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炳镐和当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研究——兼论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和学科体系建设（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论文,民族论文,之二论文,理论研究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理论通论》--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学科发展的一块里程碑
民族理论是民族研究学科中独立的学科，它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了人类社会和民族的发展规律，观察和总结了与共产主义运动密切相关的民族和民族殖民地问题，总结了欧洲、亚洲、南北美洲等地的民族解放斗争经验，批判地吸收了资产阶级在民族理论上的合理内容，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原则。后来列宁和斯大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加以补充和发展，民族理论的内容更加丰富，发展成了更为系统的民族理论。特别是斯大林构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民族理论体系，不仅给民族下了科学的定义，而且揭示了民族发展的规律，探讨了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和民族问题在社会问题中的地位，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方法措施，其理论的深度和高度在当时是无与伦比的，是我们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我国各民族人民在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多民族中国的民族问题，在民族工作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为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创造了最优越的条件，开辟了最广阔的道路。建国以来，以江平、牙含章、施正一、刘锷、白静源、何润、王国栋、孙青、果洪升、杨荆楚、刘先照、张尔驹、王连芳、马维良、熊锡元、彭英明、杨绍全、丁汉儒、马立三等为代表的老一辈专家学者，积极探索，刻苦研究，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许多高质量的民族理论专著和教材，在民族理论研究领域取得很大成绩，为民族理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金炳镐教授外，在民族理论界还涌现出郝时远、毛公宁、徐杰舜、杨昌儒、王希恩、青觉、熊坤新、都永浩、何叔涛、郑信哲等一批中青年民族理论学家，他们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视野宽阔，勇于创新。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民族理论研究进入繁荣时代，不仅民族理论文章大量出现在各种报刊杂志上，而且不断有专著和教材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理论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从马克思到邓小平)是我们党制定民族政策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民族工作的思想基础。作为一门科学，它要研究的对象是‘民族’这个客观主体的整体及其在各种条件下的各种表现形式，因而它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而其他各个分支民族学科(例如民族经济、民族文化、民族教育、民族语言、民族历史等)都只是以这个客观主体的一个特定的方面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16] (P80)但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历史地位和学科地位却与当时的学科发展水平显得极不相称。“民族理论”虽然逐渐被人们认知，然而这一概念和具体理论体系，在社会上影响并不大，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有许多人甚至不承认民族理论是一门独立学科。究其原因，就是学科的著作繁多但不统一，缺乏系统、完整、科学的民族理论专著。特别是已面世的相关专著和教材，都冠以“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形成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并重的二元结构；在内容上形成以“民族”、“民族问题”、“民族观”和“民族政策”组成的“板块结构”，缺乏体系的完整性、逻辑结构的严谨性和理论观点的鲜明性。
就是在此背景下，1994年5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金炳镐教授的专著《民族理论通论》(以下简称《通论》)。这是集作者20年教学和研究心血的结晶。该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中国民族理论学科发展中的代表作之一。许多学者纷纷撰文评论该书的科学价值和历史意义。著名经济学家、民族理论家施正一教授评价说：“这样的理论巨著在我国民族理论研究中尚属少见”。[17] (P79)青年教授唐鸣称“《通论》的出版是我国民族理论界一件值得庆贺的大事”。[18] (P55)中央民族大学熊坤新教授认为该书是“民族理论学科发展和教材建设的新高度”。[19] (P71)民族理论家、广西民族学院徐杰舜教授，更是评价该书是“民族理论学发展的一块里程碑”。[20] (P127)
《通论》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完整的民族理论新体系。全书分为七编，46万字。第一编：绪论。分别论述了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性质；民族理论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理论学科的建立和发展。第二编：民族实体论。分别论述了民族的产生及民族概念；民族的基本属性、基本特征；民族的基本结构、基本素质。第三编：民族发展论。分别论述了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内容；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环境；民族消亡的基本条件、过程。第四编：民族问题论。分别论述了民族问题概念；民族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发展规律。第五编：民族关系论。分别论述了民族关系概念；民族关系的特点；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第六编：民族纲领论。分别论述了民族纲领的基本内容；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第七编：民族政策论。分别论述了民族政策的社会作用；民族政策的主要内容。七编的体系结构，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同时，突破了以往的“二元结构”和“四大板块”模式，达到了结构的统一和体系的完整，构建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新体系，为中国民族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通论》对民族理论学科体系和教材体系的科学构建，标志着我国民族理论的学科体系建设和教材体系建设已走向成熟。”[21] (P55)
《通论》对内容作了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编排，使民族理论学科更具有逻辑性和科学性。《通论》对本学科的自身定位是，民族理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总体上对民族和民族问题进行概括性的研究，具体是说，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无产阶级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式、方法的科学。因此，《通论》对较之以前大大拓展了的内涵，按照事物先后有序的内在发展规律和逻辑思维方式，在篇章的编排和内容的阐述上，作了有机的组合。《通论》首先对民族实体进行论述。在论述了民族的产生及民族概念、民族的基本属性和基本特征、民族基本结构和基本素质之后，进而论述民族发展。在论述了民族发展的基本动因和内容、民族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环境、民族消亡的基本条件和过程之后，进而论述民族问题。在论述了民族问题概念、民族问题和社会发展问题、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之后，进而论述民族关系。在论述了民族关系概念、民族关系的特点、民族关系的发展趋势之后，进而论述民族纲领。在论述了民族纲领的基本内容、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中国共产党的民族纲领之后，进而论述民族政策。全书七编都各以三章篇幅的规范结构，以这样的承接方式对民族理论学研究内容展开论述，使编与编之间紧密衔接，章与章之间环环相扣，整部著作前后连贯，浑然一体，无不彰显出“《通论》对民族理论学科的内涵进行了拓展并予以重新排列组合，使其更具有逻辑性、完整性和科学性”。[22] (P72)在这一点上，“也不能不认为是《通论》对民族理论学所作的里程碑式的贡献”[23] (P127)。
另外，在具体的章、节的论述上，作者也都秉承这一思路。就以在“民族实体论”中论述“民族的产生及民族概念”为例，相继论述了民族形成的基本条件和时间；民族形成的基本途径和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理论的统一性；民族概念的出现及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的产生；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等。可以看出，作者在内容的编排上，确是进行了极其缜密地思考。
《通论》在继承中创新，在学科领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和见解，在理论上作出了新贡献。《通论》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构建了民族理论学科体系，而且还全方位地论述了民族理论，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见解和概念，对一些范畴下了全新的、科学的定义，对一些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问题给予了崭新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论述，为民族理论学开辟了新的领域，对民族研究和民族工作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民族共同体”进行了全面的科学的论述。根据经典作家们的论述，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生产力、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民族作为一种人们共同体，具有共同语言、地域、经济、心理等方面的基本特征。《通论》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社会现象和种的繁衍现象，具有民族自然(或族体)属性、民族社会属性、民族生物(或人种)属性三种基本属性，民族是与这三种基本属性相对应的民族自然体、民族社会体、民族人种体的统一；民族结构是民族的物质产品生产、精神产品生产和自身生产及其有关方面的有机排列和组合，具有整体有机性、相关同步性、相对稳定性、自动调节性、动态开放性和调控可塑性；民族作为客观实体，有它自己的基本构成方式和存在形式，民族结构是民族的静态存在形式，民族结构运动是民族的动态存在(即发展)形式；民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有它自身的整体素质，民族的基本素质是民族的基本结构的反映，是民族结构运动产生的一种特质和释放的一种力，民族素质是民族在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在长期的物质资料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及人类自身生产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内在和显现的能力，是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历史积累与积淀生物基因的遗传和变异的结果，是一种群体素质，是衡量民族生存质量的一种标志，具有群体性、积淀性、传承性、变异性、综合指标性。这些观点，是作者通过长期研究探讨民族共同体提出的新理论，补充和完善了前人对民族共同体论述的不足，使之成为完整系统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全面正确的认识民族共同体，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对“民族意识”进行了全面的崭新的阐释。民族意识是民族共同体对民族自身、社会的系统看法和见解。在民族主义泛滥，民族问题多发的今天，开展对民族意识问题探讨研究显得尤为重要。《通论》对民族意识进行解剖，通过深入细致地分析研究后，提出，“民族意识是综合反映和认识民族生存、交往和发展及其特点的一种社会意识”。认为民族意识的内涵包括“对自身民族的特征、特点的反映和认识，对自身民族历史及传统的反映和认识，对自身民族生存和发展条件的反映和认识，对自身民族与他民族交往的环境、条件的反映和认识”。进而提出民族意识的结构和层次论，即，民族意识的结构和层次分为“民族属性意识、民族交往意识和民族发展意识”。民族属性意识又包括民族自我归属意识、民族认同意识、民族分界意识；民族交往意识又包括民族平等意识、民族自尊或优越意识、民族自卑意识；民族发展意识又包括民族自我发展意识、民族自主自立发展意识、民族协同发展意识。这些新思想为民族理论提出了新的范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需要强调的是，“民族分界意识”和“民族认同意识”两个概念，是金炳镐教授首次提出和使用的术语，具有深远意义。
创新了“民族发展”的理论。《通论》特设了“民族发展论”，对民族共同体发展，从多角度、多方面、多系统进行综合研究，探寻民族发展的最佳条件、最优环境和民族发展的最佳途径、模式，以此揭示民族发展的规律，为各民族的发展提供可供参考的发展理论及其模式，推动各民族生存和发展质量的提高。在研究过程中，作者不仅注意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而且作了数量和质量的比较研究，使民族发展论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论述全面系统，见解颇有独到之处，拓宽了民族发展问题的研究领域，是对民族发展理论研究的极为有益的大胆创新，富于启迪性。作者在民族三维属性的基础上，指出民族发展是民族的民族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的统一。在民族结构论的基础上，提出民族发展就是民族优化结构的过程，也是民族结构运行机制完善的过程。进而提出精辟论断--“民族发展，是在民族自身因素，民族所处的自然因素，社会因素的综合协调作用下，民族自身的整个内部结构、素质和诸种外在特征以及民族之间社会关系的不断调整更新、协调适应，推进民族纵向质的演进和横向量的扩展，综合实现民族的民族性发展、社会性发展、人的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是民族生存和演进的质和量的提高。”[24] (P148)这是民族发展论的精髓，是民族发展的科学定义和概念，得到学术界的承认，10年来已被诸多学者广泛引用。可见该理论已是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了。
给民族理论的核心概念“民族问题”下了科学定义，为正确认识民族问题和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科学理论。民族问题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之一。它是在民族的活动、交往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民族问题对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会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开展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关系的科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论》对民族问题的论述极为深刻，分为三大章二十一节进行论述。“民族问题是和民族存在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的，表现在民族诸特征及其具体形式上的民族间的复杂的社会矛盾问题。”[25] (P172)这一定义，可谓精炼科学。接下来作者对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民族问题的基本内容、存在的时间、范围、民族问题与阶级问题的关系、民族问题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发展规律、民族问题发展变化的诸种影响因素、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等方面的论述中，全面深刻，其中许多论点是很精辟的。如关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重要性、复杂性、敏感性、连锁反应性，解决这一时期的民族问题具有同步性、艰巨性、多样性的观点是新颖正确的，是对民族理论学科又一重大贡献。
《通论》把“民族政策”列为民族理论研究的一个新的内容，拓展了民族理论的新领域。在传统的民族理论教科书中，把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并行相列，通常只是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作专题式的介绍，对民族政策部分一般只讲制定民族政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民族政策的内容，阐释介绍的多，分析研究的少，理论研究弱，所以就谈不上“论”和“学”了。《通论》大胆创新，将民族政策作为民族理论学科的体系之一进行论述，在“民族政策”后面加上了内涵极为深厚的“论”，这样就与传统的教科书有了重大区别。加上“论”字赋予了更多科学理论的内涵。这是重大的创新，是对民族理论学科独创性的贡献。由于内容的创新，也就有了研究、探讨、分析的余地和空间。《通论》率先对一些实际问题进行探讨研究。例如对民族平等问题，传统的论述只讲民族平等的内容和形式，普遍讲的也只讲到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通论》对民族平等问题的研究十分深刻，不仅论述了民族平等的内容和形式，而且从民族平等的质和量的关系、层次和结构的角度，分析论述了我国现阶段的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还是不十分完备的民族平等，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民族平等的质和量的矛盾的表现。对民族团结、民族间的互助合作、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的观点都比较新。提出民族团结具有相对性，民族间的互助合作具有有限性，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具有初步性。对民族政策论述的观点更新颖，指出民族政策具有理论付诸于实践方面的中介作用，协调差别和矛盾方面的调控作用，民族工作方面的标尺作用和民族发展方面的催化作用。这些宝石般的术语为民族理论增添了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