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权之争与奉系军阀国民党化：1929-1931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军阀论文,之争论文,国民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1)06-0027-10
1928年12月29日，东北改旗易帜，“皈依”三民主义，东三省即被纳入到国民党政权的版图之内，由此国民党在东北的党务如何发展就成为国奉关系的焦点之一①。易帜后国民党在东北存在着“官党”与“秘党”的双重面相。一方面，为保东北政权，奉系致力于争夺国民党公开党务领导权，使国民党成为奉系的“官党”。另一方面，对于国民党在东北的“秘党”，奉系实行打击和排斥政策，企图把东北的国民党完全纳入其领导的轨道。出于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党权的需要，奉系高层必然得加入国民党，由此奉系也就一步步走上了国民党化的道路。奉系国民党化以中原大战为分界点，明显地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随着奉系高层不断地加入国民党，其国民党化也基本完成。本文仅从组织关系角度，对奉系军阀的国民党化及其间国奉双方在东北党权方面的博弈加以初步探讨。
一、奉系对东北国民党公开化的因应
东北易帜前，国民党在东北就已经建立了地下组织，秘密发展党务。1927年国民党分共清党，东北各省先后成立党务指导委员会②，1928年春为配合二次北伐，国民党中央又改派东北党务指委③。同年6月，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后，国民党虽对东北问题谋求政治解决，但仍为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北暗做准备。如奉天省党部④特派梅公任、张骧涛等人，组织奉天市党部，“期望中央军进攻东北时，为之内应”⑤。国民党黑龙江省负责人王宾章遣杨致焕、王汉倬二人密抵南京，报告“黑省人心趋向中央，请求建立各县及学校党部”；嗣后又密派单成仪、李桂庭为黑龙江党务特派员，“展开江省党务与民运工作，响应南北统一运动”⑥。李桂庭此时公开身份为启明学院董事长，自从担任黑龙江省党务特派员后，积极联络黑龙江哈尔滨的军事行动，深入各县，大量吸收党员，策反驻军⑦。不久李身份暴露，奉系颁令通缉。11月29日，国民党奉天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临时办公处启明学院被军警包围搜查，携去文件多份，指委会宣传部秘书韦仲达等被捕⑧，启明学院被封闭解散，东北国民党组织遭到破坏。
国民党东北党部在为国民革命军进入东北做准备的同时，国民党中央正在与奉系就东北国民党公开化问题进行谈判。国民党与其他地方军阀的本质区别就是有一套政治理论，这也是国民党取得政权、控制政权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奉系军阀和其它旧军阀一样，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⑨。通过战争的实践，张学良深刻地认识到国民党政治理论的威力和奉系的不足：“如果全国都信三民主义，中国能够统一。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现在占了……这么多地盘，可是我们连一个好县长都派不出去”⑩，所以他深怕国民党在东北开展党务、宣传三民主义会动摇奉系的统治根基。因此东北易帜谈判时，对于国民党在东北公开发展，奉系最初并不同意。
然而东北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已是大势所趋，国民党迟早得在东北建立党部，所以争夺国民党东北党务领导权就成了奉系巩固在东北统治的重要策略。为此奉系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第一，以党部问题为东北易帜的条件之一，尽力延缓国民党东北党部的建立。如1928年7月14日和8月4日，张学良与国府代表谈判时，虽然两次都表示原则同意易帜，但均提出外交、党部、政治分会和热河四项前提条件。其中党部问题，前一次张提出：先派员赴南京见习，再行举办党部(11)；后一次张则提出：党务指导委员会，须经三省政府同意后方始成立(12)；之后在谈判中又要求“国民党党部在东三省暂缓设置”，“所有特委员及中央党部人员，现在东三省秘密工作者均一律撤回”(13)。显然奉系是把党务与易帜挂钩，迫使希望统一东北的蒋介石在东北党务问题上让步。
第二，屡派赞同易帜或与国民党有渊源之要员南下接洽党务与易帜，以便于转圜。1928年8月至9月，张学良先后委派邢士廉和胡若愚为驻京代表，委派老国民党员、前国会参议员奉天人王治安赴沪，10月末又特派邢士廉、王树翰为东三省保安委员会全权代表进京，接洽易帜和党务。12月2日，邢士廉、王树翰见蒋介石，对于东北党部问题，称“张学良已选定多人来宁学习党务，俾明了真正党义后，与政府合力建设东北党部”(14)。奉系派代表南下，国民政府亦派代表北上，双方均借代表之口，表达各自真正意图，利于即时沟通，消除猜忌和误会。
第三，以退为进，制造友善氛围，以换取国民党让步。1928年8月，奉系单方面宣布将前此被捕入狱的东三省国民党员，一律释放，并对以前禁售的三民主义一类书籍和报道国民党消息的《东方杂志》、《国闻周报》之类刊物，一律解禁，允许在东三省自由销售，以表示服从三民主义之诚意(15)。之后，在国民党要求将“在秘密时期，为工作被捕之党员”，“一律释放”(16)的情况下，为进一步缓和双方关系，奉系再次让步。12月8日，奉系将前国民党奉天党务负责人钱公来开释。12月中旬，为搜检启明学院一事，张学良致电北平进行解释：“东省对于党义，屡经表示赞同。党员工作，本无取其他秘密。前此逮捕党员钱某，业经释放，并已派员去京。此为良并不反对党务工作之证明。至‘启明学院’一案，实因街市发现种种反对国民党等传单，经严密侦察，实为该学院所发出，故不得不加以逮捕，彻查讯究。”(17)启明学院一案，本是因为国民党不顾南北和谈之大局，以秘密方式暗派人员在东北开展工作，运作南北统一，致使东北局势紧张，奉系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之结果(18)。然而，张学良此时却隐瞒真相，委曲求全，为国民党开脱，但张还是对国民党采取“秘密”的地下方式进行了婉转的批评，表示了不满。
虽然国民党中央已经确定了政治解决东北问题的方针，但在国民党内也不是没有反对声音，而主要反对者之一便是尚处地下状态的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它“誓死反对以政治解决”(19)东北问题，并提出“组织东三省特务委员会，以资应付”东北政局之巨变(20)。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深处奉系地盘的国民党党务人员为在东北发展党务与奉系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身边同志前仆后继，自然在感情上无法接受国民党中央政治解决东北的决定。所以，奉系既然想夺取东北党务领导权，自然要先化解国奉之间的恩怨和矛盾，为国奉相互妥协创造一个缓和的环境。
第四，切实派员到南京考察学习党务，为日后奉系掌握东北党权作准备。1928年11月26日，张学良致电国府，谓拟于日内选派大批人员进京研究党义，待其了解党义后，一律召回指导东省党务进行。12月3日和5日，张相继派朱光沐和胡若愚为视察党务专员，赴宁调查党的组织与工作，并与中央接洽东北办党事宜(21)。
清末以来，中央弱势，地方强势，地方主义盛行。所以张学良“东北人办东北党部”的想法，并非孤立无援，而是有其社会基础的，当时东北很多人都支持张学良。如1928年9月下旬，吉林人王新甫等上书张学良，拥护张学良“释干戈为玉帛，化南北为一家”的主张，并“建议由各地多选廉明人员，送往南京训练，精译研究三民主义，庶几改革可以彻底，建设方克稳固”。(22)可见，东北人还是支持张学良办“官党”的。
二、东北党权之争与奉系国民党化开始
东北易帜后，国奉双方对东北党权的争夺并未结束，而是更加白热化，由暗斗转为明争。一方面，奉系继续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向国民党施压，意图制造控制东北党务之事实。首先，自设党务筹备处。1928年12月28日，奉系担心“潜伏”的国民党人，乘“新年之际同时举贺”之机“成立党部，麻烦多矣”。于是决定于29日东北易帜之时“同时成立党务筹备处，以资抵制”。但由于奉天省长公署“尚未预备，只好由本署赶速先书一东三省党务筹备处纸条，蓝地白字，贴于总部东墙上”(23)。可见奉系对国民党在东北建立党部的恐惧。奉系一面自设党务筹备处，拒不承认国民党前派东三省党务指导委员，另一面又将东北各省党务指委名单拟定，呈请国民党中央核准委派(24)。奉系欲得东北党务领导权之意图已跃然纸上。
其次，于国奉接洽党务问题时，坚持自办党务之原则。1929年1月6日，奉系与国民党代表协商东北党部问题，决定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省、县党部及东三省军政要员均须入党，但有如下要求：1、东北党部由党务筹备处筹办，候中央任命党务指导委员后，实行组织；2、奉系派员赴南京考察党务工作，严禁私人组党；3、吉黑各省设立党务筹备分处，筹备处及分处均要由奉系自派筹备员负责(25)。
再次，借助媒体制造自办党务的舆论环境。1929年1月10日，张学良接见上海《新闻时报》记者顾执中，便借该报宣传奉系对东北党务的主张，称：“因共产党时时混淆黑白，且目下党纪太坏，每有人利用党的活动压迫小民，故不得不慎重从事。东省对于党务工作在进行，已派多人往首都等处参观及研究党中真谛，并拟开办党务学校，切实训练党务人员，使东省民众成为真正国民党员。”(26)13日，《大公报》又刊出消息：易帜之初，东北“当局曾决设党务研究院，专为习党机关”(27)。
最后，划定省党部办公地，制造自办党务即将开始之印象。1929年1月19日，东北政务委员会决议将“省议会停止”，并将“省议会基址改为省党部”(28)。1月21日，奉系又从奉吉黑三省选派霍战一、佟衡等23人赴南京考查学习党务情形，以两月为期(29)。似乎两个月后奉系就要自办党务。
另一方面，张学良继续采取措施缓和国奉关系，迫蒋让步。如1929年1月26日，张学良下令将因响应郭松龄反奉而被逮捕的齐东野等18人释放(30)。钱公来、齐东野等人均是早先意图策反军队推翻奉系在东北统治之国民党东北党务人员，奉系将这些人全部开释，自然是奉国合作诚意的最好表示。
张学良虽要求东北军政人员均须入党，但这仅是一种政治姿态而已，并非奉系军政人员无差别、无选择地全部入党。如1928年12月16日，张电北平陆军大学东三省籍学员90余人，令克日加入国民党，谓三省党部已在筹备，即将成立，所有服务军政人员，均须入党。张不令奉系自己培养的东北讲武堂学员入党，而是令北平陆军大学东三省籍学员入党，显然作秀成分居多。再如12月底，张指示同泽新民储才馆各人士加入国民党，并责令其专办党务(31)。然而他们真正加入国民党却是在易帜以后，而且虽集体参加了国民党(32)，却都没有领取党证，更没有专办党务，大都在东北军政机关服务(33)。
所以东北易帜后，只有少数奉系人员加入国民党。这些人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原同盟会会员，为加强与国民党的联系而加入国民党，如沈鸿烈。沈鸿烈早年留学日本时便加入了同盟会，东北易帜后即按照国民党规定的特种登记办法加入国民党。1929年1月11日，国民党中央发表东三省党务指导委员9人，其中奉系1人便是沈鸿烈(34)。国民党所以安排沈出任党务指委完全是奉系对东北党权的激烈争夺使然。然而仅沈一人出任指委，这显然只是点缀，奉系当然不会同意。国民党不对东北党权问题让步，其东北党部实难建立。
第二，奉系最高领导层，即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翟文选等人。1929年1月上旬，张致电蒋介石，请按照特别登记法，准其入党，并请蒋介石及何成浚作其介绍人(35)。关于奉系人员入党问题，国民党中央决定交由蒋介石等12名中央委员组成的北方党务审查委员会负责(36)，实际就是赋予蒋便宜行事之权。其结果是，1月23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等经蒋介石、谭延闿介绍，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特别手续准予入党(37)。根据张学良自述，他是“民国十八年，东北易帜之后”，“正式加入国民党”的(38)。可见鲐背之年恢复自由的张学良对自己何时加入国民党还是记忆深刻的。2月4日，经国府任命的东北四省军政长官张学良等人举行宣誓及受印典礼。各长官宣誓的誓词，武职为：“余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文职为：“余谨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国家法令，及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决不雇用无用之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39)从这段誓言尤其是文官的誓言，我们可以看出东北政委会主席、四省政府主席均是国民党党员，即便不是任职前入党，至少也得是任职后不久便入党，否则“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就无从谈起了。所以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与张学良、张作相等人一样也是于东北易帜后加入国民党。
第三，奉系高层，尤其是在易帜谈判时期与国民党接洽的奉系要员，如王树常、王树翰、邢士廉、胡若愚等。1929年3月4日，国民党中常会指派王树常等人为辽宁省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的代表(40)，表明王于东北易帜后便已入党。8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委派邢士廉等5人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41)，说明邢于8月前便已入党。至于邢加入国民党更为确切的时间，我们可以从张学良等人入党的方式及国民党对发展党员的规定中寻找答案。
1927年，国民党分共清党后，即举行党员总登记，并暂行停止入党(42)。此时，国民党清党主要是清除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残留的一切影响，将国民党“改造”成蒋心目中的模样。所以在国共合作背景下，国民党一全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总章》自然也属被“清”行列。而修正后的国民党总章是在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上通过的。该总章规定：“本党党员分党员及预备党员”，“凡年龄在20岁以上，并曾为本党预备党员，受党的训练1年以上，由区分部呈请区执行委员会考查合格，县市执行委员会之审查及省执行委员会核准者，方得为党员。”“党员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预备党员只有发言权。”国民党党部分为中央党部、省党部、县党部、区党部、区分部(43)。
东北易帜后，国奉双方对由谁领导东北党务尚在争夺之中，连东北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都未正式公开成立，县及以下党部就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奉系人员根本无法按照即将通过的新总章规定的正常程序入党。另外，预备党员权力太小，对旨在控制东北党权的奉系来说，没有意义。旧党章国民党不承认，新党章的入党规定又无法适用奉系，而奉系人员入党以便加入东北党部又势在必行。所以蒋只好同意“按照特别登记法”，“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以特别手续”准予奉系人员入党，直接成为国民党党员，并进入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
然而遍查东北易帜前后国民党关于入党问题的各种规定，并无“特别登记”和“特别手续”之法，倒是有“特种登记”之法。1928年10月末到11月初，国民党中常会相继通过了国民党旧党员登记案、《补行登记手续条例》和《修正补行登记手续条例》，均规定：“凡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及登记于中国国民党成立至民国十二年改组时之同志，得适用特种登记表，有妥实之证明，即承认其党籍。”(44)显然该法之适用对象并非张学良等非“旧同志和旧党员”的奉系人员。
如此说来，这就只能有一种解释，一方面，国民党暂停入党；另一方面，奉系人员又非入党不可，于是蒋介石以北方党务审查委员会之名借特种登记之办法，行奉系人员入党之方便。所谓“特别登记”乃“特种登记”之误。
1929年3月23日，国民党三全大会决定停止补行登记及特种登记，以后只准按照修正后之总章定期征求新党员。5月4日，国民党中央正式通令：海内外补行登记及特种登记即日截止，以后只准照修正后之总章，定期征求新党员(45)。7月，国民党中常会相继通过入党手续6条和征求预备党员实施办法，“而各地党部开始征求预备党员之时期，及征求之期限，须先经中央之核准”。10月，国民党中央才“根据实施办法，陆续核准各地党部征求预备党员”(46)。然而“先后核准征求预备党员之党部”并没有东北四省(47)。这就说明自1929年3月国民党三全大会后，奉系人员便不可能再以特种登记方式加入国民党，即便是按国民党修正后的总章入党亦行不通。
所以，邢士廉只能是与张学良等人一起以特种登记方式入党的。蒋介石既然同意了张学良、张作相等人于东北易帜后以特种登记法入党，怎么会独独对邢士廉或像邢士廉一类的奉系要员例外呢？邢士廉虽不如张作相、万福麟等人为奉系核心人物，但邢在奉系也是老资格，属于高层，并在国奉易帜谈判期间，奔走于南北进行联络，于情于理蒋也不会将邢士廉一类奉系人员排斥在特种登记入党之外。所以邢士廉及王树翰等在易帜谈判时期甚为出力的“功臣”，必然也是于东北易帜后同张学良等人一同入党的。
对于奉系领导东北党务的要求，最初国民党仅同意沈鸿烈加入东北党部，其他各省指委仍由国民党原有党务人员担任(48)。“钱公来隐然仍为东北各市县党部(对张张万(49)而言，这些党部都是地下的——原文夹注)的领导中心”(50)。这显然是奉系不能同意的，于是国民党被迫数次改派东北各省党务指委。1929年5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改派东北各省党务指委(51)。然而此次各省仅加入了少量奉方人员，国民党让步甚少。不仅如此，在各省国民党指委中，刘不同、单成仪、杨致焕、马亮等人，夙为东北当局所嫉恨，被拒参加东北党务活动(52)，所以奉系仍不同意国民党的这一方案。国民党为达东北易帜计，乃将这几人分别调到华北工作，如调刘不同为天津市党务整理委员、单成仪为北宁路特别党部筹备委员(53)。7月15日，国民党中常会决议加派汤玉麟、金鼎臣为热河省党务指委(54)。8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再次决议改派东三省党务指委(55)。此次改派，国民党虽再次增添奉方指委，但仍是国民党指委人数占优的局面，对于想要控制各省党部的奉系来说，自然无法满意。
东北易帜后，从奉系自办东三省党务筹备处到国民党屡屡改派东北党务指委，国奉双方均忙于东北党权之争，使得东北党务一直处于停顿状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1年初。东北党务停顿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国奉双方均不做实质让步，长期僵持。国民党虽稍有让步，但无法满足奉系要求。而奉系所以表现出不得东北党权誓不罢休的情势，主要是基于两方面忧虑：一方面，怕国民党操纵东北党部，宣传政治理论影响人心，动摇奉系统治；另一方面，根据国民党的以党治国理论，地方党部有指导、监督地方政府之权，故怕东北政委会及东北各省政府受国民党掣肘。所以，1931年3月26日，在东北五省市党务指导委员宣誓就职典礼上，国民党代表吴铁城才有对地方党和政府关系的如下释疑，以使东北要人不要误会：“党同政府两部系统，监督国府，是中央党部，国府分辖各省市县政府，而各省市县党部负责监察责任，及宣传责任。宣传是宣传三民主义，监察是监察省市县遵奉政府命令，是否违反中央党部的主义，不是地方党部对地方政府有直接监督权。”(56)
第二，战争影响。1929年发生中东路事件，“东北当局为正当防卫计，遣军筹饷，昕熙不遑，国内各重要工作，皆无暇顾及”；1930年关内又发生中原大战，“东北当局，一方主张和平救国，一方整备军实，协助中央戡乱”，致使“党务之进行遂有暂趋停顿之势”(57)。
第三，国民党公开委派的东北各党务指委会缺少经费，无法展开工作。由于国民党一直不同意将东北党权交与奉系，所以奉系一直拒绝承认国民党委派的党务指委会的合法性，也就一直没有给东北各党务指委会拨发经费，以致各省党务指委因无经费而无法开展工作，不得不均积聚沈阳。由于国民党地方党部经费很大比例都是委员生活费，所以奉系不拨经费，国民党各党务指委生活费都无着落，不得不纷纷向中央索要生活费和党部维持费，而国民党亦不得不予以支持(58)，以便在东北继续保持国民党的“公开”存在。由此可见国民党东北党务公开发展乃路漫漫其修远兮。
三、奉系国民党化加速与东北党权归奉
中原大战前，阎锡山为了反蒋需要，将晋冀平津绥察各地的国民党党部全部“暴力封闭”(59)，所以中原大战期间，国民党华北党务工作均被迫停顿。而在晋军撤出平津，东北军刚入城接防时，平津国民党党员“顿呈活跃”状态，对此奉系很是提防，在津曾加劝止，抵平后又“特与中央宣传部特派员董霖接洽，请其持重，以防……妨及治安”(60)。奉系认为华北党务“于时局未定之前，似不得不尔”，即维持现状。国民党被迫接受，只是派员整理华北党务(61)。
1930年11月至12月，张学良赴南京参加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期间张、蒋对华北、东北诸多问题进行了协商。表面上看，张、蒋两巨头会议是商谈北方善后，实则是张、蒋对华北、东北权益的一次重新分配，是东北与华北利益格局的一次重新洗牌(62)。在华北方面，国奉双方均获得巨大利益，尤其是奉系势力重新进入关内，没费一枪一弹就获得了冀察平津青两省三市，晋冯则完全被边缘化。在东北问题上，由于奉系在华北获利甚大，所以奉系略作妥协，国奉双方达到了“双赢”。其中党务方面双方协定：在华北，南京主持华北各级党部，奉系人员参与省市党部，并由华北省市政府支给党部经费；在东北，蒋同意由张主持东北党部，张同意正式建立省党部，而县及以下党部暂不建立。
既然同意奉系人员加入华北党部，自然就涉及到奉系人员入党问题，而国民党新总章规定之入党程序显然不适用。虽然国民党中常会于1930年5月8日便通过了《特许入党办法》，但特许入党申请人仍需要按照国民党新总章规定的程序在其所在地区分部办理入党手续(63)，该法显然也不适用。为便于奉系人员入党并进入东北和华北党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通过了《特许东北有功将领等人党案》：“东北将领及其他政治工作人员拥护党国有功，其未取得党籍者，应准特许入党。由中央委托张学良同志负责调查、报告、介绍，转给党证。”(64)
12月4日，张学良从南京北返，驻天津，与晋冯将领协商晋冯军编遣事宜，至12月末确定编遣方案。在北方军事善后的同时，华北各省党部亦在进行改组。12月8日，张与国民党华北党部代表刘不同商定，嗣后华北党部经费，仍照旧章办理，由省市政府每月按数发给，并由省市政府派二人在党部担任工作，以示党政合作(65)。根据12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之规定，省党务指委会和党务整理委员会由国民党中央派5人或7人组织之。而冀平津各省市党部改组时，国民党中央仅向各省市党部委派整理委员4人(66)。这显然是为奉系预留空缺，以待张学良推举人选后任命。1931年1月5日，张学良正式电东北军政各机关：近与中央商定，东北将领、官吏均应正式入党。于是王树翰奉张谕令，拟介绍刘翼飞、于学忠、周守一、臧启芳、高惜冰、邹尚友、潘景武等人入党，送上志愿书2份(67)。而这些人中绝大多数均已内定为华北、东北各党部委员。例如，于学忠加入北平市党部；刘翼飞、高惜冰加入察哈尔省党部；王树常、何玉芳、马缵益加入河北省党部(68)；张学铭加入天津市党部；胡若愚加入青岛市党部，后不久又被国民党中央暂调为北平市党务整理委员(69)。此外，高纪毅经陈立夫介绍入党，加入了北宁铁路特别党部(70)。3月，这些加入华北党部的奉方人员与再次改派的东北党务指委一起得到国民党中央的明令任命(71)。
除了上述经奉系推荐，并经国府要员正式介绍特许入党(72)以外，还有部分奉系人员是借赴宁开会的机会，在会后由国府组织特许入党的，如辽宁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陈文学等人便是借赴宁开内政会议之机，特许入党的(73)。
东北军入关后，吴铁城曾与张学良商定，在张未赴南京与蒋协商华北党部经费问题前，暂由省市政府按月拨数额不等之维持费给华北各党部，如北平市党部每月5000元，察哈尔省党部每月3000元(74)。但对于维持费拨发时间，国民党要求从1930年10月起，即奉系接收冀察后拨发，并已自10月起停发华北各省市党部经费。而奉系则坚持从11月起，即张赴宁与蒋协商华北党务问题后拨发。由于奉系的坚持，国民党无奈只好接受。11月24日，根据蒋张协定，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按往年标准重新审定了华北各党部月经费预算：河北省党部15460元、天津市党部12300元、北平市党部11500元、北宁铁路党部4700元、察哈尔省党部8000元(75)。其中，有的党部经费实际上比1929年经费标准还稍低，如天津市党务整委会1929年月经费为13000元(76)，而此次重新核定的预算则少了700元。实际上，由于国民党地方党部经常要求增加经费预算，所以该预算原是呈逐年上升趋势的，而中原大战后，不但没涨反而稍有下降，此中体现了奉系对国民党党务发展的影响。此外，对于核定后的经费拨发时间，国民党要求从1930年11月起，即张蒋达成妥协后由华北各省市政府如数拨发，而奉系则坚持从1931年1月起，即华北各省市党部改组完毕，奉系人员加入各党部大局已定后拨发。对此，华北各党部虽多不满，“屡来讨索”(77)，但奉系仍坚持从1月起“照原预算支给”(78)各党部经费。国民党中央亦只能做出由华北各省市政府“逐渐付清”(79)这一自欺欺人的决定，借以维护所谓的中央权威了。
张、蒋在南京对于东北党务曾有协议，即鉴于东北情况特殊，东北仅成立4省党部，而县及以下党部暂不设置(80)。于是在华北善后告一段落后，国民党中央便于1931年2月派吴铁城为代表前往东北，其使命除代表蒋慰劳东北军队，宣扬召开国民会议之意义外，最重要的便是要重建东北党部，由秘密的地下活动改为公开(81)。奉系更是未雨绸缪，早在1930年11月便通知河北省、天津市政府，称东北即将开始办理党务，要调用娴熟人员，以资助理，命其准备干练党员，省府10人、市府6人，填表呈东北政务委员会，以备调用(82)。
在奉系对华北党部问题做出让步后，国民党不得不在东北党部问题上让步。在数次改派东北党务指委均被奉系否决后，国民党中央又于1931年3月再次大规模增加奉系指委名额，并最终得到奉系的认可：改派张学良、朱光沐、邢士廉、彭志云、康明震、李绍沆、汤国桢为辽宁省党务指委，张作相、熙洽、石九龄、韩介生、林常盛、顾耕野、陈士瀛为吉林省党务指委，万福麟、王宪章、王秉钧、吕醒夫、吴焕章、杨梦周、潘景武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委，张景惠、邹尚友、周天放、藏启芳、徐箴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此次国民党又加派张骧涛、卞宗孟二人为热河省党务指委，而后不久又将热河党务指委金鼎臣免职，而以盖允恭补充(83)。如此加派调换后，热河省党务指委为：汤玉麟、盖允恭、李元箸、谭文彬、于明洲、张骧涛、卞宗孟(84)。
于是，东北5省市党务指委于3月26日齐集沈阳，宣誓就职，并先后成立了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根据1930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85)之规定：“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指导党务期间，代行省执行委员会职权”，其任务主要为“办理全省党员之考查及训练等事宜”、“组织全省各地方党部并指导其活动”和“筹开全省代表大会及成立正式省党部”，“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之限期至各该省党部正式成立时为止”。由此可知，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与省执行委员会同级，是正式党部建立前各省党务最高领导机关。
在上述各指导委员中，总的来看奉系委员比国民党委员多(86)；从各省情况看，虽然国民党委员居多的省份略多(参见表1)，但在各指委会常务委员(87)中奉系占多数的省份仍略多(参见表2)。根据前述《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之规定：省党务指委会“设常务委员3人”，由各指委互推或由中央指定之。实际上，东北各省党务指委会的常委均是张、蒋相互妥协之结果。辽宁和哈尔滨均是奉系占据常委席位，就连奉系委员不占多数的黑龙江省党务指委会，亦是奉系人员万福麟、潘景武占据了常委中之2席。而吉热两省，张作相、汤玉麟均担任常委一职。
此次改派与1929年8月那次改派相比，奉系人员所占比例大增，达近六成，但主要集中在辽宁和哈尔滨，该省市奉系人数占到绝对多数。所以此次奉系同意国民党改派方案，成立了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除了因在华北获得巨大利益而在东北略做让步外，主要在于辽宁和哈尔滨两地党务已全然为奉系控制。从奉系角度看，辽宁省为张学良的“京畿”，向来为东北各省的中心，具有代表奉系的政治意义。而从国民党角度看，奉天和哈尔滨在东北易帜前向来是国民党在东北发展党务的两大基地，也具有代表国民党的政治意义。因此，哪方首先放弃了辽宁这块前沿阵地，就等于放弃了东北，何况国民党把两块阵地全都“放弃”。所以奉方对辽宁和哈尔滨党务的绝对控制，就标志着其取得了东北党务领导权。
奉系掌握东北党务领导权后，东北党务指委仍有向有利于奉系方面调整的趋势。如1931年6月11日，国民党中央将热河省党务指委于明洲免职，遗缺以海玉衡补充(88)，于是在热河党务指委会中奉方人员便占多数。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前，无论是党务指委比例、指委占多数省份比例，还是常委占多数省份比例，均是奉系全面占优，这也是奉系最终取得东北党权的重要特征。
四、国民党“秘党务”的受挫
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的最终成立，虽然标志着国民党东北党务公开化的最终实现，但东北党权的旁落，又使得东北党务难以获得实质发展。因为兼任各省党务指委尤其是常委的奉系军政要员，本身都有本兼各职，他们再兼任党部职务实际上是国民党对奉系的妥协，以求党务公开和以党治国“版图”的完整。而奉系军政人员兼任各省党务指委之举，实际上又是与国民党《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组织通则》所规定的省党务指委“以不兼其他任何职务为原则”相违背的。这种制度设计与实际操作背离的现象是当时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实力派之间关系的一个显著特征，不仅在东北存在，在其他地方实力派控制的省份中也是普遍存在的(89)。对于实力不足以控制全国每一个角落的国民党来说，这也是无奈之举。
在国民党东北党部最终建立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国民党在与奉系讨价还价的同时，仍然继续支持原处于地下的国民党东北党部秘密发展党务工作，企图在东北开辟第二条领导路径。东北易帜后，屡经改组的东北各省党部，多由奉系“政军要人及部属充之”，国民党“忠实同志，极少参加”，因此国民党东北党务人员梅公任、张骧涛等称之为“官党”，因“无法与之合作”而开展“秘党务”，以“维持中央正统”。随着国民党“秘党务”的不断开展，其党务经费也由1929年的每月1000元增至1930年秋的每月1万元(90)。可见国民党中央对其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
国民党“秘党务”的主要任务是绕过奉系秘密发展东北市县党部。对此，奉系大为不满，严加禁止和破坏。如1929年7月奉系以“现在辽宁省党部指委业经中央党部重行派定，正在筹备进行”为由，认定在营口出现的“县党指委显系伪讬”，明令禁止。对于之后在洮南和辽阳等地出现的各县党务指委会或党部，也一概认为“均系伪讬，自应照案，一体禁止”(91)。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对奉系并不信任，对其合作态度是否真诚也是怀疑的，而且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放弃辽宁党务，更没有放弃东北党务。可见此时国奉之间暂时妥协与合作的关系，完全是以利益为纽带，以互相利用达各自目的为动机的(92)。
纵观国民党东北党务的发展和奉系国民党化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奉系党化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政权、党权与党化交织在一起；第二，奉系党化具有被动应对性；第三，奉系党化自上而下发展。东北易帜，在国家统一于三民主义的大势下，奉系为了独控东北政权而必须争夺东北党权，由此奉系开始了国民党化。随着奉系势力向华北的扩张，为了向华北党部渗透并最终获得东北党权，奉系开始了加速国民党化。当奉系核心层、高层乃至中层均加入国民党后，从组织关系上说，奉系已基本完成了国民党化。然而在奉系加快党化并取得东北党权的同时，由于国民党在东北采取明暗双线发展党务的策略，使得奉系最终取得的“党权”仅仅是奉系“官党”的党权，而非真正国民党党权，其真正党权仍为国民党掌握着。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以下事实得到证明：第一，九一八事变后，仍是原国民党东北党务人员在东北秘密发展党务工作；第二，在直接领导这些党务人员的最高机关，即在北平成立的东北党务办事处中，国民党仍处于主导地位(93)。可见，虽然奉系高层均加入了国民党，但由于利益的非一致性，使得奉系并没有真正地融入国民党，而是与晋系、桂系等地方实力派一样，演变成为披着国民党外衣的新军阀。
注释：
①目前对国奉关系的研究较少，在党权方面的相关研究可参见郭正秋：《东北地区国民党组织的建立与蒋张关系》，《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在政权方面的相关研究可参见拙文：《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定位与动态平衡》，《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第2期；《东北政务委员会政治空间的膨胀》，《史林》2010年第2期。
②钱公来、刘不同、包景华、王立亭、李光忱、王育文为奉天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以下简称“党务指委”)；刘广瑛、张日新、王佳文、刘耕一、王行文为吉林省党务指委；单成仪、王宪章、吕醒夫、王秉钧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委。参见赵尺子：《钱公来》，中国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革命人物志》第8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1年版，第198—199页。
③包景华、刘不同、王立亭、钱公来、李光忱、王育文、马亮、徐寿轩为奉天省党务指委，张日新、刘广瑛、张仲瑜、王诚、王毓彬、刘耕一、朱晶华为吉林省党务指委，单成仪、李荣五、吕醒夫为黑龙江省党务指委，王崇熙、龚介民、五理封、孟咸直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文武煊、谭文彬、武尚权、王希甫、田印川、沈默、张凤岐、赵子香为热河省党务指委。参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四)，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4、62页。
④1927年分共清党后，国民党中央便令各省党部停止工作，委派党务指导委员成立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负责重新登记党员及组建新党部。1930年中原大战后，华北各省党部被破坏，国民党中央又委任党务整理委员成立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代行省党部职权，负责整理华北各省党务及组建新党部。另外，在原未建立省党部的省份，国民党中央委派特派员成立省特派员办事处，代行省党部职权，负责发展党务，筹建党部。即党务指导委员会、党务整理委员会和特派员办事处与省党部同级别，所以在本文研究时间内，除特别说明外，为行文方便，均将该“两会一处”泛称为“党部”。
⑤梅公任：《革命回忆录》，《革命人物志》第11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3年版，第116页。
⑥《王宾章》，《革命人物志》第15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6年版，第43页。
⑦《李桂庭》，《革命人物志》第20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42页。
⑧(11)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920、848页。
⑨胡玉海：《奉系纵横》，《奉系军阀全书》，辽海出版社2001年版，第279页。
⑩[美]唐德刚访录、[美]王书君著述：《张学良世纪传奇》上卷，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第187页。
(12)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11页。
(13)季啸风、沈友益：《中华民国史史料外编：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报资料(中文部分)》第32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
(14)(15)(17)(21)(22)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218、222、226、231，214，232、233，230、231，223页。
(16)(2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六)，第255、7页。
(18)参见《王宾章》，《革命人物志》第15集，第43页；《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1923-1929)，第920页。
(19)《东三省问题绝对不容政治解决》，《京报》1928年7月13日。
(23)《关于奉省当局准备于易帜同时挂出党务筹备处牌以抵制潜伏党人乘机组织党部的文件》(1928.12.28)，辽宁省档案馆编：《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4—6页。
(24)《东方杂志》第26卷第5号，第125页；《东北党务》，《大公报》1929年1月9日。
(25)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238页；《东北政务委员会》，《大公报》1929年1月8日。
(26)(31)(34)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239，232、236，241页。
(27)《东北党政》，《大公报》1929年1月13日。
(28)《东北政委会议决各机关改组事项及奉天省长公署的通令》(1929.1.19)，《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8)，第107页。
(29)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243页；《东北派员习党》，《大公报》1929年1月21日。
(30)参见赵尺子：《钱公来》，《革命人物志》第8集，第197页；钱公来：《朱霁青》，《革命人物志》第1集，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69年版，第378页；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244页。
(32)除李绍沆以外。东北易帜后，张学良拟从同泽新民储才馆学员中选派辽宁省党务指导委员，但要求是国民党员，经朱光沐彻查，只有李绍沆一人是国民党员，张就派李绍沆为辽宁省党务指委。李绍沆虽曾为国民党员，但自1927年12月考入同泽新民储才馆后便受严格军事化管理，与外界基本脱离关系，故李只能算是奉系化的国民党员。
(33)参见李荫春：《同泽新民储才馆》，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杏坛忆旧》，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160页。
(35)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240页；《张学良请蒋介绍入党》，《大公报》1929年1月11日。
(3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七)，第63页。
(37)(39)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244、246页。
(38)窦应泰：《张学良遗稿：幽禁期间自述、日记和信函》，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第92页。
(40)《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七)，第400页。
(41)《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九)，第112—113页。
(42)参见《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1929.3-1931.11)》，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43)《修正后之国民党总章》，《东方杂志》第26卷第7号，第127页。
(4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六)，第326—379页。
(45)《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6卷第10号，第162页；《时事日志》，《东方杂志》第26卷第13号，第126页。
(46)《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前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报告(1929.3-1931.11)》，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第209页。
(47)先后核准征求预备党员之党部，国内有：浙江(5个月)、河南(5个月)、青岛(3个月)、上海(3个月)、天津(2个月)、北平(2个月)、山西(5个月)等省市党部，及北宁铁路特别党部(1个月)、中央政治学校区党部(仅未入党学生63人)。参见李云汉主编：《中国国民党党务发展史料——中央常务委员会党务报告》，第232页。
(48)即黑龙江省党部委员为单公威、王宪章、吕醒夫、王秉钧等；吉林省党部委员为刘广瑛、张日新、王佳文、刘耕一、王行文等；奉天省党部为刘不同、包景华、王立亭、李光忱、王育文、钱公来等。参见梁肃戎：《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国民党人在东北的活动》，刘维开：《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之重要文献》，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92年版，第631页。
(49)即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
(50)赵尺子：《钱公来》，《革命人物志》第8集，第199页。
(51)改派张学良、王君培、刘不同、彭志云、马亮、张铎、赵连丰为辽宁党务指委，张心洁、王秉谦、张作相、王诚、张鼎任、顾耕野、单成仪为吉林党务指委，李元箸、谭文彬、张启明、于明洲、梁中权为热河党务指委，吕醒夫、王宪章、万福麟、杨致焕、田见龙、王秉钧、刘存忠为黑龙江党务指委，张冲、韩圣波、张大同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八)，第185页。
(52)《王宾章》，《革命人物志》第15集，第43页。
(5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九)，第6页。
(5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八)，第511页。
(55)改派张学良、王君培、彭志云、王树常、康明震、李绍沆、徐箴为辽宁党务指委，张作相、韩介生、熙洽、林常盛、石九龄、张心洁、顾耕野为吉林党务指委，万福麟、王宪章、田见龙、王秉钧、孟传大、吕醒夫、陶经武为黑龙江党务指委，张景惠、张冲、张大同、张瀚、邢士廉为哈尔滨党务特派员。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九)，第112—113页。
(56)东北文化社年鉴编印处编：《东北年鉴》，沈阳东北印刷局1931年版，特三。
(57)《东北年鉴》，特一、特二。
(58)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九)，第55、83、182、190、244、308、409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四)，第189、192页。
(5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一)，第278页。
(60)《第五旅旅长董英斌为晋军撤出北平中央党员顿呈活跃曾加劝止与张学良往复电》(1930.9.24—26)，《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0)，第595页。
(61)冀平津等省市党务整理委员会于东北军接收平津后陆续成立，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二)，第49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三)，第55、56页。
(62)张学良在南京期间，与蒋达成的若干协议，参见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357、359、360、364—366页。
(63)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一)，第425—426页。
(64)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916页。
(65)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367页。
(66)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三)，第202、125—126页。
(67)《张学良为与中央商定东北将领官吏均应正式入党给东北边防军司令公署及各省市电》(1931.1.5)、《王树翰为奉张谕拟介绍刘翼飞等加入国民党送入党志愿书函》(1931.2.19)，《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1)，第328、477页。
(68)《张为我兄必须加入北平市党部致于学忠电》(1931.1.31)、《刘翼飞为拟同高惜冰加入党务工作和省党部经费是否照原计划支给致张电》(1931.1.21)、《张为王树常拟保辽一师校长马缵益为河北省党指委准其前往致吴家象电》(1931.2.21)，《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1)，第421、402、449页。
(6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三)，第126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四)，第447页。
(70)《高纪毅为中央党部委为北宁路党部委员可否就职事与张往复电》(1931.2.23—26)，《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1)，第477页。
(71)(73)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四)，第307—309、256页。
(72)上述王树翰所谓“介绍”仅是向国民党中央推荐入党的人选，嗣后又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正式介绍这些被荐人员特许入党。参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四)，第10、178、201、273、276、351、486页。
(74)《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三)，第144页；《刘翼飞为拟同高惜冰加入党务工作和省党部经费是否照原计划支给致张电》(1931.1.21)，《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1)，第402页。
(75)(79)《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三)，第107、452页。
(7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第130页。
(77)《刘翼飞为拟同高惜冰加入党务工作和省党部经费是否照原计划支给致张电》(1931.1.21)，《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1)，第402页。
(78)《张为省党部市党部经费从本年1月起照原预算支给复刘翼飞、王韬电》(1931.1.29)，《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1)，第414—415页。
(80)张友坤等：《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360页。
(81)王星舟：《吴铁老东北之行》，《传记文学》第29卷第4期，第34页。
(82)《东北年鉴》，第56页。
(8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四)，第307、308、349页。
(84)《关于张学良等任北方诸省党务指导委员的文电》(1931.3.15—4.27)，《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11)，第511页。
(8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三)，第202页。
(86)其中奉系人员为：辽宁张学良、朱光沐、邢士廉、彭济群、李绍沆、汤国桢6人，吉林张作相、熙洽、陈士瀛3人，黑龙江万福麟、杨梦周、潘景武3人，热河汤玉麟、盖允恭、卞宗孟3人，哈尔滨张景惠、邹尚友、周天放、藏启芳4人，共19人；国民党人员为：辽宁康明震1人，吉林石九龄、韩介生、林常盛、顾耕野4人，黑龙江王宪章、王秉钧、吕醒夫、吴焕章4人，热河李元箸、谭文彬、于明洲、张骧涛4人，哈尔滨徐箴1人，共14人。
(87)1938年7月，国民党中执会修订《省党部组织条例》，规定各省党部设主任委员一人，始行主任委员制(参见陈兴唐主编：《中国国民党大事典》，中国华侨出版社1993年版，第529页)。而在此之前，国民党省党部一直实行常务委员制。所以在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人绝不可能担任主任委员。因此，《革命人物志》第8集第199页所载“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为主委”和《张学良年谱》(修订版)第380页所载“张学良为主任委员”，均有误。
(88)《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十五)，第178页。
(89)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90)参见梅公任：《革命回忆录》，《革命人物志》第11集，第117—119页。
(91)《东北政委会为营口之县党指委显系伪讬应饬令禁止给辽省府指令》(1929.8.31)、《辽阳县县长石秀峰为报县境并无党部组织给辽宁省政府呈》(1929.10.19)，《奉系军阀档案史料汇编》(9)，第19、215页。
(92)张易帜是为了借蒋中央之力应对日本，蒋给东北半独立之地位促其易帜，则是为收统一之效，捞取政治资本。
(93)参见陈立文：《从东北党务发展看接收》，台北：东北文献杂志社2000年版，第43—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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