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争鸣与探讨——“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研讨会论文,性别论文,女性主义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7)01-0017-21
近年来，国际关系研究多元化的问题始终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女性主义学术向国际关系学界的渗透和国内学者相关成果的不断涌现，对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进行深入的思考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外交事务研究院于2006年11月19日召开了题为“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的小型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等一些高校的多位从事国际关系学理论和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与该院师生一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研讨会主要从学理层面围绕着以下四个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在国际关系学中的定位
上海外国语大学张曙光认为，开展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为什么社会性别对国际关系学至关重要”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由于科学方法对国际关系学越来越深地介入，解决好上述问题成为相关领域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其原因在于作为一个分析范畴，社会性别概念并非产生于国际关系学科内部，而来源于其他门类。他以自己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为例，指出西方学者对国际关系进行的社会性别分析较多地集中在安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视野有欠开阔；同时，许多人将注意力主要放在对国际关系话语中的性别形象、行为的解析，如有的研究者运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张宣传画说明日本在美国的盟国中处于边缘位置，因为它被看作一个女性味十足的国家；有的提出，美苏冷战期间，美国导弹尺寸小于苏联，引起了许多人的担忧，因为这被看成是美利坚民族的阳刚之气受到挑战的标志；也有的认为，在一个国家与别国结盟的取舍中，性别形象起着重要的作用。美国选择巴基斯坦作为自己的盟友，是由于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印度圣雄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十分女性化，等等。这些研究基本停留在直觉的层面上，那些充满着社会性别意味的词语究竟具有怎样的含义、如何验证、那些形象的出现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都有待于进行进一步的思考。
张曙光同时指出，女性主义目前还很难称得上是一个完整的理论，而只是一种视角，首先，女性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为构建的，因而国际关系是虚拟的，是男性利益的体现，而女性主义本身同样是建构的产物；其次，女性主义缺乏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内部的各个派别，无论是突出女性特征的激进女性主义，还是认为男女之间不存在本质性差别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和解构一切固定概念的后现代女性主义，在对性别与国际关系的理解上都有失肤浅。必须弄清女性主义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其原点何在。除此之外，许多问题还必须通过有关学者的深入探讨才能找到正确的答案。总而言之，女性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研究有着过于浓厚的政治化和情绪化色彩，学术定位模糊，其广度和深度都有待拓展，其真正走向成熟尚要经过一段漫长的路程。
北京外国语大学李英桃提出，女性主义一方面需要方法论层面上的关注，另一方面也必须探讨女性在国际关系学中面临的实际问题。仅仅停留在方法论问题上是危险的，因为主流学界也谈论女性，谈论性别，分析其意义。在女性主义兴起后的男性研究中，有些学者与女性主义志同道合，有的则认为女性压迫男性。女性主义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既要考虑全世界女性怎样团结起来，争取自身的解放，也要思索不仅将女性放在国际关系的中心，而且把她们从中心移出。缺少前者令研究流于空洞，而对后者的忽视则使研究缺乏深度。而这一定位在张曙光看来是本质主义的，即过分强调女性的特殊经历和特定立场。
在研讨的过程中，与会的师生们也纷纷参与讨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中国是否存在着像西方那样尖锐的社会性别矛盾提出质疑。有的就社会性别问题以往受到忽视如今引起人们注目的原因谈了自己的思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表明女性主义作为一个学派，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对国内国际关系学界来说还相当陌生。
二、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渊源
上海交通大学郭树勇指出，女性主义是国际关系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建构主义相一致的是，它批判政治现实主义，批判国际政治，解构国际关系，从社会学的角度关注人性，以人权解构主权，并强调妇女解放是人类解放的一个组成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起了一定的作用。目前，女性主义必须超越对主流学说的批判，在解构的同时进行建构，如在道德问题和软权力方面有所建树。女性主义从关注国际关系中最低级的问题开始，研究性别平等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解放问题，其政治作用非常突出，需要重视的是如何将它理论化。女性主义在认识论上有明显的优势，而其本体论是建构主义的。
李英桃的观点是，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很难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有关学者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其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多元的。激进女性主义将性别压迫作为一切压迫之本源的做法早已受到严厉的批评，社会性别分析的出现对“生物决定论”发起了严肃的挑战；而后现代主义将“妇女”作为一个宏大概念加以解构。目前，女性主义各派别在相互沟通中逐步走向综合，但内部仍存在着众多矛盾。一部分学者正在走建构主义之路，另一部分则进行定量研究，因此许多学者并不急于将之理论化，而是希望各派学者从多元的角度进行探讨，使自己在与主流理论的碰撞和争鸣中闪出火花。
上海外国语大学马骏认为，女性主义研究的目的不仅是解放女性，也是使男性摆脱禁锢，如何通过研究和相应的社会运动带动变革是需要考虑的。另外，女性不仅深受社会性别压迫，还是民族国家的一员，面临着阶级和民族压迫等方面的问题，社会性别与其他压迫机制的互动同样是需要认真研究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王联合提出了女性主义目前是否处于一种被动状态、是否具有自己的主体意识的问题，认为如果对此尚未产生一个明确的答案，女性主义离成熟还有一段相当的距离。上海外国语大学韦宗友希望了解女性主义是不是弱势群体理论诉求的一个代名词。上海大学闵冬潮指出，女性主义既把女性作为自己的认识对象，也视其为自己的一个视角，提倡多角度地看待社会问题。不能认为只要有了女性主义就万事大吉。有些女性主义者让自己充当性别警察，用男性和女性来涵盖一切，这种做法是难以接受的。任何理论如果被教条化了，都会在无形之中走入死角。但无论如何，社会性别对国际关系的介入如同一粒石子被投向水中，打破了平静的水面，促使人们去了解和思索。
三、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基本议题及其关注热点
上海大学闵冬潮着重分析了全球化条件下国际妇女运动发展的最新趋势——从全球女性主义到跨国女性主义。
全球女性主义的理念是由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率先提出的，认为全球妇女普遍受到男权制的压迫，有着相同的经历和体验；同时，作为受到男权奴役的牺牲品，她们看到的现实和发出的声音更具有真理性，因而可以忽略相互之间在阶级、种族、国家等各方面的差异，建立反对男性专制的联合阵线，构建一个各国妇女超越阶级、种族、民族、国界，共享价值与精神的美好世界。在1975-1985年“联合国妇女十年”期间，秉承上述理念的第一世界妇女活动家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妇女大会内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不仅人数极少，而且由其提出的第三世界妇女所面临的问题无法提上议事日程。国与国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同样反映在国际妇女运动中。西方妇女把自己看作全世界妇女利益的真正代表，而第三世界和第一世界的少数民族族裔妇女则将西方女性主义者的观点看成是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的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形式，要求正视女性内部的各种差异。联合国第三次世界妇女大会期间，西方中产阶级女性主义者亲眼目睹了第三世界妇女的生存困境，第三世界妇女也开始把维护女性权益、实现社会性别平等作为推动本国进步的一个重要议题。各方通过对话增进了相互理解，就形成一个包括不同女性群体的各种特殊需要的全球女性主义目标达成了共识。
冷战结束之后的十多年来，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使跨国资本、劳动力、组织、资源、信息的流动大量增加，它们穿越了国家的边界，削弱了国家的主权，引发了新的不平等、压迫和权力的斗争，也促使了跨国妇女运动网络的形成。但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矛盾依然十分尖锐，体现在妇女运动中，非西方国家的妇女组织财政上依赖西方妇女非政府组织、基金会和学界的支持，跨国的资源和话语依然循着由西方到世界其他地区的路径单向流动，一些女性主义者把目光转向全球范围内跨国资本与文化循环中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不再追求全球妇女发展的某种总体目标，而是反思女性主义内部的各种霸权，揭示民族国家之间女性主义的复杂关系，促使对社会性别压迫和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统治之间联系的关注。来自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女性主义者之间的频繁对话使来自西方的概念被其他国家女性主义者在批判和改造的基础上加以运用的“杂交化”成为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一大景观。
闵冬潮最后指出，全球化给国际社会带来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需要拓展视野，改变传统上以民族国家为本位的观念。而这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对国内从事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提出的要求，即必须关注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努力成为国际社会中的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对来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既不盲目排斥，也非一味崇拜，而应基于本国社会和历史的实际加以分析和处置。
上海外国语大学胡传荣梳理了女性主义与主流理论的关系，指出女性主义作为一个产生不久的边缘学派，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发生碰撞和冲突。她认为，现实主义把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的唯一行为体，从事对外交往的任何人无论男女都是国家的代表，必须将以一切可能的手段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保障国家的生存与安全作为自己的目标，社会性别因素没有考虑的必要。事实上，对包括国际关系学界在内的西方主流社会而言，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权力角逐，追求本国绝对安全等恰恰是男性身份确立的关键，这暗示了国际关系是精英男性的事业。另外，现实主义在与各种对手的论战中，常常把对方比喻成女性或女性化的“失败的男人”，更在无意之中流露出其男性中心主义的本质，因而遭到女性主义最为严厉的批判。
相对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对待女性主义的态度缓和了许多。它旨在揭示现实主义视而不见的国际社会中的各种新现象和新问题，眼界较前者开阔，为女性主义提供了成长的空间，女性主义的一些主张也引起了它的浓厚兴趣，被认为对认识复杂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有益的见解，但双方也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分歧。自由主义赞赏女性主义中与之具有相近主张的派别，而认为其他派别不是幼稚便是死路一条，被批评为对女性主义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以合作为名，对之加以肢解；自由主义主张建立协调各国政府政策和行动的国际机制把国家放在核心位置，而未能确保为维持其运作作出贡献的个人的利益，对从未真正进入国际关系决策层的女性尤为如此；自由主义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国际关系，女性主义则偏重于历史、人文和哲学方面的考量，这在自由主义的心目中，很难称得上是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
相形之下，女性主义与建构主义有着更多的共同语言，双方都从哲学、社会学和其它人文科学中汲取养料，研究身份、认同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都希望通过人的自觉努力，使国际社会摆脱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朝着有益于各国和谐共处的方向发展。但是，建构主义把国家看作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女性主义则突出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样性，尤其是为长期受到忽视的女性提供一个表达自己诉求的平台；建构主义将国家比作个人，却对社会性别作为人的一种社会身份的作用视而不见，以致忽略了女性主义对这一学派发展的宝贵贡献。尽管双方存在着一些矛盾，女性主义仍然寄希望于同建构主义合作，形成女性主义建构主义，运用它的宏观视角来对国际关系进行社会性别剖析。
四、社会性别与国际关系研究在国内外发展的现状及国内学者的评价
李英桃在综合分析国内学者从事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将其主要内容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一)国际关系中的“妇女问题”，主要包括女性参与国际关系、决策的状况和国际关系实践中的“妇女问题”，如女性移民，跨境拐卖妇女，跨国公司中的妇女，冲突对妇女的影响；妇女组织、妇女运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等等；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相关国际法；妇女在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作用等。(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性别分析，主要包括对西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对非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社会性别分析；女性主义与国际关系主流学派的争论；女性主义与其它非主流学派的关系。(三)国际关系实践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研究，主要包括用社会性别分析方法剖析国家间的关系，用社会性别范畴分析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女权运动、生态运动、恐怖主义等超国家和跨国界的集团与势力的活动等。(四)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主要包括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关系研究；对近现代中国对外关系的社会性别分析；为当代中国对外政策提供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理论依据。(五)创建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符合中国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的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但其中一些工作才刚刚开始，另一些还未能提上议程。女性主义准备时刻迎接新的突破，以不断拓展自己的研究领域，并使其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
谈到国内学界对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评价，李英桃将它们分为三类：充分肯定其对传统国际关系学说颠覆性的挑战、对女性主义表示难以接受和有保留的肯定，但保留中带有某种程度的误读，如认为女性主义和现实主义实际上是在同一个舞池里跳舞，而实际上，前者的好多做法已经超出了这个舞池所能容纳的范围。
在论述了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策略时，李英桃认为必须处理好以下7组关系：
(1)“新兴”国际关系学派的强与弱。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派在国内兴起的时间不长，研究人员少，学科背景复杂，专业知识整合不够，研究很不系统、不成熟，但在中国提倡国际关系研究多元化、多样化的背景下，一个有生命力的新兴学科可以吸引新生力量的加入。
(2)“跨学科性”的利与弊。女性主义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但女性主义本身极为复杂，将其运用于对国际关系的分析进一步加大了其难度，使研究者受到很大限制。
(3)“后实证主义”的攻与守。主流学者的实证主义与多数女性主义者的后实证主义有很多不相容的地方，女性主义研究的“科学性”受到质疑。一些学者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分析范畴，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里，更谨慎、准确地使用这一分析范畴，并借鉴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历史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为女性主义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挑战提供经验支持。有的学者特别强调数量分析的重要性，一方面回击了主流学者对于女性主义“科学性”的质疑，一方面保持了自己的立场，值得中国女性主义学者很好地借鉴。
(4)“政治化”的进与退。女性主义具有鲜明的政治目标，致力于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政治目标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女性主义学术的一部分，但它同样要通过实证研究为自己建立牢固的学术基础。
(5)“社会性别”的是与非。由于社会性别所反映的是一种权力关系，与种族、阶级、国家之间的等级关系是相通的，因此，女性主义者在致力于实现男女平等的同时，也必然反对与社会性别相关联的其他各种统治、支配与不平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性别成为一个隐喻，具有了一种表现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的文化寓意。但不能因此而轻视对妇女本身的关注，因为这与女性主义的初衷不相吻合。
(6)“非女性主义”社会性别分析的功与过。随着社会性别分析的意义逐渐为国际关系学者所认识，非女性主义学者对国际关系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的情况必定会有所增加。不可否认，非女性主义者的社会性别研究，可能会模糊女性主义日程，甚至会挤压女性主义的研究空间。但是，具有包容性的女性主义国际关系学欢迎非女性主义学者的尝试，并将更慎重、积极地对待非女性主义学者提出的问题。
(7)“西方化”的好与坏。就目前情况来看，中国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受美国、英国、等知名的女性主义学者的影响较大，大量西方研究成果为中国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鉴于中国学者比较多地吸收了主张差异与多元化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女性主义理论“西方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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