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想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0)06-0001-07
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之后，形而上学已声名狼藉，被大多数哲学家所唾弃；随着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被后现代哲学家们称为“利益最大化的宏伟叙事”替代了各种理想化的哲学原则，成为世界性的人生哲学。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理性思考，不为任何功利目的的纯粹真理的探求，亦即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日趋黯淡，它被视为不合时宜的古怪的生活样式而倍遭冷落。尤其是在我国文化传统中本来就缺少纯粹理论生活的文化基因，哲学和其他纯学术理论学科的处境就更为困难。有鉴于此，本文以赞美理论的价值态度重申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意旨不在争夺什么话语主权，而在于呼吁和坚持一种人类生活的维度，它将恢复和坚守人之为人的应有的灵性和尊严。
一、哲学家的存在方式
至少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史上一些伟大的哲学家似乎都感受到一种命运的召唤：自觉其人生使命就是做哲学思考。从而，哲学思考就不是偶然地、外在地随便想想，而是哲学家内在的、必然性的精神生活；哲学也不仅仅是哲学家的谋生手段或某种技能性的职业，几乎就是他们的全部生活，是他们的生活形式、生活目的和存在方式。
黑格尔用他的精神辩证法（这也被后现代哲学家称为另一种宏伟叙事或元叙事）理解苏格拉底的原则，他说：“苏格拉底的原则就是：人必须从他自己去找到他的天职、他的目的、世界的最终目的、真理、自在自为的东西，必须通过他自己而达到真理。这就是意识复归于自己。”[1](P41)不管黑格尔是否准确地理解了苏格拉底的原则，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苏格拉底确实奠定了西方文化中一种人生理想的基础，这就是，认识你自己，过一种内在自觉的有意义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明明白白的理性生活。通过自己而达到真理，获得生活的内在坚定性，就是要从对外在的神谕、传统、习俗、乃至法律道德规范等的盲从中解放出来，要由自己给出如何生活的理由，这也就是一种理论生活、理性生活和自由生活的理想。
自由自觉的生活需要真诚、不倦的理论思考，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的代价。然而这又是使生命、生活获得意义的唯一途径，因而它的价值可能超过生命本身。苏格拉底以人们看来是有些极端的理性主义态度认定：美德就是知识，美德就是逻各斯，没有知识或识见至少没有自觉的善的生活。“知识与生命彼此的绝对统一”，可视为纯粹理论生活理想的实质。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获得知识并由知识而规定生命的意义，知识是使生命有意义的从而使生命值得珍惜的唯一理由。苏格拉底之死至今仍是哲学家们反复思考的重大事件，本世纪的存在主义哲学风靡世界，有人认为，苏格拉底就是一位真正的存在哲学家。理论与生活的彻底统一，自由自觉地决定自己的生活，真诚地践履自己的理论原则和理论信念，这就是哲学家的在世方式或存在方式。
苏格拉底之死使理论生活不再是单纯的主观精神活动，而被昭示为一种生活的样式和风格。博学而又具有现实感的亚里士多德虽然批评苏格拉底对美德的偏狭的理解，他也可能不赞同这位祖师的激烈的生活态度，但他更为理论化地论证了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古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探索哲理只是为想脱出愚蠢，显然，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这个可由事实为之证明：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都获得了以后。这样，显然，我们不为任何其它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不为别人的生存而生存，所以我们认取哲学为唯一的自由学术而深加探索，这正是为学术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2](P5)在这段颇有些历史唯物论味道的哲学起源和性质的论述中，哲学被着作是无任何实用目的的仅为自身而成立的唯一学术，哲理探索成为人的自由本性的唯一表征。如果说为了各种实用目的的人类活动受到人的基本需要的驱动，这些活动或生活形式是受必然性支配的，那么，哲理探索则是摆脱了自然必然性的束缚真正属于人自己的自由生活，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粹理论生活是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的理想生活。
人为自己的生存而生存，通过自身而达到真理，这就是纯粹的理论生活态度。这种论证方式是海德格尔称之为“基础本体论”的生存论的论证方式。至少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另一根深蒂固的传统是从存在论或本体论思路论证我们所说的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众所周知的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理念或模式是超越人的心理和思想的实体性存在，它是万物原始、永恒的原理，是世界的本质或实在，因而是思想的真正对象。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既是认识的目的，也是有价值生活的目的。理念既是真，又是善，柏拉图把哲学家定义为：“渴欲观赏真理的人”，也把对于理念的考察当作绝对幸福或幸福生活的本身。[1](P223)此外，因为理念是永恒的实在，那么通过哲学练习可以不断地回忆和接近真实的理念世界，这就使哲学家的生活具有了神圣的不朽的意义。哲学是死亡的练习，死去的是不真的虚幻的感性生活，获得的却是永恒的神圣的理性生活。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具有了超凡脱俗的神圣光辉，而人的理性本身也具有了实在性的存在论意义。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近代以来的哲学家逐渐失去了希腊哲学中那种虔诚的理性精神和理论信仰，然而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作为西方文化的传统或基因却不绝如缕，不断地被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所坚持和宏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胡塞尔面对欧洲科学和哲学的危机，呼吁恢复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他在自己哲学探索的关键时期，也在真诚地追问自己如何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哲学而生存。哲学是生命意义所在，哲学和生命的统一是所有重要哲学家的共同特征，或者也可以说正是这种理论生活的真诚态度才使他们成为重要哲学家。哲学与生命的统一不仅在于哲学家们对自己生活使命的自觉，也直接表明为一种独特的生活形式，表现为生命不止哲学思考不止的事实上的统一。康德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下一些断断续续的句子：“先验哲学是先验地联合在一个体系中的诸理性原则的综合……”[3](P285)。黑格尔在给友人的信中曾说过“我已把自己奉献给科学”，他在年近花甲的时候，放弃了假期休息，放弃了和家人、亲友的团聚，表达了：“必定、必定、必定”把《哲学全书》第二版改完的决心。[4](P200、18)由于消息闭塞，几年没有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的音讯了，今年是他的百年诞辰，我们知道，他在九十多岁高龄的时候还在思索哲学究竟应该是什么。
二、理论生活的界限
人们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理论如果仅仅是抽象的、僵死的普遍性，仅仅是操作性、工具性的符号系统，仅仅是书斋里或实验室里的冥思苦想，那么它固然是乏味的、没有光彩的、枯燥的。但是如果理论真的成为学者们的生活形式和生命意义，那么理论生活就具有了外人无法知晓的紧张激越、梦绕魂牵的无穷勉力，它诱使古往今来的无数智者无怨无悔地选择了这种生活方式。科学史、思想史、哲学史都留下了令人迷醉的理论生活的鲜活的记录，显示着一种理想生活的可能方式。理论生活是人们可以选择的一种理想生活方式，但它肯定不是唯一可取的生活方式；并且理论生活的可能性需要更为原始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亦即理论生活有着自己的界限或限度。
亚里士多德早已指出哲理的探求只有在获得了生活必需品之后才有可能，马克思主义更为明确地指出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纯粹理论生活的起源是建立在古希腊奴隶制度的基础上，理论生活方式的这种非人道的缘起抹去了智者们为理论生活涂上的神圣光辉，直到今天，它仍然受到人们的道德直觉或正义直觉的质疑，使纳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在道德上的合法性成了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理论生活与物质生产活动的分离与对立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现象，它将随着私有制的消灭而消除。马克思设想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消灭以及每个人的全面的自由发展，将使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失去意义，但也同时获得了更为丰富的意义。
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不仅要有物质生活条件的基础和前提，也依赖于特定的政治制度的前提。叶秀山先生在分析希腊哲学起源时指出，“不是一般的奴隶制度，恰恰正是古代希腊（雅典）的奴隶主民主制，提供了早期希腊哲学思想的产生、繁荣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因为哲学的发展和繁荣需要自由讨论、辩论，而希腊城邦民主制度为各个学派提供了相对比较自由的论辩环境。[5](P3)法国古希腊研究专家让—皮埃尔、韦尔南在其所著《希腊思想的起源》中特别强调城邦民主制度与哲学的密切关联。“在哲学的黎明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调节的社会宇宙的图景，被伊奥尼亚的哲学家们投射到了自然宇宙上。……伊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们建立的新的世界模式，从其几何框架来看，是与城邦特有的制度形式和思想结构密切相关的。”[6](P11)这就是说，有了对人与人社会关系、政治关系的平等原则和秩序的理解，才有了对自然宇宙秩序的规律性理解，才有了包容自然与社会的普遍理性精神，韦尔南强调，“不论就其局限性还是就其创造性而言，希腊理性都是城邦的女儿”[6](P119)
种种偶然的历史机缘造就了希腊理性精神，萌发了一种纯粹理论生活的理想。应该说，世界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论思维和理论生活，但纯粹的即不包含功利目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生活却是希腊思想的特色。仅以把思维形式作为研究对象的形式逻辑说，亚里土多德就已基本完成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两千多年人们难以突破其理论框架。我国古代也有丰富的逻辑思想，但缺少系统的关于纯粹思维形式的研究，其原因至少有以下两点：一是逻辑伦理化和逻辑政治化妨碍了纯逻辑研究。注奠基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名言”的逻辑艺术，基本上是为政治上的伦理“规范”服务的，思维的形式和规律，都受制于伦理规范的。[7](P21)汪先生把“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之在名”这种理论称为“名实的政治逻辑原理”[7](P25)，由此我们知道了讨论逻辑问题的“形名”如何会与讨论政治的“刑名”法术连到了一起。二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有时重视经验的类比，而不信推理的全知”，“一般都认为推理不及经验可靠，推类的知识不及实践的知识可靠”[7](P46-47)，这种对纯形式推理知识可靠性的怀疑，势必影响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律的理论研究。重视伦理、政治实践的智慧，重视经世致用的经验知识，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特色，它有益于经验性的实践理性的发展，却不利于纯粹理论学科的发展。
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度是希腊理性精神的前提，它不仅为哲学的探索提供了较为自由的外部环境，也为哲学思考提供了基于政治思维的思维框架，即对自然、宇宙和思维的规则和结构作几何学式的形式的思考，从而形成纯粹理论学科的雏形和框架。然而，纯粹理论态度的生活方式和理想，毕竟只是极少数智者所能持守的态度和理想，它不能成为现实的普遍的生活原则。所以，在文明的演进中它不可避免地发生蜕变。按照海德格尔的看法，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的理念论哲学成为基督教的理论来源，基督教作为黑格尔所说的“绝对宗教”，只能奠基于普遍理性或绝对理性之上；另一方面，希腊哲学的理性视野正是现代科学技术运作于中的视野，海德格尔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希腊哲学的完成。[8]这样，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发生了双重的转变，一方面它已不再是始于惊异的探索和好奇，而成为绝对宗教的最高规范，从而封闭了自由探索的空间，理性转变为信仰。另一方面，古希腊哲学的爱智之忱并无实用的目的，虽然它已有人本自由的生存论领会，但并未把自由主体脱离存在，爱智慧的哲学探索是向存在的投入和归属。而近代哲学的主体则已确定了“思”的主体地位，存在成为思想规定中的范畴存在，从而以功利主义的态度去操纵、控制事物存在的技术统治时代到来了。
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上述演变从其后果方面表明了理论生活的界限。按照理论生活的自身逻辑，它必然要求理论构造的基础和前提，以终止解释的倒退。也就是要求一切事物最高原理和原因的第一哲学或形而上学，为全部知识奠定自明性的真理前提。但是，一旦把形而上学的最高真理凝固化、僵死化、教条化乃至实体化，理论就转变为信仰、探索性的描述就转变为绝对的规范，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探索精神即被扼杀，从而超出了纯粹理论生活的界限。对纯粹理论生活界限的超越也来自理论应用的冲动。单纯的惊异、好奇的理论动机难以抑制功利主义、实用目的的理论动机，为学术而学术的理论生活过于清高和雅致，因而也显得娇贵、脆弱。亚里士多德限制在伦理生活中的实践智慧必然闯入理论生活的领域，特别是纯粹理论具备了技术应用可能性的情况下，贵族化的纯粹理论生活就必然转变为大众化的技术活动。
通过上述这种简要的分析，人类精神生活的一个维度、一个受到种种限制和挤压的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领域显露出来。我们认为，这是希腊哲学开拓的一片宝贵的精神空间，是希腊哲学贡献给人类的一份珍贵遗产。坚守这一看似狭小实则无限的精神领域，将使人类的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更有灵性、更有尊严、更有自由和欢乐，也将使人类保留应付挑战和劫难的更为丰富的理论资源。
三、理论生活的意义
询问纯粹理论生活有什么用处或者说有何意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着特定前见的提问，即价值立场的提问。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纯粹理论的思考并无任何实用目的，因而它也并不关心理论的用处和意义。但亚里士多德的论述中也回答了上述提问，那就是为了摆脱愚蠢，使人聪明起来。但是，聪明又有什么用处？这就使人们经常不得已地说哲学是“无用之用”。
用“无用之用”回答人们对哲学和其它纯粹理论的诘问似乎有无奈和搪塞的意味，但中外哲学家对此却都有深沉和系统的理论思考。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的来临忧心忡忡，认为世界已进入午夜，时代的贫乏和危险已至极致，人类急需拯救。拯救的道路何在？就是从西方哲学中脱离出来。他认为，哲学是西方特有的东西，哲学就是西方人和西方民族的命运。随着世界性的现代化席卷其他民族，哲学似乎也是整个人类的命运。西方哲学的开端（不是思的开端）就出现了思想对存在的脱离，因而造成思想规定存在，技术统治存在的主体性形而上学，这是全部今天所说的现代性弊端的总根源。出路只能是让思想重新归属存在，从主体的视界“跳跃”到存在的视界，让“思”和“诗”替代哲学的理性。海德格尔深知这种“思”的转换的巨大困难，他一再说要忍耐，要等待。但他以先知般的自信和坚定宣告其所思达到的精神深度和广度将从根本上改变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历史和命运。果真如此，“思”的力量就是举世无双、无可比拟的强力。人总是理性的动物，理论学说和思想的力量总是要介入人的现实生活，从世界历史的大尺度看，理论和思想要比欲望和意志更为根本地决定了人的在世形态和历史方向。
福柯等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强烈地感受到现代性的压抑和统治，他们认为，理论和知识话语作为一种体制性或制度性的力量参与了现代性的统治，并使这种统治合法化。无论是福柯所揭示的知识和权力的合谋所建立的同一性对差异的压抑，还是利奥塔尔所说的种种“元叙事”对意义的独断，或是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与各种资本的联合统治，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都对源自希腊理性的启蒙理性进行了自觉的反叛和抗争。但是，用理论思维拒斥普遍性理论的结果必然是悖论性的，从而，他们对启蒙理性也必然是矛盾的态度。英国学者路易丝·麦克尼指出：“值得注意的是，在《什么是启蒙》这篇极其重要的最后作品中，福柯更为明确地承认了他对启蒙思想的矛盾心理。他的目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解释启蒙哲学，以便拯救当代所需要的批判精神：‘能将我们联系起来的线索不是对教条原则的信仰，而是一种态度的持续复活，即一种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历史时代进行持续批判的哲学。’”[9](P9)自由的探索精神和批判精神也正是我们所说的纯粹理论生活的本质精神。因此，当代理论生活的意义就与亚里士多德单纯智慧的向往不同，它有了更为严肃的沉重的使命，这就是批判、抗争和制衡的社会学效果。
福柯曾认为，哲学就是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利奥塔尔主张一种“语言粒子的语用学”或“局部决定论”[10](P3)，主张在语言游戏中使用新的语用学招数干扰理性的秩序。按照我们的看法，哲学作为一种别样的思维方式或语用学招数，就是一种思想道路的开拓。它打开自由思想的空间，探索区别于习惯和主流思想的可能的思想道路，形成对任何形态的僵死同一性的挑战和抗争，从而也为实际生活道路的选择提供思想的资源。最通俗地说，哲学或纯粹理论的作用就是要不断地警惕人们避免走入思想和行为的死胡同，不要一条道走到黑。人类的固执和偏狭往往不自觉地闭锁了自由思想的空间和真理的道路，这不仅是因为思想的懒惰，更可能是因为利益、信仰等欲望和热情。因此，纯粹的理论思考总是对“利益最大化元叙事”的制衡，是对信仰和盲从的警醒，是对绝对权力话语系统的批判和消解。自由的哲理探索展开了广阔的未知领域，它使人类的理性懂得了谦卑和诚敬。利奥塔尔在对现代知识状况考察后得出的结论说：“一种政治显露出来了，在这种政治中，对正义的向往和对未知的向往都受到同样的尊重。”[10](P140)
纯粹理论思考既是一种批判的、消解的、解放的力量，也是一种建构的、规范的力量，尽管这二者都不是纯粹理论的本来动机。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们不同，本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胡塞尔更强调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对于欧洲诸民族精神的根本的意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胡塞尔在多次讲演中发出了欧洲科学和哲学危机的警告。在他看来，希腊哲学精神是文化的欧洲的根本标志和历史基础，随着反理性主义精神困倦的出现，普遍的希腊理性精神受到了冲击和动摇，这就使欧洲病了，陷入了危机之中。不管胡塞尔对当时欧洲文明的判断是否准确，但希腊哲学与欧洲文明的关系乃至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却是真实的问题。哲学概括，难免大而化之的偏颇，但其理论的洞察力往往也有极强的效力。在我们看来，作为希腊精神特质的纯粹理论生活态度和理想，希腊哲学的普遍理性精神，至少构造了现代性的两个支柱，这就是我们讲了多年的民主和科学。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开启的视野就是现代科学技术的视野。他没有强调纯粹理论兴趣与技术统治的区分，原因在于，对事物和存在的指示性理论描述，必然导致对事物和存在的规范性技术控制。但是，技术性应用毕竟是纯粹理论思考的衍生后果，它不是希腊哲学的本真精神。希腊理性、科学精神、技术统治虽然有历史的血缘联系，但我们认为，纯粹理性孕育的科学精神是现代性中更值得保留和宏扬的东西，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最需要汲取和培育的精神素质。科学精神的实质即是对经过理性考察的普遍性原则和规则的自觉认同，对普遍的客观性法则的信赖和遵从。这不仅是科学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是民主和法治建设的基础。
我国历史上也有倡导法治的法家思想，但它终不能战胜儒家学说而成为主流政治文化，究其原因似乎在于，一是它缺少民主的理念，所以法治只是一种帝王之术；二是它缺少自然法或哲学理性的批判，亦即缺少法的正义性的哲学基础，所以，只能是荼毒天下的严刑峻法。较之有些民本主义精神的儒家政治思想它显然是更为落后的东西。如果上述看法是正确的，它也给我们今天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启示，科学精神、理性精神、自然法批判的精神亦即纯粹理论的态度，也是健全的民主法制建设所不可或缺的。
思索理论生活的意义，我们也一再感到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矛盾的纠缠，基于纯粹理论生活态度的普遍理性精神必然成为压抑和统治的力量吗？这里我们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这就是坚持纯粹理论生活的态度，就是坚持哲学的态度，就是不懈地探索和思考，至于思考的理论结果还是把它当作“意见”吧。
收稿日期：2000-0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