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要素及其结构_社会结构论文

城市空间要素及其结构_社会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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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阶段性成就令人惊叹,世界瞩目。而其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则同样应引起广泛关注和理性思索。目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加快发展的时期,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口规模的不断膨胀,导致城市资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等面临前所未有的空间压力。在一些大中城市,由于城市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由于没有前瞻性地预测到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种影响和问题,城市人口超饱和、建筑空间拥挤、绿地面积减少、交通阻塞、城市抗灾能力差等“城市病”已经开始显现。笔者拟从城市空间的边界、城市空间的要素组合、城市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等方面予以分析,科学地勾勒出多元价值取向背景下的城市空间结构走势,有助于将城市建设和发展真正纳入健康发展轨道。

城市空间是人类社会活动、生产活动和家居生活的现代存在方式,它与乡村空间一起成为有别于其它生物种类生命样式的“人化的自然”[1](P79),即社会物质,它是人类文明进程中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来的两种文明形式。用历史的、辨证的观点来看,乡村空间具有时间上的凝固性和空间上的内敛性,而城市空间孕育并脱胎于乡村空间,它毋宁是从乡村空间生长出来的,因而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开放性。城市具有超强的空间扩展的能力及其自我重构能力,它通过其边界的运动实现其对现状的超越。城市空间的边界有外边界和内边界之分。城市空间的外边界是指城市发展中形成的自然边界,这种边界通常表现为与乡村接壤的交界点。城市空间的内边界通常是指城市内部空间之分割,历史地形成的城市空间布局,因时因地不断变化着的空间布局调整以及城市空间要素彼此消长导致城市空间的演化状态。

在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存在仅注重城市的外延扩张而不顾水资源、能源和土地资源等客观条件,超越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和发展条件的许可范围。恩格斯在分析英国城市情况时作过这样描述:“1844年时我还能用几乎是田园诗的笔调来描写的地区,现在,随着城市的发展,已经整批整批地陷入了同样破落、荒凉和穷困的境地。只是猪和垃圾堆再也看不到了。资产阶级掩饰工人阶级灾难的手法又进了一步。但是,在工人住宅方面并没有任何重大的改善,”[2](P275)从全球城市化的基本趋势看,随着城市发展的速度加快,其在地域空间上将不断获得扩展,城市一下子变得庞大起来,并逐步形成许多以一个或几个城市为中心包括周围高度城市化地区的巨大城市集聚体。全球范围内超过千万人口的城市集聚体己经有12个,许多集聚体己经首尾相连,形成了若干个人口高达几千万的城市群,例如包括中国的长江三角洲在内,世界上已经公认形成了六大城市群。[3](P32)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发展的触角也获得了无限伸展的机会,美国的城市发展就是明证。小汽车的普及使城市沿公路蔓延,由于城市的不断扩展和美国式“新镇”的建设,使得大都市区成为美国城市发展的主要模式。有资料表明,纽约1960-1985年间人口仅增加8%,而城市区域的增长则达到了65%,芝加哥在1970-1990年间人口增加了4%,但城市区域则扩大了45%,更加明显的例子要数克利夫兰市,在其同期城市人口减少了12%之时,其区域面积则反而扩大了33%。

欧洲的战后复兴推动了巴黎经济的快速成长。法国政府在1964年隆重推出了拉德芳斯。巴黎拉德芳斯在塞纳河的另一侧,距离老城仅两公里。为了加强新老城市的一体化,1972年政府建设了铁路快线RER延伸段至巴黎市中心,仅十分钟就可到达老城,同时,将教育部和设备部迁到拉德芳斯,并启动了新凯旋门等一系列美化公共空间的项目。新区高质量的现代化楼群,租金价格比巴黎旧中央商务区要低15%-20%。现在,巴黎64%的国外公司位于拉德芳斯。总共3600多家公司中,50%都是公司总部,全球营业额高达1520亿欧元。拉德芳斯的成功与伦敦的道克兰相似,即在经济增长期完成城市结构调整,保证了中心区土地的供给,从而完成了巴黎城市的单极中心向多极化发展的过渡。

中国在强劲的城市化浪潮推进中成千上万吨钢筋水泥无情地吞噬了大量的耕地和湿地,数年前上海组织了一次摄影比赛,将其中一张题为“上海长高了”看作上海近几年发展的一个标志。浦东的开发,用极低的成本,启动了上海庞大的存量资产,为规模巨大的经济起飞提供了第一动力。浦东开发前几乎是一片空白,拆迁成本极低。浦东的低成本开发,为城市带来巨大的净收益,而这部分收益,反过来又为重新利用浦西的存量资产创造了条件。上海空间调整的成功,关键在于浦东得天独厚的位置——其启动点陆家嘴,紧邻上海整个城市的心脏外滩。城市供给的真正瓶颈,是最短缺的中心区位的供给,浦东的建设可以直接扩大中心区位的有效需求,由于中心区规模的成倍扩大,最短缺的土地得到有效供给,上海的地价同其发展速度相比,上升缓慢,这就为依托上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城市经济剩余。

城市空间的内边界就是各要素的空间范围以及彼此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然而,在我国城市规划和管理实践中,往往缺乏公众广泛参与,大多以行政指令取代了实证调研,片面追求外在的形式效果,忽略了公众的整体利益和多元价值取向,对城市建设的重大问题往往长官一锤定音,缺乏科学论证。城市普遍存在重地上建设轻地下规划,重视地上建筑安排,马路建设,而对事关城市正常运转的地下轨道交通、管网的规划和建设重视不够,城市空间没有得以有效利用,导致城市功能不完善而不能正常发挥。同时,社会经济转型时期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向着城市中心不断集聚,它影响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对当代中国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的特征、负面效应等问题的研究,探索如何加强城市生活空间的整合,反思城市居住设计空间结构,从人本主义出发重新分配城市空间资源,加强大城市空间治理,对于消除阶层之间的矛盾,保证大城市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城市空间结构演变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城市生活空间分异是指在一个城市中,不同特性的居民聚居在不同的空间范围内,整个城市形成一种居住分化甚至相互隔离的状况。在相对隔离的区域内,同质人群有着相似的社会特性,遵循共同的风俗习惯和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或保持着同一种亚文化,城市空间由一个个同质人口组成的社区构成。住宅的商品化和市场化也为不同阶层根据其社会地位和收入选择居住区位提供了条件。因此,随着城市的扩张和成熟,人口居住安排会趋于一个稳定的结构,即依据不同的土地价值(地租),相同经济、收入阶层的社会群体会选择有相同价值取向和居住水平的住区。

城市社会空间高贵化与贫困化并置所形成的社会空间两极化是当今中国城市转型的主要特征之一。中心城区由于旧城改造和房地产机构的推波助澜作用,大面积的旧城区被改造成高层公寓、高档商务写字楼,城市白领和城市富裕阶层大量迁入这一原本由低收入阶层为主的市民居住区,这样就形成以高收入阶层居住为主的新建高档居住区与原有贫困阶层居住的旧城区并置的城市社会空间形态。关于社会两极化现象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写道:“谈到广大工人群众,他们的穷困和生活无保障的情况,现在至少和过去一样严重。伦敦的东头是一个日益扩大的泥塘,在失业时期那里充满了无穷的贫困、绝望和饥饿,在有工作做的时候又到处是肉体和精神的堕落。在其它一切大城市里也是一样,在较小的城市和农业地区中情况也是这样。”[2](P275)城市中心区的高地租与高房价使城市中心的原中低收入的居民很少能够返回原拆迁地,而高房价产生的“过滤”作用使城市其他地区的一批高收入者迅速在新建的高档住宅区内集聚。而未改造的旧城区则居住着贫困的底层阶层。由于居住空间的“社会标签”作用,职业、收入等社会阶层分化现象必然在城市空间上显现。因此,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城市就出现了西方学者所说的城市“分化”、“碎化”,和“双城”化趋势。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行业精英居住在以围墙、保安等杜绝外人自由进入的封闭型社区,也称为防卫型社区,形成城市空间的一极;另一方面,城市低收入的底层阶层则居住在城市破旧的平房、棚户,或者是外来流动人口内聚形成的移民社区,形成城市社会空间底层的另一极。

作为城市区域与农村区域的结合地带,城乡结合部地带由于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其居住形态呈现多元化态势。这里既有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在城市中只能从事简单、不稳定、临时性、无保障和非熟练工种的低收入工作的进城农民工居住的棚屋区和简屋,也有从事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私营企业主、高级管理人员等精英阶层居住的高雅别致、价格不菲的别墅区、“高尚”社区。此外,城市近郊作为城市最为主要的居住建设基地,还是中档商品房、动拆迁房、被征地农民安置房等的主要分布地。因此,城乡结合部呈现大城市多种社区并置的多元化居住空间形态。

中国沿海地区的许多特大城市正在经历着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同时并进的复合过程。这种城市社会结构和城市空间的同时重构,使得许多社会问题在城市空间集聚。由于城市人口郊区化扩散流、郊区农村人口城市化集聚流以及外来人口流高强度汇聚于市郊新建城区或城乡结合部,导致这些地区原本的社区被打破,社会成员之间的纽带出现断裂,引发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社区重构任重道远。随着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这种城乡差异正逐步在大城市空间集聚和显现。它一方面表现在两者之间的收入差异,另一方面也表现在两者之间的住房质量差异。本地人和外地人在住房上的两极分化,便成为城乡二元结构城市空间显现的表征。根据浦东新区“五普”资料分析,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在居住方面上存在很大差距。从人均住房面积看,流动人口家庭户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1.4平方米,而浦东户籍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为27.1平方米,两者相差了约10平方米。流动人口住房内无厨房的占了45.7%,户籍人口仅为3.0%。流动人口使用抽水式厕所的比重不高,只为25.2%,户籍人口为89.3%。流动人口住房无洗澡设备的也很普遍,占76.9%,户籍人口则为17.2%。

在当代中国大城市正生活着一群规模庞大,由城市下岗工人、失业者、部分离退休工人、进城的大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以及在城市扩张过程中失去土地并失业的农民组成的弱势群体,他们被称为城市社会边缘人群。由于收入的低下和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往往成为遭受制度性排斥的边缘群体。在居住空间上,他们也呈现出边缘化特征。大城市中心城区旧房改造的加速,一方面压缩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加剧了弱势群体的边缘化进程。市场、制度与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造成了他们的贫困化和居住空间边缘化。

中国大城市空间结构发生的巨大演变,从城市经济学角度来说,它使得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提高了城市土地经济效益;但从社会学角度看,它也会产生许多负社会效应。其中较为严重的一个是居住隔离。目前我国大城市正逐渐形成不同阶层居住在城市不同区位的分异状况,这种居住分异和隔离,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社会距离拉大,形成彼此的社会隔离。这一方面使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各自交往的网络,造成社会分层和断裂;另一方面这种区隔的出现使得贫困阶层逐渐远离主流社会,容易出现贫困固化和社会阶层的对立。此外,贫困家庭的大规模集中,不仅带来高密度、设施匮乏等环境问题,也引发了犯罪率增高、失业等社会问题。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将可能导致这种地区更难以吸引开发机会和投资活动,成为城市化进程中显现的不和谐“音符”。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认为城市生态空间和城市贫困循环流之间有内在联系,这种相互作用加剧了城市空间分异的负效应。在当前中国大城市北京、上海等地贫富阶层居住分异和隔离所形成的城市(“冷点”和“热点”社会空间极化现象,一方面加剧了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不利于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融合。另一个较为严重的事实要数空间剥夺。权力阶层对于城市空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会导致“城市空间剥夺”现象。人文区位学派认为城市社会有两种主要引起竞争的稀缺资源,即经济商品和地理空间位置。围绕这两种资源所发展的竞争和适应过程,构成了人类在城市的动态关系。权力群体控制城市增长的证据,导致了“被操纵城市”假说的形成。它认为城市形态是精英利益团体和社会权力进行联盟并有意识操纵的结果。哈维认为绝大多数城市政治行为仅仅是对再分配的隐含机制的利用和控制的争夺与讨价还价。最值得关注的是,由这些行为而引起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会导致对城市居民成本和效益的再分配,而这种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显然有利于城市权势阶层。当前中国城市空间剥夺主要体现在:低收入群体居住边缘化、旧城改造强制拆迁、高收入群体对城市滨水、绿地等公共空间进行“后花园式”圈地以及农民土地低价被征用等方面。

从主客体各自的规定性、独立性及其主客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讲,我们可以将城市空间的要素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要素,另一类是客体要素。城市的主体是人,人既是城市的创造者,又是城市的消费者,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构成城市空间的重要的要素。人类创造城市的过程是主客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而这个客体就是包括了环境、土地、水、能源等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要素。从城市空间要素的存在方式讲,也可将其分为物质要素和文化要素两大类。其中物质要素就包括环境、土地、水、能源等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本要素,而文化要素主要表现为城市文脉所孕育出来的城市精神、历史人文风貌、许多散落在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代人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历史传承记载着并向世人叙述着这个城市的过去和现在,并使城市空间的有限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获得超越,当代人创造出来的精神产品则为城市空间编织着追忆历史、构筑美好未来的文化之网,从而使城市空间具有过去、现在、未来的四维空间特质,引导人们超越物化的城市空间。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市空间的要素组合是各不相同的。纵观其历史的演进过程,大致发生着文化要素不断被物质要素所挤兑,而文化要素则不断变换方式在城市发展的历程中时隐时现,若暗若明。而在物质要素充斥历史舞台的时候,正好表明人类社会已处于物欲横流、欲壑难填之颠,物质要素频频告罄,根源于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城市空间一再扩展,非但没有给城市人口带来空间的满足感,相反则开启了新的更多的人流的“开关”,城市空间的要素组合开始紊乱,人们在城市愈来愈变得无所适从,时常感到压抑而又无奈。制约大城市容纳能力的条件是土地和水资源。关于土地资源,人口密度,取决于城市的功能区及交通规划、建设状况。如果在就业和居住方面都形成以中心城区为核心的点状城市带,大部分人口都在各点上实现居住和工作合一的情况,这样的城市人口总容量肯定会高。如果形成摊大饼式的城市分布,而且出现大量居住和工作分离的情况,上下班城市交通就会拥挤、瘫痪,会成为城市的最大问题。

城市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环境中创造出来的高度人工化的生存环境。城市是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信息流和人流的集聚地和扩散中心,城市作为一个系统,它必须从外界获取物质与能量,又不断输出产品和废料,才能保持其稳定有序的状态。城市通过其自身聚集与扩散之间的相互作用,在不平衡的状态中发展。由于城市有着工作、学习和生活条件的极大的优越性,因而对人口的流动尤其具有极大的吸引力。由于人口的激增和经济的发展以及过度的开发,一方面可耕地正被慢慢蚕食,另一方面垃圾和有毒物质的积累数量急剧增长,人类原有的基本需要——质量好的空气和水、健康的食物和好的居住环境,正在人与自然的不协调中愈来愈难以获得满足。城市与环境的关系变得越来越恶劣,人类的无节制行为,致使环境不堪承受。作为人类文明综合标志的城市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随着工业化的提速,城市的现状及其未来发展空间与自然环境的持续承载力出现了极不平衡的现象,归纳起来,集中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城市规划与发展的无节制性,肆意改变自然地形与地表构造,破坏植被与水文环境,造成水土流失等而加剧了洪涝灾害;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空间的无序膨胀,乡村的空间要素还来不及得到优化就被城市的疯狂占领而受到挤压:(2)城市中物质流动基本上是线形的,物流链是很短的,常常就是从资源到产品和废物。其间大量的资源在生产过程中不能完全被利用,而以三废的形式输出,不仅资源利用效率低,同时还污染了环境,不能象一般自然生态系统那样,一个环节的代谢废物,就是另一个环节的原料,物质可以得到分层多级利用;(3)城市超负荷的承载带来大量热能释放,改变了大气下垫面状态,形成“城市热岛”,同时伴随着比周围要低得多的相对湿度,形成“城市干岛”等不利的城市气候环境;(4)由于大量抽取地下水,改变土壤结构和水文地质状态引起城市地面下沉;(5)城市污水排放造成地面水和地下水大量污染,导致水源水质恶化,造成城市水质性缺水。有资料表明,20世纪末世界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却用着世界75%以上的资源。城市里的人进行活动所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占总排放量的78%,城市人口消耗了工业木材总使用量的76%,生活用水总量的60%。有人认为,人类目前所面临诸如土壤、植被遭到破坏、空气受到污染、淡水遭遇威胁、气候变化异常、能源浪费、森林面积锐减、生物圈平衡被打破、出现臭氧层空洞等严酷的现实问题,无不与城市的过度扩展有关。[4](P75)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日前发布了第四次评估报告的部分内容。报告认为,全球气温正在加速上升,超出了气候自然波动的范围,人类活动是气候变暖的主因。在21世纪,如果温室气体排放量保持或超出目前水平,气候变暖和气候系统变化将“极有可能”超过20世纪的水平。假如能源结构为化石燃料密集型,21世纪最后10年的气温将比20世纪同期高出4摄氏度,海平面上升0.26-0.59米,而平衡地采用化石燃料和新能源,或放弃使用化石燃料将减缓这一趋势。如果经济结构更大程度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减少物质密集型行业,并采用能源利用率高的清洁技术,气候变暖趋势也将得到有效缓解。

不难看出,城市问题归根结底是城市与环境的相互关系问题,从本质上讲属于城市生态问题。[5](P238)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与其环境承载力不平衡是导致城市生态系统失调的根源。因此,解决城市生态系统失调必须从改善城市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着手,而构建人文生态型城市是解决当前城市问题的基本立足点。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美好而理想的城市理解和期待已从感性的形象悦目、功能齐备、生活富裕过渡到更高层次的理性解读和体悟“和谐城市”,即携手共建自然与城市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苏州城市性质为我国重要的历史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长江三角洲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苏州城市空间架构以生态平衡为先导,紧紧把牢历史文化名城之文脉,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采用“分散组团式”布局形态,将市区划分为中心分区、苏州新区、工业园区、吴中区和相城区等五个组团,组团间以绿化地带隔离,既相对独立、集中发展,又相互间以干道相串联,形成古城居中,东园、西区构成“一体两翼”,南区为风景区,北区为交通走廊,多中心、开放式的城市空间形态,初步将苏州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文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具有江南水乡特色和丰厚历史传统的富有个性的现代城市。古城为历史文化名城的核心,保持其传统的“假山假水城中园”和“路河平行双棋盘”格局,古城外则在传承基础上创造“真山真水园中城”和“路河相错套棋盘”的格局。组团间功能定位错落有致,既发挥其各自的历史优势,又各尽其能,开创新的发展空间。中心分区是城市政治、经济、商业中心,旅游、休闲中心和市级文化、体育、卫生、教育中心,规划重点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公共设施用地,增加居住用地。工业园区位于城市东部,以高科技为先导,高新技术为主体,以医药、精细化工、汽车配件加工工业等为主的具有国际水准的工业园区,并以金鸡湖为中心有计划地规划成片的现代居住区域,同时兼具城市的各项物质要素和城市运行的职能。苏州新区位于城市西部,以机械、轻工、丝绸、电子等为主的现代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其工业布局主要分布于新区南北两侧。吴中区以外向型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第三产业并重发展为原则,工业主要分布于南侧,西南、西部则以自然山水生态旅游为主体,相城区以交通走廊、休闲、居住为主体。

观照苏州城市空间格局,在继承发扬古城环境空间处理手法、传统建筑艺术特色和优秀的地方文化艺术的基础上,既要保持路河平行的双棋盘格局和道路景观、路网河道格局基本不变,又要保持三横三直加一环的骨干水系及小桥流水的水巷特色,同时要保护古典园林、文物古迹、古建筑、传统风貌地段及历史街区。在城市空间规划中,要凸现苏州风景旅游和城市绿化的传统优势以及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进一步促进城市道路交通现代化,不断完善市政公用设施,加大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住宅建设、商业、农贸市场投入和建设的力度,把苏州建设成为乐于创业、最适于人居的栖息之地——家园城市。因此,以生态和文明的互渗为未来城市空间架构之大尺度,积极创造生态文明型城市,必将成为现代城市规划及其发展的智慧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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