指标明显回升,无疑与这期间的财政政策放松有关系,但是,也与货币政策明显放松特别是货币供应量增长明显加快有关系。6月末,M[,0]、M[,1]和M[,2]的增长率分别只有6.6%、8.7%和14.6%,7月开始,逐月加速增长,到9月末,三项指标分别达到11.7%、13.2%和16%。所以,1998年第3季度基本经济指标的明显回升,不仅仅与财政政策放松有关,而且与货币政策放松有关。可见,减息期间经济继续下滑,并不是因为“货币政策失灵”,而是因为政策操作上没有注意到货币政策自身的搭配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搭配,是因为当时未改变“财政、货币政策双紧”的指导思想,“紧缩货币供应”抵销了减息的功能。
2.通货紧缩条件下,真实利率、企业和居民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提高
在微观经济活动中,真正影响企业和城乡居民行为的,不是银行的名义利率,而是市场的真实利率(王洛林,1998)。银行利率栏中公布并实际运用的是名义利率,真实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当通货膨胀率为零时,真实利率和名义利率相等;当通货膨胀率为正时,真实利率小于名义利率,这时货币所有者的行为特征是,减少储蓄,增加市场购买,其购买内容或者是商品和服务,或者是债券和股票;当存在通货紧缩时,真实利率高于名义利率,这时货币所有者的行为特征是: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提高,减少市场购买,增加储蓄。本次银行减息条件下储蓄存款提高,并不违反微观经济学中所论及的企业和居民行为的一般规律,不意味着利率调节功能失效,相反证明了“真实利率规律”的有效性。
为了作更精确的理解,我们将名义利率划分为名义利率A和名义利率B,将真实利率划分为真实利率A和真实利率B。名义利率A和真实利率A均不含保值贴补率,而名义利率B和真实利率B均含保值贴补率。我们先看90年代以来名义利率(一年期存款)A的变化(见表3)。
表3显示,在1991年第一季度至1998年第三季度期间,真实利率A的变化表现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91年第一季度到1994年第四季度,真实利率A表现为持续下降,从7.54%降到-13.49%;第二阶段1994年第四季度到1998年第三季度,真实利率A表现为持续上升,由-13.49%提高到7.97%。但是,我们还不能据此得出真实利率变化对居民行为影响的合理结论,因为,这期间还有保值贴补率的变化,合理的结论要看包含保值帖补的真实利率B的变化。
改革时期,中国有两次保值贴补率变化。第一次是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1988年9月10日起开办保值储蓄业务,对三年以上城乡居民定期储蓄存款实行保值,1991年12月1日起不再办理保值业务。那一次实际保值时间持续了42个月,以1989年7-9月为最高,达13.64%,贴补取消时正是国民经济由低谷转向回升。第二次是90年代中期,1993年7月11日起重新开办保值储蓄业务,1996年4月1日起不再办理新的保值储蓄业务,但是老户头的保值贴补一直到1997年4月才完全取消,因此实际保值贴补时间为46个月,最高时的1995年12月高达13.24%。但是,这一次保值贴补取消时,企业生产还在下滑,国民经济还未见复苏迹象。
为了便于研究,下面分析的时间样本,只涉及上述真实利率A的上升阶段和第二次保值贴补过程之间的“交叉时间段”,即只考察1995-1998年真实利率B(一年期存款)的变化(见表4)。
由表4可知,从1996年5月1日到1998年7月1日,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名义的)从10.98%降到4.77%,而同期通货膨胀率从6.8%降到-3.2%,1996年5月时的真实利率为4.3个百分点,1998年7月时的真实利率接近8个百分点,提高3.7个百分点。这表明,当通货紧缩率提高的速度大于名义利率下调的速度时,真实利率水平是提高的,而真实利率提高,势必提高货币所有者对货币的灵活性偏好,降低购买意愿。
为了降低边际储蓄倾向,提高市场购买意愿,从而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进一步降低名义利率;二是改变人们的市场物价预期,变通货紧缩为通货膨胀(适度的),以减少投资者的实际借贷成本。目前,用哪一种办法比较合适呢?这要看名义利率可调空间有多大,看市场物价水平往什么样的方向变化更为合理。
就名义利率来看,目前4.77%的水平已经比较低,基本接近美元同期利率水平。如果再降低,有两个问题需要考虑:其一,刺激人们抛售人民币,买进外汇特别是美元,因为外汇利率高于人民币利率时,不仅会促使货币投机者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方式在货币市场上洗钱,而且会诱使一般的货币所有者改变存款品种,这会加大根本不增加出口情况下人民币贬值的压力;其二,名义利率太低(象日元一样),物价反弹的空间就会很小,这不利于刺激经济回升,比如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在4.77%以下,今后加快经济增长带来的物价反弹空间就很有限,因为超过4.77%的时间不能太长,太长将导致经济过热,那时又不得不紧缩经济,如果名义利率给物价反弹留下一定的空间,经济增长的持续时间就可以延长。所以,名义利率不能太低,当前货币政策努力的方向不是再次减息(如果硬要减,幅度也应小一些,如在0.5个百分点以内)。
这样看来,缩小名义利率和真实利率之间的差别,当前的政策目标是适当调整人们对市场物价的预期,扭转通货紧缩格局,使市场物价回到“基本稳定”的轨道上来。多少为基本稳定呢?根据经验分析,3-5%比较合适。当名义利率为4.77%时,3-5%的通货膨胀率是可以承受的,超过5%,货币政策的方向就要考虑改变。从货币政策的实际操作看,可以分三段:第一段,当物价上涨率在3%以下时,采取放松政策;第二段,当物价上涨率在3-5%之间时,采取中性政策;第三段,当物价上涨率在5%以上时,采取紧缩政策。选择这样一个“三段式货币政策操作”,有利于平衡各种关系。由于名义利率在5%左右的时间较长,让物价上涨率在0-5%之间波动,不仅负利率持续时间不长,货币所有者利益损失较少,而且可以通过这种“物价基本稳定”推动经济增长。
3.居民存款转化为证券投资,未能刺激消费,企业有生产、无市场
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银行加息或减息会引起居民存款的增加或减少,因为加息意味着币值提高,减息意味着币值下降。本轮减息过程中,居民新增储蓄存款增长的速度下降(见表5)。1995年,居民新增储蓄存款余额增长29.4%,1996年为8.4%,1997年降到-14.8%,1998年第一季度为-17.3%,第二季度回升到6.3%,但回升不稳定,6月份为-47.4%。这说明,银行减息促使居民储蓄存款增长下降的趋势在中国依然明显。
在理论上,从银行居民储蓄存款分流出来的资金,可以转换为消费,也可以转化为投资。如果转化为消费,会通过增加购买激活市场,通过扩大消费需求刺激企业生产,从而刺激国民经济增长。但是,如前所述,减息期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速度是下降的,这说明居民消费增长并未因减息而加速。那么,居民存款分流出来的资金到那里去了呢?理论上可以得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判断,问题是,目前中国居民投资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
由于工商注册等方面的限制,进入门槛很高,行政性约束很严,中国现阶段的实业投资基本上是一种“集体行为”,除了“外商投资”外,主要是“国有”、“集体”以及国家控股下的“股份制”企业投资,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户”投资占全社会实业投资中的份额较小。个人投资的渠道很窄,品格很少。到目前为止,家庭和个人投资最容易的领域是证券市场,是对债券、股票和规模不大的基金的投资。从1995年底到1997年底,深、沪两市股票流通市值从938亿元增加到5178亿元,增加4.52倍,股民由1230万人增加到3300万人,增加1.68倍。国债投资方面,1995年国债发行只有1550亿元,1996-1998年共发行近8000多亿元,年均发行2660多亿元,年平均国债发行速度超过了35%。由此可见,减息期间有大量个人资金流向股票和债券市场,居民对证券的投资显著增加。
在收入增长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上述家庭和个人对非实业性证券投资的增加,有两个效应:一是居民消费减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社会总消费需求不足;二是企业资金扩张,社会潜在供给增加。第二个效应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居民从银行分流出来的存款资金投向证券市场后,上市公司要将资金再投向生产。这一笔资金,原来由银行直接提供,现在由证券市场提供,显然,减息后企业的资金比减息以前要充裕。另外,1997年1月1日取消信贷额度控制,使企业获取信贷资金的环境更为宽松,全社会的资金供给更为充足。问题是,在资金供给环境比较宽松的情况下,“消费倾向下降”和“投资倾向提高”这两个效应叠加,得到的结果是,企业有资金、有生产,但是无需求、无市场,以需求不足、供给过剩为特征的供求缺口扩大,资金投入越多,企业生产越多,过剩性危机越严重,通货紧缩程度越高。
4.当经常性需求减少时,如果建设性需求不旺,就会出现政府总需求不足
除了居民的消费需求不足引起企业生产过剩外,政府的需求不足也是值得注意的。中国的政府财政预算实行“复式预算”,即预算的一块用于维持机构运转的经常性预算,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办公大楼的建设和维修,办公自动化,职工的工资和福利性开支,用于教育、国防等国家政务性开支等;另一块用于盈利和非盈利建设性开支。研究这两块预算的结构性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很有意义的。
回过头来看减息过程中的财政政策操作,容易发现,这期间政府对减轻企业税负上有不少措施。加上,经济增长速度连续几年下滑,导致政府税收来源减少。这两项加起来当然会使财政收入增长下降,结果影响政府有效需求的形成。
从政府支出放慢看,最近两年来,机关事业单位的集团消费减少,从而政府的日常性开支减少,这会影响市场购买需求。更为重要的是,这几年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的机构扩张基本停止,1998年3月以来对政府机构实行大幅度的精简,实际上抑制了机关事业单位职工收入的增长,表现在财政方面是经常性预算开支收紧。因此,政府总需求中的经常性开支增长下降。
在政府经常性需求增长减速时,如果建设性需求比较旺盛,不会引起政府总需求下降;如果建设性需求增长不变,或者它的加速赶不上经常性需求的减速,政府总需求也会下降。应当说,在1998年上半年,政府建设性投资增长略有加快,问题是增加速度不足以抵销同期经常性开支增长的减速。这是这个时期政府总需求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1998年7月以来加大公共投资的力度,政府总需求增长明显加速。如果这时适当给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增加工资,通过加快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办公自动化进程有效扩大政府的经常性需求,政府总需求的增长速度还会快一些,这无疑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回升。我们可以把这个政策叫做“政府工资性需求带动政策”(注:近一年多来,我在多个讨论会上建议政府增加工资,现在我还想重申:在经济低潮期较大幅度增加工资,既可以刺激最终需求,又不会产生明显的通货膨胀效应。建议将增加工资作为1999年一项重要政策。)。这个带动是二元的:一元是经常性需求扩张,另一元是建设性需求扩张。在国民经济增长的低潮时期,这种政府二元需求带动政策的效果是很明显的,而且通货膨胀和经济过热的风险也比较小。拿增加工资来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增加工资的结果是“工资和物价的螺旋上升”,通货膨胀风险很高;在经济的低潮期增加工资,其结果只会是促进经济回升。所以,相比较而言,在经济低潮期增加工资和政府的日常购买,扩大政府直接投资需求,在总体上改变政府有效需求不足,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
5.企业预算约束机制变化,投资市场需求不足,导致“资金过剩”
本轮减息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出现“资金过剩”,企业感到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市场,而不是资金不足。1997年1月1日银行取消信贷额度控制后,一方面银行有钱不愿意放贷,另一方面企业要扩大再生产但是不愿意从银行贷款,出现了信贷意愿低迷的情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公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机制发生了变化,二是走出短缺后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
从公有企业的预算约束机制来看,最近几年,企业和银行改革进程加快,银行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有了很大调整。原来,企业从银行获取贷款没有风险考虑,国有企业老板只管申请贷款,你越是搞信贷额度控制,他越是用“跑步(部)”和其它种种“灰市交易行为”从银行要钱,至于要了钱能否带来利润,能否还本付息,那是以后的事。所以,贷款没有约束。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些企业发现有问题,在银行企业化经营以及地方政府无权直接干预银行的信贷行为以后,企业贷了钱,不仅要还本,而且要付息,企业不可以随便用申请破产的方式向银行赖帐。尤其是那些在经济扩张时期以高利率得到贷款的企业,处境更糟,因为用贷款搞的项目投产后,其收益不足以支付高额利息。这就给以后的企业以示范,后来,企业在贷款立项时比以前要谨慎得多了。
从经济发展的基本背景来看,利润平均化和资本预期利润率下降,使投资商更为谨慎。在经济发展背景由原来的“卖方市场”或“短缺经济”转变为“买方市场”后,市场上的暴利机会减少,投资利润平均化,过去那种“只要有项目、有投资,就会有利润”的情形不那么普遍了。所以,投资商对项目要比较,对投资方向要选择,再也不敢轻易将资金放出去。
上述两种情形的直接结果是,全社会的投资意愿普遍下降,投资需求增长速度降低。这样,势必减少对银行资金的需求,最后产生社会性“资金过剩”现象。有人说,中国经济是一个发展中的经济,在总体上对资金的需求是很大的,不应该产生资金过剩。但是,我们要将潜在需求和实际的有效需求区分开来。在一定时期影响资金供求关系的是当前的有效需求,而不是潜在需求。如果企业生产的资本收益率下降,借贷还钱的“支付能力”降低,尤其是在经济增长周期的低谷时期,平均利润率比繁荣时期下降,那就会使企业对资金的有效需求下降。
可见,从投资需求角度看,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既有企业预算约束机制由软变硬的原因,又有经济周期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在考虑如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时,需要充分注意这些因素。
三、市场运行存在惯性,政策操作要注意预调节
1.市场经济运行存在明显的惯性
一般来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存在一定程度的惯性运动。在物理学上,惯性被定义为物体保持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的状态,要使这种状态消失,只有施加一定的外力。外力越大,惯性消失越快;施加外力的时间越早,在同样强度的外力作用下,惯性消失越早。在经济学上,这种惯性表现为,某种经济变化趋势一旦确立,就会持续一段时间,如果没有外在力量的干扰,惯性过程要到形成惯性的推力完全衰竭时为止。无论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存在惯性运动,只不过市场经济运行的惯性更为明显,外力要干扰这种惯性运动需要一个比计划经济较长一些的时滞。计划经济可以用急刹车方式减弱或中止惯性。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干预方式多为间接方式,调节工具多为价格(广义的)参数,很难采取急刹车方式,所以,市场经济运行的惯性过程和惯性时间更长。
1998年3月,我们在某些场合提出,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有可能出现持续性通贷紧缩现象。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不仅是因为从1997年10月到1998年2月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在零值以下变化,符合“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6个月以上就是通货紧缩”的定义,而且还在于估计到了:通货紧缩一旦形成,就不会马上停止,会有一段时间的惯性,如果政府不对其加以干预,不施加外力影响,这种惯性就难以消失。
可惜的是,当时政府的高层次策者没有认识到这种惯性的存在,政策操作的方向不是去抑制通货紧缩,用放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减缓或扭转物价的下跌,而是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进一步从紧。一方面紧货币发行,M[,0]增长速度1998年6月末的6.6%,比该年年初定的计划值15%要低一半多;另一方面坚持“减少财政赤字”的计划,政府不敢从扩大财政性投资角度增加开支。结果,全国零售物价上涨率在1994年达到21.7%的高点后,逐年大幅度下跌,特别是在1997年10月以后,出现典型的通货紧缩(物价持续负增长)。可以说,这是一个忽视市场经济运行惯性,从而造成“政策操作迟钝”的典型案例。
2.调控市场经济运行惯性的关键是:在政策操作中考虑预期
如果有效地控制类似通货紧缩这样的经济现象惯性发展?这需要借助外力,就是政府的宏观调控。一般的原理是:宏观调控强度越大,市场惯性消失越快;宏观调控时间越早,市场惯性消失越早。当然,这里讲的“强度”和“时间”,应有一个合适的量度,不是调控强度越大越好,也不是调控时间越早越好。在不同背景下发生的不同性质的惯性,对其控制的强度和时间量度是不同的,不能一概而论。
所谓预期,简单说来,是对某一趋势的提前认识,或者说,是从对某一连续性过程“前期”的认识中分析和预见“后期”。尽管经济学强调经济运行过程存在不确定性,强调经济过程前后不可能简单重复。但是,这不排除连续性过程的“后期”会在或多或少的意义上包含或延续“前期”的成份。因此,在经济学上,预期是有意义的。
这一次对通货紧缩现象的控制之所以为时较晚,主要原因是政府管理层在政策操作中,没有预期考虑。实际的政策操作中,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了计划经济条件下控制经济的思维,等到问题和矛盾累计到非常严重的程度,甚至要到问题发展到危及社会稳定时,才以直接手段动大手术。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更多运用间接的经济手段,而不是直接的行政手段时,调控到位的时滞比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时滞要长,效果的显现表现为渐进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预期的考虑,就会出现对惯性的调控要花较长的时间,要付出更多一些时间的代价。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政府控制市场运行惯性的政策操作要注意预调节,要注意在进行宏观调控时打提前量。
标签:宏观经济论文; 央行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名义利率论文; 物价水平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货币市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预算执行论文; 预算调整论文; 资金预算论文; 预算控制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建设投资论文; 经济学论文; 利率论文; 银行论文; 财政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