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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纪念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为绝好契机，史学界关于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呈现出少有的繁荣景象。经过1996年的学术成果积淀，抗战史研究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作为抗战史研究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关抗战初期中日双方的战略及其演化问题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和反映着整个抗战史研究的面貌，同时亦显示出鲜明的领域特性。据粗略统计，近年来关于战略问题研究的专题论文有十数篇，至于涉及的著作、论文则更多。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日本的侵华战略及其演化
关于日本的侵华战略问题，多数学者主张“一击亡华”说，但是在理解的程度上并不一致。丁则勤认为：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帝国主义采取速战速决的进攻方针，企图一击亡华〔1〕。程晓进一步认为：七七事变后，日本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决无全面长期抗战的决心和意志，以为通过局部化的战争，速战速决即可达到其侵华目的。于是日本确定对华战争的战略是：在一定范围内，以强大的兵力打击中国，速战速决，迫使中国屈服。实施这种战略的行动是进行华北会战。实际上，这就是以不扩大为方针的局部化——速战速决战略〔2〕。也有学者主张，日本的侵华战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总的对外战略紧密相联。余子道认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国际基本形势和远东的战略格局、中日两国的特定国情，以及日本统治集团对内外形势的判断和建国理念，日本帝国主义奉行对外扩张的总体战略，分为侵占中国、“南进”和“北进”三个组成部分，实现该战略企图的次序是“先中国，后世界”，即实行对中国“中间突破”，然后“南进”或“北进”或“南北并进”〔3〕。曲家源进一步认为：日本的对华战略是它追求世界霸权总战略的一部分，是为它称霸世界总的战争目的服务的。其世界战略分为长远、中期和近期三个步骤，征服中国进而用中国的人力物力增强日本的国力，准备与美争霸，是中期战略目标的实际内容。为此，日本制定对华战争的战略原则是：（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二）先发制人，实行突然袭击的闪电战，速战速决；（三）抢占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线，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四）战略与政略相结合，一面威胁，一面利诱，争取不战而胜。各项战略原则组成紧密配合的完整系统〔4〕。通过对各个时期日本作战方案的综合考察及对日本15年侵华战争全过程的历史透视，徐勇得出与众不同的观点：由于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地理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可概言之为江海战略，即以武汉为控制中国的“大局要冲”，把武汉作为日军对华作战构想中的进攻远点，长江为其深入并分割大陆内地的基本通道，溯长江西进武汉为日军的既定战略主攻方向〔5〕。诸家渊力排众议，认为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持久战略相比较而言，日本并没有预先构想的“总战略”，其原因在于日本对华态度的骄狂至极〔6〕。
至于日本侵华战略在实施过程中的演化问题，曲家源认为：自1937年战争开始到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是日本侵华总战略的全面展开。在每一次战役发动之初，日本的预期战略都是“以挫伤敌之战争意志，获得结束战争局势为目的。他们对每一战役所投入的兵力、海陆空等兵种的配合、战域的扩展等等，都是按照致国民党政府以死命的量度来安排的，以大兵团到处寻求中国军队主力决战”〔7〕。程晓的观点稍有不同：从七七事变一开始，由于中国政府和军队的奋男抗战，日本战争之初的战略意图迅即遭到失败，战争的长期化已成定局，日本被迫改变其原有战略，放弃不扩大方针。正在这时，国民政府为了争取主动，决定在上海对日作战。日本亦因十分重视上海的战略地位，遂屡次增兵上海，移主力于华东，寻求决战，占上海、逼南京，迫中国政府投降，以结束“中国事变”，达到战争目的〔8〕。徐勇代表了另一种观点，认为跨海西进、沿长江攻打武汉是日本的既定战略，但日本在全面攻势发动之后，迟迟未能实施对于武汉的既定攻势，其凶锋却首指华北，继向上海，再攻徐州。于是日本总体上的跨海西进，与为逐次达到作战目标而忽北忽南的战役方向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关内大陆战场上扑朔迷离的多向作战行动。其实这并不说明日本放弃了既定战略。这种受形势判断和作战目标及速决企图所制约的战役性的变化，不能与总体的战略进攻方向混为一谈〔9〕。诸家渊则认为：由于没有预先构想的“总战略”，日本实际上的战略战术是多变的，有时也犯一些愚蠢的错误，例如“逐次增兵”上海的战术造成了极大伤亡〔10〕。
二、中国的战略及其演化
就中国的抗战战略而言，诸家渊认为是“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11〕。李吉荪进一步指出：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不仅有明确的抗日战略即对日作战采取持久战略，且有应用得当的战术即“拖”的战术，而且作战方针亦是正确的，即由东向西、轴向攻防〔12〕。对于上述观点，程晓认为有进一步思考的必要，并在《抗战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中指出：总的说来，虽然国民政府执行的是持久战战略，即充分利用本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优势，实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的持久消耗战略，但是对于如何执行这一战略，国民政府并未做充分的研究。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一方面要求华北地方当局坚定抗战立场，与日本周旋，争取时间；一方面加紧进行各方面的战争准备工作〔13〕。黄道炫进一步认为：国民政府的持久消耗战略虽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即动员社会最大力量，持久消耗，韧强不屈地坚持抗战，最终拖垮日本侵略者；具体的运用方法即“以空间换时间、以时间换空间”。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只停留在感性层面，零碎而不成系统。远未达到运用自如的程度。其根源在于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单纯的防御战术。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在战略上有较成熟系统的看法，其观点对中国统帅部正确制定抗战指导方针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论持久战》是中共持久战略的集大成者〔14〕。
有关中国抗战战略的演化问题，学术界争论异常激烈，其焦点在于中国政府和军队是否及如何按总战略来促使战争的区域和方向向利己转化。张振鹍认为：在日本侵略、中国被侵略的总形势下，国民政府没有束手等待敌人进攻或单纯消极防守，而是在判定敌人必定要发动侵略时，赶在敌人前面，部署并实施了主动进攻。正是由于中国政府决定向上海“增兵”、“以主力集中华东”，不仅改变了日军的主攻方向，而且使对抗战全局影响极大的淞沪战场成为主战场，体现出总体战略防御中的对敌反攻，是一种积极防御〔15〕。李吉荪的观点更是明确：按照“持久战”的战略目的，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制定了“作战计划”和“战斗序列”，勾勒出将日军由东往西拖的作战蓝图。正是在上述基本思想的指导下，为化解北方平原作战在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利的因素，转劣势为优势，避免中央军劳师北上，国民政府主动出击淞沪，造就出以逸待劳，后发制人，引敌由东向西，轴向攻防的有利形势。后来“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南京保卫战，亦集中体现了国民政府的总战略意图〔16〕。与上述观点不同，程晓认为：战争初起之时，中国并没有打算在上海与日军作战，而是准备在华北与日军对抗。但是，驻沪日军的行动促使形势十分紧张。为取得主动，中国期望一举歼灭驻沪日军，确保政治经济要地，扩大影响。由于战斗很快处于胶着状态，出于种种考虑，决定在上海大规模对日作战〔17〕。余子道进一步指出：抗战初期，蒋介石虽采取“持久消耗”战略，但淞沪战役却违反了该战略原则，而非像有些学者所主张的，淞沪会战是改变日军作战方向为“由北向南”到“由东向西”，甚至与蒋的西南战略相一致。事实上，蒋进行淞沪会战的真正目的和意图集中于吸引部分日军主力，相应减轻华北不利局势及以淞沪会战来促美、英、苏等国干涉战争，促成和平调停，“以战略促政略”。同时，战争的实际进程亦能充分说明蒋在发动淞沪会战时即已确定将作战重点由华北南移华东，将淞沪战场辟为主战场的决策，甚至断定这是事先“充分设计”的战略计划等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淞沪会战是逐渐演化而成的，且过程较长〔18〕。诸家渊的主张又有所不同。在《论中日双方在淞沪战役中的战略》一文中，诸指出：虽然蒋介石精心策划过总体战略，但在实战中蒋并未严格贯彻，甚至常常违背总战略的原则。由于对上海特殊地位的特殊认识，蒋在会战中采取不同于“总战略”的消极防御战略、错误的“人海防御战术”及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包办抗战的指导思想。不仅如此，诸强调在一定条件下，会战中的单纯消极防御战略与“总战略”可以相互转化：淞沪抗战3个月是“总战略”向“淞沪战略”转化；日军登陆、中国军队背腹受敌，九国公约会议又无结果，1937年11月8日蒋令全线撤退，“淞沪战略”又转化为“总体战略”〔19〕。对于以上诸种观点，黄道炫认为虽各有其合理性，但也不免偏颇。在《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一文中，黄比较折衷地认为：有证据表明，抗战初期中国统帅部在军事上是积极进取的，力争贯彻持久作战的总体战略，在战役的指挥中有审时度势，对战役发展以及整个中日战争进程产生了积极影响，淞沪会战便是典型例子。当然，夸大估计中国统帅部的先见之明，认为其一开始就有诱敌改变进攻方向的分兵战略，稍失严谨；而看不到中国统帅部战前的充分准备，低估其在总体战略上的良苦用心，似乎也有欠客观〔20〕。
三、其他
除了上述一些热点问题外，苏小东还对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抗战初期的中国海军战略战术是持久消耗总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封锁长江，迟滞日军进攻，支援陆军作战，保障国民政府驻地及其安全转移，并为此进行了必要的江阴封江战等战役。但是失误也很重大：因为当时日军空中力量绝对占优，中国海军在不宜进行阵地战的情况下而强为之；同时，中国海军以全部主力舰来保护阻塞线，成为日军轰炸的活靶，直至丧失殆尽。这说明了中国海军对积极防御战略的认识非常不够，战术运用水平还比较低〔21〕。房列曙、胡启生则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作了很好的研究，认为作战战略不仅与战区划分有联系，而且是基本的指导思想〔22〕。戚厚杰还对此作了补正研究，使之更完善〔23〕。李继华则对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进行了有意义的探讨，强调正确区分和表述抗战战略过程的层次和阶段意义重大，而非玩概念游戏；认为在抗日战争的总态势即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前提下，毛泽东关于抗战第一阶段的论述“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可以理解为“敌之战略占领，我之战略退却”〔24〕。
总而言之，近年来关于抗战初期中日双方战略问题研究的进步在于：“学术风气逐步趋于实事求是；扩大了研究领域；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或在研究的深度上均有很大提高，有些论著论析精深，见解独到，或者填补了空白，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对不少基本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或者给予一些重要问题以重新评价”〔25〕。不足之处，是微观研究还不充分，影响了理论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注释：
〔1〕丁则勤：《中日战争初期日本政略方针之探析》，《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2〕程晓：《抗战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
〔3〕余子道:《中国抗战与日本的南进政策》，《江海学刊》1995年第2期。
〔4〕曲家源：《也谈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5〕徐勇：《日本侵华既定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6〕诸家渊：《论中日双方在淞沪战役中的战略》，《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7〕曲家源：《也谈日本侵华战争的战略问题》，《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8〕程晓：《抗战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
〔9〕徐勇：《日本侵华既定战略进攻方向考察》，《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10〕诸家渊：《论中日双方在淞沪战役中的战略》，《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11〕诸家渊：《论中日双方在淞沪战役中的战略》，《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12〕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13〕程晓：《抗战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
〔14〕黄道炫：《国共两党持久战略思想之比较研究》，《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15〕张振鹍：《淞沪会战：中国的主动进攻与日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改变——评军科院〈中国抗日战争史〉有关‘淞沪会战’的论断》，《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16〕李吉荪：《南京保卫战战略背景窥视》，《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2期。
〔17〕程晓：《抗战初期中国和日本的战略与淞沪会战》，《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
〔18〕余子道：《淞沪战役的战略企图和作战方针论析——兼答马振犊先生》，《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19〕诸家渊：《论中日双方在淞沪战役中的战略》，《社会科学》1995年第7期。
〔20〕黄道炫：《淞沪战役的战略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2期。
〔21〕苏小东：《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22〕房列曙、胡启生：《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23〕戚厚杰：《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划分的演变〉一文的补正》，《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
〔24〕李继华：《关于抗日战争的战略层次与阶段划分》，《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3期。
〔25〕余子道：《把抗战史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抗日战争研究》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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