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在徽茶贸易中的地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上海论文,地位论文,贸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茶叶贸易是明清徽州商帮的四大经营项目之一。[①]以往研究者在探讨徽商茶叶贸易问题时，大多止于清代道光中叶。其实，道光中叶以后徽商的茶叶贸易还有一个发展高潮，这一高潮的形成，与上海有密切的关系，而其后果，则是将徽州商帮的衰落推迟到了光绪以后。本文根据部分新发掘的有关徽州茶商的原始资料，着重讨论徽商在道光中叶以后围绕上海而展开的一系列茶叶贸易活动，希望有助于学术界对明清徽州商帮的全面了解。
一 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
清代徽商茶叶贸易的主要类型有二种：
一是经营内销，俗称做“京庄”茶。它在徽州商帮传统的茶叶经销活动基础上发展而来。从有关资料记载来看，道光中叶以前，徽商经营内销茶，最主要的销集市场在北方，尤以北京为中心。据《歙事闲谭》记载，“北京歙县义庄，在永定门外五里许石榴庄，旧名下马社，规制甚宏，厅事高敞，周垣缭之，丛冢殆六七千，累累相次。盖亦经始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与创设会馆同时。……至清初则杨监正光先曾重加修整，其后世守之。曹、潘二相俱曾资助。捐款则取于茶商为多。据黄记，则隆庆中歙人聚都下者，已以千万计。乾隆中则茶行七家，银行业之列名捐册者十七人，茶商各字号共一百六十六家，银楼六家，小茶店数千。其时商业之盛，约略可考。……”[②]“茶行七家”、“茶号一百六十六家”、“小茶店数千”，于此可见道光以前徽州茶商在北京活动之盛。而且，这仅指歙县一县之茶商，若加上徽州其它五县的在京茶商，则规模更大、人数更众。以北京为集散地，徽茶行销北方各大城市及中小市镇，甚至远到东北地区。道光中叶以前徽商经营内销茶，也兼及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在有关茶商的资料中，我们也能见到这一时期徽州茶商在上海经营内销茶的踪迹。譬如，始创于乾隆十九年（1754）的徽宁会馆思恭堂，在嘉庆年间扩充以后，由婺源巨商胡炳南任董事，下设的多位司事中，有四人就是婺源茶商。[③]不过，就徽商经营内销茶的大局而言，上海在其中的地位远逊于北京及其它一些城市。
二是经营外销，俗称做“洋庄”茶。它是适应中外贸易形势而兴盛起来的徽茶重要销售渠道。道光中叶以前，由于清政府限定广州为唯一外贸口岸，所以中国茶叶外销均集中在广州。其时，广州城内聚集了大批徽州茶商。如光绪《婺源县志》记载：“朱文炽，字亮如，官桥人。性古直，尝鬻茶珠江，逾市期，交易文契，炽必书‘陈茶’两字，以示不欺。牙侩力劝更换，坚执不移。屯滞二十余载，亏耗数万金，卒无怨悔。在粤日久，而同乡族殁者，多不能归葬，爰邀同志捐资集会，立归原堂，限五年舁柩给资，自是无枯骸弃外者。”[④]原籍婺源的我国近代著名铁路建筑工程师詹天佑之父詹世鸾，字鸣和，“佐父理旧业，偿夙逋千余金。壬午贾于粤东，关外遭回禄，茶商窘，不得归，多告贷，鸾慷慨资助，不下万金。”[⑤]在张海鹏、王廷元先生主编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中，集中收录了不少有关徽州茶商在广东经销茶叶的资料。[⑥]当时徽州茶商与外商交易，多在船上进行，茶叶价格由徽州茶商报出，获利极厚，徽州人称之为“发洋财”。[⑦]随着中外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外销茶在徽茶中的比例也越来越大。[⑧]因此，作为清政府唯一外贸口岸的广州，在徽商茶叶贸易中的地位也愈发突出。
因此，从清代徽商茶叶贸易的二种主要类型来看，道光中叶以前内销以北方为主，外销唯广州一地，上海在徽商茶叶贸易活动中的地位并不突出。
然而，道光中叶以后，尤其是经历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的“咸丰兵燹”，上海异军突起，迅速取代广州在徽商茶叶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成为徽茶出口的最重要口岸。《安徽茶叶史略》在描述这一段历史时说：“同治年间，洋庄茶盛行时，经营洋庄的徽州茶叶商，资本额较大者，有忆同昌等48家。在外地经营大茶号的徽商为数也不少，汉口、芜湖有，九江、上海也有。如九江即有仁德永等六家，上海有洪永源等七、八家，营业一时还颇为发达。有数家资本额还曾达四、五万两，其余亦在数千两。”[⑨]这时广州已如昨日黄花，道光中叶以前出口徽茶的盛况一去不复返了。而上海则悄然崛起，几乎垄断了徽茶对欧美等国的出口。据歙县知县何润生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茶务条陈》中估算，“徽茶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十分之八九均为外销。[⑩]在占徽茶总量80～90%的外销茶中，绝大部分均经过上海口岸销往外洋。
为什么在道光中叶以后，上海得以取广州而代之，成为徽茶出口最重要的口岸呢？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个：
其一，道光二十三年（1843）上海开埠。外贸出现新格局。道光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根据《南京条约》中有关条款的规定，上海被辟为商埠。同时允准各国通商的城市还有广东之广州，福建之福州、厦门，浙江之宁波。于是原先以广州为唯一外贸口岸的局面被打破，变成“五口通商”的新格局。在这五口通商城市中，又以上海地位最重要。正如方志所说：“中外通商，昔以广州为首冲，今以上海为首冲，缘长江各岸遍开商埠，而上海居长江入海之处，商轮由海入口，必于是焉始，是为江之关系。曩者外洋贸易，皆自印度洋而来，今则太平洋之贸易尤盛，而上海在太平洋西岸，南北适中之地，是为海之关系。故上海为中外通商第一口岸，亦形势使然云。”(11)一大批外国洋行纷至沓来，致上海“商业日形起色，于是郊外荒凉之地，一变为繁华热闹之场。”(12)尤其是众多做茶叶生意的外商洋行云集上海，很快使上海成为当时中国茶叶出口的最重要基地。最早在上海做茶叶出口的洋行有英商怡和、仁记、天祥、锦隆，德商兴成，俄商新泰，后有英商协和、同孚、天裕、杜德、保昌、福时、英发，法商永兴，印度商富林、瑞昌、裕隆、谦义，美商慎昌，波商美昌、克昌、来发、源生等洋行。(13)从经上海出口的茶叶数量来看，道光二十四年上海始有茶叶出口，数量为1，149，000磅。以后逐年增长，道光二十六年内为12，460，000磅，道光二十九年为18，303，000磅，咸丰五年（1855）达到80，221，000磅，是最初上海茶叶出口数量的69倍。(14)有的学者将它同广州茶叶输出相比较，指出：1844年上海出口茶叶数量仅是广州茶叶出口数量的六十分之一，“但1852年以后，茶从广州出口的数量即迅速下降，而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却急剧上升，致使1852年广州出口的数量（36，127，100磅）只及同年上海出口数量（57，675，000磅）的62.6%。1853—1860年，除1854年外，茶从上海出口的数量年年超过经由广州出口的数量；1855年（上海出口数量是80，221，000磅，广州出口数量是16，700，000磅）竟超出了近四倍。”(15)这个根据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提供的有关数据所统计出的结论，表明道光中叶以后在全国的茶叶外贸中，上海已取代了广州的地位。徽州茶商在其经销“洋庄”茶的过程中，舍广州而取上海，同当时上海开埠后外贸出现这种新格局是分不开的。
其二，徽州茶商舍广州而取道上海经营外销茶，还有“地利”方面的因素。徽州地处长江流域腹地，与广州有千川之阻，万山之隔，途程在3000里以上。从徽州运茶至广州，一般以屯溪为起点，往西南行经休宁、祁门，在倒湖附近进入江西地界，途经浮梁县、景德镇、狮子山、饶州府、竹鸡林、康山，抵达江西省城南昌府。由南昌府南行，经樟树镇、新淦县、峡江县、吉安府之卢陵县、泰和县、万安县、赣州府之赣县、南康县、南安府之大庚县，在梅岭头入广东省界。复经南雄州、韶州府、英德县、清远县、三水县，最终到达广东省城广州。(16)据徽州茶商《道光二十五年江祥泰进广滕清帐册》记载，徽商携茶前往，水路雇船，陆路雇夫，途中费时在二个月以上。(17)如此旷日持久的长途贩运，对茶叶这种十分讲究季节性的商品来说，是十分不利的。而且，这条跨越三省数十府县的徽茶出口运输路线，并不安全。光绪《婺源县志》中记载，茶商李登瀛（字亘千）“尝业茶往粤东，经赣被盗，办控究办，请示勒石于通衢，商旅以安。粤匪阻船需索，诉诸督抚各宪，河道肃清。”(18)李氏茶商所遇“被盗”、“需索”之事，其它徽州茶商也时常遭遇。因此，在手抄本《徽州至广东路程》中，有一些地名下徽州茶商小心翼翼地注上了“多盗”的字样，以示警惕。
然而，与徽州到广州的路程相比较，徽州至上海的路程则要便捷得多。徽州茶商一般在屯溪雇船，沿新安江东下，直抵杭州。在杭州过塘，经嘉兴、嘉善、松江、黄浦等地，到达上海。途中货物只需在杭州中转一次，转输甚为方便。徽州茶商贩茶走完该路全程，约需20天左右。
从这二条路线来看，去广州需二个月以上的时间，且长途颠波，路不安全；而到上海只需20天左右，缩短了三分之二时间，运输费用也大为减少。因此，在通商的“五口”中，徽州茶商自然会选择路途较近且外商洋行云集的上海作为茶叶输出的最佳口岸。正如我们新近发现的徽州茶商江绍周写给其妾秀兰的信中所言：“现因连年茶叶夷商通于上海，利虽微而生意快捷，予所代经理之茶叶，年年均往上海脱售。……上海之近，惟广东之远，贸易与广东一式，不能舍近而求远也。”(19)江绍周的想法，正是大多数从事茶叶外销活动的徽州商人的共同心态。于是，当时徽州商人适应“洋庄”茶盛行，且多经上海出口这一新的外贸形势，纷纷将人员、资金由广州转移到上海，扩大经营规模。其中，婺源茶商程泰仁就是当时徽商业茶由粤转沪的典型之一。
据《婺源县志》卷三十四《人物·义行》记载，程泰仁原因“家食维艰，弃砚就商”，随同乡贩茶至粤，“众举经理徽州会馆，六县商旅均服其才”，成为粤东徽州茶商中的头面人物。其后，粤东生意难做，咸丰年间，程泰仁转而“业茶上海”，获利巨大，曾经“独捐巨资修广福寺”。当时，有一大批徽州茶商改“贩茶粤东”为“业茶上海”，完成了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凭借“洋庄”茶盛行的市场有利条件以及茶叶外销多经上海出口的地理优势，清代徽商茶叶贸易在其它诸业渐趋衰疲之际，仍能再度中兴，并维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光绪以后才渐渐衰落。
二 从徽州到上海的茶叶运输
从徽州到上海有水旱二路可走。旱路由徽州府出发，经绩溪县、宁国县、广德州、回安镇、湖州府、吴江县、苏州，再到上海。在清代，因旱路不便运输，所以徽州茶商多走水路。水路的行程是：在屯溪搭船，沿新安江东下，途经沦潭、深渡、山茶坪、街口、威坪、慈滩，淳安县、塔行、茶园、小溪滩、白沙埠、严州府、乌食滩，张村、钓台、桐庐县、柴埠、横梓关、程坟，当阳县、鱼浦口、毛家堰、范村，抵达杭州。这一程有《水程捷要歌》唱道：“一自渔梁坝，百里至街口。八十淳安县，茶园六十有。九十严州府，钓台桐庐守。横梓关富阳，三浙垅江口。徽郡至杭州，水程六百走。”(20)在杭州过塘，经过回回坟、龙平山、长安坝、崇德县、皂林、嘉兴府、七里桥、嘉善县、泖桥、斜塘桥、松江府、黄浦，到达上海。据熟悉徽州掌故的当地耆老称，徽茶最重要的集散地屯溪，向有“无船三百只”之说，形容其水运的发达。清代，尤其是道光中叶以后，新安江的水运船户有严密的组织，徽州茶商在此雇船东下，十分方便。
徽商从徽州到上海的茶叶运输，采取了与别处不同的托运方式。因徽州茶商自己一般并不拥有车船等运输工具，故凡遇旱路，则雇夫肩挑背扛，若走水路，又临时雇船。远距离的长途贩运，一路上需不时更换运输方式。歙县坑口江氏茶商在《徽州至广东路程》中，(21)曾详细注明了由徽入粤，于何处雇夫、何处雇船的情况。力夫或船家将茶叶运到某一地点后，徽州茶商却付讫运输费用。途中遇盗或碰上船覆等不测变故，货物损失概由徽州茶商自己承担。如同治《祁门县志》记载：明代茶商邱启立（字见参）“偕诸侄联旺贩茶湖口，侄舟覆，启立悬重赏救之。侄以货物尽失，生不如死，启立遂以己茶一船予之。”(22)说明船家并不赔偿因“舟覆”而损失的茶叶。道光中叶以后在徽州至上海的运输线上，徽商茶叶运输采取的托运方式，与上述情况有所区别。那么，这种托运方式究竟有何特色呢？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收藏有多份同治、光绪年间徽州茶商托运茶叶的“船契”和“船行票”。这些船契和船行票从起讫地点来分，主要有二类：一是徽州至杭州，二是杭州至上海。兹按原式举一例，以见徽商从徽州到上海茶叶运输托运方式之大概。
奉宪船契
今据本府歙县船户天魁、财宝、夏
、观永、春宝、灶寿、春发、观玉、得顺、大有、小昌、银泰、五十、金寿、百富、观来共船十六只运，今自己船在于歙县水南薛坑口埠头凭行揽到张芝源宝号客名下货。计开：
茶箱一千零五十八件。
包装送至义桥顶埠交卸。其货上船，注明船票以杜蒙混。倘船户盗卖客货并少数目、潜逃等情，扣留原船赔偿，理涉无辞。其行李照客单检收。如路无水盘滩体驳各色等项，船户包体，均概无贴，不得另生枝节。等情。恐口无凭，立此船契，顺行为照。
三面议定水脚船洋二百三十五元一角。凭行当付洋二百零三元一角。挂欠下找洋三十二元，至义给付。客用船膳每位（食）计钱文，食粥减半，神福一应在行付讫。客自膳无贴。
同治十一年六月三十一日部贴官牙张衡记行（章）船票
一路顺风福星载道
这里要说明的是，不同船行印制的船契，文字上有详略的区别。不过，不同的船契和船行票，内容基本相似。
从这些船契上，我们可以知道，徽州茶商在茶叶运输过程中采取的托运方式，具有如下特征：（1）运输费用一般分二次付清，雇船时先预付大部分款项，余款则在货运到埠时给付。除茶叶运费之外，“神福”以及商人在船上的伙食费用另计，并预先交付。（2）一次谈妥运价及其它费用后，途中不再给付其它任何名目的运输费用。即使遇到“路无水盘滩体驳”等需额外开支之事，均由船户负责，茶商不再补贴。（3）茶叶等货物遭盗卖或缺少数目、上漏下湿，茶商可扣留原船，向船户索贴。（4）船户包揽运输途中的一切事务（唯纳税除外）。船契规定了商人和船户双方的义务和权利，尤其是特别强调了船户的承诺。具有这些特色的托运方式比较起其它地区商人随行随雇的方式要安全、便捷得多。当轮船出现、保险业兴起之后，徽州茶商又是在这条运输线上最先享受其惠。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收藏有多份徽州茶商托运货物的保险联单。它表明徽茶运输到上海更加安全、快捷。道光中叶以后，徽州茶商多集中在上海从事茶叶外销活动，徽州至上海茶叶运输方式安全可靠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为加强茶税的征收，清政府对徽州茶商由徽州至上海的茶叶运输采取了严格的管理措施。首先，徽州茶商贩运的每帮茶叶均须持有地方衙门所颁的“引票”（或“照验”）(23)，以备关卡查验。道光以前，徽州茶叶出山，皆归休邑屯溪办理，由休宁县派员查验给引，再经太厦司切角放行。其方法是：“各商赴局报捐，局中必提出一箱，令其拆口去茶，秤验箱罐轻重，一箱若干斤，众箱准此为法，名曰去皮。凡过关卡均如斯。”(24)查验之后，徽州茶商便可纳银取得贩茶的引票。同治年间，清廷曾一度改变皖南茶叶税收办法，所有诸项茶叶税厘，均一次交清，由“督辕颁发三联引票、捐票、厘票，随时填给，不得于三票外多取分毫。”(25)三票就成了徽州茶商贩运茶叶的凭证。若茶商无“引票”而运茶，一经关卡查出，即遭严惩。其次，由徽州运茶至上海，途中须交纳除引银之外的各种捐税。不同年份，徽州茶商在途中所交捐税亦自不同。歙县知县何润生在《茶务条陈》中谈到了光绪二十五年前后的情况：“歙、休、黟之茶均由新安江运浙之威坪，首卡每引抽厘捐三钱。光绪二十一年加抽八分，又另抽关锐银一钱，其它引课银三分四厘。再由威坪运绍兴，达宁波，逢卡验票，不复重抽。在宁波新关，每百斤完出口全税银二两五钱。设送至杭州，过塘由嘉兴至上海，每引须纳浙江塘工捐钱五钱。……此洋庄茶完纳厘税之定章也。至内销，如茶朴、茶梗、茶子、茶末等不完落地税，惟逢卡抽厘，屯溪街口每百斤各抽钱百文，浙之威坪抽三百余文，严东馆抽百五十余文，杭属厘卡抽钱三百余文，嘉属抽钱百五十余文，此内销本地茶抽收厘金之定章也。”(26)在徽州茶商所持的“船契”及“船行票”上，均印有醒目的“凡遇捐税，尊客自管”、“货船捐客管”、“遵示尊客，货凡遇关津，自投纳税”等字样。第三，在徽州至上海的水运途中，遍设关卡。关卡的作用有二：一是查验徽州茶商所持的“引票”或“照验”，并重复“去皮”的手续，以检查票与货是否相符。二是按章征收税厘。第四，设局严格控制船行和船户，防止船户不经船行私揽业务。在我们见到的一份同治八年（1869）十二月初八日的《奉宪设立通商船契》上，有这样一段文字：“……查得各路船行，经过客商，向由榀载经理，雇备船只装运货物，以通商贾。乃兵燹以来，商民裹足，聚市无从。兹已省垣克复，安堵如常，故出示招徕各行，仍于原基开设旧业船行，以便商人贩运往来，有所依据。从中恐有商客贤遇不齐，且有运货之船户优劣莫辨，因此设局严查，并谕饬各行认真办理，该商装运何货、发往何地销售注明船票，以杜蒙混。倘船户盗卖客货、潜逃等情，责成行家督同榀载追查确实，扣留原船赔偿，以昭诚信。船户如敢玩法不遵及私揽凑载情事，许该行指名送局究办，决不姑宽。”(27)通过对船行和船户的严格管理，清政府掌握了徽州茶商的一切贸易活动情况，包括运载货物多少、运至何处销售等。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清政府对徽州茶商由徽州贩货至上海控制很严。其目的在于维持正常贸易秩序，防止茶叶税金的流失。
三 徽茶在上海的销售
通过新安江水运，外销徽茶于每年开春头茶出山后，源源不断运抵上海。光绪年间，外销茶在徽茶中比例高达80～90%，其中绝大部分通过上海口岸销往国外。运抵上海的外销茶，无论质量还是包装，都与销往北方的内销茶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外销茶都是精选上等毛茶，经过烚、筛、扇、拣等工序制作而成，徽州茶商对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和要求。制成的茶叶分珠茶、雨前、熙春三大类数十个品种，分别包装。而内销茶质量远逊于外销茶，其中茶朴、茶梗、茶子、茶末居多。其次，外销茶包装内用锡罐，外装彩画板箱。箱分三种：一是“二五双箱”（连罐计重十一斤有奇）、二是“三七斤箱”（十二斤有奇）、三是“大方箱”（十五斤有奇）。据光绪年间歙县知县何润生称：“每箱可装细茶四十余斤、精茶三十余斤”。(28)而内销茶则专用篓袋盛储，包装远不如外销茶精美。
徽州茶商将外销茶运抵上海后，一般通过茶栈卖与洋行。道光中叶以后，大部分从事大宗茶叶外销的徽州茶商都固定与上海某一茶栈有业务往还。譬如，我们新近发现的清代徽州歙县坑口江氏茶商大量的帐薄、信札等商务资料，其中反映了江氏茶商历年销外上海的茶叶，均通过谦顺安茶栈代售给洋行。谦顺安茶栈系广东帮茶叶巨子卓镜澄和唐尧卿等人合伙在上海开设的著名茶栈。何以徽州茶商会与上海较固定的茶栈之间有业务联系呢？这里熟悉底细、相互信任等人情关系固然是重要因素，不过，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经济利益方面。因为徽州茶商在每年春设立茶号之前，往往要向茶栈借贷一部分资金，用于租用号址、添置工具，雇佣人手、收购毛茶及加工之需。茶栈提供给徽州茶商贷款，条件是徽州茶商必须将茶叶委托给该茶栈转售于洋行。自然，贷款要支付利息。我们在翻阅歙县坑口江氏茶商的帐薄时发现，江耀华经营茶叶生意的资本中，每年都有一笔是向谦顺安茶栈借贷的，而且数目不小。譬如《光绪念六年谦顺昌号茶数银洋总登》中记载，当年该号共收资金谦顺昌股本九八规元4000两，江耀记股本九八规元1400两，谦顺昌汇用九八规元7800两，总共收九八规元13200两整。(29)这里，从谦顺安茶栈借贷的资金占到谦顺昌茶号当年所有本金的59%。这就是为什么江氏茶商历年销往上海的茶叶，均通过谦顺安茶栈代售给洋行的真正原因。有一些财力雄厚的徽州大茶商往往自己在上海开设茶栈，直接同洋行打交道。
上海各茶栈除向徽州茶商提供一部分贷款之外，还每年向徽州茶商通报有关茶叶贸易的情况。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收藏二份上海谦顺安茶栈在光绪三十一年、三十二年向徽州茶商提供的当年茶叶销售通报，题为《红绿茶出口数及英美俄盂买等市销售情形略列》。其中内容包括（1）本年度红、绿茶在欧美各国的销售数量，并指出与去年出口数相比增长或减少的数目。（2）分析出口数增长或减少的各种原因。（3）华茶在各国销售价格的涨跌和盈利与否的情况。（4）考察影响价格涨跌的各种因素。（5）提出来年茶叶生产应格外精选、按低山价、减轻成本、杜绝走样等希望。这类通报信息真实、分析透彻，对徽州茶商的茶叶采购、加工、销售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徽州茶商在上海委托茶栈代售茶叶，茶栈要收取一定的佣金和其它费用。在一份光绪三十年上海谦顺安茶栈为徽商谦顺昌茶号代售茶叶的“代沽单”中注明，各项费用名目有：洋行息、打包、修箱、茶楼、磅费、叨佣、码头捐、栈租、力驳、堆拆、出店、火险、各堂捐、律师、会馆、商务捐、膳金，息等十八项，共计一千零七十六两一钱五分。(30)谦顺昌运往上海的这批绿茶共一千四百零一件，售价为九八规元二万三千二百二十八两四钱八分。由此可知，茶栈收取的各项费用，约占茶叶售价的4.63%。
徽茶在上海的销售价格，内销零售相对比较稳定，外销则历年波动幅度较大。上海开埠之初，徽州茶商经上海外销茶叶，每年均有赢利，虽不及道光中叶以前经广州外销茶叶获利大，但转输方便，徽州茶商也乐意为之。就如江绍周的信中所言：“现因连年夷商通于上海，利虽微而生意快捷，予所代理之茶叶年年均往上海脱售。”(31)这种年年稳操微利的状况，一直维持到了光绪中叶。其后，茶价开始大幅下滑，光绪十四年每百斤售三十余两者十居二三，售十余两至八九两者十居七八。(32)光绪二十八年徽州祁门最好的红茶、婺源最好的绿茶，售价每担不过四五十两，其次之各种低茶，售价不及二十两。(33)这时的茶价，同道光中叶以前经广州外销的茶叶平均每担可售五六十两至七八十两不等相比，已有天壤之别。扣除各种成本开支，徽州茶商的盈利就微乎其微了。倘或稍有疏忽，就可能出现“赔亏”的现象。茶叶价格在光绪中叶以后大幅度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洋茶的冲击和洋商的压抑。
综上所述，道光中叶“五口通商”之后，徽州茶商适应新的外贸形势，并利用徽州至上海较徽州至广州更为有利的地理条件，将人员、资金纷纷迁至上海，完成了茶叶贸易重心从广州到上海的战略转移。在徽州至上海的茶叶运输过程中，徽州茶商采用了安全、便捷的托运方式，将徽茶运至上海，并通过茶栈转售于洋行，从而获取利润。这一系列的贸易活动，都围绕近代上海这一城市而展开。其时徽州商帮所经营的诸业已渐趋衰疲，唯茶叶业因上海而得以中兴，并成为支撑徽州商帮残局的中坚力量。因此，探讨这一时期徽商茶叶贸易的状况对于我们全面了解徽州商帮的历史及其在近代社会的贸易经营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释：
① 近人陈去病在《五石脂》中说：“徽郡商业，盐、茶、木、质铺四者为大宗。”（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也有同样的看法：“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者。”
② 许承尧《歙事闲谭》第11册《北京歙县义庄》。
③ 根岸佶《中国基尔特的研究》“上海徽宁思恭堂”。
④ ⑤ （18） （光绪）《婺源县志》卷33、卷34。
⑥ 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第3章《徽商经营的行业》第3节《茶叶业》，黄山书社1985年版。
⑦ 商约大臣盛宣怀在光绪二十八年的《奏请减轻茶税》中说：“从前外洋不谙种茶之法，各国非向中国购食不可。彼时茶值甚昂，不论货之高低，牵匀计算，每担可售五六十两至七八十两不等。”茶商获取的利润数倍于资本的投入额。
⑧ 道光十二年由广州出口的茶叶总值是生丝出口总值的七倍，超过一千五百万元。而这些茶叶“向于福建武夷及江南徽州等处采办。”
⑨ 《安徽史学》1960年第3期。
⑩ （24） （26） （28）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42《征榷》。
（11） 吴馨等修，姚文楠等纂《上海县续志》卷1《疆域》。
（12） 李维清《上海乡土历史志·五口通商》。
（13） 民建上海市委、上海市工商联《外商垄断下的华茶外销》，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
（14） 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
（15） 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第6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
（16） （17） （19） （21） （27） （29） （30） （31） 原件藏安徽师范大学徽商研究中心资料室。
（20） 《天下路程图引》卷1。
（22） （25） （同治）《祁门县志》卷29、卷15。
（23） “照验”是部引未颁之前，地方衙门签发给商人的运茶临时凭证。
（32） 《访察茶叶文件》第34—35页，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第14章。
（33） 《光绪政要抄本·实业三》，转引自《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14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