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首译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产党宣言论文,译本论文,陈望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42年2月，一部划时代的巨著《共产党宣言》面世，标志着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揭开了序幕。《共产党宣言》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它的诞生就像一盏灿烂的明灯，照亮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解放的道路。《共产党宣言》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其传播过程颇为曲折，而其中陈望道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
陈望道(1891—1977)，原名参一，单名融，字任重，笔名佛突、雪帆等，浙江义乌人，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成员之一。少年时期的陈望道在家乡私塾中接受了传统教育。16岁时，他到义乌的绣湖书院学习，以后又到金华、上海等地求学。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起初在东洋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后来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学士学位。在日本期间，他结识了日本著名的进步学者、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山川均等人。期间，他利用课余时间努力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新思潮。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面对国内轰轰烈烈的革命形势，1919年6月初，陈望道从日本毅然返回祖国，应聘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当语文教员。
在“一师”期间，陈望道与国文教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在一起，在校长经亨颐的支持下，积极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去。在他们的影响下，1919年11月“一师”学生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2期上发表题为《非孝》的文章，对封建的纲常伦理进行深刻揭露和抨击。此举引起反动统治者的惊恐。陈望道等被扣上“非孝”、“废孔”等罪名，并被撤职查办。当局还企图撤换校长经亨颐。面对封建顽固势力的进攻，“一师”学生英勇抗争，迫使当局收回成命，酿造了“浙江一师风潮”事件。
“一师风潮”使他深受教育，更增强了他对旧制度斗争的信心，并开始认识到这场改革，“实际上只是宣传文学革命，至于社会改革问题，只是涉及一些而已”，如不进行制度的根本改革，一切改良措施都是劳而无益的。他认识到：对待任何事情，不能简单从新旧来判别是非，“单讲‘新’是不够的，应该学习从制度上去看问题”。必须“对于新旧逐渐有所区别和选择”，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这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
风波平息后，陈望道离开“一师”，于1920年春回到故乡义乌。他受《星期评论》的约请，开始潜心研究新思潮，着手翻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包含有极其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文字也极为优美、精炼，译者不仅要谙熟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还要有相当高的中文文学修养。因此，要翻译此书绝非易事，要做到文字的传神就更不容易了。恩格斯也曾说过“翻译《宣言》是异常困难的”的话。
戴季陶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当时思想颇为激进，曾买到一本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亦深知此书的分量，并打算译成中文，可阅读之后，他放弃了自译的打算。戴季陶回到上海主编《星期评论》后，便四处物色合适的译者翻译《共产党宣言》，准备在该刊连载。《民国日报》主笔邵力子得知此事后，便向他举荐杭州的陈望道，认为陈可胜任。于是，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共产党宣言》；陈独秀又通过李大钊从北京大学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原著为德文本)，供陈望道对照翻译。陈望道留日时就读过此书，深知它的分量，也知道进入20世纪以来，有不少有识之士译介它，但都是片断，而且均不准确，甚至有谬误。当陈望道接到邵力子的邀稿委托后，他埋藏在心灵深处的心愿被激活了，他深知这不是一篇普通的约稿信，而是时代的使命，历史的重任，是唤醒中国这头东方睡狮最为嘹亮而有力的号角。
陈望道回到家乡后，在一间柴房里开始专心翻译这部伟大的著作。由于柴房经年失修，破烂不堪，而且山区早春的气候还相当寒冷，常常冻得他手足发麻。可他硬是只凭借着柴房里的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以及老母亲送来的三餐菜饭，夜以继日、孜孜不倦的努力工作。1920年4月，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中文本。此时，《星期评论》编辑部发来邀请，希望他到上海担任该刊编辑，陈望道便兴冲冲前往。
上海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17号，住着李叔同和李汉俊二人。李叔同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李汉俊是留日归来青年，回国后主要从事著述和翻译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和戴季陶、沈玄庐等是《星期评论》的主要撰稿人。1920年2月，《星期评论》编辑部迁到三益里李汉俊家。李汉俊不仅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精通日、英、德语，为人随和。陈望道把《共产党宣言》译文连同日文、英文版本交给了李汉俊，请他校阅。李汉俊校阅毕，又请陈独秀再校看译文。陈独秀审阅时，戴季陶也在，他们看到译文非常满意。戴季陶立即将稿子拿去，准备按计划在《星期评论》连载。不料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星期评论》的进步倾向受到当局注意，被迫于1920年6月6日停刊。而此时，陈独秀正在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印行《共产党宣言》则是当务之急。虽因《星期评论》停刊而无法公开发表陈望道的译作，但陈独秀仍尽全力设法使它面世。陈独秀与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议后，通过多种途径筹措到一笔经费，由一个名曰“又新”的一个小型印刷厂承印《共产党宣言》。
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首译本出版。首译本长18厘米，宽12厘米，平装本，纸质，封面印有水红色马克思半身像，自上而下模印着“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斯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马克思像下端印有“马格斯”三字，右下角还有篆体“华林之印”方章等字样。全书用5号铅字竖排，共56页。封底自右向左依次印有“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定价大洋一角”、“原著者马格斯安格尔斯”、“翻译者陈望道”、“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等。该书刚一问世，立即受到先进知识分子的热忱欢迎，竞相争购。《共产党宣言》初版时印了1000册，即刻销售一空，再版，又印了1000册，仍然售空。当时出版发行是借用了“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名义，而很多读者渴望得到此书，但又苦于寻找不到“社会主义研究社”的地址，于是纷纷写信给《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沈玄庐，询问发行处和怎样才能购买到此书。1920年9月30日，沈玄庐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复信答广大读者说：“你们来信问陈译马格斯《共产党宣言》的买处，因为问的人太多，没功夫一一回信，所以借本栏答复你们问的话”“‘社会主义研究社’，我不知道在哪里。我看的一本，是陈独秀先生给我的，独秀先生是到‘新青年社’拿来的，新青年社在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就这样巧妙地回答了读者提出的问题。
1921年9月，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在刊出的马克思全书的目录中重列了《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单是平民书社就将此书重印了10次。到1926年5月已经是第17版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大为惊慌，千方百计地进行阻挠和破坏。在当时的反动统治下，马克思主义书籍是禁书，反动派常把读马克思的书和所谓“共产”“共妻”“洪水猛兽”牵连在一起，想以此来扼杀马克思主义。陈望道也因此一再受到迫害。尤其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党宣言》译者”的头衔，已成为敌人对他恣意进行迫害的一顶帽子。但是，陈望道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真理总是不胫而走的”，“真理在无声的前进，没有办法阻挡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胜利”。为了避开敌人的耳目，《共产党宣言》在以后再版过程中，除了陈望道这个译名外，还先后用了佛突、陈晓风和仁子等；出版地点也常常更改，如用广州出版社等，其实并未在广州印刷过，无非是为了以假乱真躲避敌人的搜查。总之，从1920年8月第1次印刷发行到1938年上海新文化书房印最后一版时，该书三易书名，四改译名，六换出版单位，冲破了反动当局多次查禁封锁，最终成为我国早期流传最广影响最深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有重大意义。一方面，许许多多具有激进民主主义思想的革命青年，在它的影响下，逐步树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成长为共产主义的信仰者。鲁迅在收到陈望道寄赠的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赞扬道：“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回忆自己如何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时说，有三本书对他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特别重要，其中一本就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其他两本分别是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刘少奇也曾回忆：“那时我还没有参加共产党，我在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当时我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我了解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我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同时也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1949年5月，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南京“总统府”。在“总统府”图书室，邓小平与陈毅纵论各自青少年时发奋读书的经历，也说自己走了马列主义道路与读了《共产党宣言》等启蒙书有密切关系。
另一方面，《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出版，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聚集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革命知识分子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向工人“灌输”马克思主义，使之同工人运动结合。从1921年7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一大确立党的名称中国共产党和党纲来看，党从一开始就是按《共产党宣言》的基本原则组建的。
中共一大召开后，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并提出各地应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开展宣传工作等问题。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为第一任书记。期间，他参加上海工人运动，组织了纺织、印刷、邮务等工会，并到沪西工厂区开办工人夜校和平民女校。同时，他还在《新青年》、《觉悟》、《妇女评论》上发表文章，提倡妇女解放，主张社会改革。陈望道任这一职务的时间并不长，1922年5月，他便向党组织辞去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的职务。1923年党的三大后，他任教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出版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先进的科学文艺理论。1931年，他因保护进步学生，被国民党密令准备暗害，被迫离开复旦，转为从事著述。1932年，他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巨著《修辞学发凡》。1934年6月，他在上海与胡愈之、夏丏尊等人共同发起“大众语运动”。同年9月，陈望道等在鲁迅的支持下，创办《太白》杂志。《太白》被迫停刊后，陈望道应邀到广西大学等任教。抗战爆发后，陈望道回到上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1938年，他在党创办的社会科学讲习所任教。他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组织“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等进步团体。期间，他还参与主编《每日译报》和《语文周刊》。因受汪伪特务的迫害，1940年秋他离开上海，赴内迁重庆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全国人大常委等职。
在腥风血雨的岁月里，任凭社会政治风云如何变幻，陈望道的共产主义信仰都始终如一。他在翻译《共产党宣言》、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宣传革命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这种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后人敬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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