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克#183;伦敦塑造的新世界的新女性——撒克逊#183;布朗#183;罗伯茨的月亮谷之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撒克逊论文,布朗论文,新世界论文,杰克论文,伦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育新译
1913年9月9日，纽约《时代》的一位评论员称杰克·伦敦的《月亮谷》是一本“表达男性气度及男性观点”的书。然而，最初在《世界人》杂志上分期发表的这部小说，与其说讲的是男主人公，倒不如说讲的是女主人公。尽管《月亮谷》在许多方面都承袭爱默生、霍桑、梅尔维尔及马克·吐温等人的作品风格，但它在处理美国西部的自由这一主题上却有创新，这部小说采用了传统的美国式主题：寻找一片田园牧歌式的中间地带，以及表达个人在群体中寻求自由的冲动；此外在写了被压迫而受伤害撤出后，该书还涉及到重新认识土地这一问题。但是在《月亮谷》中，伦敦是通过对女主人公女性意识的充分塑造，来表达上述种种内容及其他更广泛的文化范围的考虑。
最好把伦敦的女主人公撒克逊描述成“对话性”的人物，因为她既是伦敦的叙述者所谈的人物，又是与另一主要人物谈话的人物，而且还是对读者讲话最多的人。对话在这本小说中，是伦敦女权主义价值观的主要表达工具，就象在《塞缪尔》、《夜生》、《爱丽斯倾诉内心》这些短篇小说中对话的作用一样。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月亮谷》使伦敦能够比在短篇小说中更为广泛地运用这些对话的集体价值。
伦敦的作品触及女权主义话题，但很少深入探索。人们很容易对“什么？杰克伦敦是女权主义者？”这种反应产生同感。但是把伦敦定性为一个为男人写书、创造男性气魄生存史诗的作家，会严重减损他的主要作品中丰富的才华和艺术性，特别是与性别有关的方面。如今很少有评论家熟悉伦敦后期的佳作，认识到伦敦后期的大部分作品有女权主义价值观的人就更少了。
做过卡车司机和职业拳击手的“大个儿比尔”——比利·罗伯茨是一个让人闻风退避的人。（若不退就得和他比试，比尔喜欢向人挑战。）在比尔遇到撒克逊时，他单纯、聪颖、敏感而又顽皮；撒克逊是个小巧、富于想象、强健、有个性又秉正的年轻姑娘。尽管他们婚姻美满，并成为20世纪早期奥克兰工人阶层中的中产之家，但是工会与资本家之间的无情斗争摧毁了他们的幸福。在一场暴动中，撒克逊流产了。在比利奋不顾身为工会而战，受挫酗酒入狱后，撒克逊决定等比利出狱后他们就离开这个恐怖的城市，寻找一片能让他们生活得幸福的乐土。她担起责任并护理比利恢复到能够上路。在撒克逊的引导下，他们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月亮谷。
《月亮谷》丰富地融合了现实主义和传奇色彩，通过一个下层人在美国土地上获得身心旅程成功这样的故事，以及对在新世界谋求生存，通常是朝不保夕的种种人物的塑造，而深深打动了读者。这本书尤其受那一代亲眼目睹美国边疆完结的人的欢迎。当然，伦敦所表现的存在于撒克逊观念中先辈们的奋斗，以及这对夫妇对不同群体的美国移民，如葡萄牙人和中国人，偶尔抱有的种族主义态度，赞颂了盎格鲁·撒克逊定居者的奋斗。这一点在如今听起来相当刺耳。对这些部分最好的理解是：认识到伦敦一直关注种族问题，不论在这本书还是在其他书中。他在写作生涯中一直面对并处理种族问题，虽然他的处理有误。他对种族问题的表现有很大差别：在一些作品中，他是积极的种族主义者；但在另一些作品中，他又通过叙述者明显地表达了对少数族或外国藉主人公的同情和正义感。伦敦对已成定论的性别问题的质疑更为成功。在这两个问题上，他都深刻地指出了美国文化中的“他性”，而且是以一种与他那个时代缺少这种眼光的、具有浪漫倾向的小说截然不同的方式。
伦敦主要是通过对话来表示不同种族、性别的人的身份。这种倾向性在他以后的作品中有所加重。即使只读几篇伦敦在使他成名的描写狗的小说之后所作的作品，也能看出他的价值观的双重性，而这又突出了对话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的重要性。在伦敦的许多作品中，人物都自由地用言语表达自己，而不是被叙述所揭示。读者能更好地理解“他者”——“他者”不是没有话语或事先定了位的实体，而是对话的一个伙伴。1916年伦敦在他40岁英年早逝的前几个月所写的南海传说中，完全依赖非白人，特别是夏威夷当地女人的对话和讲述的故事。这些人导演出集体性和公开性主题的故事。这一点在1919年他死后出版的《在马卡洛瓦的席子上》一书中的短篇小说里尤其明显。许多学者把这一点归因于伦敦1916年4月读了卡尔·荣格的《无意识心理》。但是早在他广泛运用心理学和复杂的叙述理论之前的几年里，在我们看到的《月亮谷》中他已对白人男权结构持高度批评的态度，同时还塑造一个女性主人公。她的价值观和力量使她能欣然而健康地战胜她所在时代的陈规陋习。
《月亮谷》是伦敦最长的和最成功的作品之一，突出了许多成分，如传记、婚姻、社会主义、放荡不羁以及农耕主义；并以对冒险的热爱和人人都能实现生活理想的许诺而启发读者。该书还生动地描述了20世纪早期旧金山地区劳工运动的状况。在撒克逊和比尔逃离的奥克兰市，有的只是恐怖、灾祸和屠杀，一种压倒一切的精神上的和肉体上的贫穷。而这部小说又以一种不同的语调，让读者知道了海滨小镇卡麦尔的艺术家团体的内情。这个地方是杰克·伦敦、乔治·斯坦令、玛丽·奥斯汀、哈瑞·里奥·威尔逊、杰米·霍普、辛克莱·刘易斯、格里斯·麦卡格温·库克、诺亚·玛丽·费兰齐，以及其他“圈内人”工作和娱乐的地方。伦敦塑造的各种角色在故事中亮相，包括坐在“漂浮号”小舟上的小男孩约翰及作家兼冒险家杰克·哈斯汀。伦敦1911年乘四匹马的马车到太平洋海岸的旅行也是该书的素材；实际上，在那次旅行中，这部小说已在构思中。但是在《月亮谷》中所反映的种种影响力、情况和观点中界定美国西部精神这个主题更为重要。事实上，小说中所有的观点和插曲都被置于语境中加以解决，这一点体现在撒克逊身上。
当《月亮谷》被一位评论家看作“杰克·伦敦式”的赞颂人类天性中的兽性一面的范例时，伦敦捍卫了该书的“精神内容”。他认为该书表达了他对于人们在美国土地上生活工作相互间关系方面最宝贵的信念。他知道这本书将受欢迎，但对他而言，它的意义不止于此：他在1911年5月写给麦克米兰出版社的编辑乔治·布莱特的信中讲到：“这个故事中的每一个字我都绝对而强烈地相信。”他进一步指出这本书的特征是传统的美国式“返回土地”的召唤，但他也强调有远见的不是男主人公，而是“女主人公，她是向导力。”事实上，贯穿整部小说的焦点都是撒克逊·布朗·罗伯茨，我们通过她的眼睛和耳朵去看，去听。当这本小说还在创作时，伦敦告诉在《世界人》杂志工作的若兰德·菲利普斯：“如果说这本书与书堆上的任何书相似或与那些书相比是个例外的话，我情愿吞掉我的帽子。它可能不怎么样——这只有天知道，但至少它与众不同。我打算在书中用一些生活的原始事件并把它们重新安排。”他赞扬《世界人》愿意“让作者坦率地处理性的问题。”《月亮谷》的坦率大多在于对女人性意识直接详尽的处理和对一般人际关系的女性主义观点。
克拉里斯·斯塔茨最近评论著作的焦点放在夏米安·伦敦的女权主义及其对伦敦的影响上。她把撒克逊·布朗·罗伯茨视为杰克·伦敦对美国男人和女人性角色方面意义深远的重新定义的例子，特别是在20世纪初畅销小说中“新女性”出现的条件下。《月亮谷》中要我们听她讲话，并参加与她讨论的，就是这个新女性。斯塔茨着重分析伦敦是如何抨击把中下层男女囚禁在区分严格的性角色上的阶级制度。在抨击的过程中，伦敦构想出一种激进甚至是有远见的男性和女性形象。新女性为自己的独立和与男性平等而自豪。撒克逊朝气蓬勃，勇于发展，与通常描绘的下层妇女形象形成鲜明对比。司坦茨把这一点与比利是个工业奴隶相联系并将其置于伦敦在政治上的隐退和随之发生的移居乡间这一情境中。她描述了诸如撒克逊和比利这样的男女人物在剥削性的物化经济中是如何共同奋斗以重新定义性角色的。她得出结论：无论是就个人还是就公众而言；当男性或女性人物不能达到不分性别的状态——即男人仍被束缚在典型传统角色里，女人仍压抑自己的创造性、决断力和自我生活能力的时候——真正的幸福就象人类公正的经济制度一样，同样是不可能争取到的。
很明显，杰克·伦敦决定在这部返回土地的小说中置换“经典”美国男主人公，是对根深蒂固的文化神化的一种倒置。从某种意义上讲，《月亮谷》是个绝活儿——一个突出戏剧性的性角色倒置的“如果情况发生了该怎么办？”。大约看一下他1910年到1911年从《周六晚报》、《太平洋乡村报》、《太平洋月刊》、《美国乡村生活》上撕下并加了注解的二十多篇文章，就会发现伦敦的新意是毫不含糊的。这些文章在亨廷顿图书馆众多的伦敦收藏物中，与他的笔记和他的校正手稿保存在一起。它们提供了关于农业和土地质量的事实和数据，几乎所有这些都是深入野外开始新生活的第一人称叙述。这些特写的标题往往是：“我怎样学会种地”或“斩断城市的束缚”。除一篇文章以外（在那篇文章的上方伦敦写了“圣·荷塞女人”字样），这些文章最显著的特点是，它们都是由男性叙述并着重讲男性的成就。通常新农夫的妻子很少被提到。然而伦敦的注解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提到撒克逊，而不是用那些文章中使用的、几乎被忘掉的妇女们的方式。除了这些被伦敦称为“农场小说”的一般性笔记外，伦敦还草构了他的两个主要人物间可能的对话，明显地置撒克逊于对话的主导地位，而且这些对话是与做出重要决定有关的。例如，伦敦在有一页边沿写下这样一条注解：“比利：‘这是我们能做这件事的地方。’撒克逊：‘不，不，这儿没有红杉’”。
杰克·伦敦材料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最早期的一个材料，即发表在1911年11月12日《周六晚报》上的里奥瑞·阿姆斯特朗的文章“返乡的男人：两个20世纪的朝圣客及他们定居的地方”。这篇文章从一个丈夫的角度讲述他和他的妻子玛丽不再能面对城市的贫穷，而在玛丽鼓动下离开了芝加哥，步行向西寻找一个他们能定居下来做独立的农民的特殊山谷。他们在克罗拉多找到了被叙述者不断称为“玛丽谷”的山谷。他声称她是他努力工作的动力，但他在长篇的叙述中重点描述他做为工人和男主人公的角色；事实上，“我”这个代词是他喜欢的词。在结尾，他告诉我们：
我可以在四十英亩的农场上养活自己和我的家人，并种植一般的农作物。我可以用20英亩地种水果、坚果或养家禽来发财。我唯一要付出的是如果我仍在芝加哥也必须付出的东西，即工作。不同的是我现在为我自己工作……我既得工资又得利润。
这里根本没提到生活对玛丽会是怎样的艰辛和劳累。伦敦在《月亮谷》中所采用的这篇文章的几个场景和事件，是《月亮谷》的主要素材，特别是“玛丽山谷”的概念。叙述者和聚焦人物从男性到女性的改变是个深刻的改变。撒克逊的山谷和玛丽的山谷对两对旅行到西部土地上的夫妇而言，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地。
尽管伦敦经常塑造坚强独立的女性——从克朗代克小说系列中的印第安女人到后期故事中的夏威夷妇女——但也许在其他作品中他都不曾如此清晰地从精神上完整地塑造一个象撒克逊·布朗·罗伯茨这样的女主人公。尽管撒克逊是以夏米安·伦敦和新女性形象为模型塑造的，但她超坟越了同时代的模型。她绝非超人，通篇而言她的观点和行动尽管有英雄气概，却是用现实主义手法来描述的，尽管她在对话中提出要在她和丈夫间保持斯坦茨所说的“不分性别”，但到了结尾时，她仍然不是完全平静的。这种不定型的结尾使撒克逊更象美国西部理想的活生生的象征。小说中撒克逊的旅程表达了伦敦不断演进的自我观念，以及在田园式土地上寻求自由和集体的美国传统观念。《月亮谷》中对传统性角色的挑战，及其视那种自由为美国自由的特征，可能被传统的爱情故事所掩饰，但这部小说却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本书几乎全部是对话。撒克逊和比利讲着话来到他们的新世界，他们的索诺玛伊甸园。在小说后半部分他们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相互谈论他们的需要，并与当地的居民对话。撒克逊在全篇中说话比比利多，尽管比利吸引她之处是意识到他是多么擅长对她讲话。总的说来，在这本小说中女人间的对话比男人间的更富有成果。仅有男人的对话十分有限——在一个男人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他的体力因此也就是谋生能力的世界里，言语似乎不重要。当比利与男人交谈时，他只谈他的工作或失业，工会及罢工，以及他做为拳击手的骁勇，尽管其他男人总是只关心他的最后一个话题。他的对话与其他人的一样，大多显得过于理想化或肤浅，特别是当时局变得更艰难时。当他在拳击场或大街上因争斗而受伤时，他维护着他的男子仪态而不谈他的伤痛苦楚。男性人物不谈及感情之事，也许这是他们酗酒的原因之一。但比利总能摆脱典型化的男性，既因为他在很多重要方面与其他男人不同，又因为他幸运地娶了撒克逊。在与她和与她鼓励他去交谈的那些人的谈话中，他趋向于不分性别和完整性的方向。《月亮谷》中，撒克逊的声音始终是理智和现实之声；因为她帮助伦敦把比利创作成人格统一的人，她本人就象个作者，从没有虚构的意义上说，她也依靠创造性的言语。
从这本书第一页起，对话就占主导地位。开始的场景就是在奥克兰一家蒸汽洗衣店工作的妇女们的对话。现代读者无疑会对小说中多得让人觉得笨拙的俚语和工人阶级用语留有深刻印象，但在全篇对话的上下文中这一点却更有意义，因为伦敦坚持用对话来证明词语有人类化的功能。一个女人因酷热而晕倒，打断了撒克逊和女友玛丽对第二天参加“布里克”舞会的男人们的生动谈论。她们对病人和在场许多从事浆、洗、烫计件工的扫视，显示出她们担心会少挣钱。撒克逊和玛丽怜悯地提及这个女人有七个孩子并且最近又有身孕了，而这时另一个女工厌恶地声称她会辞去工作，或过“另一种生活”，或去做妓女。之后，我们了解到孤儿撒克逊拿着她微薄的工资回家了。这里等着她的是兄嫂汤姆和莎拉的粗鲁辱骂及他们饥饿的孩子们。在这所房子中，奴役劳动导致身体和精神的丑陋。撒克逊通过对拓荒者的前辈，特别是对母亲的记忆，维持着个人尊严和善良。莎拉震耳欲聋的叫骂和一阵阵尖叫表明在这个绝望不幸的世界上，她这个绝望而不幸的女人的痛苦；伦敦后来称之为“病态灵魂的歇斯底里和疯狂。”这对撒克逊是个警告。
撒克逊跳舞时遇上比利。在这些场景中比例很大的对话对确立人物形象很重要。与相互撩逗调情的伯特和玛丽不同，比利和撒克逊与对方诚实地讲话，而没有用“那种方式”——一种充满龌浊的性暗示及轻视女人的俚语方式。撒克逊和比利毫不尴尬地谈论他们着衣和不着衣时的体重，在伯特和玛丽只会吃吃地笑时，撒克逊和比利继续交谈，并发现彼此都是拓荒者的后裔。
撒克逊把比利和她有开拓精神的祖先联系起来，特别是和“神话母亲”黛丝·布朗相联系。黛丝“与其他女人不同”。无疑，这一点对撒克逊就像上帝对他人那样重要。她对这个形象竭力要保持真诚，不伤害它，也不对它生气。”撒克逊把母亲独立勇敢的见证物保存在一个旧匣子里，并时不时打开它从中寻找精神动力。她母亲生前是一位广为人知的诗人。撒克逊独自一人时常常大声朗读她的诗稿。她母亲的话语吸引并鼓励着撒克逊；母亲在一首致阿芙罗狄娜、潘多拉和普绪喀的裸体塑像的诗中写下这样一行：“我在树丛中躲避着尘嚣”，“永远撞击沉默。”黛丝·布朗颂扬|站在喷泉浪花中的林泽仙子，|紫水晶般的水珠在她躯体和手中轻颤一瞬儿，|又从她胸膛和玉腕中滴入盆中。
撒克逊认为这样性感的女性的诗是“美丽的，就是美丽的，”但她同时又为诗中触及的“生命的神秘而震惊”；她把诗集放到“对母亲隐秘灵魂的片段记忆中。”（48—49页）应该提醒的是，伦敦是一个男人，却写出了这些深刻的女性的诗。“无声的女神”的具象与小说通篇的追求，即对十分女性化的原型月亮谷的追求是能够联系起来的。
比利与盯着撒克逊不放、言语粗鄙的查理·朗和他那个圈子里的其他男人不同，他尽量用对话来解决冲突。这一点博得撒克逊的青睐。在第一卷第十章，比利和撒克逊坦率地谈及他们对男人和女人的错误观念。在他们一起去乡下的那天，他们表露了爱意。这一次没有让关于他们的朋友的令人扫兴的话题及时尚小说里的陈题老话来岔开他们。这个场景设置体现出小说构思中一分为二的一系列价值观：城市与乡村、年迈与年轻、富庶与贫穷的对立，撒克逊对莎拉，男人与女人相对，完整性与毁坏相对。在交谈中他们决定了不论年龄的差异（她年龄大）和不该让通常的“性对抗”成为他们的隔阂。他讲到他做职业拳击手的乐趣及他的幻灭感。他对他那个阶层的男女受害成为妓女或某种工作奴而感到痛心。后来他对自己当天的健谈感到惊异：
我从未跟其他姑娘这样讲过话。她们会以为我这样做别有企图。她们总以为别人对他们有企图的做法让我不舒服。可你就不同。我就能和你坦率谈话。我知道我必须与你坦诚相见才公平。（83页）
他喜欢听撒克逊讲话：“‘接着讲’，他坚持道，‘你所说的我都喜欢听。’”（95页）
第十四章急骤转到一个让人不愉快的世界。撒克逊和莎拉进行了一次很艰难的谈话。莎拉“很保守”，伦敦这样写道，“更糟的是，她已明显成了”一个爱抱怨，放弃了精神境界的女人。在莎拉叫比利职业拳击手、不安份的人、惹事精时，她的口吻变了。但她更关心的是撒克逊结婚后会使她家失去每周4.5美元的房租。这一处对话和后来撒克逊和她哥哥的对话同样没有结果。第一卷以伯特和玛丽的婚礼晚餐结束。撒克逊和比利的言语再次表明他们对新世界已有准备。在这部小说中许多场景都相互针对，好象这些场景也在彼此对话。
第二卷书以新婚夫妇甜蜜的夫言妇语开场，他们言语中逗乐，告诉对方当日新闻，分享着热烈的气氛。他们以坦诚充实而纯真的对话赞扬并感谢对方。即使他们的沉默也“让人迅速体会到未说出口的爱”。（130页）同时，在撒克逊与默塞蒂斯·海金斯白天串门闲聊的谈话中，出现了困难和重要的新发现。默塞蒂斯与撒克逊的话，以开始暗示从已婚女人的生活到黑暗的秘密。“她注定要向这个奇怪的女人学到很多东西。”（132）默塞蒂斯有“臭虫屋”的名声，特别是在男人中。但当比利听到她告诉撒克逊的事情时，他对她很感兴趣，尽管撒克逊没有把默塞蒂斯所说的都告诉比利。撒克逊和她邻居的谈话以谈论不同国籍开始——默塞蒂斯是个到过很多地方的南美洲人，有爱尔兰、秘鲁、西班牙血统，她“象个希腊人那么健谈。”有趣的是，默塞蒂斯在克朗代克和南海呆过很长时间。第三章是插入的一章，以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身份讲述默塞蒂斯的生平，是这样开始的：
听着，宝贝，我要告诉你男人的世界。别象你们那帮人那么蠢，老觉得我很傻象个巫婆那样有邪恶的眼光……。噢，我挺聪明，非常聪明，宝贝。我会告诉你女人怎样对待男人，男人又是如何对待女人，这当中最好的情形和最糟的情形。我告诉你所有男人都有的残忍一面，以及他们的怪癖。这怪癖让不理解的笨女人伤心。所有的女人都是笨蛋。可我却不笨。喂，喂，听着。”（139—140页）
默塞蒂斯讲述的是一个自己的故事，涉及面很广有一个单身女人在许多地方和许多人生活在一起养家。撒克逊听从默塞蒂斯的话，开始制作并卖花边来挣钱养家。后来撒克逊发现，默塞蒂斯帮她把衣服卖给城里的商店的过程中自己赚了一些；之后比利发现了这件事，强烈地反对她再干下去。尽管撒克逊不再干了，但对她来说，这是使她有了独立意识的一个重要转折。
撒克逊发现她的朋友默塞蒂斯赚得太多时，她与默塞蒂斯对质。默塞蒂斯在对她解释自己对世道的看法时，听上去更象伦敦《海狼》中的沃尔夫·拉森。当她谈到她曾看到的装着死去的叫花子的盐桶顺河漂流时，她的话是她自然主义和唯物主义最强烈的意象的表达。默塞蒂斯总结道：“什么时候我跟你谈谈上帝。永远别怕他。应该怕的是那些盐桶和你死后男人们会怎样处理你漂亮的身子。”（164—165页）这之后在伯特、汤姆和比利谈论劳动中的麻烦，和他们决定在即将到来的卡车司机罢工中粉碎破坏罢工者的阴谋时，这种语调仍在使用。时局正在恶化。在他们的谈话中男人们开始不再那么强烈地反对汤姆的社会主义以及他的观点；即资本主义美国，他们的主子，背叛了新世界梦想。在这个插曲之后及可怕的暴乱和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之前，默塞蒂斯和撒克逊进行了一场谈话。默塞蒂斯的愤世嫉俗和对民主的定义“蠢人们的梦”恰当地为后来警察镇压时的喋血做了导言。（181页）
暴乱之后一切都垮了，撒克逊流产，比利坠入酗酒和街头殴斗。他入狱了。当撒克逊走在海边岩石墙上寻找淡菜为食时她与自己对话。她的生活“丧失了最后的理性和节奏，变得麻木不仁，有如梦魇。一切不可理喻的事情都是可能的。”席卷奥克兰的“疯狂”的行为从她身边卷走了比利：
他的变化是如此剧烈，以至于看上去简直象这间房子里闯入的不速之客。从精神上讲，他确实是个入侵者。眼光看上去变成了另一个人，满脑子都是暴力和仇恨；对他而言一切都无可取之处；他成了这普遍蔓延的邪恶的积极主角。（224页）
甚至查理·朗也再度出现来烦扰撒克逊。但是有一个新人物似乎使事情有了变化，他是一个十分喜欢讲话的人物——即那个在岩石墙边坐在自己小舟里的小男孩。他载着撒克逊去兜风，并絮絮叨叨地讲述他经历过和将要经历的冒险。他是杰克·伦敦式的角色，能“振臂一挥席卷全世界”。（263页）他反复对撒克逊讲，“奥克兰只是个出发地。”他使她以崭新的眼光重新看待一切，甚至用新的语言：“一个出发地？为什么不是呢？为什么不象一个火车站或摆渡站？（268页）撒克逊与他的谈话有治疗作用。犹如与默塞蒂斯的谈话一样，作者再次通过一个人物给撒克逊提出“对话性建议”，鼓励她继续向前。撒克逊的转变有助于比利的转变；当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时，他们决定“抛弃”奥克兰。他们“就象旅行者那样穿过这座城市”（278页），去买牛排、酱汁、牡牯、还有专为撒克逊买的淡菜。他们甚至还去看了场有关乡村生活的电影。在比利再次被打后，这次是被误当工贼而遭打，他们终于下了决心。
在第三卷即最后一卷中，撒克逊和比利是在与尽可能多的当地人交谈后有了最初的打算。谈话是从给比利最后一次伤口治疗的医生开始的。就在他们仔细盘算时，是撒克逊排除犹豫鼓励前进的，就如当初是她说服比利不再参加拳击和殴打工贼那样。他们背着包穿过奥克兰街道，来到期待已久的野外。从小说这一刻起，他们花时间到处打工，也一直在不断迁移。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与遇上的当地人交谈。最初是和一个纯朴的农妇，圣荷塞附近一家家农场的莫太莫夫人。她似乎是另一种杰克·伦敦式角色，尤其表现在她谨慎、富于想象的农耕思想上。她有礼貌地和他们谈话并给他们提供过夜的住所。撒克逊和比利有许多关于务农的问题要问她：“噢，各种问题。务农收入怎样？你是怎样管好这一切的？土地值多少钱？是你建了那所漂亮的房子吗？你给帮工们付多少钱？你是怎样学到各种各样的事，如哪种庄稼长势最好？哪种庄稼收益最高？”等等。（333页）比利和撒克逊在这片自然的土地上过得很愉快；有趣的是，这一部分唯一不愉快的插曲是当他们在闷热的谷仓这个闭塞环境中过夜时，与一个警察的相遇。
他们一路走，一路通过与人交谈而学习，最终来到了卡麦尔，加入到聚集在海滩的艺术家和作家之中，既有体力锻炼又有智力乐趣，还参加唱歌、欢笑、及文雅地拿人开玩笑。这种活动的集体特征表现在由全体参与者共同创作的永远唱不完的“阿巴隆之歌”。他们遇上一位诗人和他的妻子，他们与撒克逊有着同样的家园梦想。她将之描绘成一个谜，就象月亮上的山谷——确确实实在那儿，但看来又是不可及的。他们谈了许多关于西部的广袤和美国试验的失败的话。诗人马克·豪沉思时的言语听上去很象伦敦本人：
“你想一下这光荣的机会……一个新国家，与大洋毗邻，处于合适的纬度上，有世界上任何国家没有的最富饶的土地和最丰富的自然资源，居住者是甩掉旧世界统治的束缚，向往民主的移民。只有一件事能阻止他们完善他们所发起的民主，那就是贪婪。他们象一群猪似地吞下所看到的一切，在他们的吞噬中民主瓦解了。贪食变成了赌博……他们毁坏一切——印第安人、土地、森林，就象他们消灭了水牛和信鸽一样。他们的道德……是赌棍的道德——怎么去赌……。没有人反对，因为人人都不能不赌。失败者为胜者工作，他们一直为获胜者工作，民主驶上了困难的侧轨上去了”（413—14）
比利看上去对呆在卡麦尔玩拳击和冲浪很满意，但他们从这个世外桃源又出发了。之后，他们在萨克拉门托遇上了杰克和克拉拉·哈斯汀夫妇；这对夫妇是以伦敦夫妇为原型塑造的，很有力度，连他们的狗和船都用了与伦敦家一样的名字。他们的谈话，就象马克讲的一样，是关于那个地区日趋严重的“土地减少”。
在葡萄乡尤开亚过冬时，比利开始从事买卖马匹；当他再次拳击时，他最初赢了。但是第二次交手却被打得很惨，他放弃了拳击并发誓，不找到月亮谷不罢休：“‘说到底没有好嫌的钱。从现在起让贩马留给别人做吧。我和你踏破铁鞋也要找到月亮谷。’”（465）就在他们转回南边朝东向他们最终会去的索诺玛县走时，他们再度在北加利福尼亚一条路上遇到了杰克和克拉拉·哈斯汀夫妇。
他们最终在索诺玛找到了满足他们所有要求的山谷。在这一戏剧性的时刻，他们的对话又是重点：“比利说，‘我有个预感…，’‘让我先说，’撒克逊乞求道。他的目光落到了正惊喜地凝神周围的她的脸上，等待着。“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山谷’她轻声说，‘对吗’他点点头，却纳言地盯着在道路上一个赶头牛的小男孩。这小男孩一手握着一杆大得出奇的猎枪，另一手拎着大得出奇的一只山兔。’”这个小男孩使得这片遍布枫树、赤杨、石南树、熊果树、月桂树、野葡萄、橡树、蕨类、欧州蕨、西班牙苔藓的地方，充满了从秋日天空浮云中反射回来的日落时的火焰，使整个山谷沐浴着一片鲜红。”（481页）这个地方再合适不过了。比利和撒克逊买下了小农场，从圣荷塞请来农民莫太莫夫人做他们的管理人，通过向当地人学习定居了下来。
在倒数第二章里比利显得激动而健谈，梦想着做有所作为的冒险。正如他在小说中常表现出的那样，这里他象一个过于热心的小狗崽。满脑子打算和伟大计划的他，看到一个农户在犁地，就以为他只靠观看就能学会犁地。可是和农民一交谈，他才知道犁地远比看上去要难得多。是撒克逊首先开始这次务实实而有教育性的谈话的。和别处一样，比利顺着她谈话的引导，变得更现实了。小说缺少结局式的结尾令人吃惊。小说在二十二章结束时，有关比利和撒克逊将来的观点和生活的事情仍未解决。他们的游荡没有以过多地谈论关于农场的事结尾，而是谈论比利找到一种土胚材料可以卖给盖房子的人。“但是你挖那种土会破坏整个美丽的山谷，”撒克逊警惕地回答。她的疑云若不是被制止，便是很快并及时地被比利岔开，去讲他已写信让汤姆把她的衣箱寄来。之后，他们坐在一个宁静的小池塘边，她告诉他她怀孕了。有一只水鸟从树丛中一个狭小的空隙里俯望他们，比利的手指压在撒克逊的唇上。也许，他在感谢她没有指出他进一步策划做土胚生意的错误，也许，他只是让她别出声。伦敦这种田园式且撩逗人的开放式结尾是他后期作品的典型作法。比利是否已经转变了？尽管伦敦的结尾是突然转向，但撒克逊的怀孕代表她和丈夫充满希望的未来，并通过他们转变性的谈话将希望带给了月亮谷。伦敦安排了一个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对话投射出将来的转变的结尾，这是合适的，也是极负责的。
《月亮谷》清晰地展示了一个通过与“他者”对话来促进集体哲学的叙事结构，即使这个集体不得不在遥远的“月亮谷”里建立。这一努力存在于小说中对知识的进步的、开放的观念中，是一个对他者开放的阐释学。无论那个他者是谁或是什么。类似伦敦这样的女性主义自然是这种阐释学的一部分。在目前美国经典书目更加向女作家及其他作家开放的条件下，应更多地讨论伦敦的这部作品。尽管伦敦的种种哲学观点颇多矛盾之处使人感到无所适从，但他思想中有一种可循的方向：无论是主题还是文体都抛弃封闭的认识论，朝着更复杂的阐释学发展。《月亮谷》中思想和文体的成熟促进了人物的言论自由和读者想象力的自由，特别是它把让人困惑的结论留给了读者。伦敦对他的女主人公讲话，她对比利讲话，读者也觉得在《月亮谷》一书中，有人对他们讲话。这部小说使阶级间、地域间、性别间都对话化了——到了结尾处它引发读者继续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
（特邀编辑：刘树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